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的集合体，是一个个小家庭组成的大世界。城里的寻常巷陌，就是这些家庭的故事书。它们有些轰轰烈烈，有些平淡如水。透过明亮的窗，古老的墙，我们可以看到谆谆教子的父母，看到努力成长的孩童。他们出街入巷，走南闯北，将自己在家中接受到的教导应用于生活，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风气”。
在当代社会中，传统的大家族已经比较少见，小家庭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但家风的核心要义，如家国天下、英健奋进、诗礼传家、仁孝清廉等，古今并无二致。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正本”“慎始”，讲家国同构，将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几千年来，家国情怀一直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在。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屡挫屡起，与这种价值观密不可分。
文/广州日报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记者王维宣
书院街，名为书院实为宗祠
广州起义路与惠福东路交界处东北角，有一所“千顷书院”，实则这里本是一座黄氏宗祠。为何祠堂要以“书院”名之？文史专家指出，这与清代雍正年间官府害怕民间“聚众结盟”有关。雍正十三年（1735）今址建祠堂，广州是省城，首当其冲。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下，建祠堂的需求极大，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众挂着“书院”名匾的祠堂出现在大街小巷。这些祠堂既是宗族议事、祭祖之地，也能让同宗士子到省城科举考试时暂住，温习功课、读书备考。区别于真正教书育人的书院，今天研究者们常以“宗族书院”称之。今天北京路西侧“书院街”的众多书院都属此类。
千顷书院又称黄香公祠、汉尚书令黄公祠。黄香是谁？他是古代道德教育典范“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孝子之一。《后汉书》言，黄香字文强，为江夏安陆人，事母至孝，九岁时就知道为母温席，后来官至尚书令，广东黄氏多以“江夏黄”后裔自称，奉黄香为始祖。
祠中奉祀的另一位汉代名人黄宪也以德行著称。他拒绝了朝廷征召，被时人赞为“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意指黄宪气量广大好比千顷大池，“千顷书院”即由此得名。
广州一位更有名的黄姓族人是黄佐。在黄家位于今天北京路青年文化宫一带的旧居中，曾有一副对联“三百年里第，十七世书香”，文辞平淡，却好一派赫赫家风的气象。门联出自清代广东著名诗人黄培芳，黄佐即是他的祖父。在学术上，黄佐独树一帜，著《诗经通解》、《礼典》等；在诗坛上，《两都斌》、《泰泉集》等；在地方文献上，编撰《广州人物传》二十四卷、嘉靖《广州府志》、《广东通志》等。后人黄佛颐为广东乡邦文化著名学者，所著《广州城坊志》为研究广州城市变迁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黄氏大宅周边的大司成里和泰泉旧里，抗战时遭破坏，后在此建成青宫，仅留圣贤里，成为今人缅怀先贤的宝贵遗迹。
陶街不卖陶，纪念明代陶氏父子
晚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有许多百姓离开家乡，漂洋过海到外国谋生。其中一些人经多年拼搏，赚下一份可观的家业，或薄有积蓄。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使他们踏上返乡之途。归国后，既出于回报桑梓的情感触发，也有维生致富的现实考量，许多人选择了投资实业。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初，广州经济发展迎来一个黄金期，对华侨吸引力很大。他们有人投资工业，也有人投资商业、交通业、房地产业。纸行街胜龙新街便是这样一条由华侨修建、以华侨命名的街道。
胜龙新街由旅美华侨胡锦胜、胡锦龙兄弟所建造的2400平方米的建筑群组成。建筑群南北走向，形成一条新街巷，取名时用两兄弟之名各取一字。街两边均是形制相似的三层砖木结构建筑。两兄弟离开广州已久，虽然知道他们的人不多，但它见证了饱经危难的时人对重新点亮生活的渴望，也寄托了他们对祖国未来的信心。
类似的街道，在广州还有侨商街、侨星新街、民星新街等。文史学者指出，当时陈汉子、曾诗传、伍瑞龙、叶崇濂等一批华侨对广州的城市建设都有不凡贡献，华侨的功绩将永留史册，激励后人。
广州城里的很多遗迹都和胜龙新街一样，在朴实无华的表面下深藏了动人的故事。夹在解放中路和朝天路之间的陶街，就是一条有故事的街。
陶街不是一条卖陶器的街。它得名于明代的陶成、陶鲁父子。两父子是广西玉林人。陶成曾在浙江任职，期间击退从海上来犯的倭寇，并率部平乱，战死军中，获得朝廷追封。陶鲁成就更大，在明成化至弘治年间，先后任湖广、广东、广西三省的布政使（类似今日之省长），人称“陶三广”。他举家迁到广州后，很快平定了攻击广州的盗贼，之后组织新会、阳江官兵扫荡两广绿林，屡战屡捷。他去世后，敕建忠勋祠。陶家后代遂在忠勋祠旁边一带建屋居住，逐渐形成了一条“陶街”。
晚明时期广州城隍庙之东的遗爱祠中，曾有祀奉陶鲁的神位。父子二人平乱驱敌，为百姓争取安定生活的进取精神，广州人是感激的。
康王路 纸行路
流传古今忠烈故事
纸行路上还有一位传奇人物的故居，他就是黄少强。这位一生清贫的杰出画家，以拳拳赤子之心挥毫泼墨，为今人留下了一大批弥足珍贵的画作，更留下了光照后世的精神财富。
黄少强出生于南海官窑小江村的书香门第，5岁起随母学习国画，8岁到佛山读私塾。19岁时，他入广州博文美术学校研习西画，后又师事高奇峰、刘海粟、高剑父，终于独辟蹊径，自成一家。20世纪20年代初，他以“谱家国哀愁，写民间疾苦”的“民间画”独树一帜，风格十分突出。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他的《尘榻空留》和《穷途自赏》是仅有的中国现代人物画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创作了大批抗日救亡画作。1933年在广州举办的“黄少强民间绘画展览”上，他的长卷作品《洪水流民图》被人以两千银元购藏。他把这笔钱全部捐出赈灾。1935年举办的“黄少强塞北归来展”，以凭吊国殇为主题，情调尤为悲壮。1938年，他在长沙、香港分别举办战地归来展，均一时轰动。
广州沦陷后，黄少强坚决拒绝加入日伪控制的“华南美术协会”，离开广州，回到佛山隐居。回乡途中被掳，释放后病情加重，于1942年9月7日去世。他的后人从1957年开始，先后将其真迹无偿捐赠给多家公立收藏机构。
康王路是广州的一条很年轻的路。本世纪初新辟时，曾拟命名为世纪路。后来因为北路段上曾有康王直街，确定为康王路。这个改动为我们保留了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
康王指康保裔，为河南洛阳人，将门之子，祖父、父亲都是战死沙场的武将。他自小习武，箭法尤精，号称百步穿杨。据说他长得很俊秀，但作战却极其勇猛。宋朝开国之初，他随军破浔洲，攻广阳，俘虏上千敌人；石岭关战辽兵，威名赫赫。他身上七十多处伤痕，都是战火的见证。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辽兵侵宋。年逾花甲的康保裔仍披甲上阵。在一次会战中，由于协同作战的友部的临时退缩，致使他部陷入重围。在两天两夜的残酷战斗中——据记载双方战马踢起的尘土竟然厚达两尺——因为箭尽援绝，康保裔与全体将士壮烈牺牲。
康保裔之死震动朝野，宋真宗赵恒罢朝两天以表悼念，并厚赏抚恤其子弟。渐渐地，他的故事被神化，各地出现了许多祀奉他的康公庙、康王庙。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广州还有康公街、康王直街等多条以他命名的老街巷。
文献来源：2016-11-05 广州日报-B2
作者：卜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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