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鄂尔多斯”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是楼市吗？实际上，这里是真正的宝地：全国六分之一的煤炭储量，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储量，世界四分之一的羊绒产量……更重要的是，这是因给成吉思汗守灵而得名的地方，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底蕴。正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展出的《成吉思汗八百年—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展》，便以201件展品的规模展现了800年来蒙古族的历史演变以及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形成。
“鄂尔多斯人”本是成吉思汗的专属近卫军
“鄂尔多斯”究竟是什么意思？馆方专家介绍，“鄂尔多”也称“斡耳朵”，源于突厥语，意思是宫廷、宫帐、宫殿，“斯”指代复数。成吉思汗时期，选拔博斡尔出、木华黎等九员大将以及与成吉思汗有密切联系的人们到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服务，形成了守护成吉思汗鄂尔多的“万名贺希格腾”（怯薛军）。成吉思汗逝世后，大蒙古国将这些人赋予神圣使命——成吉思汗守灵人。到了14世纪，这个守护成吉思汗鄂尔多的群体被称为“鄂尔多斯部”。鄂尔多斯部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守护、祭祀、迁移成吉思汗八白宫和成吉思汗遗物是他们的神圣职责。明代中叶（1460-1496年间），河套地区因蒙古鄂尔多斯部的居住而被称为“鄂尔多斯”。
据介绍：“鄂尔多斯蒙古人，世代传承着对成吉思汗的祭祀，忠诚地继承和保留着蒙古王朝最高祭祀文化、蒙古汗国原始宫廷文化及传统草原游牧文化的精髓，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包括妇女头饰在内的鄂尔多斯服饰，色彩斑斓，做工精细，具有蒙古族宫廷服饰遗风；鄂尔多斯的达尔扈特人则完整传承了蒙古宫廷珠玛宴的传统。‘珠玛’是蒙古语，指将牛或羊不剥皮，用滚烫的水把毛褪光后洗净、烤熟。珠玛宴是大蒙古国和元朝时期的‘内廷大宴’，是融宴饮、歌舞、游戏和竞技于一体的贵族庆典娱乐活动”。今天的鄂尔多斯很多旗区的广阔草原上，13世纪的古老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在当地蒙古族的生产和生活中，那些传统的禁忌也依旧在发挥着作用。
馆方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一祭祀文化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专家指出，鄂尔多斯蒙古族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他们崇拜天，时刻对天进行祭祀。除此之外还祭祀大地、山河、泉水、树木、星辰、雷电、生活、敖包、祖先、英雄等。尤其是13世纪以来鄂尔多斯地区传承的成吉思汗祭祀，都具有神秘的萨满色彩。这一祭祀体系包括八白宫祭祀和专项祭祀，主要是指以成吉思汗与勃儿帖哈屯宫帐为核心的八白宫祭祀和苏勒德祭祀。鄂尔多斯蒙古人对成吉思汗一直坚持长年祭奠的制度，每天都给供案上的长明灯加满酥油，迄今已经延续了近800年，号称“八百年不灭的明灯”。而鄂尔多斯地区也因为成吉思汗陵及其祭祀文化的存在成为蒙古族心目中的圣地。
清廷设立“札萨克”统管蒙古各部落
展览中有一件一级文物特别值得关注——札萨克银印。那么，什么是“札萨克”呢？
“札萨克”是蒙古语，可译为“执政官”。据清代档案和历史文献记载，清朝统治者曾将驻牧于当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科尔沁等二十四个蒙古部落，编定为四十九个札萨克旗，总称为“内札萨克”。清朝统治者还根据清代的外藩封爵制度，对其陆续封爵。这种盟旗制度是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清政府在蒙古草原推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很好地证实了清王朝对蒙古实行的有效统治。
获得爵位的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享有清廷给予的各种政治特权和经济待遇。首先“札萨克”必须由获得一等台吉以上爵位的人担任；旗内的属官中，协理台吉这一职务必须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其余的管旗章京、参领、佐领等职务，贵族都享有优先权。在经济待遇上，清廷也给予他们丰厚的俸禄。在札萨克的封地内，山川、河流、山林、牧地、田产均归其所有。人民统归其管辖并交纳赋税，承担徭役，札萨克对他们有很大的权力。
就鄂尔多斯地区而言，1649年，清政府将鄂尔多斯划分为六个旗，设六个札萨克，合为一个盟，叫做伊克昭盟。到1736年，又增加一个扎萨克旗，就成了现在的七个旗。随着各旗的成立，产生了扎萨克印。扎萨克是旗的行政长官，就是旗长。盟是对各旗行使协调和监督的机构，盟的首领为盟长。六个旗第一次会盟是在伊克昭，所以被叫做“伊克昭盟”。在这次会议上，钦差大臣宣读了顺治皇帝的圣旨，把鄂尔多斯分为六个旗，任命成吉思汗后裔额磷臣及其同族分别为六个旗的扎萨克，并分别册封了郡主、贝勒、贝子等爵衔。
在展品中，有一件成吉思汗圣旨金牌，正反两面各有两行八思巴文字，意为“皇帝圣谕不可侵犯，违者处死”。虽然展出的只是复制品，但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仍使其堪称本次展览最具看点的展品之一。
清代的铜鎏金骑羊护法神像也是一件一级品，它折射出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传播进程。
南越王墓中文物也有草原文化印记
谈及蒙古人和成吉思汗，大家的第一感觉恐怕都是其惊人的武力。当年蒙古军队的极盛时期，帝国面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3200万平方公里。军队的推进同样伴随着商路的开辟、文化的传播和信息的交流。当年四处征战的蒙古军队中，有大量的商人、工匠和学者随行。因此，馆方专家介绍，“这支军队不仅改变了亚欧大陆的政治边界和人种分布，更重要的是连通了东方和西方，首次在历史上建立了‘同一个世界’的观念。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开创的‘蒙古时代’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蒙古帝国的遗产并没有随着蒙古国家体系的消失而消亡。今天中国的版图、首都的建制、海上与陆上丝路的拓展无不可以找到蒙古时代的印记”。
到忽必烈时期，他“将蒙古传统的‘草原军事力量’与欧亚世界最大的‘中华经济力’合并为一体，构建起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连通陆地与海洋的世界交通和贸易体系。中国的农产品、丝绸、陶瓷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亚非各地，而海外的象牙、犀角、香料和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
元朝为明所灭后，蒙古势力全面退回漠北，蒙古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北徙后的元廷虽然仍自称“大蒙古”或“大元”，但已经成为单一民族的游牧政权。明初，北元与明朝之间处于战争状态，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完全中断，北元无法从中原直接获得日常生活用品和手工制品。直到右翼蒙古首领俺答汗与明朝建立通贡互市关系，蒙古与中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才恢复。
早在比成吉思汗更加古老的时期，草原文化和南越文化之间就有着交流。距今2000余年的南越王墓中，就已发现了双羊纹铜牌饰、龙龟纹铜牌饰和羊头纹杏形金叶等重要的文物，这些文物和同时代的鄂尔多斯式青铜牌饰有密切联系。以铜牌饰为例，南越王墓出土的3对双羊铜牌饰为雌雄双羊依偎在一起的造型，鄂尔多斯地区也出土了相似的文物，而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两对一龙二龟鎏金铜牌饰与鄂尔多斯出土的一些牌饰都采用了穗状纹的边框。根据专家的推测，这类物品有可能是秦代经历了“北却匈奴”的将士们在平定南越时带过来的。
但是专家也指出，南越王墓出土的鎏金牌饰也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比如龙和龟这种南方文化中的形象。此外南越王墓还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玻璃牌饰，“这是南越人把铜牌饰的外形与南越玻璃制造工艺相结合而出现的新类型，具有鲜明的南越文化特色。”
文献来源：2015-05-06 广州日报-B7
作者：卜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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