英国摄影师菲利斯·比亚图拍摄的最早的广州清晰影像首次现身
1860年年初，一个名叫菲利斯·比亚图（Felice Beato）的英国摄影师在印度加尔各答登船，向北方的中国内地驶去。不久之后的3月，他在香港登陆。他的旅行箱中，装着9年前在巴黎购买的唯一一只镜头。他的任务，是北上京津，为英法联军正在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留下影像。
比亚图在后来的战争中留下了一些相当经典的影像，比如著名的恭亲王奕的肖像以及被焚前的圆明园的景象。而他在北上之前于广州留下的24张黑白银版照片，成为这座古老城市现在所知的最早一批清晰的影像资料。这批收藏在英国伯明翰中央图书馆中的珍贵照片，经广州著名摄影师许培武发现并获准授权使用，经本报第一次公布在公众面前。
本专题采写
记者卜松竹
图
由许培武提供
展现广州“老地标”各异的命运
细节突出为建筑“立此存照”
许培武是在2008年的时候看到这批片子的。当时北京奥运会正进入高潮，同时英国举行了“中国当代艺术文化年”的系列活动。在伦敦的V&A博物馆，一个“中国制造”的大型展览开展。展览中，这批来自伯明翰图书馆的老照片，和许培武拍摄珠江新城变迁的系列照片一道，组成了在时空上相互交织，在地域上彼此拼贴的一个混合单元。其强烈的对比和其中蕴藏的厚重历史、文化信息不但震撼了当地观众，也令许培武萌生了将这批照片带回国内，介绍给大众的念头。“当我最后拿到使用授权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激动”许培武说。
不过许培武的目的还不止于此。他很想搞清楚，比亚图镜头下的那些老广州的地标如今怎样了。十几年来，他一直在广州的珠江新城、南沙和城中村中，拍摄和记录这座城市的变迁。或许是因为目睹了太多的“消失”，因此这些“只存在与想象中的广州影像”令他心驰神往。因此他走遍广州的各个角落，找寻这些旧地标的“现在时”。
许培武向记者展示了六张代表性的照片，其中《广州英国商会》、《金融街》、《衙门前的牌坊》三张的原址现在已经无法在城市中准确定位，而《光孝寺》、《孔庙》、《五羊仙观》三张，则可以很清晰地与今天广州城市中的这些古建筑相比照。
比亚图的照片提供了惊人的历史细节。根据《生活》月刊的编辑、影像研究者殷贝贝的说法，“比亚图用古典主义绘制人像的方式为建筑‘立此存照’……他采用大画幅较远地拍摄，尽可能展现完整的建筑全貌。画面构图大都简单、规整，却（不知是否有意）安排一些中国人在建筑物旁出现，为后人留下理解建筑体积的参照，也是日后对应年代、国度的标签”。许培武说，从这样的对照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座城市变迁的脉搏，梳理出一条城市的文脉，让人回忆起一些最应当珍视的东西。另一方面，虽然是150年前拍摄的照片，比亚图的这些作品在构图、技法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给人以一种穿越时空的经典感受。
军事报道摄影先驱者
推动中国和日本摄影术的传播
事实上，比亚图并不是第一个用照片方式记录下广州城市影像的摄影家。在他之前的1844年，第一个将摄影术带入中国的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及尔就在澳门、广东等地拍摄了一组照片。包括行商巨头潘仕成的肖像在内的这批照片，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摄影作品。但是遗憾的是，这批用达盖尔照相机拍摄的照片清晰度相当糟糕，暗淡而模糊。而如果说最早的清晰的广州照片，目前则非比亚图莫属。
比亚图在中国和世界摄影史上的地位还不止此。他19世纪20年代出生于意大利，后加入英国国籍。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在中国北方拍摄了大量的残酷战争的场景，记录了北京皇家园林的破坏和英法联军对天津的占领，曾被誉为“军事报道摄影的先驱者之一”。作为为数不多的随军摄影师，他有机会接触并拍摄了恭亲王奕。照片上的恭亲王表情肃穆，双眉紧锁，悲凉而忧郁。这是目前可知的最早的皇室成员的照片，也让比亚图成为第一位拍摄中国皇室成员的外国摄影师。
比亚图在中国活动的时间仅为一年，但他却拍摄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摄影作品。他先后跟随军队拍摄了香港、广州、天津、北京等地，是迄今为止最早拍摄中国地区的摄影师之一。尤其是当时限制外国人进入的皇城北京。其拍摄了通州燃灯塔、安定门、清漪园、天安门、雍和宫等，是现在所见老北京最早的照片。从他当年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被攻陷的大沽口炮台上“担任防守任务阵亡的中国士兵，趴在一个要塞城堡上，旁边摆着他们原始的土炮和弓弩”，那清朝士兵尸首遍地的场景记录了联军野蛮屠城的结果。可以看到1860年8月2日英国军队从中国军队手中夺得的北塘要塞战后的情景。他从多个角度和位置记录北京老城墙和城门的照片，为还原北京旧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而比亚图在1860年10月18日拍摄的一张照片，则成为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焚毁前的绝影。在这张照片的背面，他留下了一行记录“伟大的帝王宫殿圆明园在烧毁之前，北京，1860年10月18日”。
比亚图在中国的摄影实践推动了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此外，他还游览了亚洲各地，拍摄了大量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然风景、古代建筑和人物肖像等。他从1862年至1877年一直在日本工作。1863年他在日本横滨与英国人Charles Wirgman合作出版了他的摄影作品。比亚图在日本期间，也拍摄了众多日本当地的风俗照片，同时他还曾开课讲授过摄影知识与理念等，为日后日本的摄影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视为将摄影术带入日本的开创者之一。
镜头下的广州静谧而优雅
五仙观老照片帮助复原牌楼
比亚图取道广州进入中国内陆。在殷贝贝看来，“他在广州作了极其短暂的停留，却在极短的时间内以外来者独有的敏感拍摄了一批老广州西关的特色建筑。与比亚图后来在天津一带拍摄的战后场景大相径庭的是，他镜头下的广州静谧而富有生机，优雅得几乎让人难以相信。”
许培武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比亚图当时的身份是战地摄影师，但他实质上也是一名商业摄影师，加上广州当时也并非交战中心所在，因此在他拍摄这些作为老广州地标的建筑时，并没有将视线过多地集中在“交战国”的阴暗面上，而是试图更多地呈现出它们在城市，以及城市人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典雅、富有美感的一面。他拍摄这些照片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或许只是让西方的观众了解到一个遥远异国的风景。
不过在许培武后来的寻访中，他发现他所处的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城市化的过程，已经令古城广州与比亚图镜头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静谧的优雅”大为不同。一个例子是，他试图从同样的距离拍摄越秀山上的镇海楼时，原来比亚图所站的拍摄点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高楼所覆盖。
作为记录广州城市变迁最知名也是最早的摄影师之一，许培武在这方面的主题拍摄大致开始于1993年广州地铁一号线开建时，对中山路沿线的骑楼街的改造，“成片的骑楼被拆除，很多老房子一夜之间就不见了”。随后他又拍摄珠江新城、南沙、西关，用镜头记录下城市变化的动态过程。比如他从2006年12月拍下了第一张广州电视塔的照片，当时那里还是一片空地。随后他每个月在同一个地方拍摄一张，一直拍到电视塔一截截地生长起来；又如他拍新的广州城市中轴线，也是每隔固定时间在同一位置拍摄一张。他认为这是“记录下广州新标志建筑的生长过程”。从他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广州“南拓”中山、海、水、田如何变化，珠江新城十几年的建设中，原来的村落、农田、猪场、鸡场、垃圾场，如何一步步变为今天的大剧院、博物馆和高档写字楼、住宅。他所做的这些尝试，无意中与比亚图150年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和互动。
许培武认为，对于记录城市的老照片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目前国内的情况并不好。而在欧美国家，这种城市影像资料的留存收到相当的重视。伯明翰市在上世纪90年代准备进行城市改造时，请来一批摄影师在改造前、改造中和改造后巨细无遗地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全面记录下了城市的旧貌，以及变化的细节和过程。这种记录的价值在广州恢复五仙观正门牌楼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正是依靠作为友好城市礼物赠送给广州的一张比亚图拍摄的五仙观老照片，广州在本世纪初的五仙观修复过程中还原了牌楼的旧貌。
文献来源：2010-07-10 广州日报-B15
作者：卜松竹 许培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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