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濠涌附近的豪贤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也许它曾孕育过许许多多有名的富豪贤杰。因此，岁月悠悠，沧海桑田，“豪贤路”这个名字还一直沿用至今。
在这条广州市有名的豪贤路上，有一座500多平方米的汪氏家族祖屋，曾经是民国时期汪氏家族在广州生活的聚居地。虽然现在已经随着历史的风尘消逝，代之的是一座高楼大厦。但当年汪氏家族的兴衰史曾在此演变。
汪兆镛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岭南学者。、近代诗人，对岭南文学学术有一定影响。他的词作成就颇高。龙榆生编选之《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及陈永正选注之《岭南历代词选》内，都收有汪兆镛的作品。汪兆镛从小致力于经史古文辞学，一生著述很多，在史学考订、文学创作。金石研究、谱牒编修等方面有一定成就。
汪兆镛在广州战乱期间避居澳门，对澳门文学及研究有较大贡献。在澳门回归祖国倒计时一百天的1999年9月11日，由科教文中心，澳门历史学会、澳门近代文学学会、澳门人文科学学会四单位在澳门科教文中心，联合主办“纪念岭南学者汪兆镛研讨会”。学者们认为，汪兆镛在澳门避居十三年，研究和见证着澳门社会的变迁，通过对澳门历史的考证，提出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证明澳门一向为中国领土，只是被葡萄牙人以种种不法手段占领，表达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汪兆镛的文史作品成为研究澳门的重要资料，《澳门杂诗》长期被传诵。
汪兆镛（1861-1939）字伯序，一字憬吾，自号慵叟，晚号今吾、清溪渔隐，又入籍罗浮山酥醪观，道号永觉，人称觉公。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四月二十八日未时，汪兆镛出生于广州城北天官里寓舍。其时家境贫苦，父亲汪琡为口奔驰，各处为幕，频为倥偬。12岁时（1872）开始学作诗文。1877年，汪兆镛随父亲返广州，住豪贤街（即今日东濠涌边上的豪贤路）。1884年，汪兆镛入选学海堂专课生，师从名家陈澧。学海堂乃是当时广东的学术重心，由阮元创建，网罗广东所有学术名士为学长，从众多学子严格筛选入学，摒弃科举八股陋学之风，教授实学，规正学风，使广东学术面貌及风气为之变。汪兆镛在学海堂学习时辑有《孔子弟子考》四卷，《补三国食货》、《刑法志》各一卷。汪兆镛籍着学海堂的平台，结交了一批当时广东的学术精英，学术水平大为提高。
对于汪家这类典型的书香门第家族来讲，学而优则仕，是家中子弟最理想的出路。所以在四处求学路上，汪兆镛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学习科举所必须的试帖制艺，即八股文写作，以求最终能高中出仕，光耀门楣。从1880年至1894年，汪兆镛由18岁起不断参加科举考试，十四年科举路，艰辛勤读，结果不如人意，使不宽裕的家境更加拮据。汪兆镛终于死心不再赴试，继承父业，以幕佐为终身工作。“幕”，其身份为“佐治者”，即是帮助地方官员处理其管治范围内事务的人。他们是由地方衙门的官员私人聘请，由官员私人支付薪金的佐治者，不是正式的府衙官员。读书人为幕的原因，“以图功名未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多”；“读书无成，迫于饥寒，则流为幕宾，语虽过激，实为确论。”汪兆镛亦因落第及家贫这两个原因而为幕，但这是汪家入粤后的世袭职业，祖伯父叔辈均为他人幕佐，故汪兆镛操起这个行当，也是颇为轻车熟路，成绩斐然。
1911年，辛亥革命起，汪兆镛遂返广州，随即避地澳门，到其1939年逝世止，断断续续在澳门居住了十三年有多。汪兆镛从此不再踏足官门，闭门著述，以清遗民之身终老。与汪兆镛一同避居澳门的，还有众多广东文化名人。其中沈泽棠，是“粤东三之”之一沈世良的儿子，字芷邻，同治十二年（1876）举人，曾为广州将军长善幕客，善文章诗词，著有《忏盦诗钞》。与汪兆镛是世交好友，两人在澳门相逢，往来唱和，抒发对时局变迁的感慨。除了与当时避居澳门香港的文化名人诗歌唱和外，汪兆镛以澳门为题，作了大量的诗稿，并编成《澳门杂诗》一卷，计有《杂咏》二十六首：是写澳门的形胜、建制，有《关闸》、《莲花径》、《万里长城》、《妈阁》、《议事亭》、《澳门公廨》等诗歌，每首诗歌后有详细考订，资料来自《广东通志》、《广东新语》、《澳门纪略》、《耶提氏世界商业史》、《香山县志》、《澳门》等史籍；又有《澳门寓公咏》八首：论述明清之际曾寓澳的文士：迹删和尚、何绛、陈恭尹、屈大均等人，汪兆镛凭诗歌寄意，称誉这批前贤坚贞不屈之志。最后有《澳门竹枝词》四十首，描绘了澳门民情风俗，华洋杂处的生活及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婚嫁仪式、娱乐消遣、赌馆风光、节日庆典等，民初的澳门风情，俱得以记录。
1927年，汪兆镛居澳门新马路。次年返广州长住，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为避战火，汪兆镛再度来澳，住澳门南湾七号二楼直至1939年逝世。汪兆镛身故后，灵柩暂厝镜湖医院山庄，至1945年，归葬广州城东砚冈之原，1958年迁葬银河公墓。1996年7月，汪氏后人迁葬汪琡、汪兆镛等二十多位先人于从化市华夏永久墓园（从化市华山加油站附近）。
汪兆镛生活于清末民初，国家衰败，时局变乱，一生四处奔波，动荡不堪，大半生经济生活频为困顿，直到后期，弟妹儿女渐长后，家况方逐渐好转。即使如此，汪兆镛一生著述不断，于史学考订、文学创作、金石研究、谱牒编修等，成就非凡，为广东地方的史料保存和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汪兆镛由汪士林启蒙，后又师从陈澧，入读学海堂，得以跳出八股文的束缚，于经史子集方面多有钻研，在史学研究上落力最深，在史学考订方面成就亦最大，其史学著作按成书先后次序计有：《孔门弟子学行考》四卷（1884）、《补三国食货志》、《补三国刑法志》各一卷（1884）、《晋会要》六十卷及《叙目》一卷（1907）、《元广东遗民录》二卷（1918）、《岭南画征略》十二卷（1927）、《续贡举表》一卷（1933）、《碑传集三篇》五十卷及《叙目》一卷（1938），又参与编撰《番禺县续志》四十四卷。
张学华评价汪兆镛治史“长于考据，订讹补坠”，于其著《晋会要》得以体现。清代钱仪吉曾经撰《晋会要》，但迄未成书，只有残稿存世；朱铭盘撰《晋会要》八十卷，亦未定稿，因此汪兆镛五十六卷稿本《晋会要》是现存之唯一定稿。此书分门别类记录了晋代典章制度和文物故实，在分类上添加兵略、吏治、风俗、金石类，使编制更为完备。
民国时期，广东大规模重修或续修县志、乡志，于其中出力主持之人，多系这批广东避居港澳的前清遗民，这一批县志乡志，编制完备、史料详实、考订精确，质量上乘，为后世学人所称赞，《番禺县续志》即为其中的代表作。《番禺县志》倡修为梁鼎芬、张学华，总纂为吴道镕、丁仁长，分纂有汪兆镛、凌鹤书等。汪兆镛承担“人物、古迹、金石三门”，但实际编纂内容实不止于此。《番禺县续志》至今，不失为“史实翔确，群称善本”之作。
汪兆镛除了在史料收集编纂上为保存广东历史文化出力，还在实物考证上有很大贡献。其金石学钻研亦深。每到一处为幕，即收集当地的金石碑刻，加以考订，撰文说明刻石大小，刻文内容、属何时之物及去向等，充实了广东金石学术研究。
汪兆镛在学术上成就，以及他在联系岭南和澳门以及其他地方文化上的贡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在史学考证、诗词创作、金石研究经及年谱族谱编纂等各方面的研究，为后学者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同辈学者文士，对他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至其去世后，为刊行之遗稿亦相继付梓。1940年，以叶恭绰为主任的中国文化协进会联合在香港的学者专家、鉴藏家等，为发扬民族精神，反抗日本侵略，在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广东文物展览会，征集展品二千余件，全部是广东文物的精华。时汪氏已过世，陆丹林、黄般若等人分别将珍藏之汪氏手札、《雨屋深镫词》以及《岭南画征略》送予大会作展品，此举充分肯定汪氏于广东文化界中之地位和贡献，后人亦将汪兆镛对广州历史文化发展所做贡献永记史册！
参考书目：彭海玲《汪兆镛与近代粤澳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