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活看似平常,却反映着一种生活理念。不同的家庭生活理念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生活样态。生活理念又和人的脾气秉性关系甚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性格决定生活。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具备事业型和生活型的双重特征。他既不因事业而忽略家庭,也不因家庭而贻误事业；而是以事业培植家庭,以家庭促事业发展；同时不以高高在上的家长的姿态自居,对妻子儿女平等相待,能够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尤其是他在家中脾气平和,用爱心主导情感,所以日常生活就和谐而充满了欢乐。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曾明确表示:“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特别难得的是,经过多年的生活磨练和积累,梁启超越来越感觉到家庭欢乐的珍贵。
他晚年自称:“我关于德行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的愉快”。
夫妻关系是家庭的重心。梁启超对两位夫人的尊敬和爱戴确保了梁家的安宁、祥和。对于李蕙仙,梁启超信任、体贴、关怀。他在给李蕙仙的信中曾得意地说:他们的结合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
王桂荃由于出身卑贱、地位低下的原因,在梁启超的文字记述中很少,但他对王的爱恋和依赖决不比李蕙仙差,尤其在日常起居的生活方面,梁启超离不开王桂荃。梁启超出远门,经常会带王桂荃前往。护国战争期间由于没有王桂荃在身边,梁启超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饭,几乎天天思念“王姨”。尤其到了晚年,梁身体不好,全靠王桂荃精心照料。王桂荃别看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聪明过人,在日本时她日语学得最快,一度成了全家人的翻译。她也极善于处理和梁启超、李蕙仙、孩子们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在家中威信颇高。梁启超说她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梁思成则讲她是“不寻常的女人”。梁思成虽非王桂荃亲生,但对她感情很深,总是亲切地称其“娘”。
处理夫妻关系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君不见多少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夫妇之间却弄得一塌糊涂。梁启超有了王桂荃这样通人情、晓事理,又勤劳干练的可以担当家庭主妇式的好媳妇,又有李蕙仙那样有地位、有文化、懂社交的贵族小姐撑门面,就如鱼得水,进退自如了。
子女不仅是家庭的希望,而且是天伦之乐的源泉。一向将希望看做人生动力的梁启超在子女身上用情颇多。在梁家这样的富裕家庭里,孩子们具体的衣食住行自然不用梁启超来操劳,但给孩子的爱则是必须的。总体来看,梁启超对儿女们的爱是炽热而持久的。他无论工作多忙,都不忘给孩子们写信。有时到深夜一两点钟,电灯灭了,点上洋蜡,他仍然要写。有的信,由于太忙了,断断续续要写十天半个月。现存的这些家信,基本都是写给儿女们的。他在给儿女们的信中承认:“思顺这次来信,苦口相劝,说每次写信就流泪。你们个个都把爹爹当宝贝,我是知道的”。儿女们所劝的当然是要梁启超注意休息,保重身体。梁启超和儿女们之间是真诚关怀,其乐融融。即使是在一起吃饭,也充满欢乐。
梁启超对子女的爱就是这种平等的爱,而不是老爷式的封建的爱。每当炎炎夏日,梁启超常常和孩子们一起到北戴河海滨嬉戏。他颇有童趣地给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写信叙述道:“我们一个个都晒黑了,庄庄尤其厉害,像比忠忠还黑,但她的凫水成绩很好,思永也许她小学毕业了。我也天天入海,却只学得三十岁的孔夫子,可笑之至。一群孩子都要求明年再游,他们私自商量,说若是爹妈打不起兴致,把姐姐请来,领头运动一定成功”。
梁启超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还特别会欣赏孩子。晚年,他给刚两三岁的小儿子思礼起了个外号叫“老白鼻”(可能是取英语baby之音),常在给儿女的信中描写其天真活泼的可爱样儿。
梁启超对孩子们就是这样津津乐道,快乐开心,活像个“老顽童”。但对自己个人的生活起居却不大会安排,常常是没有规律,随兴所至。他酷爱写作,即使是繁忙的社会活动,也会挤出时间来写东西,晚年更是如此,而且一旦兴趣来了,几天几夜连着干。1924年4月给大女儿的信中说:“我这十来天著书著得兴会淋漓,夜夜通宵”。护国战争期间,梁启超“未尝食一顿正经饭,未尝睡一场正经觉”。在协和医院养病,还坚持利用小饭板写作,直至去世一直在赶写《辛弃疾年谱》。在北戴河度假,居然把一部《桃花扇》注完了,还觉“无所用心”。他在致儿女们的信中说:
“到北戴河以来,顽的时候多,著述成绩很少,却已把一部《桃花扇》注完,很有趣。在此虽然甚闲,却也似甚忙。每天七点多钟起来,在院子里稍为散步,吃点心下来,便快九点了。只做两点多钟正经功课,十一点便下海去。回来吃中饭,睡一睡午觉,起来写写信,做些杂课。四点后便打牌。六点多钟吃晚饭,饭后散步回来,有时打牌,有时闲谈,便过一天了。因为四点钟后便无所用心,所以每天倒床便睡着,大约我生平讲究卫生,以这一个月为最了!”
梁启超讲得很对,像在北戴河这样注意休息、保养身体的时候极少。其实,他基本不懂养生之道。这与他的英年早逝也有着相当的关联。他喜欢打牌,高兴时几天几夜地打；他喜欢喝酒,常常不节制,一醉方休,晚年因身体原因,医生让他禁酒,他自叹少了很多乐趣,经常抱怨。他也喜欢抽烟,吃辣椒,不过常有过量的时候,医生劝他少用,他基本不听。梁启超在一封家书中透露出他的饮食失度:
“昨夜因作文彻夜未睡,清晨时极饥,命煮腊味饭,饱餐两大碗(直至今午十二时乃睡,三时即起)。今晚又两赴宴会,食又过量(即写信时亦已夜半二时也,客初散也)”。
梁启超这样生活少规律,睡眠也不好。他在儿女面前坦陈:“睡不着的时候多,因为有许多心事(不外政治问题或学问问题,也常常想起你们)在床上便想起,大抵十天中有两三天到床便睡着,仍有七八天辗转反侧很夜深也不定”。休息不好,付出又大,食不定,心难静,梁启超自然和长寿无缘,56岁就英年早逝,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文献来源：2009-06-11 南方都市报-B14
作者：李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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