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是广州教育史上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份。粤秀书院大兴土木，
进行重修；珠江、羊石、穗城书院也在密锣紧鼓进行合并。而阮元则创办了一所新书院——学海堂。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扬州人。他是
徽派朴学的巨擘，师承戴震，其学术主张，“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揅经室集自序》）所谓“实”，即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所谓“实”，亦
即实学、实行、务实。
南宋以降，理学在广东一直占据学术主流地位，谈心论道，近乎玄学，阮元把这种风
气，一举突破，他曾在杭州主办诂经书院，担任两广总督后，引朴学入粤，主张汉宋一体，
在书院中加入天文、算学与地理等实学的考课。他一手结束了宋明理学高谈心性，流于空疏的弊病，一手结束了清代以来书院只教八股制艺的弊病，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讲学的精神。阮元为学海堂题写楹帖，宣示了书院的学术方向:
公羊传经司马记史；
白虎德论雕龙文心。
阮元曾解释学海堂这个名称的意思:“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见主名。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学海堂志序》）
学海堂最初设在西关文澜书院，开办四年后，生徒愈来愈多，文澜书院显得拥挤了，况且地处西关繁华商业区，并不太适合办书院。当年的书院择地，还是延续宋、明遗风，希望建于山清水秀、地脉钟灵之所，能够感应文章，产生杰出人才。道光四年（1824）阮元决定书院迁址，他亲自到各地勘察，当时有几个候选地，一个是南园故址，但觉得过于湫隘；另一个是海幢寺，又感觉离市井太近。最后择址在越秀山南麓，即沿今百步梯登至半山腰一带。书院东紧邻龙王庙，后墙可望越王台，东北为镇海楼。由清代林伯桐撰、陈澧补编的《学海堂志》，描绘学海堂周围的自然环境:
学海堂在广州城北粤秀山中，山脉自白云山蜿蜒入城，至此耸拔三十余丈，为省会之镇。辟堂于此，缭以周垣，广若千丈，堂中远眺，海门可见。堂阶南出，循西下行，折而东有石磴，迆南至于外垣，其中百竿一碧，三伏时不知暑也。自堂皇南望，则见竹杪。堂后为启秀山房，居山之前，故名堂东。石磴坡陀，梅花夹道，西达于山房。其东最高处，有亭曰至山。山颠与亭相接矣。
学海堂的主建筑，有三楹九架，东西南三面，深廊环绕，两旁有画栏。其他建筑还有启秀山房、至山亭、此君亭、文澜阁、离经辨志斋等（有些是后来陆续兴建的）。堂前一望，则万户炊烟，鱼鳞层涌，花塔峙于西，琵琶洲塔峙于东，珠江如带，狮子洋、虎头门隐约可数。每当绿荫藻夏，长日如年，山雨欲来，催诗入听，登堂坐久，人人有观于海之意云。
阮元委派赵均、吴兰修负责工程，九月初九破土动工，进展神速，同年十二月即竣工。
时贤纷纷为学海堂题写楹帖。堂中西楹帖是:“此地揽狮海珠江之胜；其人游佳林文苑之间”（刘彬华题）。北墉楹帖:“学贯九流汇此地人文法海；秀开百粤看群贤事业名山”（成格题）。堂南门前楹帖:“智水仁山在此堂宇；经神学海发为文章”（白镕题）。启秀山房的楹帖:“实事求是；空谷传声”。
事实证明，阮元很有先见之明，学海堂新址落成还不到两年，道光六年（1826），阮元
便奉旨调任云贵总督，如果他这时才想到迁址，恐怕已来不及了，学海堂极有可能因他的离去而衰落。
但阮元依然担心，他走后学海堂的人才、经费能否得到保证。临行前制订《学海堂章
程》，一改书院由山长掌教的旧例，亲自选定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八人为学长，同司课事，各以所长，协办启导生徒经史、小学、诗文等课程。如果其中有人出仕或离去，由七人公举补额。永不设立山长，亦不允荐山长。这样既确保不会因为一人离去而影响书院运作，也保证了课程内容更加全面。
专课肄业生要求志在实学，不鹜声气，心地淳良，品行端正。在《十三经注疏》《史
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中，自选一书肄业。按日作课，填写日程簿。生徒可以从八名学长中，择师而从，谒见请业。到季课之日，交给学长，考核甲乙，评出超等若干名。对于考课成绩超等的，每名膏火银六两；特等的每名膏火银四两。如果功课惰废，无可列等的，即行扣除。
至于膏火银的来源，阮元也作了周密安排。学海堂历年膏火，都是由总督衙门给发，
沙坦的田租一百十八两，全部归入学海堂作为经费。另外，原有三百两银存在文澜书院生
息，阮元再加拨三千七百两，合计四千两，仍由文澜书院生息，以作经费。
本来，阮元走后，学海堂是兴是废，人们都不会怪他，但他却未雨绸缪，做好种种的安排。甘棠遗爱，令人铭感。同治二年（1863），在启秀山房奉祀阮元神位，命名为“阮太傅祠”。
由阮元亲自指定的八位学长，都是众望所归的饱学之士。除此之外，历任学长可考名
字者55人，包括黄子高、侯康、杨荣绪、金锡龄、邹伯奇、许其光、陶福祥等人，群星争
辉，不可能一一胪陈；记录于《学海堂专课章程》上的专课肄业生有260人，还有大批外课
生以及未登记的生徒。
道光九年（1829），“粤东三子”之一的张维屏补为学长。张维屏，字子树，号南山，
又号松心子，晚号珠海老渔，广东番禺人，童年在广州清水濠畔度过。他的诗不仅冠于岭
南，且传遍大江南北，远及京师。嘉庆九年（1804）中举，张维屏赴京，学士翁方纲一见
他就开玩笑地惊呼:“诗坛大敌至矣！”
道光二年（1822）张维屏中进士，在湖北、江西一带做官。他先后做过两次学海堂学
长，第一次是道光九年（1829），他丁忧在家期间。服阕后又做了几年地方官，最终看透了
官场腐败，在道光十六年（1836）辞官归里，隐居在花地听松园，闭户著述。道光十八年
（1838）再次出任学长。
学海堂每年都会举行数次雅集。正月二十阮元生日举行春集；夏季有“曝书”之集，
同人登山晒书，研讨学术；七月初五同人在堂，举行祭祀先圣先师典礼的“释菜”之集;
而秋集便在中秋、重阳前后。
名满岭南的文献学大家谭莹，也是阮元发掘出来的一位才子。谭莹，字兆仁，号玉生，
广东南海人。从小无书不读，强记过人，长于辞赋。相传有一年阮元过生日，独自上越秀
山避客，在寺院发现有些题壁诗句，文情精妙，一问之下，知道是南海文童谭莹所题。第二天南海县令谒见时，阮元对县令说:你治下有谭姓文童，诗文甚佳，勿失之。县令问名字，阮元答:如果我告诉了你，便是为人关说了，还是你自己留意吧。县令回去后把县试卷子中所有姓谭学生的都抽起，反复揣摩，发现其中一篇果然笔下有神，文采风骨俱佳，考生叫谭莹，便把他排在县考第一名入学。阮元知道后高兴地说:“就是他了。”
道光六年（1826），翁心存督学广东，主持岁考，谭莹于风檐寸晷之下，振笔直书，片
刻得一千五百字。翁心存大为激赏，在卷上批语:“粤东故多隽才，此手合推第一。”（清
道光《南海县志》）阮元开办学海堂时，读到谭莹的《蒲涧修禊序》和《岭南荔枝词》一百
首，更是击节赞赏，逢人说项。骈文是学海堂的重要课题，讲求用韵比偶、征典藻饰、典
雅工整，这些都是朴学的基础，谭莹的骈文，在岭南文坛首屈一指，经过阮元这位伯乐的
热情推介，谭莹在岭南的名气暴增，南北名流都争相与他结交。
邹伯奇，字特夫，广东南海人。《南海县志》称他“尤精于天文历，能萃中西之说而贯通之，为吾粤向来名儒所未有”。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整理和研究我国最早的一部天文历算专著《周髀算经》，其成就在同代的学人中，首屈一指。
他还运用当时先进的钟表机械，设计和制造了浑天仪、七政仪等科学仪器。他绘制的
《舆地全图》一册，是清代著名的地图之一。他还创制过一种制图仪器，并撰写《摄影之器
记》详记其事。但此器并非现代摄影机之类，1960年代有人误以为是“我国第一部摄影
机”，大错。但他的一篇遗稿抄本，论述光学原理、暗箱制作、感光板制造、拍摄冲洗和制
片方法甚详，为我国首本摄影术专著。
咸丰七年（1857），邹伯奇被推举为学海堂的学长。这一年，也是学海堂最困难的时期。咸丰七年（1857），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占领越秀山，学海堂遭到严重破坏。文澜阁被炮火击中，塌了一半。文澜阁是刘彬华、谢兰生奉阮元之命创建，用来供奉文昌帝君及魁星神位，贮藏阮元编辑的《皇清经解》板片及学海堂购置的书籍。城陷后，学海堂大量的图书书板，无法运出。书院曾悬赏雇人上山抢救，但最后运出来的，已损失大半，不得不重新雇人刻板。直到学海堂停办时，一共刊刻图书3334卷、1254册。这些图书，全部移交两广学务处，收藏入图书馆。
晚清名臣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曾上越秀山寻访先贤遗迹，在学海堂前，写下《此君
亭竹》一诗，称颂阮元:“太傅归紫府，教泽在炎方。巨海纳万流，达者来升堂。”学海堂
为清代的岭南学术筑起了一座难以超越的巅峰，一代一代学人用自己的生命精血，为它奠
基培土，完成了一段传奇。
在走过了83个春秋以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学海堂承载着无数岭南学人对
它的景仰与虔诚，走入了历史。
（作者:叶曙明）
进行重修；珠江、羊石、穗城书院也在密锣紧鼓进行合并。而阮元则创办了一所新书院——学海堂。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扬州人。他是
徽派朴学的巨擘，师承戴震，其学术主张，“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揅经室集自序》）所谓“实”，即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所谓“实”，亦
即实学、实行、务实。
南宋以降，理学在广东一直占据学术主流地位，谈心论道，近乎玄学，阮元把这种风
气，一举突破，他曾在杭州主办诂经书院，担任两广总督后，引朴学入粤，主张汉宋一体，
在书院中加入天文、算学与地理等实学的考课。他一手结束了宋明理学高谈心性，流于空疏的弊病，一手结束了清代以来书院只教八股制艺的弊病，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讲学的精神。阮元为学海堂题写楹帖，宣示了书院的学术方向:
公羊传经司马记史；
白虎德论雕龙文心。
阮元曾解释学海堂这个名称的意思:“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见主名。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学海堂志序》）
学海堂最初设在西关文澜书院，开办四年后，生徒愈来愈多，文澜书院显得拥挤了，况且地处西关繁华商业区，并不太适合办书院。当年的书院择地，还是延续宋、明遗风，希望建于山清水秀、地脉钟灵之所，能够感应文章，产生杰出人才。道光四年（1824）阮元决定书院迁址，他亲自到各地勘察，当时有几个候选地，一个是南园故址，但觉得过于湫隘；另一个是海幢寺，又感觉离市井太近。最后择址在越秀山南麓，即沿今百步梯登至半山腰一带。书院东紧邻龙王庙，后墙可望越王台，东北为镇海楼。由清代林伯桐撰、陈澧补编的《学海堂志》，描绘学海堂周围的自然环境:
学海堂在广州城北粤秀山中，山脉自白云山蜿蜒入城，至此耸拔三十余丈，为省会之镇。辟堂于此，缭以周垣，广若千丈，堂中远眺，海门可见。堂阶南出，循西下行，折而东有石磴，迆南至于外垣，其中百竿一碧，三伏时不知暑也。自堂皇南望，则见竹杪。堂后为启秀山房，居山之前，故名堂东。石磴坡陀，梅花夹道，西达于山房。其东最高处，有亭曰至山。山颠与亭相接矣。
学海堂的主建筑，有三楹九架，东西南三面，深廊环绕，两旁有画栏。其他建筑还有启秀山房、至山亭、此君亭、文澜阁、离经辨志斋等（有些是后来陆续兴建的）。堂前一望，则万户炊烟，鱼鳞层涌，花塔峙于西，琵琶洲塔峙于东，珠江如带，狮子洋、虎头门隐约可数。每当绿荫藻夏，长日如年，山雨欲来，催诗入听，登堂坐久，人人有观于海之意云。
阮元委派赵均、吴兰修负责工程，九月初九破土动工，进展神速，同年十二月即竣工。
时贤纷纷为学海堂题写楹帖。堂中西楹帖是:“此地揽狮海珠江之胜；其人游佳林文苑之间”（刘彬华题）。北墉楹帖:“学贯九流汇此地人文法海；秀开百粤看群贤事业名山”（成格题）。堂南门前楹帖:“智水仁山在此堂宇；经神学海发为文章”（白镕题）。启秀山房的楹帖:“实事求是；空谷传声”。
事实证明，阮元很有先见之明，学海堂新址落成还不到两年，道光六年（1826），阮元
便奉旨调任云贵总督，如果他这时才想到迁址，恐怕已来不及了，学海堂极有可能因他的离去而衰落。
但阮元依然担心，他走后学海堂的人才、经费能否得到保证。临行前制订《学海堂章
程》，一改书院由山长掌教的旧例，亲自选定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八人为学长，同司课事，各以所长，协办启导生徒经史、小学、诗文等课程。如果其中有人出仕或离去，由七人公举补额。永不设立山长，亦不允荐山长。这样既确保不会因为一人离去而影响书院运作，也保证了课程内容更加全面。
专课肄业生要求志在实学，不鹜声气，心地淳良，品行端正。在《十三经注疏》《史
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中，自选一书肄业。按日作课，填写日程簿。生徒可以从八名学长中，择师而从，谒见请业。到季课之日，交给学长，考核甲乙，评出超等若干名。对于考课成绩超等的，每名膏火银六两；特等的每名膏火银四两。如果功课惰废，无可列等的，即行扣除。
至于膏火银的来源，阮元也作了周密安排。学海堂历年膏火，都是由总督衙门给发，
沙坦的田租一百十八两，全部归入学海堂作为经费。另外，原有三百两银存在文澜书院生
息，阮元再加拨三千七百两，合计四千两，仍由文澜书院生息，以作经费。
本来，阮元走后，学海堂是兴是废，人们都不会怪他，但他却未雨绸缪，做好种种的安排。甘棠遗爱，令人铭感。同治二年（1863），在启秀山房奉祀阮元神位，命名为“阮太傅祠”。
由阮元亲自指定的八位学长，都是众望所归的饱学之士。除此之外，历任学长可考名
字者55人，包括黄子高、侯康、杨荣绪、金锡龄、邹伯奇、许其光、陶福祥等人，群星争
辉，不可能一一胪陈；记录于《学海堂专课章程》上的专课肄业生有260人，还有大批外课
生以及未登记的生徒。
道光九年（1829），“粤东三子”之一的张维屏补为学长。张维屏，字子树，号南山，
又号松心子，晚号珠海老渔，广东番禺人，童年在广州清水濠畔度过。他的诗不仅冠于岭
南，且传遍大江南北，远及京师。嘉庆九年（1804）中举，张维屏赴京，学士翁方纲一见
他就开玩笑地惊呼:“诗坛大敌至矣！”
道光二年（1822）张维屏中进士，在湖北、江西一带做官。他先后做过两次学海堂学
长，第一次是道光九年（1829），他丁忧在家期间。服阕后又做了几年地方官，最终看透了
官场腐败，在道光十六年（1836）辞官归里，隐居在花地听松园，闭户著述。道光十八年
（1838）再次出任学长。
学海堂每年都会举行数次雅集。正月二十阮元生日举行春集；夏季有“曝书”之集，
同人登山晒书，研讨学术；七月初五同人在堂，举行祭祀先圣先师典礼的“释菜”之集;
而秋集便在中秋、重阳前后。
名满岭南的文献学大家谭莹，也是阮元发掘出来的一位才子。谭莹，字兆仁，号玉生，
广东南海人。从小无书不读，强记过人，长于辞赋。相传有一年阮元过生日，独自上越秀
山避客，在寺院发现有些题壁诗句，文情精妙，一问之下，知道是南海文童谭莹所题。第二天南海县令谒见时，阮元对县令说:你治下有谭姓文童，诗文甚佳，勿失之。县令问名字，阮元答:如果我告诉了你，便是为人关说了，还是你自己留意吧。县令回去后把县试卷子中所有姓谭学生的都抽起，反复揣摩，发现其中一篇果然笔下有神，文采风骨俱佳，考生叫谭莹，便把他排在县考第一名入学。阮元知道后高兴地说:“就是他了。”
道光六年（1826），翁心存督学广东，主持岁考，谭莹于风檐寸晷之下，振笔直书，片
刻得一千五百字。翁心存大为激赏，在卷上批语:“粤东故多隽才，此手合推第一。”（清
道光《南海县志》）阮元开办学海堂时，读到谭莹的《蒲涧修禊序》和《岭南荔枝词》一百
首，更是击节赞赏，逢人说项。骈文是学海堂的重要课题，讲求用韵比偶、征典藻饰、典
雅工整，这些都是朴学的基础，谭莹的骈文，在岭南文坛首屈一指，经过阮元这位伯乐的
热情推介，谭莹在岭南的名气暴增，南北名流都争相与他结交。
邹伯奇，字特夫，广东南海人。《南海县志》称他“尤精于天文历，能萃中西之说而贯通之，为吾粤向来名儒所未有”。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整理和研究我国最早的一部天文历算专著《周髀算经》，其成就在同代的学人中，首屈一指。
他还运用当时先进的钟表机械，设计和制造了浑天仪、七政仪等科学仪器。他绘制的
《舆地全图》一册，是清代著名的地图之一。他还创制过一种制图仪器，并撰写《摄影之器
记》详记其事。但此器并非现代摄影机之类，1960年代有人误以为是“我国第一部摄影
机”，大错。但他的一篇遗稿抄本，论述光学原理、暗箱制作、感光板制造、拍摄冲洗和制
片方法甚详，为我国首本摄影术专著。
咸丰七年（1857），邹伯奇被推举为学海堂的学长。这一年，也是学海堂最困难的时期。咸丰七年（1857），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占领越秀山，学海堂遭到严重破坏。文澜阁被炮火击中，塌了一半。文澜阁是刘彬华、谢兰生奉阮元之命创建，用来供奉文昌帝君及魁星神位，贮藏阮元编辑的《皇清经解》板片及学海堂购置的书籍。城陷后，学海堂大量的图书书板，无法运出。书院曾悬赏雇人上山抢救，但最后运出来的，已损失大半，不得不重新雇人刻板。直到学海堂停办时，一共刊刻图书3334卷、1254册。这些图书，全部移交两广学务处，收藏入图书馆。
晚清名臣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曾上越秀山寻访先贤遗迹，在学海堂前，写下《此君
亭竹》一诗，称颂阮元:“太傅归紫府，教泽在炎方。巨海纳万流，达者来升堂。”学海堂
为清代的岭南学术筑起了一座难以超越的巅峰，一代一代学人用自己的生命精血，为它奠
基培土，完成了一段传奇。
在走过了83个春秋以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学海堂承载着无数岭南学人对
它的景仰与虔诚，走入了历史。
（作者:叶曙明）
文献资料来源： 《洪桥文蕴》
作者：叶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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