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公为国先死，弟亦何敢偷生。”黄花岗起义前夕，敢死队员郭继枚和余东雄合修遗书，其中所提温公，便是单枪匹马刺杀孚琦的温生才，刚过不惑之年的他被俘后英勇就义。这封遗书确实也成了郭继枚的绝笔书，三二九当天，年仅18岁的他在激战中捐躯。
悠悠黄花，有幸埋忠骨。枪声后的广州城现已是一片宁静，烈士后人深居平民巷也少为人知。郭继枚的侄女郭月虹现在更习惯人家叫她“虹姨”，温生才唯一的孙子温国杰则已习惯家住共和路的生活，那里离埋葬他祖父的地方直线距离不过2000米。
祖辈的一封信，将他们彼此联系一起。一百年过后，应信息时报之邀，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常务理事、中山大学教授周兴樑的带领下，两位烈士后人沿着黄花岗起义路线，向记者讲述先辈的故事。
南洋矿场听孙中山传道
温国杰今年很忙，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媒体的采访电话。广州纪念黄花岗起义的活动中，他是广州地区先烈遗属的召集人。“其实我爷爷没参加黄花岗起义，在此之前他一个人搞了起义。”温国杰的爷爷便是大名鼎鼎的温生才，1911年4月8日，他只身刺杀镇粤将军孚琦。相比之下，郭月虹的伯父郭继枚则是正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作为黄兴敢死队成员，随黄激战至大南门战死。
如今，身居广州深巷的两个老人，都对“南洋”有着特殊的情结，祖辈一切故事都从这个地方开始，他们的思绪经常从中国穿越到马来西亚，一个世纪之前的辛亥。
“梅州家里很穷，爷爷10岁没了父亲，母亲一手把6兄弟拉扯大，爷爷14岁就被骗到南洋种烟草，三年后又被转卖到马来西亚的霹雳州锡矿做劳工。”温国杰说起爷爷的陈年往事仍眼含泪光。
虽同是和“矿”打交道，但在霹雳州的另一矿区的郭继枚却是矿主的长子，家境十分殷实。“金链都可以从头戴到脚”。
与温生才一样，郭继枚自小就爱打抱不平。而孙中山每次都会来到马来西亚大型矿场，慷慨激昂地向矿工宣传革命思想。因同样的感情，温生才和郭继枚聚在一起谈论国是，听孙中山的救国大业，并一起加入同盟会。
伯父偷大洋弃妻赴革命
越秀区越华路，埋藏在一片市井街头中，小东营早已归于沉寂。年纪老点的街坊还能说起，明朝两广总督出于军事需要，从南京调来1000多名回民组成四营军队，其中一营便驻扎在小东，小东营因此得名。由于回民聚集，现在街内还保存有一个小小的清真寺，供回民瞻仰礼拜。
但对于郭月虹来说，小东营同样是个圣地，一百年前，他的伯父郭继枚便从这里出发，跟随黄兴的敢死队冲锋至两广总督府，然后激战至双桥底，最后在大南门献出年轻生命。
“爷爷当时经常讲，这个儿子啊，偷了我3000大洋，出钱出力就算了，连命都一块出。”郭继枚的侄女郭月虹来到小东营，说起伯父便滔滔不绝，太爷爷不赞成儿子革命，希望用儿女之情来绑住他。于是就让15岁的邱氏与儿子结婚，郭继枚勉强成婚。“伯娘告诉我们，伯父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戴着帽子，不想让家人发现他剪了辫子。”
结婚不到三天，郭继枚就告别了妻子，从父亲的保险柜里偷走了3000个大洋，与邻居余东雄（少年时代郭的莫逆之交，也是72烈士之一），两人一道悄悄离开了家。从马来西亚奔赴广州。
追寻先辈足迹：小东营内感受起义气氛
从香港到广州，水路要大半天时间。随后，郭继枚来到了广州。“他还没有到广州增城的祖屋看一下，便马上来到了小东营。”郭月虹回忆道。
当时的小东营5号，是黄花岗起义的神经中枢，而现在则是黄花岗起义旧址纪念馆。郭月虹重新走进这间四进深的大屋，如数家珍地摸起每一件文物。
郭月虹称，小东营是当时起义38处秘密机关之一，选择此地作为起义，一是离两广总督府近，二是清朝官员府邸，三是旺中带静。从小东营北部沿着司后街（现越华路），仅500步就是两广总督署（现省民政厅）。
起义原定4月13日进行，但一方面钱财未到位，二是军火还在路上，三是温生才的刺杀惊动了清廷，起义一拖再拖。一切的决断在黄兴手里。虽然明知条件不成熟，但为向募捐的华侨表明心迹，只能不可为而为之。27日下午，所有人在小东营整装待发。起义分为三路走，郭继枚跟随黄兴的第一先锋队，时钟指向5点半，他臂挽白巾、手持手枪冲向了总督府。
指挥部故事
起义准备：扮婚娶送武器设38秘密机关
据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常务理事、中山大学教授周兴樑介绍，“三二九”起义的酝酿并非一朝一夕。
为接应起义，革命党人在当时的广州城设立38处秘密机关，同盟会老会员李章达借出的私宅小东营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机关。这些地方表面和私宅并无两异，实际上是革命党人藏身以及枪械藏匿甚至制造炸弹之地。
“运武器到广州然后分发到小东营等机关，也颇费周折。”在小东营黄花岗奇异指挥部旧址博物馆，周兴樑指着展柜里的花篮、果盒、礼品盒等告诉记者，革命党人便是依靠这些东西运送枪支炸弹，为掩人耳目，他们常用假办“喜事”等形式，将武器弹药等藏入花轿、礼品盒等运入城内各秘密机关，而同盟会很多女会员也参与这次起义，装扮成新娘或家眷租赁房子作为秘密机关。
起义时间：一改再改指挥部内刀锋相见
选择在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其实也颇费周折。周兴樑介绍，其实起义时间原本是定在4月8日，但当天发生温生才独立行动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于是将起事时间改为4月13日，而由于之前的刺杀行为使得广州城防加紧，于是只能将时间又改为4月26日，但26日当天在由于意见不统一，临时决定将时间再推后一天。“其实当时同盟会中还有人要求再往后推，保证起义顺利，但被黄兴否决了，不能一拖再拖。”周兴樑称。
关于起义时间的确定，在指挥部内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据记载当时起义者在指挥部准备分发弹药，尤其是炸弹制造者喻培伦更是挥汗如雨地分发，为这次起义，他一共做了500多个炸弹。此时，四川籍革命党人但懋辛仍坚持让黄兴推迟起义日期，黄兴没同意。于是，恼怒的但懋辛偷偷将十余枚炸弹投入小东营内的一口古井中，试图制止起义。看到此，喻培伦怒不可遏，怀疑但懋辛是清廷奸细，便持刀砍伤但懋辛右手。战斗开始后，有起义者看到但懋辛右手一直流血，以为是敌人子弹击中了。但懋辛于是以手指着喻培伦说：“老喻以刀伤我手！”
起义人员：一缩再缩十路军剩一路出发
周兴樑称，“三二九”起义共有130多义士参加，其实原本计划远远不止这个人数。由于温生才刺杀孚琦后广州风声鹤唳，于是由赵声带领了300多人到香港暂避风头，起义军也从原本的十队减少为四队。
“实际上到了三二九出发时，能进行冲锋的只有黄兴的队伍。”周兴樑称，本来另外三支队伍分别由陈炯明、姚雨平、胡毅生所带领，但陈炯明和姚雨生前一天由于误会了时间，当天并没有及时出现，而胡毅生的队伍则到了现场后没领到武器。于是，原本黄兴带领的一队在经过简单的动员后，下午五点半，悲情起义。“这也说明了时间上的仓促，当时通讯也不发达，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周兴樑看来，将起事时间定为晚上五点半，则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在傍晚起义，两广总督府的守兵相对较松，而且光线较暗有利于突袭，即便要打夜战，也对起义方有利。
文献来源：2011-09-29 信息时报-A32
作者：李楠楠 梁健敏 蔡汝玲 叶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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