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渴望结束已经经历10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把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期待转向南方的广州政府。而在南方，广东人民经过省港大罢工和东征、南讨等统一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其革命热潮正迅猛高涨。国民政府的力量也进一步增强，不仅在广东实现了军政、财政、民政统一，而且，刚刚控制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军事力量也于1926年2月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此外，湖南军阀赵恒憘部下的一个师长唐生智秘密归顺国民政府，其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统一全中国的时机日臻成熟。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着重讨论和研究推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问题。会议指出：“党在现实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并号召全党从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尤其要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发动农民，配合北伐进军。中共广东区委主要领导人陈延年、谭平山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他们回到广州，积极贯彻党中央特别会议的精神，带动广东全体党员加紧开展推动北伐的工作。1926年3月，中共广东区委和共青团广东区委联合发出《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宣言》，号召民众和国民政府乘北方政局混乱，帝国主义与军阀势衰的有利时机，“实现前几年中山先生北上时的宣言”。4月2日，广东各界20万人举行“讨段示威运动会”，反抗段祺瑞屠杀北京民众。大会通过决议案，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实现北伐，扫荡寇逆，组织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二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两代表大会的代表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出师北伐，并号召全国工农群众行动起来，拥护国民政府，迎接和援助北伐战争。
在中国共产党和广东革命群众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把出师北伐的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1926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问题，并邀请中共广东区委派代表参加。会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了《关于国民革命的声明》，极力主张出师北伐。充任北伐先遣队任务繁重而又艰险，因此，当时国民革命军中相当一部分将官不愿率部承担这一重任。而中共广东区委以国民革命的大业为重，主动提出由叶挺独立团担当北伐先遣队，1926年4月底，叶挺奉命率独立团由肇庆出发，率先北伐。
1926年5月，北伐先遣队叶挺独立团抵达广州，中共广东区委在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中进行了紧急动员，挑选出一批精壮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叶挺独立团，并在该团配以最得力的快速运输队，充实和加强叶挺独立团的战斗力。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负责人的周恩来约见了叶挺，挺他汇报独立团的基本情况，接着在广州司后街叶家祠召开独立团连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区委指示，进行政治动员。周恩来首先向到会的党员干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北伐的重要意义和有利条件，阐明了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任务的重要性。周恩来还具体指示要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主义发动群众，主义统一战线工作，着重指出：我们是革命的军队，同以往任何别的军队有原则的区别，作战要英勇，不怕牺牲，要能吃苦耐劳，尤其是共产党员要其先锋模范作用。周恩来最后以“饮马长江”，“武汉再见”勉励全体党员干部，激励大家克服困难，在武汉胜利会师。独立团的中共支部把广东区委的指示分别向党内外的干部战士进行普遍的传达，组织讨论，使广大官兵明了北伐的意义及北伐先遣队的光荣和责任，树立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思想。叶挺独立团在北伐的征途上果然不负众望，一路上披荆砍棘，屡打胜仗，为他所在的第四军获得“铁军”称号立下了汗马功劳。

周恩来 召开 北伐军 党员 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