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生活在家庭,而人在家庭中的表现往往较在社会上更逼真,更接近自我,家庭最容易展示人的本性。所以,了解人、研究人,如果仅探讨其社会角色,而忽略了其家庭角色,显然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但一般情况下,有关个人家庭生活的资料很难寻觅,即使是在历史上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其社会活动的史料有时堆积如山,其家庭中的记述则寥寥无几。这也是许多人物传记缺少传主家庭生活叙述的重要原因。
所幸,梁启超一生留下了近50万字的家书,且大部分得以保存,其中不乏关于家庭的描述；他的外孙女,即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女士,经过自己的回忆和多年对家人、朋友广泛的访问查找,写出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为透析梁启超在家庭中的风姿提供了形象的素材。同时,《饮冰室合集》和其他散见的关于梁氏家庭的零星史料,不仅可以对回忆、调查得来的史料加以印证,而且能拓展新的视野。有了这些前提,本文得以粗线条地再现梁启超的家庭状况和日常生活,从中领悟某些生活的哲理。
梁启超的老家广东新会县的茶坑村,是岭南的一个小村落。梁家虽然在村里比较富裕,但也不过是一般的耕读之家,默默无闻。但到梁启超组建家庭的时候,由于他考中了举人,又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暴得大名,特别是在民国初年的学术界与政界地位显赫,其家庭状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梁启超的两位夫人
1891年11月,19岁的梁启超和23岁的李蕙仙结婚,正式组成家庭。
李蕙仙,贵州人,生于1869年,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1889年,李端棻往广东主持科举考试,17岁的梁启超才华横溢,李端棻大为赏识,遂将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当时作为平民百姓的梁启超自然受宠若惊,深深体味到攀龙附凤的惬意。两年后,李端棻在北京亲自主持仪式,为他们完婚。
梁启超兴高采烈地由广东赴北京时,其师康有为特意赋诗一首为其送行:
“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诀荡上天门。”
诗虽简约,但真实道出了青年梁启超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快活心情。
梁启超在北京度过近半年的新婚生活之后,1892年夏携娇妻回到了广东新会老家茶坑村,住进了新房“诒堂书室”。李蕙仙作为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下嫁梁启超这样的乡村耕读之家,一直到1899年梁启超接她去日本,安然若素地生活在这南国边远村落,确实难得。李蕙仙1893年生女儿思顺；7年后生一子,刚两月即不幸夭折；1901年生儿子思成(兄妹们习惯上仍称其为二哥)；1908年生女儿思庄。总共是两男两女。
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是王桂荃,原名来喜,生于1886年,四川广元人。王出身贫苦,母亲早逝,在继母的打骂下过着食不饱、衣不暖的凄苦生活。更为不幸的是,4岁时父亲就抱病身亡,办丧事中还被人骗,以致家中一空如洗,来喜无奈被卖于他人。后来又4次被人倒卖,经历了人世间少有的折磨。1894年,李蕙仙回贵州探亲,见8岁的小来喜聪明可爱,勤快懂事,就收她做了自己的贴身丫鬟。进入梁家后,来喜落落大方,任劳任怨,精明干练,活泼可人,处处打动着同情心极浓的梁启超的心。梁启超甚至精心为她起名“桂荃”,后又亲切地叫她“王姬”或王姑娘。天长日久,梁启超与她迸发出爱的火花。但是,梁启超最终能够得到李蕙仙的认可,和王桂荃顺利结合,从目前见到的资料上来进行推理分析,大概和另一位海外小姐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1900年,梁启超往北美访问,在檀香山遇到一名年轻貌美的华侨女子何蕙珍。何为他做英文翻译,口才流利,知书达礼,举止大方,还非常崇拜梁启超,并主动提出要嫁给梁为妻,共度终身。周围的许多朋友也劝梁应该娶一位像何小姐这样懂英文的太太,可助其一臂之力,在事业上大展宏图。何小姐也表示,如果梁启超不接受她的爱情,她将终身不嫁。
面对如此年轻美貌、才华横溢的姑娘的热烈追求,梁启超也慢慢由敬重转化为爱恋,何小姐的身影逐渐占据了他的心,吃不下,睡不宁,“心中的小鹿”突突地乱蹦。不得已,他给李蕙仙写了一封长信,诉说晚上回公寓后的矛盾心情。其云:
“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平生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蕙仙,不知蕙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吾意蕙仙不笑我,不恼我,亦将以吾敬蕙珍之心敬爱之也。吾因蕙仙而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而无如拨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位,皆万万有所不可也。吾只得怜蕙珍而已!”
天理、人情、地位,使梁启超用理智战胜了情感,拒绝了何小姐的追求,还将真心告诉了爱妻李蕙仙。
李蕙仙收到此信后肯定庆幸和感激。但是,虽然这一次梁启超没有背离自己,坠入爱河,但像梁启超这样感情丰富又名声在外的年轻丈夫,说不定哪一天又会生出其他风流事情来,这不能不让李蕙仙担忧。1900年生子两月即夭折,无形中也打击了她的自信。至于丈夫喜欢王桂荃,她肯定心知肚明。从自身方方面面的利益考虑,不如顺水推舟,将自己的贴身丫鬟送给梁启超,这是避免丈夫花心的最佳选择。何况王桂荃已有身孕,于是,就在1903年,李蕙仙亲自主持仪式为他们完婚。
王桂荃生有5男2女,即1904年生思永,1907年生思忠,1912年生思达,1924年生思礼,1926年生思同,因肺炎早夭,共5男；1914年生思懿,1916年生思宁,共2女。
加上李蕙仙所生,除幼亡外,梁启超总共有5男4女；再加上梁启超所抚养的李蕙仙亲戚家和梁家的几个孩子,以及儿媳、外甥、保姆、仆人等,梁家差不多是二三十口的大家庭了。
梁启超的家庭经济状况
支持这样一个大家庭,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梁启超的经济收入如何,具体很难考订。因为这属于个人隐私,外界难以知晓。然而,从散见的一些资料来看,梁启超收入颇丰,不仅支持这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还能同时供应两三个子女往美国、加拿大留学。由此也可见,梁启超很有经济头脑和赚钱能力。
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后,生活一度艰苦,后有日本政府的资助,加上各种稿酬和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的收入,还有一些华侨、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的赞助,生活应该是比较富裕的。但毕竟收入不稳定,一时的困难还是有的。1899年,梁启超将李蕙仙接到日本后,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开支加大,“吃米饭就咸萝卜,或清水煮白菜蘸酱油”的状况也是曾经出现过的。
梁启超比较稳定得富起来,是1912年回国之后。在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中,随着名声的增大和一定权力的取得,梁启超收入也在增多。
他在1912年11月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透露,袁世凯每月给他的津贴是3000元,还答应他组党资助20万元,他则要50万元。
12月在给思顺的信中他又称:“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在当时一般职员或工人的月收入是8元左右(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月薪8元)的情况下,如果月收入万元,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梁启超当时的收入渠道:一是任职,1925年任清华国学院教授时月薪400元,任政府官员时收入肯定更高；二是稿酬,他的书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无论是稿费,还是版税,都是最高的；三是各种演讲和讲课费,晚年更多一些；四是股票及投资,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企业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总之,梁启超在民国初期的20年间,收入不菲。1925年,他曾得意地对大女儿讲:“今年家计总算很宽裕,除中原公司外,各种股份利息都还照常。执政府每月八百元夫马费,已送过半年,现在还不断。商务印书馆售书费两节共收到五千元。从本月起清华每月有四百元。”
有了这样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梁启超的日子就好过了。儿子、儿媳去美国留学,他总是满口答应；梁思永要自费考古实习,他坚决支持；梁思成要赴欧洲旅游结婚,他老早就让人把钱汇去；梁思忠要由美国往法国深造,他致信说:“忠忠去法国的计划,关于经费这一点毫无问题,你只管预备着便是。”
毫无疑问,梁启超家庭的幸福生活是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根基的。
支持美好家庭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宽敞、舒适的住房,梁启超在这方面也是很出众的,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早年在老家新会的“诒堂书室”,只是一间普通的农家住房,是其父母的房子,严格意义上还不算梁启超自己的房产。1898年刚到日本时,住房很困难,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等经常打地铺睡觉。后来有所改善,但随着家眷的到来,在东京的住房仍然十分拥挤。1906年,一位华侨好友将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别墅,借与梁启超居住,其住房才有根本的改善。这里依山傍水,后面是一座小山,松林茂盛；前面是蔚蓝的大海,波涛汹涌。在家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大海的潮涌和松林的涛声,梁启超颇富诗意地起名“双涛园”。
梁启超真正有自己的房产是在1912年归国之后,十余年间他在北京购置了两三处住房,史料显示南长街有一处,东单二条有一处,清华大学有一处。当然,清华给的是办公住宅。
最令梁启超骄傲的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房子位于原天津意大利租界25号,即现在的天津市河西区民族路46号,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的二层小洋楼组成。东楼建于1915年,西楼建于1925年,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造。两座楼的后面有一排两层的工房,专供杂役人员居住。屋内的各种布置,豪华中不乏典雅,高贵里尽显庄重；院里的树木花草错落有致,绿草和鲜花尽收眼底。梁启超在这里和蔡锷精心策划了护国战争。他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如《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也是在这里写成。饮冰室历经近百年沧桑,虽有破坏,但最近已全部修复,开辟为梁启超纪念馆。
1925年8月,梁启超还出资1万元买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是一座两层小洋楼,位于小东山二路23号。每当炎热夏日,这里就成了梁启超全家避暑休闲的地方。
对于死后的墓地,梁启超也极用心。1925年,李蕙仙去世的第二年,梁启超在香山卧佛寺东边买了一块30多亩的风景秀丽的山地,花了6000多块大洋修造了一座庄严典雅的陵园式的墓地。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就长眠在这里。
吴荔明描写这里的景致时写道,“墓地是一座优美的陵园,北面背靠长满绿树的高山,南面较平坦开阔,园内路旁的小松墙,由于多年未剪修,已长成高大的侧柏树,现在来这里的人们已不可能想象得出当年这小石路旁整齐的绿油油小矮松墙的风貌了。它长年隐蔽在青山翠柏之中,很少受到人们各种嘈杂的干扰,依然幽幽静静”。
如今,北京市政府已经将墓地重新修葺一新,成为人们游玩和凭吊梁任公的一个好去处。
(未完,敬请继续关注本周四历史版。)
◎李喜所,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2009-06-09 南方都市报-B14
作者：李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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