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与洋人交道前沿的广东，这类故事的发展。并不十分“离谱”，仍然保持着较单纯的识宝——盗宝的基调。当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它所反映的生活面扩大了，情况丰富了。但依然是那么古仆、纯美，没有一点追赶政治浪潮的痕迹。
较早记录粤地洋人盗宝的传说如《粤囊》上卷所载：“其称五羊城、穗城者，五仙人骑五羊持穗而至，衣及所骑各如方色，羊化为石。为周为秦，传时各异。五仙祠在坡山之阳，肖仙像而祀之。仆游祠见仙关各置一石，常石耳。云羊石为贾胡所窃，道士以常石补之。祠前高阙上悬大钟，纽之以藤，亦为贾胡潜易而钟遂中哑，甚哉！贾胡之狡也，”（见该书“越城”条）此书为清朝乾隆年间檀萃所撰，说明贾胡窃羊石，潜易仙藤的传说当时已广为流传。对盗宝羊人的指责也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贾胡之狡也。”后来民间传说虽然添加了许多细节，但对贾胡亦未加伤害。传说那悬纽大钟的藤，乃是仙人吕洞宾赠与轿夫的一根葛藤，贾胡以一根大铁链换取，铁链至今仍吊着大钟，更为可信。而贾胡取到仙藤之后，拿到珠江边洗涤，亦合乎自然。仙藤遇水，变成了一条鱼，窜到珠江上游云了。现珠江上游还有一种鱼叫猪乸葛，长长的像条藤。这是盗宝传说与风物传说之附会，其他地方亦有。
广东盗宝传说最著名的是《海珠石的传说》，如今此石虽与陆地连成一片，但广州仍有海珠路、海珠广场、海珠桥、迎珠街等，都与这一传说有关，可见它的影响。这一传说与上文提到的唐人传奇《崔炜》的故事有关。《崔炜》可能是裴铏在唐代识宝传说的基础上加工创作的。裴铏的传奇在唐、宋之世颇为流传，当时亦正是说话与讲唱文学兴起之时，相互的影响是难免的。裴铏传奇保存了识宝传说的基调：贾胡识宝（并能预卜宝物去向及归来之时辰），与持宝者公平买卖，获宝而归。广东的这个民间传说增加了一些情节：宝石依恋故土，在贾胡运往国外途中跃入江中，潜藏于巨石之下，使得这颗巨石充满了珠光宝气，因而得名“海珠石”（广州人称江为海）。这与同类传说中宝物被盗失去了灵性，此地从此衰败的结局相反，海珠岛一直是传说中的一幅美景，以至清代“羊城八景”中还有一幅“海珠月夜”，显现了此类故事的另外一种风格。另有一说“海珠石”原是光孝寺内的一块青石板，持宝人赵举人不识宝，被一外国珠宝商人购去，锯开一看，乃是一幅锦绣山河力，在运往外国时船翻沉没，第二天，就在沉船处浮起了一颗闪闪发光的巨石，这便是海珠石。与史籍所载：“南海有沉水之香，又有浮水之石“，刚好印证。作为风物传说，解释风物成因的不同，可视为同一母题的不同异文。但这两则传说都与洋人盗宝有关，宝物与风物契合，形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锦绣山河图，显然是近代的作品。对盗宝者的惩罚也较之前者厉害了一点，让盗宝者的船只翻沉，自然盗贼也就葬身大海了。《偷不走的铜宝珠》（见《广东民间故事选》也是一样，盗宝洋人三次重金收买盗贼去偷佛山祖庙上的铜宝珠，耗尽财物，偷来的铜宝珠又跑回去了，最后洋人活活气死。这两个盗宝者命运虽然可悲，但面目并不狰狞，他们没有强取豪夺，更没杀人放火，都是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唯一带有强抢性的传说是海幢寺《猛虎石》的传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传说抗战期间，日军侵略者曾多次强抢海幢寺中的那块形似猛虎的太湖奇石，派工兵凿，用汽车拖，用炸药爆破，都没能达到目的，而且派去抢夺的人，去一个，没一个；去两个，没一双，都叫神虎吃了！这传说有事实依据：海幢寺确有一块猛虎石，现今尚存。日军占领广州期间，曾把它拉回自己的宪兵司令部，准备运回日本，不久日本战败，阴谋破产。民间据此衍为传说，情节单纯、古朴，似初期的识宝传说；但盗宝者不择手段，面目狰狞，又似后期的盗宝传说。这在广东同类传说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此外的其他涉外传说，除鸦片战争抗英故事面对明火执仗的敌人，以牙还牙之外，其他正常交往的故事，包括传教、经商的故事，都表现了广东人民深远的谋略和广阔的胸怀。就是在抗击英国侵略军的尖锐斗争中，也还流传着抗英的主帅林则徐与英国遇难船员的友好佳话。这类故事著名的如《波罗庙的传说》、《西来初地的传说》、《光孝寺的传说》、《光塔寺的传说》、《清真先贤古墓》，都记录了广东人民与外国商人、传教士友好往来的实迹。《波罗庙的传说》虽然记及庙中铜鼓上的金虾蟆为番人所窃，“鼓致缺落，其声遂石”的情节，类似后期洋人盗宝的传说，但其重点还是纪述波罗国人达奚司空来华播下友谊种子的故事。《粤囊》卷下“南海神庙”条载：“中门之左，有达奚司空立像，黑面白眼，跂而前望，若有所招呼。司空外番波罗人，随贾舶来，泊黄木湾，携波罗子植于庙，回望舶已举帆去，且望且泣，立化于此，庙人因其状加衣冠而像之。至今千年，勃之如生。树迨茂，故庙与江且因以易名。”该庙原来主要供奉水神广利王，后配以六侯，第一名便是“助利侯达奚司空”。可见后人对他的敬仰，不但立像封侯以祀之，连扶胥江也改名为波罗江，南海神庙亦改名为波罗庙，该神诞亦改名为波罗诞，至今仍热闹非常。诞会上出售的一种纸制工艺品“波罗鸡”，每届销量都在十万只以上。这一传说的广泛、深入、持久，由此可见一斑。《粤囊》纪时，故事发生已有千年，而今又经历了五个世纪，愈演愈烈，波罗神庙今又修葺一新，波罗诞会更盛况空前，人们是把它当作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史迹来怀念的。
把一个外国人尊为神、封为侯，在广东民间传说里并非绝无仅有。除达奚司空外，还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元朝京都做了十多年官，但却在广州被封为神，在广州西关华林寺的五百罗汉中，便有一尊马可．波罗的塑像，还有印度高僧达摩，被奉为中国禅宗的祖师，供奉在广州佛教圣寺“西来庵”中，至今清远峡山飞来寺旁，还有一块“达摩石”，传说是达摩祖师为民伏虎坐禅的地方（见《羊城人仙神》），西来庵教民为周围百姓行医治病的故事至今还在流传。其他如阿拉伯传教士艾比．宛葛士，他所创建的怀圣光塔寺和他长睡的清真先贤石墓，至今保存完好，还有许多动人的友好故事。据说光塔寺建好后不久，塔顶上藏了个蛤蚧精，吃掉了不少登塔瞭望的教徒，使得他们惊恐万状，寺庙也一度衰败，后有一个中国道人经过此地，看出了此中有妖气，设计为他们斩除了妖怪，使他们得以安心在此传教。考宛葛士曾两度来华，第一次是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第二次是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还带来了可兰经30册，在中国流传，直至功德圆满。此传说隐约反映了这一艰难的史实。他们来华初期，可能遇到许多困难，甚至不能立足，返回原籍。但他们不畏艰辛，再度来华，在中国友人的帮助之下，才得以安身立业，传说虽有一些迷信色彩，但其基调是十分友善的。
在广东的涉外故事中，“洋人盗宝”的故事并不多，从现存的盗宝故事来看，它和内地盗宝故事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从洋人识宝到洋人盗宝，从平等交易到强取豪夺。但广东的后一类故事较少，矛盾也没有那么尖锐激烈，大多数反归初期识宝故事的形态，识宝者与持宝者自愿买卖，重点表现的是宝物重金购不走，以宝物对乡土的依恋来反映人们爱乡爱国的心态，而不是识宝者与持宝者的矛盾和斗争。更多的是涉外故事都是歌颂中外人民在经济和文化交往中的传统友谊的，这在近百年来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思想压力下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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