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文雍，乳名光宏，1905年8月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县茅冈下洞宝顶村一个塾师的家庭里。
周文雍7岁时，跟父亲到私塾识字、读书。他喜听父亲讲《三国演义》和文天祥的故事，常为英雄豪杰的行为所感动，立志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辛亥革命后，到处办新学，父母亲让文雍进了新学制的横石乡小学读书。该校离家较远，且有潭江相隔，上学较困难，但他从不误课，并勤奋好学，两年时间就读完初小四年的课程，各门课程成绩优秀，升上了高小。不久，因家里生活越加困难，无法供他继续上学，他到了茅冈圩一家杂货店做杂工，晚上回家后，才挑灯自学。后来，校长决定免收他的学费，又照顾他在学校伙房做点杂工，以解决食宿问题，才得以复学。他虽停学大半年，但在高小毕业考试中，仍然获得全校第一名。
“五四”运动后不久，周文雍在亲友的资助下，离开家乡到广州谋求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自学，他于1922年秋，以中学同等学历，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
省立“甲工”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被誉为“红色甲工”。周文雍入学之初，为争取优秀成绩，专心攻读，很少参加其他活动。但革命洪流势不可当，他很快就被卷入到革命洪流之中。不久，周文雍阅读了由“甲工”第一届毕业生阮啸仙、刘尔崧等送回母校的《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浅说》和《向导》等书刊，逐步懂得了当时社会存在不合理现象的原因，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从此，积极给《甲工校友专刊》投稿，阐述自己求上进的抱负。他还积极靠拢团组织，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于1923年5月由蒋世明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暑假期间，他担任“甲工”的团支部书记。
1924年春，他被选为“甲工”学生会主席，并被推选为广州学生联合会的文书部副主任。他在广州追悼列宁逝世、纪念“二七”罢工一周年、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侵略等一系列活动中。承担了起草宣言、通电，印发传单，编辑《会刊》等任务，受到社会各界的称赞。同年10月，又被选为青年团粤区执委会委员。周文雍参加革命活动虽多，但他一直不放松学习。有时缺了课，他都想方设法请老师或同学补课。因此，他各门课程成绩一直优良，深得老师和同学的称赞。
“甲工”新任校长肖冠英是一个顽固守旧分子。因他利用职权压制、打击进步力量，周文雍曾多次与之展开斗争；同时，文雍还在群众集会上演讲，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当时广州市选举市长的内幕丑剧。有一次，当校长在师生集会上，为市长候选人大吹大擂，指责周文雍是“胡闹”时，当即遭到周文雍的驳斥，并要他把选票当场发给学生，让师生选举自己信任的人。肖冠英理屈词穷，大失体面，恼羞成怒，便于这年暑假以“参加社会活动过多旷课严重”为由，开除了周文雍的学籍。
二
周文雍离开“甲工”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新学生社工作，与该社执委书记阮啸仙等住在机关内。早在1923年10月，他就参加阮啸仙组织的以青年团员和新学生社社员为核心的青年慰劳队，赴石龙前线慰劳军队。当慰劳队到达石龙铁桥时，敌人以机枪封锁了通道。周文雍在阮啸仙的指挥下，机智勇敢地冲过铁桥，进入镇内，夺得敌军的一挺机关枪。1925年，周文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旋被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工农主任、经委书记等。
为了帮助青年工人学文化，提高觉悟，周文雍发起平民教育运动，在广州先后办起了34间平民夜校，吸收工人子弟和贫苦失学的青少年入学。他还亲自带领广州女师和一中学生在西村工人宿舍附近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吸收水厂的青工和附近的青年农民、船工等共几十人入学，并组织他们参加政治运动。
周文雍在新学生社内组织了剧社，以演新戏来开展宣传活动。他带头参加排练和演出，在“三八”妇女节、十月革命纪念日等节日，他经常率队到中央公园、西瓜园、广东大学礼堂公开演出，深受群众欢迎。他还为《新学生社半月刊》撰稿，并参加编辑工作。孙中山逝世时，他发表文章宣扬孙中山的功绩，号召群众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坚持到底。
1924年秋，周文雍协助杨石魂主持手车夫工会工作。他十分同情手车工人日夜奔波，收入低微，过着“吃无定着，宿无定处”的悲惨生活。他和工会骨干商定，发动工人互助互济和用捐献办法筹备资金，很快就在东堤二马路建造了一批住房，解决了一百多名手车工人的居住问题。
1925年，周文雍先后被派到沙面洋务工会、石井兵工会、金属业工会担任领导职务。每到一处，他都能采取多种办法，巩固和扩大工人组织，很快打开斗争局面，取得如期效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周文雍他把青年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担架队、运输队；在学生中成立了宣传队、卫生队，与省港罢工工人一起，大力支持北伐军北伐。
三
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与广东军阀共谋，在广州进行大屠杀。我党和工会领导机关均遭破坏，许多党的领导人和工农群众组织的领袖人物不幸被捕或被杀害。周文雍也被通缉。但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仍坚持斗争，并受党委托，接替刘尔崧，担任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4月18日，周文雍又担任了新广州市委组织部长，负责领导广州市各工会党支部的工作。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大屠杀政策，他立即召集广州工代会所属工会领导人举行会议，制订斗争方案，并以党、团、工会、妇联等组织名义，发表了《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阀残暴大屠杀的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一切新军阀”、“释放一切政治犯”、“反对摧残工会”、“反对雇主的进攻”等口号。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党和工会工作由公开转入地下。周文雍遵照党的指示，把各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和会员秘密组织起来，建立广州工人地下武装，如剑仔队、工人自救队、义勇团、工人利益维持队等，共达数千人。武器虽然不多，但是组织严密，勇敢顽强。
6月19日、6月23日，周文雍分别主持召开了有两三万工人群众参加的集会，纪念省港大罢工两周年和沙基惨案两周年。由于这两次集会声势浩大，群情激昂，使反动派十分震惊。他们便立即进来了第二次“清党”，包围搜查原省港罢工工人宿舍，捕去工人200多名。当周文雍等获知这些工人的被捕与反革命委派到工人内部来的“改组委员”的告发有关，便带领工人秘密武装开展了驱逐“改组委员”的斗争，处决了几个作恶多端的“改组委员”，袭击了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和工人部长、工贼曾西盛的住处，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
同年8月间，广东省委派陈铁军协助周文雍的工作。他们假扮夫妻，建立秘密机关，进行广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们经常深入工厂，走家串户，发动工人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战斗。周文雍还多次在龙藏街太丘书院、水关桥木屋里召开工会骨干会议，传达省市委的有关指示。
9月，张发奎率部到达广州。他一面叫嚣“清党”、“铲除叶、贺起义军”。一面又大喊“民主、自由”，伪装革命，欺骗民众。当他获悉广州工代会将要举行总罢工的情报时，便于10月19日，派出军警逮捕了海员工会委员45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30人，解散了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而且，在全市加岗加哨，警察宪兵日夜戒严、搜查行人，使广州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1月1日，周文雍按照省、市委的指示，率领被驱逐和被裁撤的失业工人共2000多人，在东较场集合，前往东山龟岗葵园汪精卫的官邸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遭到军警镇压。周文雍因掩护工人群众撤退，负了重伤，与30多名工人一起不幸被捕。
当时，周文雍是准备广州起义的组织者之一。省委制订了设法让他监外就医，然后再从医院营救脱险的方案。按照计划，周文雍吃了“家属”送来的煎炒辣食，坚持不喝茶水，“发了高烧”，不停呻吟。难友们起哄，说这个人患了“回归热”传染病，纷纷要求把他送医院治疗。反动当局只好同意将周文雍送到医院犯人留医处医治，但在医院门口特设了一个警哨，日夜监视。一天中午，街上鞭炮响声不断，人们争着看热闹，一位扮作探病模样的同志敏捷机智地缴了哨兵的枪，预先埋伏在医院内的其他同志立即冲进病房，接出周文雍，上了事先停在门口的一辆无牌小汽车，从永汉路转入惠爱东，经红花岗，直奔沙河，安全抵达党的秘密联络点。
四
11月28日，广东省委决定在广州市发动武装起义。接着，发表了起义宣言，成立了起义行动委员会和起义指挥部，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任总指挥，叶挺任总司令。周文雍是行动委员会成员，同时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他重新把工人赤卫队按地段、行业整编成七个联队，还成立了独立汽车队、交通队、消息局、红色恐怖队、敢死队等，并加紧进行训练。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了。起义军按照原订部署，分头作战。工人赤卫队在周文雍的指挥下，分成几路，向几处敌人猛烈进攻。周文雍亲自率领第一联队分成两路，钳制敌公安局，和教导团一起，向敌人猛烈进攻。当起义军冲到公安局门口，遇到敌人机枪封锁时，周文雍走到前面说：“敢死队跟我来！”一班敢死队员跟着周文雍机警地从公安局北侧翻墙入内，攻击侧背，配合起义军正面攻击。经半小时激战，攻占了敌人的这一据点。周文雍立即指挥打开军械库，拿出3000多支枪，发给参加起义的工人群众，又继续投入战斗。两小时后，广州大部分地区已被起义军占领。12月11日上午6时，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原市公安局内宣告成立。周文雍把自己亲手书写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七个大字的巨幅红布横额挂上大门楼。周文雍两手叉腰，昂首阔步，大摇大摆地三次进出广州苏维埃政府大门。张太雷看见他这样神气，不解地问是什么意思。周文雍说：“哈！我带着镣铐两次进出这个反动大门，现在，我放开手脚几次进出这个胜利大门，尝一尝是什么滋味咯！”张太雷哈哈大笑说：“好！文雍，扬眉吐气，神气极了，您就多进出几次吧！”在场的同志们，被文雍那神态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13日，敌人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从水上、陆地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总指挥部命令撤出广州。周文雍带领一支赤卫队，与10多倍于己之敌短兵相接，为保卫广州苏维埃政府，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不怕牺牲，奋勇死战，直到下午3时，弹尽援绝，杀出一条血路，撤离广州。
五
周文雍撤出广州后，与一部分队伍到了东江，不久又奉党的指示辗转到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
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的工作。省委决定派周文雍重返广州，恢复党组织，开展新的斗争。有的同志担心他曾在广州被捕过，反动军警中不少人认得他，广州起义中他又是领导人之一，目标太大，回去有危险。周文雍以革命利益为重，力排众议，勇敢地承担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1928年1月，周文雍打扮成“金山阔少”，回到广州。提前从香港回到广州的陈铁军，到广州西湾码头迎接他回到“家”里。这个“家”，实际是党的秘密机关。周文雍和陈铁军仍然假扮夫妻，掩护开展工作。
在白色恐怖下的广州，周文雍和陈铁军勇敢机智地避开敌人的耳目，寻找失散的同志，重新建立联络网，恢复交通线。周文雍还化装到工人区找工会骨干研究重新组织工人、继续进行斗争等问题。
1928年农历正月初五，由于叛徒告密，周文雍和陈铁军不幸同时被捕，分别关押在公安局特别监狱的牢房里。
敌人施用了各种酷刑审讯周文雍，周文雍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多次晕倒，但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改用高官厚禄诱惑，周文雍严词拒绝，毫不动摇。敌人强迫他写自首书，周文雍接过笔来，淋漓尽致地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周文雍又用鲜血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上一首诗：头可断，腰可斩，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陈铁军在狱中表现得像周文雍一样坚强。反动派无计可施，便决定判处他们死刑。法官问周文雍有什么要求，他想到自己与陈铁军互相配合工作的过程中，曾彼此相爱，但为了革命事业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应该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便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敌人把摄影师带到监狱，在牢房的窗前，周文雍和陈铁军并肩而立，神态自若，照了一幅临刑前两人的合影。
1928年农历正月十五，周文雍和陈铁军被分别压上黄包车，解赴红花岗刑场。周文雍临终前，仍用尽最后的力气呼喊：“同 -- 志 -- 们 -- 革 -- 命 -- 到 -- 底！”

周文雍 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