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第二中学位于越秀山南麓，正门入口处，居高临下的教学大楼前，是开阔的台阶，台阶右前方立有一石，上刻有“应元书院旧址”“清同治八年 公元一八六九年”字样。应元书院在晚清时期就是一所地位与众不同的书院。应元路得名也因应元书院于此路上而命名。
清道光、同治年间，在广州有一股倡学办书院的风气，这与当政者有极大的关系。这一时期，在越秀山南麓已建有两所闻名遐迩的书院。先是两广总督阮元创办学海堂，后有两广盐运使方濬颐建立菊坡精舍，这两所书院都注重聘请名师，改革学风，领一时之风气。同治七年（1868），新任广东布政使王凯泰抵任，也想兴学办书院，因此成为应元书院的创办人。
王凯泰是江苏宝应人，初名敦敏，字幼轩，号补帆，自号补园主人。他生性聪敏，自幼有神童之誉，在科举仕途上十分顺利，16岁考取秀才，名列第一。21岁拔国优贡，三年后中举人。28岁中进士，改翰林庶吉士，历充国史馆协修、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提调、实录馆提调等职。时太平军已攻占南京，清延统治发岌可危。他“虽在词馆，慨然有匡济时艰之意，改今名焉”。咸丰十年（1860），他以母丧丁忧回籍。在家乡积极参与团练，围剿捻军，著有劳绩，叙功累加至四品卿衔。同治二年（1863），入李鸿章幕府，成为淮系重要干将，李鸿章称他“躬亲行阵，洞悉机宜"，是“最为得力之员”。不久他被提拔为署理浙江粮储道，期间他还刊刻了《浙江漕粮海运全案重编》，为后人研究清代漕运史留下珍贵资料。同治五年（1866），王凯泰升任浙江按察使，任期最为人称道的政绩是疏浚三江闸。他亲到现场勘查水势，组织人力掘港开沟，疏浚河道，使沙泥荡涤无遗，“其有大功于浙者”，“至今浙东人犹能言之”。七年（1868），王恺泰迁广东布政使。到任以后，他勤于职守，做了不少值得称颂的好事实事，政绩昭彰，尤以疏浚广州城中六脉渠最为典型。学海堂学长陈澧曾致信谓其“惠爱留于百粤”。他在广东布使任上只有两年时间，但与广州的文人学者陈澧、陈璞等多有交往及诗文唱和。他在广东最值得称道的文化举措是创办应元书院。
王凯泰是阮元的门生，又是全国科举考试的亚军（榜眼），很有才华，也颇有作为。他认为广东距京师七千余里，举人北上赴京会试，路途遥远，费用不菲，一试登第尚可，但毕竟能登第者有限，更多的士人落第后，或因经济困难，或困无书院借以实习进业，只能放弃举业。因此，他另辟蹊径，决定办一所专供举人肄业的书院来解决上述问题。这所书院招生对象是中了举人的读书人，继续在此深造，提供进京参加会试做好准备的条件。这所书院比当时官方在省城已开办的各所书院培养对象层次要高一些，打个比方，有类现代的研究生院。这一做法，无疑有助于推进当地的文风，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都表示支持。王凯泰于是择地在越秀山南麓应元宫前建起一座与学海堂、菊坡精舍并列为邻的书院。同治八年（1869）动工，同年九月书院落成。
王凯泰为书院取名“应元书院”，一是其地在应元官之前，二是希望培养出会元（举人第一名）和“状元”（进士第一名）。他在亲撰的《应元书院碑记》中称:“应元之名出道书，今为举人肆业地。举人会试第一为会元，殿试第一为状元，其名亦宜之。”
应元书院的地点辟在越秀山麓。王凯泰捐廉将道教应元宫前半部分改建为应元书院。此处西邻菊坡精舍，西北为学海堂，距离不足半里，可以说是省垣之内书香氛围特别浓郁之地。较之其他书院，应元书院的建筑更讲气派，四周环以围垣，书院依山而建，层层高起，中轴线分明，错落有致。大门外滨临大莲池，俗称将军大鱼塘（其址在今省政府大院内）延袤数亩，塘中种满荷花。大门也称外门，门上有王恺泰为书院题匾，落款为同治八年（1869）八月。入大门，上数级，是为中门。再经数十级宽阔的台阶拾级而上，至一大堂，堂匾“正谊明道”，是两广总督瑞麟所题。堂中有两副楹联，一为广东学政胡瑞澜所题：
桂海敷文，想旧学商量，犹是秀才气味；蓬山有路，愿及时砥砺，早储国士经纶。
另一为王凯泰所题:
筑室兆嘉名，看九转成丹早登绝顶；论文依胜地，愿百川学海共溯传心。
联内既点出应元书院继承学海堂之学风，又点明建应元院之宗旨在培养拔尖人才。
大堂西偏侧是董事所，东偏是监院。监院再往东是宽敞幽静的“十三本梅花书屋”。围以墙垣，修竹万竿，琅玕参差，长檐逶迤，庭院种梅十三株，横窗傍楣，十月花开，香雪满枝，为最佳游憩之地。此书屋含有深意，原来王凯泰有个五世祖伯在康熙年间连中会元及状元，这位五世祖伯的书房房号即是十三本梅花书屋，王凯泰以之命名校舍，强调：“非敢侈述祖德，实为同人厚期云尔。”是希望借此吉利佳兆，期望广东举子也能连中双元。
过正谊明道堂再拾级而上，便到了位于书院最高层的最后一进的中心建筑乐育堂。这乐育堂原是应元宫之旧雷神殿，改作书院的讲学课堂，又称讲堂。堂中设讲席，为师位，两旁排列学生座位，为数十长案。此为书院讲学课士之地，以“才非育不成，得而育之，斯乐矣”故名。堂匾为广东巡抚李福泰所题。讲堂两廊竖有碑记石刻，左右分别为王凯泰撰书的《新建应元书院记》和书院的《章程条款》。乐育堂东侧是红杏山房，西侧是仰山轩、奎文阁。王凯泰为此数处都有题联。红杏山房联是“讲帷弦诵知春至；上苑风光度岭来。”仰山轩联有“天公有意属南州”句，奎文阁联是“三台奎耀临南越；八座文星拱北辰。”字里行间，均反映了王凯泰盼望广东出人才的热切心情。
书院建筑规整，梯级宽大，花木夹道，大树蔽荫，外有墙，十分气派。至今从二中正门的梯级还可以见到当年的余韵。
应元书院与同样坐落在粤秀山麓相邻的菊坡精舍、学海堂的办学宗旨迥然不同，与其他传统旧式书院亦有所区别。其办学特点有三：一是肆业者为举人出身；二是培养目标为科举会试；三是经费相当充裕。这有类今之以应试教育为目标的某些冲刺性学校。应元书院旨在指导和奖励举人上京应试，每年招收内课监生30名，外课监生10名，附课监生25名。经费充足，不但师生待遇优厚，而且资助上京赴试，祝贺会试第一、殿试第一者，对广东举子出身任京官者年年贺岁，都从书院开支。
书院先后聘请品正学纯者如沈史云、李文田、廖廷相、吴道镕等人担任院长。《应元书院章程》定下严格的考课制度，学生月课不得顶替兼名，不得缺课，对学生的品行也有严格要求。
应元书院开办的第一个会试年（1871），学生中进士九人，而且出了状元梁耀枢。这使广东官员、书院师生很是振奋了一番。时已在擢升福建巡抚任上的王凯泰为书院正堂育乐堂续撰了一副楹联：
瑞兆岂无因，不负隔年弹柳汁；科名原有定，适逢佳会种梅花。
上联是说，王凯泰大前年在应元宫求了个好签，以柳汁染衣命题作赋，果然这年应元书院出了个状元。下联是说，上年建了梅花书屋，以取佳兆，科名有定。应元书院“为翰林院储才”的办学宗旨可以说是达到了。第一个会试年入翰林院者五人。第二个会试年（1874），考中进士十二人，其中一人为榜眼，入翰林院四人。第三个会试年（1876）出进士九人，入翰林院四人，其中戴鸿慈、廖廷相、林其翔都是文化名人。戴鸿慈官至法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清代任职最高的广东人。廖廷相授翰林院庶吉士、充罗史馆协修，历任金山、羊城、应元、广雅书院山长及学海堂、菊坡精舍学长。光绪三年（1877），应元书院中进士十人，入翰林院二人。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同治十年（1871）至光绪二年（1876）这几次科考，应元书院中进士人数每次在10人左右，而全国中进士人数也只是330人左右，可知应元书院之风光。只是好景不长，1901年清朝停止了八股文考试，四年后正式谕令停止科举，结束了科举取士的传统制度。从此无元可应。
1908年应元书院与菊坡精舍合并为存古学堂，民国后改立执信学校，执信学校迁建后，于原地建立广州市立第一中学。抗日战争之后，为广州市二中校址。几经变化，当年菊坡精舍、应元书院的校舍已荡然无存，只有那校门口气派的台阶和阶前的立石，显示着先前的荣耀。
（作者:陈泽泓）
清道光、同治年间，在广州有一股倡学办书院的风气，这与当政者有极大的关系。这一时期，在越秀山南麓已建有两所闻名遐迩的书院。先是两广总督阮元创办学海堂，后有两广盐运使方濬颐建立菊坡精舍，这两所书院都注重聘请名师，改革学风，领一时之风气。同治七年（1868），新任广东布政使王凯泰抵任，也想兴学办书院，因此成为应元书院的创办人。
王凯泰是江苏宝应人，初名敦敏，字幼轩，号补帆，自号补园主人。他生性聪敏，自幼有神童之誉，在科举仕途上十分顺利，16岁考取秀才，名列第一。21岁拔国优贡，三年后中举人。28岁中进士，改翰林庶吉士，历充国史馆协修、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提调、实录馆提调等职。时太平军已攻占南京，清延统治发岌可危。他“虽在词馆，慨然有匡济时艰之意，改今名焉”。咸丰十年（1860），他以母丧丁忧回籍。在家乡积极参与团练，围剿捻军，著有劳绩，叙功累加至四品卿衔。同治二年（1863），入李鸿章幕府，成为淮系重要干将，李鸿章称他“躬亲行阵，洞悉机宜"，是“最为得力之员”。不久他被提拔为署理浙江粮储道，期间他还刊刻了《浙江漕粮海运全案重编》，为后人研究清代漕运史留下珍贵资料。同治五年（1866），王凯泰升任浙江按察使，任期最为人称道的政绩是疏浚三江闸。他亲到现场勘查水势，组织人力掘港开沟，疏浚河道，使沙泥荡涤无遗，“其有大功于浙者”，“至今浙东人犹能言之”。七年（1868），王恺泰迁广东布政使。到任以后，他勤于职守，做了不少值得称颂的好事实事，政绩昭彰，尤以疏浚广州城中六脉渠最为典型。学海堂学长陈澧曾致信谓其“惠爱留于百粤”。他在广东布使任上只有两年时间，但与广州的文人学者陈澧、陈璞等多有交往及诗文唱和。他在广东最值得称道的文化举措是创办应元书院。
王凯泰是阮元的门生，又是全国科举考试的亚军（榜眼），很有才华，也颇有作为。他认为广东距京师七千余里，举人北上赴京会试，路途遥远，费用不菲，一试登第尚可，但毕竟能登第者有限，更多的士人落第后，或因经济困难，或困无书院借以实习进业，只能放弃举业。因此，他另辟蹊径，决定办一所专供举人肄业的书院来解决上述问题。这所书院招生对象是中了举人的读书人，继续在此深造，提供进京参加会试做好准备的条件。这所书院比当时官方在省城已开办的各所书院培养对象层次要高一些，打个比方，有类现代的研究生院。这一做法，无疑有助于推进当地的文风，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都表示支持。王凯泰于是择地在越秀山南麓应元宫前建起一座与学海堂、菊坡精舍并列为邻的书院。同治八年（1869）动工，同年九月书院落成。
王凯泰为书院取名“应元书院”，一是其地在应元官之前，二是希望培养出会元（举人第一名）和“状元”（进士第一名）。他在亲撰的《应元书院碑记》中称:“应元之名出道书，今为举人肆业地。举人会试第一为会元，殿试第一为状元，其名亦宜之。”
应元书院的地点辟在越秀山麓。王凯泰捐廉将道教应元宫前半部分改建为应元书院。此处西邻菊坡精舍，西北为学海堂，距离不足半里，可以说是省垣之内书香氛围特别浓郁之地。较之其他书院，应元书院的建筑更讲气派，四周环以围垣，书院依山而建，层层高起，中轴线分明，错落有致。大门外滨临大莲池，俗称将军大鱼塘（其址在今省政府大院内）延袤数亩，塘中种满荷花。大门也称外门，门上有王恺泰为书院题匾，落款为同治八年（1869）八月。入大门，上数级，是为中门。再经数十级宽阔的台阶拾级而上，至一大堂，堂匾“正谊明道”，是两广总督瑞麟所题。堂中有两副楹联，一为广东学政胡瑞澜所题：
桂海敷文，想旧学商量，犹是秀才气味；蓬山有路，愿及时砥砺，早储国士经纶。
另一为王凯泰所题:
筑室兆嘉名，看九转成丹早登绝顶；论文依胜地，愿百川学海共溯传心。
联内既点出应元书院继承学海堂之学风，又点明建应元院之宗旨在培养拔尖人才。
大堂西偏侧是董事所，东偏是监院。监院再往东是宽敞幽静的“十三本梅花书屋”。围以墙垣，修竹万竿，琅玕参差，长檐逶迤，庭院种梅十三株，横窗傍楣，十月花开，香雪满枝，为最佳游憩之地。此书屋含有深意，原来王凯泰有个五世祖伯在康熙年间连中会元及状元，这位五世祖伯的书房房号即是十三本梅花书屋，王凯泰以之命名校舍，强调：“非敢侈述祖德，实为同人厚期云尔。”是希望借此吉利佳兆，期望广东举子也能连中双元。
过正谊明道堂再拾级而上，便到了位于书院最高层的最后一进的中心建筑乐育堂。这乐育堂原是应元宫之旧雷神殿，改作书院的讲学课堂，又称讲堂。堂中设讲席，为师位，两旁排列学生座位，为数十长案。此为书院讲学课士之地，以“才非育不成，得而育之，斯乐矣”故名。堂匾为广东巡抚李福泰所题。讲堂两廊竖有碑记石刻，左右分别为王凯泰撰书的《新建应元书院记》和书院的《章程条款》。乐育堂东侧是红杏山房，西侧是仰山轩、奎文阁。王凯泰为此数处都有题联。红杏山房联是“讲帷弦诵知春至；上苑风光度岭来。”仰山轩联有“天公有意属南州”句，奎文阁联是“三台奎耀临南越；八座文星拱北辰。”字里行间，均反映了王凯泰盼望广东出人才的热切心情。
书院建筑规整，梯级宽大，花木夹道，大树蔽荫，外有墙，十分气派。至今从二中正门的梯级还可以见到当年的余韵。
应元书院与同样坐落在粤秀山麓相邻的菊坡精舍、学海堂的办学宗旨迥然不同，与其他传统旧式书院亦有所区别。其办学特点有三：一是肆业者为举人出身；二是培养目标为科举会试；三是经费相当充裕。这有类今之以应试教育为目标的某些冲刺性学校。应元书院旨在指导和奖励举人上京应试，每年招收内课监生30名，外课监生10名，附课监生25名。经费充足，不但师生待遇优厚，而且资助上京赴试，祝贺会试第一、殿试第一者，对广东举子出身任京官者年年贺岁，都从书院开支。
书院先后聘请品正学纯者如沈史云、李文田、廖廷相、吴道镕等人担任院长。《应元书院章程》定下严格的考课制度，学生月课不得顶替兼名，不得缺课，对学生的品行也有严格要求。
应元书院开办的第一个会试年（1871），学生中进士九人，而且出了状元梁耀枢。这使广东官员、书院师生很是振奋了一番。时已在擢升福建巡抚任上的王凯泰为书院正堂育乐堂续撰了一副楹联：
瑞兆岂无因，不负隔年弹柳汁；科名原有定，适逢佳会种梅花。
上联是说，王凯泰大前年在应元宫求了个好签，以柳汁染衣命题作赋，果然这年应元书院出了个状元。下联是说，上年建了梅花书屋，以取佳兆，科名有定。应元书院“为翰林院储才”的办学宗旨可以说是达到了。第一个会试年入翰林院者五人。第二个会试年（1874），考中进士十二人，其中一人为榜眼，入翰林院四人。第三个会试年（1876）出进士九人，入翰林院四人，其中戴鸿慈、廖廷相、林其翔都是文化名人。戴鸿慈官至法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清代任职最高的广东人。廖廷相授翰林院庶吉士、充罗史馆协修，历任金山、羊城、应元、广雅书院山长及学海堂、菊坡精舍学长。光绪三年（1877），应元书院中进士十人，入翰林院二人。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同治十年（1871）至光绪二年（1876）这几次科考，应元书院中进士人数每次在10人左右，而全国中进士人数也只是330人左右，可知应元书院之风光。只是好景不长，1901年清朝停止了八股文考试，四年后正式谕令停止科举，结束了科举取士的传统制度。从此无元可应。
1908年应元书院与菊坡精舍合并为存古学堂，民国后改立执信学校，执信学校迁建后，于原地建立广州市立第一中学。抗日战争之后，为广州市二中校址。几经变化，当年菊坡精舍、应元书院的校舍已荡然无存，只有那校门口气派的台阶和阶前的立石，显示着先前的荣耀。
（作者:陈泽泓）
文献资料来源： 《洪桥文蕴》
作者：陈泽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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