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邻PICC(人保大厦)西面，杨箕东塘三横巷11号，这幢4层高30平方米的“握手楼”内，住着5户人家25人，全部沾亲带故，来自湖南耒阳坛下乡。
耒阳距广州458公里，它西北面的坛下乡距耒阳火车站1小时车程。辣椒香弥漫之处就是湖南人聚居地，他们把老家的生活方式从458公里的耒阳乡下带到岭南杨箕，外人对杨箕“城中村”的嗅觉记忆，一定少不了这阵辣椒香。
1995年，坛下乡大通村民严元根和妻子买了两张9.5元的硬座火车票，5小时后到达广州，选择杨箕村开始他们的打工生涯。此后15年，严元根与妻子在杨箕搬过5次家，住得最久的便是拆村前的住所——— 杨箕东塘三横巷11号，一住便是12年。
超过10年楼龄的11号位于阴暗潮湿的东塘三横巷，即便大白天屋内也要开灯。和杨箕其它横街窄巷一样，走路随时都要防着头顶电线滴水或脚下泥垢。
拆村前夕，五一期间的东塘三横巷11号的平均人居面积只有5平米，一楼住蒋从云夫妇和他的家族亲戚，9人；二楼住严元根夫妇和他的家族亲戚老乡，5人；三楼住刘先生一家3口；3楼夹层(3.5楼)住老邓夫妇和他们3名孙女；四楼住老邓大姨子一家三口。
不熟不住，25人全是坛下乡寨尹村和大通村人。老乡托老乡，东塘三横11号就这样成了坛下老乡在大城市的集体宿舍，可以让他们在异乡继续维系着千年村落的邻里关系和人情世故。
在杨箕村，像这样在整幢出租屋里群体蜗居的湖南耒阳人，散落在东塘、长庚、潜龙里一带。杨箕村5000多名湖南人中，大部分就来自耒阳坛下乡。
这只是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老乡文化”的一个缩影。以“老乡身份”串联起社会关系的这些农民工，如何在陌生大城市固土扎根，走进杨箕村的湖南人群体，或可管窥一二。
1楼
蒋从云
2010年5月15日，东塘三横巷11号只剩下蒋从云一家9口未搬走。当晚，房东拉下电闸，蒋家9人点蜡烛摸黑过了一晚。(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5月17日，蒋从云一家搬进朋友在五羊新城的一套房子暂住。他们搬走了生活必需品，但床、单车等部分家什还留在杨箕。
几天过后，蒋从云回到11号，发现大门紧锁，屋内杂物已被清空。房东回复说：已经签过协议要交楼，屋内所有杂物已经处理掉。争论一番，蒋从云无奈挂掉电话。一家9口就此彻底告别曾经生活了13年的杨箕村。
杨箕搬家史
13年前的1997年，蒋从云与妻子初来广州，通过老乡介绍住在杨箕纯仁里一间出租屋，与另外几对同在广州打工的湖南老乡夫妻挤住一起。
几个月后，蒋从云夫妇与刚认识的严元根夫妇搬出纯仁里，同住东塘三横巷9号一间出租屋内。
由于“房东太厉害，每个月准时催租，晚几天交租就会说些很难听的话”，蒋从云与严元根几个月后搬到9号隔壁的11号，从1998年起，两对夫妇便住在东塘三横巷11号，一住就是12年，直至拆村前夕。
30平方米的出租屋有一房一厅一厨一卫。蒋从云与严元根夫妇刚搬进去不久，从耒阳来穗打工的乡里也陆续住进来，房子很快便挤满6对夫妻。当时是1998年，蒋从云清楚记得，厅内挤满单车，再加一张上下铺床塞得满满，里房放两张上下床，6个床铺睡6对夫妻。
几年时间，有人找到了包吃住的工作，有人无奈返乡，每年都有人搬走，但很快又有人搬进来填补空缺，来往是常态。
那时，每每有夫妇搬出，蒋从云就介绍家乡的亲戚来住，并在广州帮他们找工作。同屋的严元根夫妻2006年搬到2楼，现在蒋从云的弟弟弟媳就睡在他们原来的铺位。每月500元房租由3家人平分。
广州工作史
蒋从云在广州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沿江路一家潮州牛丸店当小工，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月工资400元。
一年后，蒋从云在杨箕村口的广九大酒店找了第二份工作，负责酒店后勤清洁，月工资480元。直到2004年，他到苏宁当空调装修工，2007年从苏宁转到国美，一直干到现在，工资也增加不少。
蒋从云的收入是底薪加提成。底薪每月1000多元，扣掉社保拿到手上的不过数百。提成要看装空调的数量，一台空调42元。5月至8月旺季时，一个月下来能装50多台；但淡季时可能连续几天没活，一个月只能装十几台。
与蒋从云同住的每一位亲人都得上班：老婆做钟点工；弟弟、姐姐、外甥在珠江新城六合家宴食府当保安、清洁工、端盘子；姐夫在南方人才市场做清洁工；外甥女在都城快餐送外卖。
最恐惧记忆
1997年初来乍到，杨箕村留给蒋从云最深印象的就是“查证”。“当时查得每家每户都有人往外跑”，蒋从云说，办暂住证一个季度72元，这样一笔钱对打工仔来说负担不轻。为省钱，绝大多数外地租客都不办证，“有人来查就跑，跑不了被抓着就罚款”。他清楚记得，当时被抓到一次就罚100元，被抓到的人都要办证，如果3个月后没续证的，再补罚100元。
蒋从云说，村里治保会都是三更半夜来查证的，一个月最少查2次。半夜一两点拍门声起，“早了他们知道我们躲在外面，但总要回家睡觉吧”。
没证的租客甚至躲到厕所或阁楼上，不过还是会被找出来。“躲不了就往外跑”，蒋从云说，他也跑过好几次，“看运气，跑一次算一次”，但还是被抓到2次罚了钱。那些没证的租客见查证的进屋，会趁不注意夺门而出，跑到大街上先躲一躲。
“遇上人好的就算了，睁只眼闭只眼；要是遇上凶神恶煞的，会拿着电棍追出去”，蒋从云说，跑到大街上的，会在广州大道瞎晃两三个小时，等到凌晨四五点才敢回家睡觉，有些人直接就去上班了。
2000年前后的杨箕村，除了查暂住证，让蒋从云同样记忆深刻的是治安混乱。2002年的一天，蒋从云家里只有表弟在家，当时门没关，四五个外地大汉突然跑进屋里。“你欠了我们钱，怎么现在还不还”，没等表弟反应过来，大汉就上来搜身，抢走一部手机和500元现金。蒋从云说，那时抢东西的那帮人，可能是村里吸毒的，“会为钱干亡命事”。
直到拆村前，杨箕村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窝点。蒋从云说，纯仁里一带有地下赌博的，玩扑克，叫“大吃小”。还有就是同古巷、星恒南一带，是杨箕的红灯区，流莺大多来自四川。
最快乐时光
蒋从云回到家里，最大的娱乐就是和二楼的严富根、严平根打纸牌。运气好的话，可以赢四五十元。现在打牌，蒋从云还是会习惯关上门，因为治保会的人经过，会以“聚众赌博”为由罚款。
蒋从云有一儿一女，都跟他一样初中毕业。女儿19岁，现在番禺打工，儿子17岁，现在花都打工。孩子放假了会回杨箕看父母。对于孩子，蒋从云“很放心”。
说起杨箕村，蒋从云觉得像“第二故乡”。因为杨箕村房租低廉，交通方便。他的工作——— 国美网点在冼村，派单在越秀区。他从杨箕村骑单车去洗村和越秀都十分方便。
“不管搬到哪，都是在外面打工”，蒋从云说，在杨箕村住了十几年，从人生地不熟，到现在一栋楼每户都是老乡，房东关系也很好，而且对门的河南人、送外卖的梅州人、街上的本地老头都与自己相熟，“如果搬到别的地方去要重新来过，不知道旁边住的什么人”。
2楼(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严元根
2010年5月4日，严元根一家三口搬到中山一路新家，他是东塘三横巷11号最早找到房子的人。
新家位于中山一路主干道上，新刷的青灰色外墙远看十分整洁。打开铁门，走上2楼房间，阴暗的楼梯和发霉的气味却与杨箕村的11号楼如出一辙。严元根说，“能找到这个房子，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严元根的妻子在梅花街做环卫工，通过街道了解到这个房源，虽然每月租金高达1350元，但离杨箕村很近。
房子面积与杨箕的11号差不多大，不过住的人却多了。两房一厅的房子，严元根一家三口住一间房，原来同屋的严平根和严富根住厅里，妹妹妹夫住另一间房。严元根说，为了分摊租金。
刚搬进这间屋子，睡在厅里的两个老乡就为床的位置发愁：房东不愿搬走屋里的一张长沙发，他们的床根本没地方放。最后，严平根只好把床放在走道上，正对着严元根妹妹妹夫的房门，必须侧身才能走过。
好人房东
告别住了12年的东塘三横巷11号，严元根念念不忘他的房东李女士。他说，之所以一直住在11号，是因为房东很通情达理。事实上，这是他来杨箕搬的第五处住所了。
每月5号，房东都会来收租。每次房东会先问“够不够钱”，有时候严元根家里手紧，房东就会先不收租，有时一个月没交房租，房东也不会催他。“有些房东迟一天没收到租，就会很凶地让你赶紧搬走”。
五一假期，拆村在即，房东为了让租客搬走，4月底就说好不收5月份房租。5月份以来，房东隔三差五就到11号楼说服租客搬走。“我也知道他们困难，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多，让他们能搬到哪里去”，但李女士自己也有苦衷，杨箕村的临迁费按天来计算，提早签约一天，就能提早拿一天的临迁费。
5月17日，11号楼除了蒋从云一家，其他的湖南老乡都已搬走。李女士连续几天登门，让蒋从云“赶紧搬”，最后干脆把电闸也给拉掉了。12年来和睦共处的房东房客关系就此吵架收场。
环卫工人
杨箕环卫站30名清洁工人中，除两人分别来自湖北和安徽，其余28人全是湖南人，严元根，便是这28分之一。(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在杨箕环卫站，每名环卫工人有2台垃圾车。有人住在免费的宿舍，也有人选择像严元根一样在村里租房。
五月份临近拆迁，这些工人还没收到如何安置的通知。像严元根这样找到落脚点的只属少数。他们每月拿着860元的最低工资，加上260元补贴，要在市中心再找到合适的房子，并非易事。事实上，7月4日，杨箕环卫站29名环卫工人全部收拾包袱，离开那个他们曾经工作了15年的地方。
坛下乡的大通村有2000多人，上世纪90年代，村里八成人都往外跑。杨箕村20名大通村人，主要从事着服务、短途运输、小商贩、环卫清洁等工作。
“地里的活是永远干不完的”，严元根说，在村里每天清早6点就要摸黑到地里干活。遇上收割季节，要一直忙到晚上8点才能回家。严元根家里有3亩地，遇上好年景，1亩地可以收500多斤水稻。算下来，种一年水稻最多能赚到一两千元。
来广州打工却能挣更多钱。
刚来时，每月工资不过600元；2003年涨到900多元；2006年涨到现在的1000多元。去年以来，严元根开始打两份工：每天清晨5点到12点，他要打扫杨箕村泰兴大街一带的卫生，下午3点就要到体育西地铁站内做清洁工，一直干到晚上11点。加上同做清洁工的妻子，严元根一家每月收入能达3000多元。“现在房租贵了，有活干就多干点”。杨箕拆村让他丢了杨箕清洁工的收入，现在他正忙着找另一份清洁工作。
幸运孩子
2010年5月4日，就在大人手忙脚乱搬家时，严元根10岁的儿子严春义却对新环境很感兴趣，在新屋的每个角落上蹿下跳。
就读于杨箕小学二年级的严春义，2008年才被父母接来广州。比起其他没有广州户口的外地孩子，严春义能在杨箕小学读书算很幸运了。
在杨箕村，外地租客的孩子如果想上公办学校，必须交几万元赞助费。如果要拿到广州户口，则需要在广州买楼。绝大多数的外地孩子，都被父母送去师资稍弱、却更便宜的私立学校上学。
严元根为了能让儿子入学，找到杨箕小学一位副校长，说明自己在杨箕村做了15年环卫工，十分希望孩子能进杨箕小学。这位副校长同意了让严春义入学，免去赞助费。
严春义是班里唯一的外地生，和班里同学相处得还不错。如果留在私立学校读书，他将和大多数外来工子女一样：来自广州各城中村，在学校里也会说着家乡本地的语言。严春义更幸运一些，通过和这些本地同学的交往，他可以更自如地融入广州社会。
可是，随着杨箕小学的拆迁，严义春不得不转学。不知下个学期，他是否能幸运地继续就读本地小学。
2楼
严富根
严元根的弟弟，37岁的严富根住在二楼大厅。与他上下铺的是小学时低他4个年级的同村老乡严平根。
与在老家种田一年挣1000元的收入相比，2007年至今，严富根在华润万家做熟食档厨子，每月能挣2000多元。
初中毕业的严富根，在家务农2年，2000年来到佛山，在砖厂当了半年工人。之后，他做过清洁工、收废品、洗碗工等。
现在，严富根每天5：30起床，6：30回到华润打卡，然后开始准备一天的卤菜。他负责20多个品种，他要先把卤汁调好，然后把鸡鸭鹅放到锅里卤，20分钟一锅，一直忙到8：00开档。8：00-12：00是早上卖卤水的时间，中午吃完饭没有休息，要继续忙到下午3：00。12：00-3：00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卤水，晚班3：00交接，忙到晚上9：00收档，然后要清洁干净11：30下班。如此，一个月休4天，早晚班一星期轮一次。
在杨箕村，严富根吃遍所有的快餐店，杨箕的快餐都是5元2荤1素，6元3荤1素，7元4荤1素。严富根最喜欢吃的是回锅肉与宫保鸡丁。
拆村在即，严富根想回家了，回耒阳市找工作，五月初那几天他都在帮严元根搬家。2006年，他搬进这间房，只有一个帆布袋的行李，今年如果他回家，除了帆布袋换成箱子，他也别无他物。
3.5楼
老邓
年过六旬的老邓夫妇带着三名孙女蜗居在11号3楼对上2米高的夹层里。
邓老汉有一份送报纸的工作，每月500元，老伴在家看孙女儿，儿子是厨师，前年从广州去了上海，儿媳现在番禺的一家饭店工作，吃住都在番禺。
三个孙女分别是8岁、5岁、3岁。8岁的邓义芬上小学一年级会写字了，主动在记者本子上写下三个小姐妹的名字，3岁的邓义云，5岁的邓义茹，她把大妹妹邓义茹的茹字写成了茄子的茄。
三个小姐妹中较小的两个都是出生在杨箕村的，当被问及自己居住的城市叫什么名字时，三个孩子几乎异口同声说“杨箕”，却没有人说得出“广州”两字，对于她们来说，杨箕就是她们最初童年生活的全部记忆。
4月29日，四楼的一片空地上三名小女孩正在玩耍。被问及去过什么地方时，邓义茹马上抢答说她去过番禺。问她们还到过哪里，她们都不说话了。
她们爱玩什么？老二嬉皮笑脸地说到南方报社耍步步，姐姐解释道，“是到南方报社玩滑梯”，她们所说的耍步步其实是报社内黑色倾斜的地板砖。
●东塘三横巷11号租客一览表：(2010年“五一”期间统计)
杨箕东塘三横11号，共4层楼，5户人，已有一户迁出。住户都来自湖南耒阳坛下乡，主要是寨尹村与大通村人。寨尹村，蒋姓；大通村，严姓。
4楼：徐太太，一家3口：徐太太(3.5楼邓妻徐女士的姐姐)，2个儿子。
3.5楼：老邓，一家5口：邓老伯，邓妻徐女士，3个小孙女邓义芬，邓义茹，邓义云。
3楼：刘先生，一家3口：刘先生，刘妻蒋女士，儿子。
2楼：里房已迁出，搬到中山一路共和村，严元根，一家3口，严元根，严妻蒋女士，儿子严春义。外房2人，弟弟严富根，同村老乡严平根。
1楼：蒋从云，43岁，一家9口：蒋从云，蒋妻罗女士，蒋从云2个弟弟，弟嫂，姐姐，姐夫，外甥，外甥女。
耒阳距广州458公里，它西北面的坛下乡距耒阳火车站1小时车程。辣椒香弥漫之处就是湖南人聚居地，他们把老家的生活方式从458公里的耒阳乡下带到岭南杨箕，外人对杨箕“城中村”的嗅觉记忆，一定少不了这阵辣椒香。
1995年，坛下乡大通村民严元根和妻子买了两张9.5元的硬座火车票，5小时后到达广州，选择杨箕村开始他们的打工生涯。此后15年，严元根与妻子在杨箕搬过5次家，住得最久的便是拆村前的住所——— 杨箕东塘三横巷11号，一住便是12年。
超过10年楼龄的11号位于阴暗潮湿的东塘三横巷，即便大白天屋内也要开灯。和杨箕其它横街窄巷一样，走路随时都要防着头顶电线滴水或脚下泥垢。
拆村前夕，五一期间的东塘三横巷11号的平均人居面积只有5平米，一楼住蒋从云夫妇和他的家族亲戚，9人；二楼住严元根夫妇和他的家族亲戚老乡，5人；三楼住刘先生一家3口；3楼夹层(3.5楼)住老邓夫妇和他们3名孙女；四楼住老邓大姨子一家三口。
不熟不住，25人全是坛下乡寨尹村和大通村人。老乡托老乡，东塘三横11号就这样成了坛下老乡在大城市的集体宿舍，可以让他们在异乡继续维系着千年村落的邻里关系和人情世故。
在杨箕村，像这样在整幢出租屋里群体蜗居的湖南耒阳人，散落在东塘、长庚、潜龙里一带。杨箕村5000多名湖南人中，大部分就来自耒阳坛下乡。
这只是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老乡文化”的一个缩影。以“老乡身份”串联起社会关系的这些农民工，如何在陌生大城市固土扎根，走进杨箕村的湖南人群体，或可管窥一二。
1楼
蒋从云
2010年5月15日，东塘三横巷11号只剩下蒋从云一家9口未搬走。当晚，房东拉下电闸，蒋家9人点蜡烛摸黑过了一晚。(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5月17日，蒋从云一家搬进朋友在五羊新城的一套房子暂住。他们搬走了生活必需品，但床、单车等部分家什还留在杨箕。
几天过后，蒋从云回到11号，发现大门紧锁，屋内杂物已被清空。房东回复说：已经签过协议要交楼，屋内所有杂物已经处理掉。争论一番，蒋从云无奈挂掉电话。一家9口就此彻底告别曾经生活了13年的杨箕村。
杨箕搬家史
13年前的1997年，蒋从云与妻子初来广州，通过老乡介绍住在杨箕纯仁里一间出租屋，与另外几对同在广州打工的湖南老乡夫妻挤住一起。
几个月后，蒋从云夫妇与刚认识的严元根夫妇搬出纯仁里，同住东塘三横巷9号一间出租屋内。
由于“房东太厉害，每个月准时催租，晚几天交租就会说些很难听的话”，蒋从云与严元根几个月后搬到9号隔壁的11号，从1998年起，两对夫妇便住在东塘三横巷11号，一住就是12年，直至拆村前夕。
30平方米的出租屋有一房一厅一厨一卫。蒋从云与严元根夫妇刚搬进去不久，从耒阳来穗打工的乡里也陆续住进来，房子很快便挤满6对夫妻。当时是1998年，蒋从云清楚记得，厅内挤满单车，再加一张上下铺床塞得满满，里房放两张上下床，6个床铺睡6对夫妻。
几年时间，有人找到了包吃住的工作，有人无奈返乡，每年都有人搬走，但很快又有人搬进来填补空缺，来往是常态。
那时，每每有夫妇搬出，蒋从云就介绍家乡的亲戚来住，并在广州帮他们找工作。同屋的严元根夫妻2006年搬到2楼，现在蒋从云的弟弟弟媳就睡在他们原来的铺位。每月500元房租由3家人平分。
广州工作史
蒋从云在广州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沿江路一家潮州牛丸店当小工，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月工资400元。
一年后，蒋从云在杨箕村口的广九大酒店找了第二份工作，负责酒店后勤清洁，月工资480元。直到2004年，他到苏宁当空调装修工，2007年从苏宁转到国美，一直干到现在，工资也增加不少。
蒋从云的收入是底薪加提成。底薪每月1000多元，扣掉社保拿到手上的不过数百。提成要看装空调的数量，一台空调42元。5月至8月旺季时，一个月下来能装50多台；但淡季时可能连续几天没活，一个月只能装十几台。
与蒋从云同住的每一位亲人都得上班：老婆做钟点工；弟弟、姐姐、外甥在珠江新城六合家宴食府当保安、清洁工、端盘子；姐夫在南方人才市场做清洁工；外甥女在都城快餐送外卖。
最恐惧记忆
1997年初来乍到，杨箕村留给蒋从云最深印象的就是“查证”。“当时查得每家每户都有人往外跑”，蒋从云说，办暂住证一个季度72元，这样一笔钱对打工仔来说负担不轻。为省钱，绝大多数外地租客都不办证，“有人来查就跑，跑不了被抓着就罚款”。他清楚记得，当时被抓到一次就罚100元，被抓到的人都要办证，如果3个月后没续证的，再补罚100元。
蒋从云说，村里治保会都是三更半夜来查证的，一个月最少查2次。半夜一两点拍门声起，“早了他们知道我们躲在外面，但总要回家睡觉吧”。
没证的租客甚至躲到厕所或阁楼上，不过还是会被找出来。“躲不了就往外跑”，蒋从云说，他也跑过好几次，“看运气，跑一次算一次”，但还是被抓到2次罚了钱。那些没证的租客见查证的进屋，会趁不注意夺门而出，跑到大街上先躲一躲。
“遇上人好的就算了，睁只眼闭只眼；要是遇上凶神恶煞的，会拿着电棍追出去”，蒋从云说，跑到大街上的，会在广州大道瞎晃两三个小时，等到凌晨四五点才敢回家睡觉，有些人直接就去上班了。
2000年前后的杨箕村，除了查暂住证，让蒋从云同样记忆深刻的是治安混乱。2002年的一天，蒋从云家里只有表弟在家，当时门没关，四五个外地大汉突然跑进屋里。“你欠了我们钱，怎么现在还不还”，没等表弟反应过来，大汉就上来搜身，抢走一部手机和500元现金。蒋从云说，那时抢东西的那帮人，可能是村里吸毒的，“会为钱干亡命事”。
直到拆村前，杨箕村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窝点。蒋从云说，纯仁里一带有地下赌博的，玩扑克，叫“大吃小”。还有就是同古巷、星恒南一带，是杨箕的红灯区，流莺大多来自四川。
最快乐时光
蒋从云回到家里，最大的娱乐就是和二楼的严富根、严平根打纸牌。运气好的话，可以赢四五十元。现在打牌，蒋从云还是会习惯关上门，因为治保会的人经过，会以“聚众赌博”为由罚款。
蒋从云有一儿一女，都跟他一样初中毕业。女儿19岁，现在番禺打工，儿子17岁，现在花都打工。孩子放假了会回杨箕看父母。对于孩子，蒋从云“很放心”。
说起杨箕村，蒋从云觉得像“第二故乡”。因为杨箕村房租低廉，交通方便。他的工作——— 国美网点在冼村，派单在越秀区。他从杨箕村骑单车去洗村和越秀都十分方便。
“不管搬到哪，都是在外面打工”，蒋从云说，在杨箕村住了十几年，从人生地不熟，到现在一栋楼每户都是老乡，房东关系也很好，而且对门的河南人、送外卖的梅州人、街上的本地老头都与自己相熟，“如果搬到别的地方去要重新来过，不知道旁边住的什么人”。
2楼(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严元根
2010年5月4日，严元根一家三口搬到中山一路新家，他是东塘三横巷11号最早找到房子的人。
新家位于中山一路主干道上，新刷的青灰色外墙远看十分整洁。打开铁门，走上2楼房间，阴暗的楼梯和发霉的气味却与杨箕村的11号楼如出一辙。严元根说，“能找到这个房子，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严元根的妻子在梅花街做环卫工，通过街道了解到这个房源，虽然每月租金高达1350元，但离杨箕村很近。
房子面积与杨箕的11号差不多大，不过住的人却多了。两房一厅的房子，严元根一家三口住一间房，原来同屋的严平根和严富根住厅里，妹妹妹夫住另一间房。严元根说，为了分摊租金。
刚搬进这间屋子，睡在厅里的两个老乡就为床的位置发愁：房东不愿搬走屋里的一张长沙发，他们的床根本没地方放。最后，严平根只好把床放在走道上，正对着严元根妹妹妹夫的房门，必须侧身才能走过。
好人房东
告别住了12年的东塘三横巷11号，严元根念念不忘他的房东李女士。他说，之所以一直住在11号，是因为房东很通情达理。事实上，这是他来杨箕搬的第五处住所了。
每月5号，房东都会来收租。每次房东会先问“够不够钱”，有时候严元根家里手紧，房东就会先不收租，有时一个月没交房租，房东也不会催他。“有些房东迟一天没收到租，就会很凶地让你赶紧搬走”。
五一假期，拆村在即，房东为了让租客搬走，4月底就说好不收5月份房租。5月份以来，房东隔三差五就到11号楼说服租客搬走。“我也知道他们困难，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多，让他们能搬到哪里去”，但李女士自己也有苦衷，杨箕村的临迁费按天来计算，提早签约一天，就能提早拿一天的临迁费。
5月17日，11号楼除了蒋从云一家，其他的湖南老乡都已搬走。李女士连续几天登门，让蒋从云“赶紧搬”，最后干脆把电闸也给拉掉了。12年来和睦共处的房东房客关系就此吵架收场。
环卫工人
杨箕环卫站30名清洁工人中，除两人分别来自湖北和安徽，其余28人全是湖南人，严元根，便是这28分之一。(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在杨箕环卫站，每名环卫工人有2台垃圾车。有人住在免费的宿舍，也有人选择像严元根一样在村里租房。
五月份临近拆迁，这些工人还没收到如何安置的通知。像严元根这样找到落脚点的只属少数。他们每月拿着860元的最低工资，加上260元补贴，要在市中心再找到合适的房子，并非易事。事实上，7月4日，杨箕环卫站29名环卫工人全部收拾包袱，离开那个他们曾经工作了15年的地方。
坛下乡的大通村有2000多人，上世纪90年代，村里八成人都往外跑。杨箕村20名大通村人，主要从事着服务、短途运输、小商贩、环卫清洁等工作。
“地里的活是永远干不完的”，严元根说，在村里每天清早6点就要摸黑到地里干活。遇上收割季节，要一直忙到晚上8点才能回家。严元根家里有3亩地，遇上好年景，1亩地可以收500多斤水稻。算下来，种一年水稻最多能赚到一两千元。
来广州打工却能挣更多钱。
刚来时，每月工资不过600元；2003年涨到900多元；2006年涨到现在的1000多元。去年以来，严元根开始打两份工：每天清晨5点到12点，他要打扫杨箕村泰兴大街一带的卫生，下午3点就要到体育西地铁站内做清洁工，一直干到晚上11点。加上同做清洁工的妻子，严元根一家每月收入能达3000多元。“现在房租贵了，有活干就多干点”。杨箕拆村让他丢了杨箕清洁工的收入，现在他正忙着找另一份清洁工作。
幸运孩子
2010年5月4日，就在大人手忙脚乱搬家时，严元根10岁的儿子严春义却对新环境很感兴趣，在新屋的每个角落上蹿下跳。
就读于杨箕小学二年级的严春义，2008年才被父母接来广州。比起其他没有广州户口的外地孩子，严春义能在杨箕小学读书算很幸运了。
在杨箕村，外地租客的孩子如果想上公办学校，必须交几万元赞助费。如果要拿到广州户口，则需要在广州买楼。绝大多数的外地孩子，都被父母送去师资稍弱、却更便宜的私立学校上学。
严元根为了能让儿子入学，找到杨箕小学一位副校长，说明自己在杨箕村做了15年环卫工，十分希望孩子能进杨箕小学。这位副校长同意了让严春义入学，免去赞助费。
严春义是班里唯一的外地生，和班里同学相处得还不错。如果留在私立学校读书，他将和大多数外来工子女一样：来自广州各城中村，在学校里也会说着家乡本地的语言。严春义更幸运一些，通过和这些本地同学的交往，他可以更自如地融入广州社会。
可是，随着杨箕小学的拆迁，严义春不得不转学。不知下个学期，他是否能幸运地继续就读本地小学。
2楼
严富根
严元根的弟弟，37岁的严富根住在二楼大厅。与他上下铺的是小学时低他4个年级的同村老乡严平根。
与在老家种田一年挣1000元的收入相比，2007年至今，严富根在华润万家做熟食档厨子，每月能挣2000多元。
初中毕业的严富根，在家务农2年，2000年来到佛山，在砖厂当了半年工人。之后，他做过清洁工、收废品、洗碗工等。
现在，严富根每天5：30起床，6：30回到华润打卡，然后开始准备一天的卤菜。他负责20多个品种，他要先把卤汁调好，然后把鸡鸭鹅放到锅里卤，20分钟一锅，一直忙到8：00开档。8：00-12：00是早上卖卤水的时间，中午吃完饭没有休息，要继续忙到下午3：00。12：00-3：00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卤水，晚班3：00交接，忙到晚上9：00收档，然后要清洁干净11：30下班。如此，一个月休4天，早晚班一星期轮一次。
在杨箕村，严富根吃遍所有的快餐店，杨箕的快餐都是5元2荤1素，6元3荤1素，7元4荤1素。严富根最喜欢吃的是回锅肉与宫保鸡丁。
拆村在即，严富根想回家了，回耒阳市找工作，五月初那几天他都在帮严元根搬家。2006年，他搬进这间房，只有一个帆布袋的行李，今年如果他回家，除了帆布袋换成箱子，他也别无他物。
3.5楼
老邓
年过六旬的老邓夫妇带着三名孙女蜗居在11号3楼对上2米高的夹层里。
邓老汉有一份送报纸的工作，每月500元，老伴在家看孙女儿，儿子是厨师，前年从广州去了上海，儿媳现在番禺的一家饭店工作，吃住都在番禺。
三个孙女分别是8岁、5岁、3岁。8岁的邓义芬上小学一年级会写字了，主动在记者本子上写下三个小姐妹的名字，3岁的邓义云，5岁的邓义茹，她把大妹妹邓义茹的茹字写成了茄子的茄。
三个小姐妹中较小的两个都是出生在杨箕村的，当被问及自己居住的城市叫什么名字时，三个孩子几乎异口同声说“杨箕”，却没有人说得出“广州”两字，对于她们来说，杨箕就是她们最初童年生活的全部记忆。
4月29日，四楼的一片空地上三名小女孩正在玩耍。被问及去过什么地方时，邓义茹马上抢答说她去过番禺。问她们还到过哪里，她们都不说话了。
她们爱玩什么？老二嬉皮笑脸地说到南方报社耍步步，姐姐解释道，“是到南方报社玩滑梯”，她们所说的耍步步其实是报社内黑色倾斜的地板砖。
●东塘三横巷11号租客一览表：(2010年“五一”期间统计)
杨箕东塘三横11号，共4层楼，5户人，已有一户迁出。住户都来自湖南耒阳坛下乡，主要是寨尹村与大通村人。寨尹村，蒋姓；大通村，严姓。
4楼：徐太太，一家3口：徐太太(3.5楼邓妻徐女士的姐姐)，2个儿子。
3.5楼：老邓，一家5口：邓老伯，邓妻徐女士，3个小孙女邓义芬，邓义茹，邓义云。
3楼：刘先生，一家3口：刘先生，刘妻蒋女士，儿子。
2楼：里房已迁出，搬到中山一路共和村，严元根，一家3口，严元根，严妻蒋女士，儿子严春义。外房2人，弟弟严富根，同村老乡严平根。
1楼：蒋从云，43岁，一家9口：蒋从云，蒋妻罗女士，蒋从云2个弟弟，弟嫂，姐姐，姐夫，外甥，外甥女。
文献资料来源：2010-07-19 南方都市报-AII08
作者：张艳芬 沙龙 刘泽宇 张子忠 方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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