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铸于清代顺治年间的巨型铁钟，为一级文物。该钟通高1.24米、口径0.92米，重约500公斤，双蒲牢兽形钮，钮高0.31米，钟口微外撇，钟体纹饰简单，三匝铸痕明显。该钟历300多年之久而完好保存及今，是十分难得的清朝初年文物。
更为难得的，是钟身铸刻有清晰铭文164字，这些文字记录了清军的平南王尚可喜在顺治初年，攻占广州城时的部分用兵行动的实情，因此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其铭文曰：今上龙云之七年，平南奉命恢粤，二月初六师抵五羊城北白云山，结营山阿，凡九阅月。将士奋腾，兵马无恙。其间铸炮制造，随手而应，阴有神助，是年十一月初二恢省，追溯不忘，乃捐资建造太平庵，内塑佛像。爱勒之钟鼎，以志佛力于不朽，仍镌以铭。铭曰：鸣錞肃旅，以事南征。缘岩列帐，依峬分营。百举汇应，乃克坚城。爰塑佛力铸钟铭，用以永播其芳声！顺治壬辰岁三月吉日，平南王建。广州府督捕通判周宪章监造。
通过铭文，我们可以知道，尚可喜率清军于1650年二月初六抵达广州城北白云山下安营扎寨，于当年十一月初二攻下广州城，整个过程耗费了近9个月的时间。
●惨烈的攻城战
攻城战的清军统领尚可喜，原籍山西洪洞，最初为明辽东广鹿岛副将，后降清。顺治六年（1649年），尚可喜接受清帝授予平南王称号，和另一位“降将”靖南王耿仲明合兵几万人直扑广东，开始了史称“两王”入粤的军事行动。尚可喜的南下征途很顺利。到了顺治七年，他打到广州城下。在这里，他碰到广州军民的顽强抵抗，战况惨烈。
当时，广州城守将为南明两广总督杜永和（原李成栋之副将）。他仗着兵多粮足，士气高涨，摆开决战架势。南明的将士疏通了三道河流，引海水环绕其间，河床泥泞不堪，使清兵寸步难行。双方先后展开三场激战，均以清兵溃败告终。清将尚可福等在这次攻城战中被击毙。据《尚氏宗谱》记载，清军尸体在攻城地点下堆得几乎和城墙一样高。耘野的《行在阳秋》中也记载了当时广州市民英勇抵抗的情形：“城中人亦撄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送饭)。清兵环围城外……”
在守城战的后期，因把守西门外城的主将范承恩叛变，形势急转直下。
攻入广州城后，尚可喜就下令杀人3日， 从西门连杀十八铺路（一铺为十里）。军中幕僚黄湘知道后，心中不忍，连夜召集几个心腹士兵在城郊竖立假标志。从六脉渠支流“第一津”起，每隔十八丈，便立一个木牌，标志甫数（古代“铺”同“甫”相通），一直立到十八甫。次日天明，清兵从第一津开始杀去，一直杀到“十八甫”才封刀，由于范围小了许多，被杀的人也大为减少。从此，“十八甫”的名称便流传下来了。
根据当年在华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在《鞑靼战纪》中写道：“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兵民万余”，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但据《广州城坊志》的记载，本次屠杀死者高达60余万人，其中有六七千人躲藏在六脉渠中，刚好碰到大雨，几乎全部溺亡，仅有2人活下；另外，有7人躲入大南门后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而避过一劫。对于平南王尚可喜的这次报复性屠城，史称“庚寅之劫”。
尚可喜父子在广州统治了30余年，在其统治期间，尚非常贪婪残暴，对老百姓非常苛刻，因此口碑很差，广州的百姓都很憎恨他。如今的解放北路迎宾馆，就是当年富丽堂皇的平南王府的一角。
●平南王铁钟被发现于废铁中
广州博物馆所收藏的平南王铁钟，是1975年10月从三元里北两公里处的广州汽车修理厂被征集回来的。当时的汽车修理厂实际上已经停业，变成一个废钢铁回收站。一天，回收站的员工在一堆废钢铁中发现了此钟，巨大的钟体以及钟上精美的铭文让他们产生好奇，遂通知了广州博物馆。文物专家通过阅读钟上的铭文，发现此钟最初的放置地是“太平庵”，但根据《羊城古钞》记载，在明末清初这段时期，与平南王有关并在同时期所建的庙宇只有小北门外的“得胜庙”，而其他相关史料均无“太平庵”的记载。
正当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文物专家在白云山附近的下棠村实地考查中，发现了一处叫“白云庵”的遗址。在“白云庵”附近访问了当地的老村民，他们回忆起“白云庵”原有一口半人高的大钟，上有文字，1959年生产队在该庵办起了制造厂，但大钟还一直放在庵内。到了1976年，“白云庵”整体被拆迁，大钟就慢慢不见了。当文物专家出示“平南王铁钟”照片后，老村民曹广认出就是当年的原物。
至此，所有疑团终于被解开了，铁钟并没有被置于“太平庵”，而是一直藏于“白云庵”。铁钟铭文上提到的“太平庵”，也许只是尚可喜准备兴建的一座放置铁钟的庙宇，但庙宇最后并未建成。
平南王之所以要铸钟建庵，除了宣扬自己的战功外，专家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第一，满清旧俗尚佛，作为明朝的叛臣，清王朝对他始终有戒心，所以他要在信仰上尽可能与清廷保持一致。第二，清初的岭南佛门，是许多前朝遗民的避难所，在平定岭南之初，宣扬佛教，有助于平服汉人反抗的情绪。
此外，信佛还是平南王尚可喜掩盖内心愧疚的一种手段。在他统治广州期间，和广州名僧天然和尚关系很好，天然和尚曾做过海幢寺住持。尚可喜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出家为尼，但这只是杀人如麻的他对自己的一种心理安慰罢了。最终，尚可喜还是难逃郁郁而终的命运。
文献来源：2009-07-05 羊城晚报-B3
作者：邢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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