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旧称花城。而广州的越秀山，人们称为观音山的，旧日亦称粤王台，那就因为南粤王赵佗而来了。赵佗，不是广东人，而是真定人。真定战国时属于赵国版图，号巨鹿。后来汉高祖刘邦，灭秦而有天下才将该地改名真定。到了清朝，一度改为正定，后又称保定。地在今天河北省，前临滹沱河。清末民初，还设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那里呢。
据史传载：“秦时，赵佗为南海龙川令。二世时，天下大乱，南海尉任嚣且死，召佗行尉事，教以绝关自备。佗因自立为南粤武王，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遣陆贾立佗为南粤王，贾令佗称臣奉汉约。高后临朝之五年（公元前183）春，佗自尊为南粤武帝，攻长沙边邑。汉文帝即位后二年（公元前178），为佗亲冢之在真定者，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昆弟厚赐之，遣使至南粤，赐书抚慰。”这就是赵佗留在广东雄踞一方，称王称帝的历史经过。相传他受到汉文帝招抚后，解除了帝号，在越秀山上，筑有朝汉台。所以，人们称该地为粤王台。据清《一统志》：粤王台在广东省治粤秀山上，耸拔二十余丈，相传为赵佗朝汉故址。明永乐初，指挥花英于山巅筑观音阁，俗遂呼为观音山。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有《春日登粤王台》诗一首，句云：“花发高台蹬道遥，粤王曾此拜中朝。谁云七郡初归汉，古者南交已宅尧。江势急流宗渤澥，山光相望忆萧韶。炎州文物从来事，霸气千年倍寂寥。”所谓“粤王曾此拜中朝”，就是指那故事而言。
按汉文帝赐赵佗书，这样说道：“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遥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无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汉文帝不独对赵佗故乡的田园庐墓照顾周到，而该书更立言和婉，所以令到赵佗心悦诚服。
赵佗虽然接受汉朝的劝告，解除帝号。但他的复书，却是针锋相对，老气横秋。该书这样写着：“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内臣，时纳贡职。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土，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与，与牡，毋与牝。老夫处僻，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返。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无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赢，南面称王；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干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糜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令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相传赵佗墓葬，在广州禺山，死时，设疑墓数处。自鸡龙冈北，以至天井连山接岭，皆称佗墓。裴渊《广州记》，则谓赵佗墓后有大冈，谓之马鞍冈。番禺县志称：“赵佗疑冢，在县东北二百步，菖蒲涧侧。石马舌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騕袅，近似石麒麟。时莫之解，但疑其墓不远。”案以上诸说，已很参差。禺山，即广州曩时永汉路附近的禺山市，早已夷为平地。而马鞍冈则在北郊，菖蒲涧更在白云山脚。各地相距颇远，究竟赵佗墓在哪一处地方，已无从稽考。《水经注》已有这样的记载：“越王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奥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陇茔可谓奢大，葬积珍玩。吴时，遣使发掘其墓，求索棺柩，凿山破石，费日损力，卒无所获。佗虽奢侈，慎终其身，乃令后人不知其所，有似乔松迁景，牧坚固无所残矣。”可知赵佗遗墓，在三国时代，早已寻觅不到，如今又隔千多年，更湮没无闻了。总之，在广州境内，是无可置疑的。曹操死后，也有七十二坟，老奸巨猾，作风大都如此。
据史传载：“秦时，赵佗为南海龙川令。二世时，天下大乱，南海尉任嚣且死，召佗行尉事，教以绝关自备。佗因自立为南粤武王，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遣陆贾立佗为南粤王，贾令佗称臣奉汉约。高后临朝之五年（公元前183）春，佗自尊为南粤武帝，攻长沙边邑。汉文帝即位后二年（公元前178），为佗亲冢之在真定者，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昆弟厚赐之，遣使至南粤，赐书抚慰。”这就是赵佗留在广东雄踞一方，称王称帝的历史经过。相传他受到汉文帝招抚后，解除了帝号，在越秀山上，筑有朝汉台。所以，人们称该地为粤王台。据清《一统志》：粤王台在广东省治粤秀山上，耸拔二十余丈，相传为赵佗朝汉故址。明永乐初，指挥花英于山巅筑观音阁，俗遂呼为观音山。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有《春日登粤王台》诗一首，句云：“花发高台蹬道遥，粤王曾此拜中朝。谁云七郡初归汉，古者南交已宅尧。江势急流宗渤澥，山光相望忆萧韶。炎州文物从来事，霸气千年倍寂寥。”所谓“粤王曾此拜中朝”，就是指那故事而言。
按汉文帝赐赵佗书，这样说道：“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遥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无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汉文帝不独对赵佗故乡的田园庐墓照顾周到，而该书更立言和婉，所以令到赵佗心悦诚服。
赵佗虽然接受汉朝的劝告，解除帝号。但他的复书，却是针锋相对，老气横秋。该书这样写着：“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内臣，时纳贡职。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土，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与，与牡，毋与牝。老夫处僻，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返。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无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赢，南面称王；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干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糜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令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相传赵佗墓葬，在广州禺山，死时，设疑墓数处。自鸡龙冈北，以至天井连山接岭，皆称佗墓。裴渊《广州记》，则谓赵佗墓后有大冈，谓之马鞍冈。番禺县志称：“赵佗疑冢，在县东北二百步，菖蒲涧侧。石马舌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騕袅，近似石麒麟。时莫之解，但疑其墓不远。”案以上诸说，已很参差。禺山，即广州曩时永汉路附近的禺山市，早已夷为平地。而马鞍冈则在北郊，菖蒲涧更在白云山脚。各地相距颇远，究竟赵佗墓在哪一处地方，已无从稽考。《水经注》已有这样的记载：“越王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奥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陇茔可谓奢大，葬积珍玩。吴时，遣使发掘其墓，求索棺柩，凿山破石，费日损力，卒无所获。佗虽奢侈，慎终其身，乃令后人不知其所，有似乔松迁景，牧坚固无所残矣。”可知赵佗遗墓，在三国时代，早已寻觅不到，如今又隔千多年，更湮没无闻了。总之，在广州境内，是无可置疑的。曹操死后，也有七十二坟，老奸巨猾，作风大都如此。
文献资料来源： 摘自《岭南名人遗迹》
作者：陈荆鸿著
索取号：K928.72/2
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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