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峰（1889-1933），名嵡，以字行，出生于广东番禺，高剑父的五弟。幼年时父母相继谢世，曾寄养于人家做小工，高剑父不仅担当抚养之责，还想方设法开启他对绘画的兴趣，将自己在居廉门下所学尽授奇峰，后又带其赴日研习美术。
高奇峰在日本曾师从田中赖璋，并在剑父的影响下，加入同盟会。1912年他与刘父同赴上海，主编《真相画报》。1914年创办审美书馆。后因在《真相画报》上揭露宋教仁被害案，被袁世凯政府通缉，避难日本，同时研究美术制版术。
袁世凯死后，高奇峰回到广州，任广东甲种工业学校美术及制版科主任，1925年被聘为岭南大学名誉教授。同年，他在广州开设美学馆，设课授徒。
20年代，高奇峰不幸患上肺病，他在广州二沙岛筑“天风楼”，用于养病、作画、授徒。高奇峰是高剑父“新国画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与实践者。其所作《白马》、《雄狮》、《海鹰》备受孙中山称赞，认为“足代表革命精神，具新时代之美者也”。
1933年，高奇峰被选为中德美术展览会中方代表，孰料取道上海赴德国时、肺病旧疾加重，不幸病逝于上海大华医院，年仅44岁。
高奇峰在天风楼的几位学生号称“天风六子”，统一地穿着白袍长衫唐装，各人带点做作地合照，好像在舞台上摆角色，晚清与民国的不少人物旧照片总会欠点形态、精神上的自然，不经意间面目和姿态总会有种纤弱的颓废感，无论男女。晚清的颓败之风或过分的温良恭俭发展到极致，引发成一种社会通病。这种“作派”与20世纪晚期“新人类”那种无束缚的放肆，形成鲜明对立。每个时代总有此时代的特殊符号。
辛亥革命前，高奇蜂于日本加入同盟会，学既成，束装归国。那个时候高氏兄弟正于密室中拼命研制炸弹，于是储炸弹累累.放于卧榻之下。而高奇峰常常睡于其上。辛亥革命期问这几位少不更事的青年并不是军火专家，所制炸弹十有八九是质量不够高、技术不到位的“危险货物”，多次自行爆炸炸死自己人，不过已使清朝政府风声鹤唳，到处侦查。高奇峰居然在炸弹上睡得着，人感骇服。
待到辛亥草命成功，革命党人互相庆祝时，大多数人都在果实结成中分一杯羹，高奇峰连官也不做，更不问政事，学着居廉。画其花鸟虫鱼，甚是超俗洒脱、超然物外。孙中山感叹奇峰“谓其勤廉为人所不可及也”。
到了袁世凯复辟，宋教仁被刺，倒又刺激起高奇峰的血性，他与谢伯英、马小进为揭发宋教仁血案阴谋，加入侦查行列，受到袁世凯全国通缉，于是逃亡日本。以上种种，可谓不畏势，不重利，不惜命的古代士大夫之侠义，真乃人所不可及也。
在我看来，高奇峰的绘画技巧比高剑父纯熟，他的几张传世之作技巧与造型都相当出手高明。民国郑春霆评论辛亥时奇峰的艺术谓“融会古今中外之法，伐肤存液，集其大成.出类拔萃，一时无与抗手”，可谓中肯。我在广州美术馆任职九年。常能近距离观看高氏的真迹，高氏对日本画的研究、临摹，对中国传统居派的继承学习，他比哥哥剑父更努力与聪敏。他的画总会强烈地吸引着留住你的脚步。进而关注他的技巧，赞叹他的聪慧。
至于奇峰出道所绘的一些作品，谢老文勇先生曾证实为日本时的临摹品。例如厂州美术馆藏的高氏经典之作《鹰》，谢老就相当肯定为临摹日本画之作，甚至一笔一画与日本画无异，曾招致了后世一些人包括二三十年代国画研究会诸人之批语。我认为，这是当时人物的普遍心态，站在国家功利上，急于引进。当时，不少国画研究会中人由于生活困迫，都有临摹别人作品冒充文物以换生活的习性，甚至以此为标榜。国画研究会首领人物赵浩公为仿古第一高手、官贾高价购得的一些古代名家作品，往往是赵浩公手笔，而赵往往在众人面前坦白承认是他仿古之作，满座大煞风景。新旧两派两者皆为临摹，一为开展览以开风气，一为换钱粮改善生活。谢老文勇有这样的话，仿古画以图机，而画家有一定名望，生活也过得去，仿画就不好了。五十步笑一百步，我想多少有个轻重，民创大行其道在绘画上的假冒伪劣，又由有名望的画人标举，多少使我感到文化人仰此风气有玩世与虚无。存真保诚，特立独行，不为五斗而折腰永远是文化人之为文化人的操行与心向往之。
然而，天妒英才，奇峰过早地染上肺病。20世纪上半叶，肺病是人类第一杀手、其可怕有如现代之癌症。“天风六子”照片中的他、应该说已染上这种疾病，他在二沙岛选址建楼，也正为着能在风景怡静优美、空气清新的江边疗病养体。1994年，当我第一次从二沙岛通过门卫七拐八转来到高氏所建的木楼前，很有一番感概，两层木结构的小楼剥落残破，经几番风雨，四周围见缝插针式地建起了密密麻麻的违章楼房，更显小楼破烂、窄小。从小楼大门望过去，已经看不到珠江，一座八九层高的“多快好省”大楼迎面挡着。因为是内控文物，当地体委管理部门不敢动它.空荡的屋子未免又太浪费，于是天风楼又成了仓库，里三层，外三层堆满学生用过的残旧课桌，积满灰尘蛛网，有如“鬼屋”，怀旧者如我，看到天风楼的老去，心里同样积满灰尘。
高奇蜂在民国期间叱咤风云，他的艺术被当时政府推为艺术革命的典范，他的故去也相当隆重，在南京近乎国葬宣付史馆，当时的国民党林森主席为其墓碑题字“画圣高奇蜂先生之墓”。
对于一个艺术家有如此隆仪，在民国也属新鲜事。西风东渐，艺术再也不是中国传统之优伶地位、下九流之物，艺术被肯定为提升国民素养、倡导中国精神的至高无上的魂魄高度。这才是辛亥革命后开一新境界的“新鲜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44岁的奇蜂弥留时命侄女高为素取纸笔书一“耶”字，次书“稣”字未成，掷笔而逝，遗言所存画分赠国内外艺术馆，平日戚友所负债，悉命焚烧之。又一次表现出他的善良与过人的胸襟气度。

高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