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参加者张元济，在1952年有诗言道：“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的确，兴学育才，教育救国，是康有为的一大宗旨。他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不但为戊戌变法培养了一批精英，而且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展示了别开生面的新篇章。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与其说是为了中举，不如说是为了变法而奔忙，因此“名落孙山”不曾使他难过，但上书无门却使他愤懑不已，感慨万千，并决心寻找新的出路。
当时，正值中法战后三年，“国势日蹙”。为此，康有为企盼中国能珍惜时光，发愤图强，在不多的数年内“及时变法”，以护持国祚。为了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打破知识分子不得干政的成例，愤然“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
这是康有为的第一次上皇帝书，也是他实践变法救国主张迈出的第一步。康有为在上书中警告说：“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宴然保全者也。”希望皇太后、皇上不再坐失时机，决心从“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个方面入手，变法自强。说若不如此，必将数年后悔之无及。愤然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康有为的低微身份，清朝官僚的明哲保身和醉生梦死的腐败心态。使他的第一次上皇帝书受阻于宫门之外。爱国之心、报国无门的严酷现实，犹如给这位热血青年浇了一盆刺骨的冷水。
虽然，上书不达，但是“京师哗然”，“磅言盈耳”，甚至有主张将康有为交刑部治罪者、逐出京师者。然而康有为并没有在这些恶势力面前退却，他一方面在有“名望”的京官中积极争取同情者，另一方面结交颇具爱国心肠的御史屠仁守，且成功地以其名义给光绪皇帝连上七书，所涉内容比他的第一次上书更为广泛、具体。可也正是这些奏章，得罪了慈禧太后和当权的守旧势力，使屠仁守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严厉处分。”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京城黑暗，给了康有为巨大的精神压力和震动。1889年秋天，他心怀“《治安》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的志气，“抚剑长号”，决定返回广东另辟变法救国新天地。
康有为说：“久旅京师，日熟朝局，知其待亡，决然舍归，专意著述。”并认为中国正是“以国民之愚，而人才之乏也。非别制造新国之才，不足以救国”。因此，1890年1月刚从北京回到故里苏村的康有为。春节过罢，便即奔赴广州筹划其撰述变法理论和培养人才二者兼顾的方针大计，改急于求成为扎实待机。中国的现实，迫使康有为变得更加务实和成熟。
在广州，最先求学于康有为门下的，是学海堂高材生陈千秋和已经中举的梁启超。由于康门学子呈现日增之势，从1891年春起，校址从康有为的祖屋“云衢书屋”先后迁往长兴里的“邱氏书屋”、卫边街（今广卫路）的邝氏祠和位于今文明路广府学宫内的高仰高祠。并命名为“万木草堂”，从学者数以百计。
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是一所带有深厚时代气息和在办学方式上别具一格的“准新式”学校。它至少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订有严格而有新意的学规《长兴学记》，师生共同切磋学问，教学相长；二是师生合作著述，为维新变法提供舆论准备。
学规制订于康有为在长兴里邱氏书室讲学时的1891年，故名《长兴学记》。《长兴学记》首在阐明“学”之定义，说：“学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效人之所能。”正是因为学习，不但使人区别于世间万物，而且使人与人不同。只有努力学习的人，才能与常人异、陋学者异、循规蹈矩者异，而努力学习的关键，就在于“逆乎常纬”，敢于打破常规、独立思考、标新立异。说这就是孔子所说“习相远”的道理。按照学规确定的目标，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具有如下五个特点：（一）在办学宗旨上敢于“脱前人之窠臼”，以培养关心国事的维新人才为目的；（二）在招生办法上，以面试为主要手段，并“以严重迅厉这语，大棒大喝，打破其顽旧卑劣之根性”，凡为之退缩的学生一概不收；（三）在教学安排上，德智体并举，其中尤重于德、体育也被列入正式课程，每两天一次，内容包括娱乐舞蹈、投壶射击、爬山游戏等；（四）在教学形式上，活泼多样，既有作为主体的康有为课堂口授，也有课后的老师答疑；既有学生按老师所定计划的自学，也有老师对学生自学札记的审阅批示，还有专为学生交流学识、思想和训练辩才而设的演讲会；（五）在教学内容上，既有中国学术文化，也在外来的西学知识，更有康有为对中西文化融会和解释后的新知新见。这些，都是康有为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冲击、改造和突破，“皆创中国数千年所未闻未睹者”。具有明显的新时代色彩，使学生涉猎了古今中外的多科知识，特别是增强了对西方学说的了解，视野为之扩大，思想为之进步，一致主张学习必须“经世致用”，关心国家大事，用所学的中西知识来改造中国。因此梁启超称康有为是不但有“教育家之精神”，而且“备教育家之资格”的“大教育家”。但也正因为这样，康有为乃至他的学生，都受到广州守旧势力的攻击，“粤城谤不可闻”。然而康有为并没有因此而畏缩，依然积极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而奋斗。仅受教于万木草堂的学生，最多时就达百馀名，估计戊戌变法前直接、间接从学康有为的各地学生约有千人，其中许多是他后来从事维新活动的骨干人物，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韩文举、梁朝杰、王觉任、龙泽厚等等。

万木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