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海关的附属商业机构--广州报关行
报关行是代客办理货物报关的劳务性行业,主要办理报关、验关、纳税和料理转运等手续,也有一些兼营代理船务,如货物接载、代售客票等,是进出口商业的辅助行业。报关行须向海关领牌营业,接受海关的监管,工作于海关和进出口商户之间,因而可把其视为海关的附属商行。何谓报关?“关”即海关,是鸦片战争失败后,1842年开放五口通商时洋人在中国设立的征收关税和查缉走私的机构,时人称为“洋关”。凡国货出口、洋货进口均要向海关申报,称为报关。从报关、验关到纳税和办理其他手续都要接触洋人,填写关单要用英文,商户多感困难,于是代客报关的服务行业便应运而生。这些服务单位经历了三个时期,初时号为打饷馆,民国成立后改称代税馆,30年代陆续改称报关行。这个行业从产生到解放初期被淘汰取缔为止,生存了约110年。它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印子。
打饷馆
初时有人在海关附近开了个档点,代译英文并填写关单,每份收龙银4毫。后来这些档点的服务项目逐渐增加,不但承接报关打税的全部劳务,还代缴代办国内一切捐饷事务,成为涉及商业活动的一种劳务性企业,因而叫做打饷馆。打饷馆与海关以及国内征饷部门建立了各种联系,取得了认可和信任,业务上有种种方便,如由打饷馆报关的可以先放行后纳税,给14天的纳税期等,所有打饷馆报关得以存在和发展。后来业务不断发展,还代客户垫付税款和有关的杂费,待客户资金回笼后才收回,或者是待年终才结账,因而经营并不容易,户数不多。
代税馆
民国建立后,各种捐饷多称为税,打饷馆遂改称代税馆。由于军阀统治,进出口货物不论洋货或土产,除缴关税外,其他杂税税目繁多,一地几次税,一物几种税,纳税手续又相当复杂;海关方面也因增加多种税率,填写关单较前困难,代税馆就显得更有必要。劳务繁多,收益亦多,业户便增加到30-40家,大多还添聘英文译员,以求工作快捷顺当。当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进出口贸易兴旺,代税馆随之逐步专业化,分成出口、进口专业。出口中又分羊毛、猪鬃、桐油、药材、茶、丝、陶瓷、沙绸等;进口分颜料、杂料、化工、西药、五金等。业户各有长期主顾,竞争不大,业务稳定,均有盈余。虽然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但军阀要收税,种种苛捐杂税使代税馆维持了二三十年的稳定。
报关行
30年代代税馆陆续改称报关行,着重为进出口贸易商服务,业务以报关为主,生意仍是稳定。抗战初期,战事在华北、华东,全国货物大都集中到广州进出口,且因多了一个转口税,报关行骤增至60-70家,十分兴旺。但不久战火南移,1938年广州沦陷,业户疏散。1939年10月日人开设恒发运输公司,亦官亦商,报关行要向该公司缴交按金港币3000元。当时缴按金领牌的只有12家。1940年伪政府成立,恢复海关,报关行又纷纷复业,共有30-40家。当时货物进出口要领“特许证”,手续繁琐。特许证分为海关监督公署证、领事馆证、军部证等。为了办证,贸易商多求助于报关行,因而报关行业务尚可维持,户数增加。几种特许证的身价不同,拿到军部证可免交关税,报关行之间为此而竞争较量,各家公开行贿,形同买证。1941年底香港沦陷,报关行溃散。1944年伪政府增设转口税,报关行复苏,共有80多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总税务司霍启谦接收海关,令报关行重新登记。当时进出口贸易很快恢复,迅速兴旺,到1947年领有关牌,入了同业公会的报关行有149家。1948年每户要向海关交保证金500元银元券(银元券初发行时与银元同值),大多数业户被迫缴交继续营业。在这段时间,官场贪污腐化,商场行贿成风,在此复杂环境中敢于投机冒险的商行生意兴隆,报关行遂发展到160多家,还普遍获利。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初期水陆交通中断,有7个月时间无业可营,报关行剩下40多家。1950年7月交通逐渐得到恢复,进出口贸易大有转机。又因各地货物需求殷切,政府鼓励自备外汇,宣示不问外汇来源,所以自备外汇输入货物者不少,货运繁忙,报关行在几个月时间内(到1950年底)发展到86家。但因发展过快,1951年4月后,业务减退,多家歇业,至年底只剩70家。不久,开展“五反”运动,业务锐减。运动结束后,报关行与转运行合并。是时政府扶持外贸商业,一度放宽进出口限制,进出口商行遂获利不少,报关行因而得以复苏兴旺,维持了半年多时间。到1953年8月,海关简化报关手续,报关行从而没有存在的意义了。11月海关宣布关牌无效,市工商局又焕发临时执照,报关行遂被淘汰,全行业宣告结束。
报关行大多是合股经营,也有些是独资的。该行业不用多少资金,只要一间铺面作(做)办事处,有电话联系便够了。大户在香港设分支机构、在澳门设代理,中小户有港澳联号,也是简单的,所有开业歇业很简单灵活,随着形势而开歇。因为是劳务作业,要有人力,一般有从业人员10人左右,大户则有20-25人。除了必备英文译员外,主要从业人员要有专业水平。一要英文基础;二要熟识海关税则,要求背诵如流;三要熟习关口事例和手续程序,达到了如指掌;四要有应酬交际能力,熟识人事,处事灵活。有了报关行,经营进出口业务的贸易商行可以省却人力,可以快报快运,加速资金周转。有时一些违法经营还可借助报关行出头活动或者代办。
报关行的收益是手续费,初时按税额2%,沦陷期间收5%,胜利后收至8%。大件货物还按件计收,视货物而定,洋米洋面等不大值钱的每件也收白银2毫,所以收益是可观的,一般赚钱不亏本。当然开支也不少,主要是应酬交际费用,诸如周末娱乐、遇事请酒、年节送礼等,主要对象是海关有关人员。但除了一切开支,普遍还是盈余的。在好的年景,有些大户一年纯利会有二三万白银。因而员工工资也是较高,大中户中级以上人员月收入白银百元以上,一人便可养活一家。员工是专业人员,相对固定。因而是生活较安定的行业。
报关行受海关约制,要向海关领取关牌。领关牌交按金,凭牌报关,一家1个关牌。在国民党时期,贪污腐败,有钱可以不按章办事,多数可以不按章办事,多数业户领有2个关牌,甚至3个。其中一个是正常用的,另一个是不正当之用的,因海关有记录卡,凡犯关章的便记录下来,甚至还会扣牌。业户用黑钱,并宁愿多交按金,有3个关牌就如狡兔三窟。因为正当不正当的事都由他们出头去办,非有3个窟不可。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这段时间,贪污之风较日伪时期更为猖獗,货物从报关到放行,要经几次行贿,多个关牌,行贿受贿双方都好办事。黑钱的开销,令正当经营的进出口商号也得弄虚作假,将货物以多报少,以贵报贱,或货物夹藏其他物品以作抵偿等等。这些事大都由报关行去办,不少自命纯正、一贯以正当劳务获得信誉的报关行,此时也只好跟潮流办事了。
报关行的投机违法活动是不少的,比如介绍买卖关单是普遍的,介绍买卖输出输入证件也是常有的,成了走私者及投机商偷税漏税和违法经营的协助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管制外汇,有些报关行与投机商一起设立空头出入口商行,勾结官吏,包揽领证,取得国民党输管会的外汇配额,然后出售外汇配额证图利。(编者:输管会、外汇配额等常识见资料附文)解放初期,有些商户为逃避外汇,擅自转让进口或出口货额,结果是坐贾逃避外汇,行商偷漏临商税。有些商行还私套外汇,或者逃走资金(即逃避输管会的监管)等。这些活动大都得到了报关行的协助。
附:关于输管会和外汇配额的补充资料
输管会的全称是华南输出入口贸易管理委员会,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广州设置的控制外汇、对华南区出入口贸易实施管理的机构,它的职权是对出入口商施以调查、登记和核配外汇额。初时广州出入口贸易的商行只有百余家,每家都配得相当的外汇。后来商行越来越多,输管会便于1947年9月调整登记办法。新办法大概是:出入口商须将营业执照和跟国外厂、商所订的贸易合同呈验;其合同要经合作厂、商所在国的中国领事馆或该国的驻广州领事馆验证,才发给这宗贸易的登记证,凭证取得外汇配额。此办法原用意是防止骗取外汇额,实行中却给出入口商带来很大的麻烦,给官僚投机商带来发财机会。因为真正经营入口商行,大多是在香港随时购进货物,极少在外国订有贸易合同的,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出高价购买输管会发的外汇配额证,以维持营业。在1947年冬,持有外汇配额证的人,只需转手出售,不用资金便可获暴利。于是又出现一种有势力和很有门路的投机商,他们只需租一个小小的地方,挂个某某贸易行的招牌,向广州市税捐处领了营业执照,然后与国外某个厂、商串连,以一千几百港币买来一张国外贸易合同,便可营业谋取暴利。买来的这种合同是不用如约履行贸易的,仅用于骗取该国驻广州领事馆验签,验签后便可登记领取外汇配额证。所以这些只有一个招牌和一张办公桌,而根本没有正当业务的所谓的贸易行,一年四季的4次核配外汇额,几乎次次配得。到1948年春,广州的出入口贸易商行骤增至数百家,靠卖证赚大钱的人不少。做这种生意的自然不是正当商人,而是通晓国外行情的买办官僚。由于此辈的居中渔利,大大增加了进口货物的成本,造成物价迅速上涨,引起外汇配额僧多粥少。随着国民党的失败,拨给广州的外汇配额日益减少,到解放前夕,这种骗取配额的所谓的贸易行,已无利可图,因而纷纷歇业,真正的贸易行才得以复兴,回复到正常状况。广州解放后输管会也就不存在了。(刘义基整理)
(原文刊《广州文史》第46辑)

文献资料来源:2008年12月   摘自《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下编 第3卷

作者:李少陶撰写;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索取号:K296.5/144/3-1

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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