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毛笔
毛笔的使用，历史悠久。广州人过去称毛笔为墨笔，称写大字的 毛笔为湖笔。湖笔之称大概源于浙江湖州的毛笔最负盛名。清代早中期，广州生产毛笔者多是小业户，自产自销，未闻有较大的作坊。清末，有靳文珍、靳大林、靳高飞者兄弟三人，从湖州贩毛笔来市，在永汉门城头（现北京路）设摊摆卖。因地近贡院（现鲁迅博物馆），其笔又工精料美，远胜本市产品，故购买者众。他们售完便赶回潮州生产，如是频频往返，费了时日，以后就索性在广州生产。由于供不应求，乃招一些学徒，在双门底（今北京北路）开设了靳大林毛笔店。此店生意兴隆，发展很快，先后教出学徒数百人，俟后不少学徒因故离店自行经营，多有发展，广州的毛笔业便有了靳氏一系。
远逊于靳氏产品的广州地道毛笔，备受排挤，为求生存，乃向国外寻找销路。广州人凭着有海外亲朋的优势，久而久之，便开拓了海外市场，于是暹罗庄、安南庄、东京庄、金山庄等各埠办庄便多了毛笔一类，一时形成了广州笔销海外，靳氏笔销广州及各县的态势，两不相争，相安了一个时期。后来广州人掌握了靳氏技术，而靳氏又有出口业务，两个派系一齐发展，广州毛笔便有了几十年的兴旺发达。
民国时期，出现了规模较大、雇用不少工人的毛笔厂店，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整个行业存在5种形式的厂店：一是自设工场，精工制造，有名牌产品的大店；二是做行货，以收集所谓的山寨货（个体户产品）为主，加贴自己店号装潢发行的笔庄；三是生产工业排笔，自产自销的厂店；四是造墨业兼营毛笔的文具店，或以文房四宝（即浙江湖州之毛笔、安徽徽州之墨条、安徽宣城泾县之宣纸、广东高要端溪之端砚）为主的文具店；五是家庭作坊，产品（山寨货）向笔庄交售。到20年代，中外知名的大店已有多家，尤以陈富元、何大珍、陆殿章、凤池春和随后的陈本生等几家为最著名。现述几家的发展简史，借以说明当年盛况。
陈富元笔店。是最负盛名的一家，以工艺取胜，属靳氏一系。陈富元是梅县人，本是专门在笔杆上刻字的工匠，看到毛笔业的繁盛，转而经营毛笔，雇了几个靳氏学徒，在西关贤思街开设笔店，生意兴隆。进而陆续开设分店，分店以双门店底的一家最旺，成为全行业的佼佼者。陈富元的发家，靠的是艰苦创业。他从所雇的靳氏传人中暗自学艺，即所谓偷师，复得精通毛笔制作的堂弟陈金秀、侄子陈安二人在左右相助。陈金秀曾师承全行业最负名望的砌毛师傅陈石，得了独到的砌毛技艺。陈安对切毛技术十分精巧，一时无出其右者。二人一个擅砌、一个擅切，使得产品声（身）价甚高。陈安还很善于经营。毛笔最名贵的原料是狼毛（野生黄鼠狼的尾巴），产自山东。山东有毛贩名桂致超者，每年必贩运大批狼毛來市。因当时山东无直通火车，要转道上海、香港，所以当时广州货源奇缺。陈安与此人有厚谊，来时必先电告，陈安每次都在当时全市最新且豪华的新亚酒店开每天15元以上的房子接待，接风洗尘，极尽应酬之能事。因而，整批狼毛，陈安尽得了上品。于是陈富元店以最精湛的工艺和最上乘的原料，生产出一种名贵的“双料蟹爪”狼毛笔。此笔全市最贵，每支售白银几角甚至1元；但仍供不应求，于是每天限售200支，每人限购1支。晨早即有人到店门前排队待购。其实精品自是制作耗时，然限售200支仅是自抬声（身）价而已，这也是陈安的经营手段之一。该店业务很大，雇数十个工人生产，还广泛收购“山寨货”，产销两旺，获利甚丰。陈富元的资产积聚达到惊人程度，该店工人李赤成回忆：富元每年返原籍梅县一次，衣锦荣归，自置长短枪数十支自卫。他叔侄还出资承办了樟木头自惠州公路全线的汽车运输。
何大珍笔店。也是靳氏一系，雇用数十人的大店。店主何大珍死后，其后人将店让给罗渭川，罗仍用原店名，生意很好，获利不少。罗氏不懂制造工艺，只靠选雇工人生产，其发家多赖宣传，宣传方法多式多样。当陈富元的“双料蟹爪”一枝独秀之际，罗便不惜成本，选用上等原料，生产一种“含英咀华”狼毛笔，争夺市场。罗氏父子社交活跃，与军政法界均有交谊，新产品广泛向这些人士赠送，所以各机关大都选用“含英咀华”。他们还在广州几家大报纸同时登广告，据说毛笔销售大上广告是始于罗氏。老行尊陈景邦、李赤成回忆：1930军罗氏将“含英咀华”牌子向南京政府实业部注册，注册后又故意制造一场官司，控告别人盗用“含英咀华”商标。罗拥有包括其儿子在内的南国律师团的律师6人，上诉广州地方法院，后来再诉至南京最高法院，闹得满城风雨。对方有陈富元出头撑护，势均力敌，结果罗氏败诉。罗氏自知要败诉，花大钱搞这些大做作，目的是使“含英咀华”名传全国。
陈本生笔店。陈本生本人造笔有很丰富的经验，工艺精湛。作者的先辈陈启沅，工苏体字，用笔均请陈本生亲自加料制作，每年为此花数十元。他们既是同宗，又为通家之好，本生有时急需款项周转，商助于启沅，无不立应。陈本生店只有一二十个工人，不算大店，但招牌比一些大店响得多。他们的经营方法，一是注重工艺，精益求精。该店工人李廷说，该店用人贵精不贵多，工作真不容易，技术要求相当严格。二是灵活变通，注意信息、创新开拓。30年代初，广东各地兴建不少大屋、祠堂、庙宇等，讲究在屋额四边绘各种山水花鸟等画样，本生眼光独到，及时生产了专供这种用途的画笔，产品是精心研制，好写耐用。销路很广，垄断了市场。陈本生崛起之后，可与陈富元齐名，其出口外销尤为大宗。作者当年在安南读书，眼见陈本生店的画笔字笔比之陈富元店、何大珍店还多。陈本生的独到工艺，尽传于子孙。他死后，其子耀彬，孙子洪邦、景邦、焕邦等克绍箕裘，承袭祖业，业务不断发展。陈景邦回忆：广州沦陷时，陈氏兄弟迁居香港，笔店让与别人，后来回穗另设陈景邦店和陈仲生店，均能以祖传技艺取胜，凭优质产品争回许多稔客，两店均名闻远近。
从上面几间笔店情况可见，区区一支毛笔却做过大生意且盛极一时，而成功之道又离不开精湛工艺和好的经营方法。毛笔行业现在不引人注目，谁知其过去却是个不算小的行业，全盛时有200多家，“山寨”数百家。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毛笔。（当时来说）据粤海关统计，1931年全省出口毛笔价值达600万（两）白银。
制笔技工也是工艺大师
广州毛笔大体为三大类：一类是白笔类，用于写大中字体，有羊毫寸楷、羊毫小楷、对联言笔、羊须揸笔；二是色笔类，用于抄写小字，有广东蟹爪笔、淮兔色笔、山兔毛笔；三是画、排笔类，有兰竹画笔（绘画枝干用）、狼尾画笔（影相修相底用）、恬料画笔（绘水彩画国画用）、各种排笔（漆油、染纸、扫光、铸模和制家具等用）。
制造毛笔，看来简单，实际是易造难精，求精并不容易。用老技工张才、李廷的话说：造笔技术，穷毕生精力也研究不完。分毛、搭配、切毛、砌毛等工序均讲究技术。毛有羊毛、狼毛、兔毛、山占毛、狸毛、猫毛、鸡毛等。羊毛又分广峰、脚爪、三圈、湖州、腩峰、短峰、脚毛、付爪峰、羊须等。毛还要分为毛头毛尾，如何搭配适用，很有学问。毛料成批购进，一般价逾千元，加上人工便数千元。开料前就要决定用法，一经采用，必须整批用完。搭配是否适当，影响到盈亏，这就要有经验，讲求老练，同时又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切毛工夫也与盈亏有关，狼毛比黄金还要贵。陈安切毛巧妙之处在于小切小耗，切得整齐，利用率高，成本比别人轻，笔的质量却比别人高。不同用途的笔有不同的用料和工艺。陈景邦回忆说。其先辈造画笔，有国画、泥水画、漆画等用途的多种画笔，造法各不相同。因改进国画用的画笔而多次请教高奇峰、高剑父等名画家，直至成为稔友。所造的画笔硬中带弹性，含水充足而不过量，用起来既有古劲又有气势。至于造泥水画笔，陈本生父子曾亲自混进花匠身边，实践体验多时，学懂了吊着手画屋额画样而逐步改进画笔，使画笔软而纯，又能多含色料。
这些笔店大都懂得随时代需要而改进造笔，在这方面下工夫。在当押店生意兴旺，白鸽票又盛行的时候，有些笔店很快便造出专用毛笔。写当票和白鸽票都用草字，其草法是外行人不易辨认的，特点是一笔写成，即醮了墨便大撇大捺一气而成，所用的纸质又粗又薄。荣采生笔店造的专用笔，钝中带软，含水恰当，既不会因过浓而弄穿纸，又不会因不够水而写不完，因而销路甚广，成为这种专用笔的专业店。在市场需要工业排笔时，陈景邦在这方面下了工夫，所制工业排笔硬锋而带弹性，不滴水，可以落笔不过厚，收笔不过淡，翻笔复扫同样均匀，被公认优质甲于全国。
笔杆的用料也很讲究，上档毛笔要选用广州客村产的河南竹。该竹特点是洁白轻巧，不生蛀虫（粉虫）。中档毛笔普遍用广西自良竹。
枝繁叶茂五堂纷呈
广州本地的毛笔业很早已有“正宝堂”的堂户组织，连同佛山一起则叫“省佛正宝堂”。成员都是自产自销的小业户，即所谓“山寨”。过去信息闭塞，有个组织可互相联系。民国以来，雇佣关系的笔店陆续出现，生意越做越大，出口产品又多，业户相继开设。这样造成师徒关系、劳资关系、同业关系都复杂化，闹过不少矛盾，部分店户因而分出去，另组织新堂，称为“文桂堂”。剩下来的改称“均益堂”，又称旧堂。原正宝堂自置的义地一块仍归共用。义地在横枝岗，约二三亩，作堂友墓地。每年谷雨之日，堂友公祭，不分新堂旧堂，祭后聚餐，还发给每人仪金两角。厥后两堂均自置会馆，文桂堂堂址在猪雾岗（龙津路横巷）。均益堂堂址在城内九曲巷。
其时外县的毛笔业仍是个体小户经营，生意不好。兴宁一带的毛笔业户只好半耕田半制笔，制笔只作副业；四邑一带也无甚销路。他们看到广州有这样规模的发展，各方都来了些人，在广州开设笔店，不久便落地生根，自成一体，也组织一个堂户叫“同乐堂”。
靳氏一系，一般称为“潮行”，因潮笔是有色的，又称为色笔行。他们也另立一个堂户叫“联乐堂”，其成员多是大户，内销出口都占优势。由于大户学徒多，因而师徒关系（实质也是劳资关系）复杂。后来因为矛盾过多，一大批学徒联合起来，自成一个堂户叫“伦宝堂”。这些人离开笔店后，却没有能力自设笔店，都成了“山寨”成员。
至此，一个行业既有文桂堂、均益堂、同乐堂、联乐堂、伦宝堂等五堂之分。它们并没有劳资之别，每堂都有劳资成员在内。本来在正宝堂分家时，原欲尽可能划分，但因错纵（综）着各种关系，难以截然分开。主要的还因堂户为行会性质，是资方掌握的。五个堂的规章大同小异，各为本堂业户利益着想，门户界限很分明。有一条规定各堂必须共同遵守：本堂出来的工人和学徒，只能由本堂店户雇用，各店不得越堂界雇工，虽至亲戚友，也不得违反；省佛雇工可不分地域界限，但堂户界限万不能逾越；外县來市的工人，没有广州堂籍的，同样不得雇用。各堂工人都要经历学徒阶段，这一店掌握的很严，也是五个堂的共同规定。学徒期限一律4年，每年规定3个祃日为学徒满师入行之日。祃日在农历二月初四、七月初四、十月初四（有些是初六）。在这三天可举行入行仪式，仪式中由值理作祃首，宣布满师入行学徒名单。学徒每人需缴交15元（或17.5元）作为入行费。然后每人领取寿金簿一本。寿金簿并无别的作用，直到死亡时，家属凭簿领取殓葬费。
陈景邦、李赤成、李廷回忆：各堂的店户，以文桂堂为多，有店户70多家，山寨100多家。其余各堂店户只三数十家，最少的10余家。随着劳资界线（限）明显化，每个堂户都设有两位劳方值理，资方值理则占多数。后来随着形势发展，同乐堂率先分成东家（资方）和西家（劳方）。1921年间，五个堂联合起来，自行组织一个统一的资方堂口叫“五中堂”，由原五个堂各推一人为值理。经过选举，陈富元店的陈安首任值理，副值理是陈本生店的陈耀彬和其他店的钟祐、黄泽、张朗生等。还规定每年遴选一次。1925年改为“广州毛笔业同业公会”，首任理事长是陈安，理事有钟祐、黄泽、罗挹山等。
工人是工会组织的主人
毛笔业工人，一向依附资方的堂户，虽在堂户值理中有一两席位，但堂户到底是资方操持的同业行会。1919年“五四”运动后，工人逐渐懂得争取自己的利益，于是五个堂都有些工人向本店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由个别形式发展为不正规的联合，各堂户的工方值理也出头力争。毛笔工人要求加薪是完全合理的，他们的工资很低，在百行中是最低的一类。纵使是技术高超的技工，也从未有过百元月薪的。老板普遍赚钱，不少还赚了大钱，工人却很清苦，所以矛盾突出，对此资方亦甚明了。鉴于工人只要求增加20%，为数不多，且工人中不少是老板的亲戚子侄，所以资方答应了。首次斗争的胜利使工人们认识到，联合起来才有力量。1921年广州有不少行业成立工会，但毛笔行业却未搞起来。因长期劳资没有分野，所以只临时搞了一个团体叫“五和堂”，（在资方搞“五中堂”同时）取五个堂的工人和衷之意，堂址在维新北路南朝街。
1924年，在五和堂的号召下，毛笔业工人第二次要求加薪。这次要求按最初底薪增加30%，即连同第一次的20%共增加50%。据李赤成回忆，开始并不顺利，幸好时逢国共合作，有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居中领导，多次与资方洽商交涉，结果资方还是接受了。
在1925年大革命高潮中，广州毛笔业在原“五和堂”基础上成立了“广州毛笔业工会”，（即资方“五中堂”改为同业公会的同时）参加了4月1日开幕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编者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500多人，代表200多个工会组织。中共广东区工委负责人、大会主席刘尔崧作筹备工作报告，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作“全国职工运动”报告）。毛笔业工会特制两支特大毛笔模型，持“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毛笔业工会”的大横幅，在教育路演剧招待各界人士，引起各界重视。当时毛笔业工会有会员1100多人，实际工人还不止此数。不久，在工会的领导下，提出了第三次加薪要求。这次十分讲究策略，拟定了方案，也有其他资料，以各行业工资水平作比较，说明虽加薪两次，但仍然是最低一类，要求再加50%，连同已加的50%即增加100%。方案送到资方同业公会后，理事长陈安坚决不接受，协商无结果，谈判失败，于是在工会的领导下，全行实行罢工。罢工期间，工会纠察队监守陈富元等大户店门，不准顾客购笔购货。大户资产雄厚，可以观望等待，但是一些小户无力僵持，小户的工人更不想僵持，因而双方均妥协，私自签字加薪复工。其实不是真正加薪，只是先复工再说。中户陆续有人效尤，不久，大户也是这样签了字。同业公会理事长见发展如此，知道签字也无所谓，便正式在方案上签字，答应工会的要求。罢工9天，算是胜利了，但真正按方案加薪的店户不多，有些是加不足的。这在工会成立初期，经验不足，况且毛笔行业五同关系复杂，也就在所难免了。
据李廷、张才、李赤成等人回忆，工会总结第三次加薪斗争的教训，乃着重教育广大工人，要团结一致。嗣后，经全体会员大会通过，工会第四次提出加薪，理由是物价上升，要求按最初底薪加20%，即是连同前三次共加120%。加幅虽然不多，但是资方坚决拒绝，认为是无餍之求。于是工会准备再次发动罢工，但因时局十分复杂，不利因素很多，尤其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所以该次罢工不成，加薪要求受阻。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广州工人代表会的不少领导同志被杀害，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资方更加不会答应加薪要求，于是工人消极工作，生产锐减。到1928年，有些店几乎无货应市，资方权衡得失利弊，便于是年3月答应了工人的要求，仍由公会理事长陈安签字。第四次加薪斗争历时3年之久，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可是加薪之后，毛笔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仍较其他行业低得多。
建国初期三大改造高潮之后，毛笔行业合并为华文、国文、第一合作社等三间毛笔合作工厂，职工350多人。另有两个街道的毛笔生产组，职工数十人。此时产品仍然畅销，出口占总产量70%以上，供不应求。毛笔仍是出口的小商品中亏损少、换汇率高的热门货。后来由于生产质量下降，国外客户转向其他口岸进货，外货部门又不注意国外市场的变化，广州毛笔遂逐渐失销，工人陆续转业，广州毛笔的兴旺历史也就由此告一段落。
陈天杰与老牌子陈本生毛笔店的店主是同宗，两家几代交往甚密，因而其对毛笔行的内情知晓颇多。本文是根据他早些年的回忆材料整理出来的。（刘义基整理）
（原文刊《广州文史》第46 辑）

毛笔 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