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越秀区的法政路大名鼎鼎。它是一条东西向的马路，现中间由绿化带分了不宽的双向四车道，西与小北路相交成丁字路口，东连越秀北路。闹中有静，环境清幽，中段有中共广州市委等机关单位。
百余年前，这里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街，是低矮、杂乱的房屋，附近还是菜园和池塘。“半城半郭”，现在时兴叫“城乡结合部”。不过它的名字却令人刮目:天官里后街。天官的名字来源于“天关”，因为明代重臣、岭南大儒湛若水在这里创办了一所“天关书院”。大学问家的学校，当然非同凡响了，因为有这厚重文化传承，后来广东法政学堂迁到这里。
法政路的得名，就源于清代的广东法政学堂。
要讲广东法政学堂，又得提一提广州同文馆。1864年成立的广州同文馆是广东第一所外语学校，真正的近代新式学堂，也是洋务派在广州办的第一件重大洋务。那时要与洋人打交道，培养自己的外交人才，必须了解国际法。因此馆里也开设了《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课程。但往往这些课程被轻视，视为“西艺”附庸，开课时间很短；那时节，仕途的正道还是科举，大小官员们，除了小部分热心洋务者，都将这些西艺视为雕虫小技。1905年，科举考试被正式废除，传统的靠八股晋身官场之道不通了，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新政、警政、管理中外商务、铁路及矿业等新兴行业，都需要新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同文馆课程、人才远远不够用了。这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学政于式枚联合上奏朝廷，称“世变日亟，学术日繁，东西各国政法法律颇具深意，多为中国旧日所未有”，故请求成立广东法政学堂，替代旧式政法官吏的课吏馆，以“造就广东全省司法行政官吏”。不到半个月，朝廷准奏。
岑春煊把广东课吏馆改为广东法政学堂，1906年正式开课招生。这是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也是岭南第一所法政学校、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可以说是播下了广东第一颗法律精神的种子。
学堂原在学署东（今教育路附近），1907年迁至天官里后街。那时这里是官地，有14余亩，原来是小屋、菜圃、鱼塘等，还很偏僻。当时投了巨资，修建校舍、花园等。估计就要白银十万零五百元，“不足之数由善后局筹拨"。建成规模是这样的:“校门南向，通道东西便俱园林，至大堂后亦筑长通道以达礼堂，旁则东西两院各设办公室18座，礼堂之东为花厅，西为教务总办公厅，此则为课室，连五座楼，共设课室10间，课室之后有后楼上下设有住室四十间，始为教员宿舍，维为学生宿舍，美轮美奂，蔚然大观。”
“开办之始，招收官吏赏与地方学员两种，官吏学员定额，道府十五员，同知、通判、知州、知县、佐杂等共一百二十五员:地方学员定额为一百员。”班级设二年制速成科、三年制的特别科、四年毕业的法律本科和行政本科等。速成科的官吏学员读两学期（每学期为六个月）毕业，地方学员四学期毕业，如官吏学员愿意延期，也可申请与地方学员同班。
学生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大量青年学生进入学堂，注入了生机活力。陈炯明、邹鲁、陈公博就是首届学生，他们在此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法政学堂首任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是光绪帝饮点的状元。1898年，就是戊戌变法那年，光绪皇帝钦点，夏同龢成为该科状元，时年24岁。殿试后两天，光绪帝就发布了《明定国是诏》。百日维新开始了。1905年。夏赴日留学，入读日本法政大学，师从著名法学家梅谦次郎，研习行政法，一年后以极优异成绩毕业，著《行政法》一书，也是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学书籍。岑春煊请他当学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夏同龢也从当时“海归”中挑选了精兵强将任教员，如朱执信、古应芬等，开设的课程耳目一新: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等。学堂要为本省行政司法储备人才，与吏治关系密切，因此管理极严格。入学考试几乎是强迫的，凡在广东实缺、候补的道、厅、州、县、佐杂各班官员，除了曾在外国法政学堂毕业的，以及现任要职的，一律要来学堂报名投考。报名的官员逃避考试，或考上找借口不入学，都要记过，甚至停职查办。地方士绅，50岁以下，20岁以上，国文通顺、品行端方者，由各地方保送投考。学员未毕业前，一律不得委补差缺。
课堂上，不论官职大小，都要对教员鞠躬行礼。即使课下，见洋教员须远远鞠躬，见本国教员要作揖。来客会见教员、学员、职员，以及教员、学员、职员出入，均须分别登记。堂规规定:“学员肄业法政，原期为国家通达有用之才，允宜乐群敬业，共济时艰。无论官籍、民籍及其职位尊卑，必泯化一切阶级门阀轸域意见，一堂雍睦，而秩序自存，则他日从事政界。方免官民隔阂之弊。”“仪容不整、欺负同学、上课迟到、课上谈笑吸烟”等等是绝对禁止的，犯者扣分，记过多了勒令退学，官员学员乌纱不保。及格者回任原差，候补人员优先委派职位。如成绩优异毕业，则可升职等。
学堂编制有教员、职员、丁役，还有书记、会计、医师等。朱执信是很活跃的教员，他参加“黄花岗起义”，激战之中手部受伤，一个多月都没能回校授课。
辛亥革命爆发后，学堂停办，夏同龢也去职。
民国成立后，学校更名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复办，校长陈融，也是学堂原教员。设法律正科、政治正科、法政别科等，后增设政治、经济本科，学校扩大规模，还附设了中学。这时，日本教习全部回国，继续延请广东高等审、检两厅较有声望的法官等为教员。
陈校长喜欢风雅（详见下文《颙园陈融振诗风》），上任后即向各教职员募款500元，买了红白梅三百株，还有木柳、木针松、丹荔、绯桃、黄槐、红杏等等百余株，在学校大堂、东西两园、课室南面种下，梅花之多，一时成为羊城之冠，于是风雅之士便来浏览赋诗，名为“雪红林屋”。
其后校长数经更迭，1923年黎庆恩接任校长。因为当时“教育改革”，新学制规定高中直接升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已无存在必要。他提请广东省长廖仲恺核准，将学校改组为广东省立法科大学，设法律、政治、经济等系，分招本科、预科、讲习班等学生。1924年，孙中山任大元帅，令将广东省立法科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广东省立农科专门学校和广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合并，称为国立广东大学。法科大学班底，就是广东大学法学院，简称法科，与文、理、农共四科并立。复办至此，已毕业了二十四届共三十五个班学生，共计2253人。广东老一辈司法、行政人员多出于此。
公立广东大学规模不断扩大。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为纪念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后人提出将孙中山主持创办的广东大学易名中山大学。
1926年，邹鲁为筹备主任，广东大学更名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法学院前身，就来源于此。就是这个年代，天官里后街一带开阔马路，为纪念法政学校，这条马路仍被命名为法政路。
中山大学继承的法政传统，仍在不断发展。1927年改法科为社会科学科，后改为法律科与政治经济科，又合并改称法科学院，1931年称法学院。除基础理论课，法科专业课几乎全属应用学科，还设民众法律顾问处、经济调查处、法律系模拟法庭、政治系模拟议会、会计统计特别教室、法科编译所、院研究室、各科研究会，出版《社会科学丛书》《政治学周刊》等等。超过半世纪，虽然历经曲折，法学研究、教学、交流一直未中断。现在，中山大学法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设置，以及各级学位的授予，几乎应有尽有。
徜徉法政路，回顾百年岭南法政史，不禁让人思绪万千
（作者:邝穗雄）
百余年前，这里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街，是低矮、杂乱的房屋，附近还是菜园和池塘。“半城半郭”，现在时兴叫“城乡结合部”。不过它的名字却令人刮目:天官里后街。天官的名字来源于“天关”，因为明代重臣、岭南大儒湛若水在这里创办了一所“天关书院”。大学问家的学校，当然非同凡响了，因为有这厚重文化传承，后来广东法政学堂迁到这里。
法政路的得名，就源于清代的广东法政学堂。
要讲广东法政学堂，又得提一提广州同文馆。1864年成立的广州同文馆是广东第一所外语学校，真正的近代新式学堂，也是洋务派在广州办的第一件重大洋务。那时要与洋人打交道，培养自己的外交人才，必须了解国际法。因此馆里也开设了《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课程。但往往这些课程被轻视，视为“西艺”附庸，开课时间很短；那时节，仕途的正道还是科举，大小官员们，除了小部分热心洋务者，都将这些西艺视为雕虫小技。1905年，科举考试被正式废除，传统的靠八股晋身官场之道不通了，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新政、警政、管理中外商务、铁路及矿业等新兴行业，都需要新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同文馆课程、人才远远不够用了。这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学政于式枚联合上奏朝廷，称“世变日亟，学术日繁，东西各国政法法律颇具深意，多为中国旧日所未有”，故请求成立广东法政学堂，替代旧式政法官吏的课吏馆，以“造就广东全省司法行政官吏”。不到半个月，朝廷准奏。
岑春煊把广东课吏馆改为广东法政学堂，1906年正式开课招生。这是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也是岭南第一所法政学校、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可以说是播下了广东第一颗法律精神的种子。
学堂原在学署东（今教育路附近），1907年迁至天官里后街。那时这里是官地，有14余亩，原来是小屋、菜圃、鱼塘等，还很偏僻。当时投了巨资，修建校舍、花园等。估计就要白银十万零五百元，“不足之数由善后局筹拨"。建成规模是这样的:“校门南向，通道东西便俱园林，至大堂后亦筑长通道以达礼堂，旁则东西两院各设办公室18座，礼堂之东为花厅，西为教务总办公厅，此则为课室，连五座楼，共设课室10间，课室之后有后楼上下设有住室四十间，始为教员宿舍，维为学生宿舍，美轮美奂，蔚然大观。”
“开办之始，招收官吏赏与地方学员两种，官吏学员定额，道府十五员，同知、通判、知州、知县、佐杂等共一百二十五员:地方学员定额为一百员。”班级设二年制速成科、三年制的特别科、四年毕业的法律本科和行政本科等。速成科的官吏学员读两学期（每学期为六个月）毕业，地方学员四学期毕业，如官吏学员愿意延期，也可申请与地方学员同班。
学生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大量青年学生进入学堂，注入了生机活力。陈炯明、邹鲁、陈公博就是首届学生，他们在此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法政学堂首任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是光绪帝饮点的状元。1898年，就是戊戌变法那年，光绪皇帝钦点，夏同龢成为该科状元，时年24岁。殿试后两天，光绪帝就发布了《明定国是诏》。百日维新开始了。1905年。夏赴日留学，入读日本法政大学，师从著名法学家梅谦次郎，研习行政法，一年后以极优异成绩毕业，著《行政法》一书，也是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学书籍。岑春煊请他当学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夏同龢也从当时“海归”中挑选了精兵强将任教员，如朱执信、古应芬等，开设的课程耳目一新: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等。学堂要为本省行政司法储备人才，与吏治关系密切，因此管理极严格。入学考试几乎是强迫的，凡在广东实缺、候补的道、厅、州、县、佐杂各班官员，除了曾在外国法政学堂毕业的，以及现任要职的，一律要来学堂报名投考。报名的官员逃避考试，或考上找借口不入学，都要记过，甚至停职查办。地方士绅，50岁以下，20岁以上，国文通顺、品行端方者，由各地方保送投考。学员未毕业前，一律不得委补差缺。
课堂上，不论官职大小，都要对教员鞠躬行礼。即使课下，见洋教员须远远鞠躬，见本国教员要作揖。来客会见教员、学员、职员，以及教员、学员、职员出入，均须分别登记。堂规规定:“学员肄业法政，原期为国家通达有用之才，允宜乐群敬业，共济时艰。无论官籍、民籍及其职位尊卑，必泯化一切阶级门阀轸域意见，一堂雍睦，而秩序自存，则他日从事政界。方免官民隔阂之弊。”“仪容不整、欺负同学、上课迟到、课上谈笑吸烟”等等是绝对禁止的，犯者扣分，记过多了勒令退学，官员学员乌纱不保。及格者回任原差，候补人员优先委派职位。如成绩优异毕业，则可升职等。
学堂编制有教员、职员、丁役，还有书记、会计、医师等。朱执信是很活跃的教员，他参加“黄花岗起义”，激战之中手部受伤，一个多月都没能回校授课。
辛亥革命爆发后，学堂停办，夏同龢也去职。
民国成立后，学校更名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复办，校长陈融，也是学堂原教员。设法律正科、政治正科、法政别科等，后增设政治、经济本科，学校扩大规模，还附设了中学。这时，日本教习全部回国，继续延请广东高等审、检两厅较有声望的法官等为教员。
陈校长喜欢风雅（详见下文《颙园陈融振诗风》），上任后即向各教职员募款500元，买了红白梅三百株，还有木柳、木针松、丹荔、绯桃、黄槐、红杏等等百余株，在学校大堂、东西两园、课室南面种下，梅花之多，一时成为羊城之冠，于是风雅之士便来浏览赋诗，名为“雪红林屋”。
其后校长数经更迭，1923年黎庆恩接任校长。因为当时“教育改革”，新学制规定高中直接升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已无存在必要。他提请广东省长廖仲恺核准，将学校改组为广东省立法科大学，设法律、政治、经济等系，分招本科、预科、讲习班等学生。1924年，孙中山任大元帅，令将广东省立法科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广东省立农科专门学校和广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合并，称为国立广东大学。法科大学班底，就是广东大学法学院，简称法科，与文、理、农共四科并立。复办至此，已毕业了二十四届共三十五个班学生，共计2253人。广东老一辈司法、行政人员多出于此。
公立广东大学规模不断扩大。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为纪念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后人提出将孙中山主持创办的广东大学易名中山大学。
1926年，邹鲁为筹备主任，广东大学更名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法学院前身，就来源于此。就是这个年代，天官里后街一带开阔马路，为纪念法政学校，这条马路仍被命名为法政路。
中山大学继承的法政传统，仍在不断发展。1927年改法科为社会科学科，后改为法律科与政治经济科，又合并改称法科学院，1931年称法学院。除基础理论课，法科专业课几乎全属应用学科，还设民众法律顾问处、经济调查处、法律系模拟法庭、政治系模拟议会、会计统计特别教室、法科编译所、院研究室、各科研究会，出版《社会科学丛书》《政治学周刊》等等。超过半世纪，虽然历经曲折，法学研究、教学、交流一直未中断。现在，中山大学法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设置，以及各级学位的授予，几乎应有尽有。
徜徉法政路，回顾百年岭南法政史，不禁让人思绪万千
（作者:邝穗雄）
文献资料来源： 《洪桥文蕴》
作者：邝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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