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一院
提名辞
100年前，兵荒马乱、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广东40多名士绅、名流一起埋下了一颗种子，希冀它能“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这就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一院党委书记颜楚荣拿出一张残缺的老照片。
那是1925年，国立广东大学医科附属第一医院（中山一院前身）正门。照片的影像已模糊不堪，大门口有一副对联：“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这是我们的开院祖训。”颜楚荣说。
如今，中山大学北校区一座红楼门口还贴着这副对联。
1965年冬天，山东乳山县。
做“四清”运动时，钟南山的右脚被跳蚤咬了，还化了脓。正好春节放假，他的脚肿得不行，赶紧坐火车到郑州，再买了飞机票飞回广州。家人把他送到中山一院，由骨科黄承达教授医治。
“黄教授当时赶紧让我做X光片，随后清创。幸亏治疗及时，不然就发展成为骨髓炎，避免了截肢。”
这件事给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是胡锦涛书记曾在政治局就世界医药卫生发展趋势和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谈到医改时强调的话。
钟南山认为“中山一院明显体现了这一要求”。
他说，中山一院有很好的传统，在医学上非常严谨、认真。“在老一辈中山一院人中就表现得很充分，老教授们特别会为病人着想，从实际出发，千方百计为老百姓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
比如，中山一院的郑振声教授，20多年来，他坚持做心脏体外反搏器。在国内，他受到很大阻力，但是最终通过了FD A的认证。这个技术在美国很少用，因为赚钱少。
但是，这一技术对于老百姓来说非常好。
因为它是通过四肢动脉舒张收缩来帮助心脏搏动，从生理上帮助心脏，避免了植入支架的痛苦，“这就是简单有效安全价廉的办法来给老百姓治病啊。”
钟南山说，老一辈中山一院的老教授不会用出现一个处方有10种或者20种药的情况，只是用几种药就可以了。
他的父亲钟世藩是著名儿科学家，曾是中山一院儿科教授兼主任。“我父亲看病用药就很简单，并且有很强的针对性。只开几个药就解决问题，而且很便宜，病人都不敢相信，后来一吃果然好了。同时父亲用抗生素非常谨慎，极少用抗生素。”
上世纪初捐百金，建公医
1909年，清末，由美国教会主办的博济医学堂的学生反对学堂不合理的一些措施，实行罢课。
学堂美籍负责人关约翰实施高压手段，开除学生冯膺汉等人，并威胁如果学生坚持不复课，就将学堂停办。未毕业的学生为失学所威胁，便组织起来，吁请广州绅商和各界人士共商决策。
是年冬，潘佩如（清候补道台，广州河南巨绅），钟宰荃（广州西关绅士）、李煜堂（香港富商，曾出钱助孙中山革命；广州反正后，随胡汉民来广州，任广东财政厅长）等四十余人，每人捐募百金，共同设立一间由中国人开办的为百姓公众的“公医学堂”。“公医”即公众医学之意。四十余人中多数是广州西医生，创办者欲通过“公医”，普及医学知识。
上世纪20年代戴季陶，立祖训
从一开始，西方医学精神就深植在公医学校与医院当中。
南中国实行尸体解剖就是从公医学校开始的。1925年，公医院校被收为国有，并入广东大学，保罗辞职，意味着私立公医时代的终结，医院也转为国立。
20世纪20年代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原中山大学校长戴传贤先生，秉承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思想，为勉励当时的中山一院年轻人，亲手题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医院的门口———“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成为开院祖训。
中山一院院长王深明说，1926-1938年间，中山一院逐渐成为南中国首屈一指的西式医院。这一段时间，医学院师法德式医学。据戴季陶回忆，1926年，张静江先生认为在世界上医学最进步最发达的是德国，医学学术的建设必须有标准主张全学德国，于是医学的教师请的是德国，甚至连护士长都是聘请德国人担任。医院用德语查房，用德文写病例，开处方，入学考试也必须考德语。医院烙上了深深的德国印记。
上世纪30-40年代避战乱，救国人
1938-1945年，中山大学医学院曾先后迁至云南澄江小西城以及粤北坪石、乐昌县、连县等地办学，医院也相随，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回广州百子路原址。
“这段历史非常有趣，虽然艰苦，但是留下了佳话。”中山一院党委书记颜楚荣曾接待过云南澄江党校校长，他们整理了这段历史。1938年10月，日军大规模轰炸广州，广州失守后，医院和医学院仓促迁离，到了云南澄江。
最有意思的是，当时闭塞的云南远没有广州开放，他们的进入可以说是西式医学第一次在当地的普及。当时在小西城，有一名产妇难产，生了3天3夜都生不出来，眼看就要出人命了，“产妇的家属找到了中山一院的医生，医生马上给他做了剖腹产，母子平安，这是当地第一例剖腹产轰动一时。”
颜楚荣说，当时村民奔走相告“竟然可以把孩子从肚子里拿出来”，从此西式医学被当地人逐渐认识。
上世纪50年代学业务，大阅兵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之时，一名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医从澳门来到广东。他就是红色医生柯麟。这名新院长一到医院就把自己多年的积蓄10万元港币交给了组织，一半作为党费，一半资助学院建设。尽管不断有政治风潮袭来他仍然再次担起了责任，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反右、拔白旗插红旗斗争中让医学院平稳前行。
当时在政治风潮不断袭来的时候，业务学习并没有放松，医院开展了一个标杆式的活动就是临床病例讨论会。
“讨论会由老教授或者院长主持，相关病区的主治医生报告病例，事先不公布病理结果，每位教授都进行分析诊断发表意见，最后，再由病理教授进行总结。
当时几乎有关临床科室的教授、医生都参加，是全院性的学术水平大阅兵，教授们表现自己的学术水平。而年轻的医生更是学到知识。“老院长肖官惠表示。(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上世纪60年代举手电，做手术
1952年，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广东光华医学院合并，成立了新的华南医学院。三校合并后，给医院带来了新的发展时期，许多学科、专业纷纷成立。但随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给医院造成了重创。1969年-1970年，全院近半数医务人员下放，病床减少，病人入院治疗更加困难，机构瘫痪，管理混乱。医师干杂活，护士长靠边站等等。“文革”期间，多位专家被下放到农村支援基层医疗。
可专家在基层也没闲着，培训了基层的医生。梅骅、庄广伦教授下放到偏远山区，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竟然用农舍做手术室，靠手电筒照明实施了30余例复杂的膀胱阴道瘘手术，并在工作中改良了多种手术方式，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直到1973年，下放人员返回岗位后，秩序才逐渐恢复。“当时是全院最开心的时候，职工都在奔走相告，很兴奋，因为新的生活开始了，又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对于当时的兴奋劲，肖官惠还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以后评三甲，创辉煌
改革开放后，中山一院增设了很多业务科室、制度逐步规范。1993年，11月，中山一院被评为三级甲等医院。医院规模不断扩大，并逐渐走向辉煌。
随着医院的持续发展，中山一院越来越重视科学管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医院在管理上比起其他行业和领域相对滞后。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管理一家现代化的医院，必须依靠现代科学理念。”王深明在管理上下的功夫最多。
■对话
“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
“文化的传承很重要，这是医院的灵魂所在”
“我们不是要培养手术匠，也不是要培养郎中，而是培养真正的医学家。”
———院长王深明
严谨治学治医，对病人负责到底
记者：中山一院百年历史，大师辈出，学问精深。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下去的？
院长王深明：中山一院有很好的传统文化，老一辈中山一院人严谨的治学治医精神、对病人认真负责到底的态度、团结协作的传统和敢于开拓创新的精神等等，是医院的一笔巨大财富，而这笔财富至今在中山一院人身上仍然闪耀着光芒。
我的老师、我老师的老师，他们在工作和教学中都非常严谨认真，并影响着整个医院的风格。这种严谨的风格造就了一批大师。文化的传承很重要，这是医院的灵魂所在。
我们的老师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现在也把我们所学到的精髓传递给我们的学生，他们在此基础上不断成长，而且做得越来越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在传承老一辈的技术和精神的同时就应该不断地超越他们的老师，这样，医院才有不断创新的源动力。
我们不培养手术匠和郎中
记者：对于这样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医院而言，如何在未来焕发新姿呢？
院长王深明：现代管理理念非常重要，办好医院的关键是管理。作为一家重点大学的大型教学医院，要全面提高医学、教学、科研水平。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不是环境、设备，而是要看人的水平高低、医院服务质量的水平高低，医教研综合水平的高低。
近几年我们医院还通过启动“中青年人才培养、支持”计划、重奖学科建设突出的科室和个人、选派优秀人才到国外高水平医疗机构学习进修等措施来激励、挖掘有潜力的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为医院的长远发展打基础。我们不是要培养手术匠，也不是要培养郎中，而是要培养真正的医学家。
将心比心，要与病人换位思考
记者：现在医患矛盾多，大处方、大检查颇为人所诟病。
党委书记颜楚荣：“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是该院的开院祖训，一直到现在仍深入人心。为了贯彻这12字祖训，医院要求医生要从3大方面考虑。第一就是看病的质量，要把病看好，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其次是费用尽量降低，普通群众的经济能力要承受得了；第三是服务，要让病人感到亲切温馨。近几年来，中山一院在18家三甲医院中住院病人的住院费用较低，为1.6万元，比同类医院住院病人费用最多的少了1.1万元。在门诊上，老百姓看病的费用也比同类医院低36-60元。
如今医院已经有4000多名医务人员，运作这样一家医院压力很大，建楼、购买设备、研究生补贴都需要钱。但是医院的文化传统起了更大的作用，必须要秉承医家的精神。我们要求医生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要与病人换位思考。
药品、检验收入不与薪酬挂钩(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记者：从制度层面，中山一院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党委书记颜楚荣：在制度上，医院也有一整套制度保证医生为患者服务。首先，药品的收入、检验收入不与病区的薪酬挂钩。医务人员没有了“创收”压力，看病质量就能大大提升。其次，薪酬多少要看岗位。如果10个人的岗位，主任用8个人就能干完，那么效益就能提升。相应的，8个人分10个人的岗位工资也会很乐意。这就避免了人员臃肿。再次，具体薪酬要看医生护士具体的工作量，但是工作量是计算全科工作量，而非个人。若个人手术量大，科内也会公布，在二级分配时会有体现。同时，还要看工作业绩有没有出错，有没有出大处方。最后，有纪律约束。先是专科自查，然后是专科之间互相查，随后是主管部门抽查。如果发现了问题，扣了分，一个人就会少一两千元。此外还要每季度查一次，还有平时突击检查。每季度的例会，如果有人犯错要在会上公示，年度的考评做到奖罚分明。
现在中山一院的业务量在上升。去年年收入达到了20亿元。现在已经成为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三级甲等医院之一，现医院拥有2548张床位、年门诊量超过400万人次、年住院人次7万多。单体门诊量在每周一至五之间，达到了1.2万/日-1.3万/日，是全国单体门诊量最大的医院。
我们鼓励专家尽可能多出门诊(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记者：但是门诊量这么大，给病人的时间少了，在坊间也会有人认为中山一院技术很牛，但是专家傲气。
党委书记颜楚荣：在服务方面，确实有些地方做得不尽理想。由于病人多了，专家分给每个病人的时间少了。我们现在也鼓励专家尽可能多出门诊。每周多出1个单元，给每个病人的时间更多一点，让更多的患者受益。尤其非手术科，专家出诊次数可以更多一些。
此外，在该院病人平均住院天数缩短半天，整个医院可多收治6000多病人。所以缩短住院天数很重要，病床太紧张了。这样就可以减少病人等待空床位的时间，更快解决病人的痛苦。
院长王深明：明年上半年，新的大楼将封顶，经过装修等工作，2012年年底，中山一院的床位将增加1220张。现有院本部开放外科床位是1668张。容纳的手术科病人将可以翻一番以上，满足老百姓的就医需求。现在院本部每天只能安排100台手术，等床位充裕后，将可以每天做200台手术。
不过，医院的扩张绝对不能以牺牲医疗服务质量为代价。近年来医院不断强化质量控制与管理，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来规范和保证我们的医疗服务质量。质量没有保证，何来数量上的提高？
提名辞
100年前，兵荒马乱、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广东40多名士绅、名流一起埋下了一颗种子，希冀它能“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这就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一院党委书记颜楚荣拿出一张残缺的老照片。
那是1925年，国立广东大学医科附属第一医院（中山一院前身）正门。照片的影像已模糊不堪，大门口有一副对联：“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这是我们的开院祖训。”颜楚荣说。
如今，中山大学北校区一座红楼门口还贴着这副对联。
1965年冬天，山东乳山县。
做“四清”运动时，钟南山的右脚被跳蚤咬了，还化了脓。正好春节放假，他的脚肿得不行，赶紧坐火车到郑州，再买了飞机票飞回广州。家人把他送到中山一院，由骨科黄承达教授医治。
“黄教授当时赶紧让我做X光片，随后清创。幸亏治疗及时，不然就发展成为骨髓炎，避免了截肢。”
这件事给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是胡锦涛书记曾在政治局就世界医药卫生发展趋势和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谈到医改时强调的话。
钟南山认为“中山一院明显体现了这一要求”。
他说，中山一院有很好的传统，在医学上非常严谨、认真。“在老一辈中山一院人中就表现得很充分，老教授们特别会为病人着想，从实际出发，千方百计为老百姓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
比如，中山一院的郑振声教授，20多年来，他坚持做心脏体外反搏器。在国内，他受到很大阻力，但是最终通过了FD A的认证。这个技术在美国很少用，因为赚钱少。
但是，这一技术对于老百姓来说非常好。
因为它是通过四肢动脉舒张收缩来帮助心脏搏动，从生理上帮助心脏，避免了植入支架的痛苦，“这就是简单有效安全价廉的办法来给老百姓治病啊。”
钟南山说，老一辈中山一院的老教授不会用出现一个处方有10种或者20种药的情况，只是用几种药就可以了。
他的父亲钟世藩是著名儿科学家，曾是中山一院儿科教授兼主任。“我父亲看病用药就很简单，并且有很强的针对性。只开几个药就解决问题，而且很便宜，病人都不敢相信，后来一吃果然好了。同时父亲用抗生素非常谨慎，极少用抗生素。”
上世纪初捐百金，建公医
1909年，清末，由美国教会主办的博济医学堂的学生反对学堂不合理的一些措施，实行罢课。
学堂美籍负责人关约翰实施高压手段，开除学生冯膺汉等人，并威胁如果学生坚持不复课，就将学堂停办。未毕业的学生为失学所威胁，便组织起来，吁请广州绅商和各界人士共商决策。
是年冬，潘佩如（清候补道台，广州河南巨绅），钟宰荃（广州西关绅士）、李煜堂（香港富商，曾出钱助孙中山革命；广州反正后，随胡汉民来广州，任广东财政厅长）等四十余人，每人捐募百金，共同设立一间由中国人开办的为百姓公众的“公医学堂”。“公医”即公众医学之意。四十余人中多数是广州西医生，创办者欲通过“公医”，普及医学知识。
上世纪20年代戴季陶，立祖训
从一开始，西方医学精神就深植在公医学校与医院当中。
南中国实行尸体解剖就是从公医学校开始的。1925年，公医院校被收为国有，并入广东大学，保罗辞职，意味着私立公医时代的终结，医院也转为国立。
20世纪20年代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原中山大学校长戴传贤先生，秉承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思想，为勉励当时的中山一院年轻人，亲手题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医院的门口———“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成为开院祖训。
中山一院院长王深明说，1926-1938年间，中山一院逐渐成为南中国首屈一指的西式医院。这一段时间，医学院师法德式医学。据戴季陶回忆，1926年，张静江先生认为在世界上医学最进步最发达的是德国，医学学术的建设必须有标准主张全学德国，于是医学的教师请的是德国，甚至连护士长都是聘请德国人担任。医院用德语查房，用德文写病例，开处方，入学考试也必须考德语。医院烙上了深深的德国印记。
上世纪30-40年代避战乱，救国人
1938-1945年，中山大学医学院曾先后迁至云南澄江小西城以及粤北坪石、乐昌县、连县等地办学，医院也相随，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回广州百子路原址。
“这段历史非常有趣，虽然艰苦，但是留下了佳话。”中山一院党委书记颜楚荣曾接待过云南澄江党校校长，他们整理了这段历史。1938年10月，日军大规模轰炸广州，广州失守后，医院和医学院仓促迁离，到了云南澄江。
最有意思的是，当时闭塞的云南远没有广州开放，他们的进入可以说是西式医学第一次在当地的普及。当时在小西城，有一名产妇难产，生了3天3夜都生不出来，眼看就要出人命了，“产妇的家属找到了中山一院的医生，医生马上给他做了剖腹产，母子平安，这是当地第一例剖腹产轰动一时。”
颜楚荣说，当时村民奔走相告“竟然可以把孩子从肚子里拿出来”，从此西式医学被当地人逐渐认识。
上世纪50年代学业务，大阅兵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之时，一名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医从澳门来到广东。他就是红色医生柯麟。这名新院长一到医院就把自己多年的积蓄10万元港币交给了组织，一半作为党费，一半资助学院建设。尽管不断有政治风潮袭来他仍然再次担起了责任，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反右、拔白旗插红旗斗争中让医学院平稳前行。
当时在政治风潮不断袭来的时候，业务学习并没有放松，医院开展了一个标杆式的活动就是临床病例讨论会。
“讨论会由老教授或者院长主持，相关病区的主治医生报告病例，事先不公布病理结果，每位教授都进行分析诊断发表意见，最后，再由病理教授进行总结。
当时几乎有关临床科室的教授、医生都参加，是全院性的学术水平大阅兵，教授们表现自己的学术水平。而年轻的医生更是学到知识。“老院长肖官惠表示。(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上世纪60年代举手电，做手术
1952年，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广东光华医学院合并，成立了新的华南医学院。三校合并后，给医院带来了新的发展时期，许多学科、专业纷纷成立。但随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给医院造成了重创。1969年-1970年，全院近半数医务人员下放，病床减少，病人入院治疗更加困难，机构瘫痪，管理混乱。医师干杂活，护士长靠边站等等。“文革”期间，多位专家被下放到农村支援基层医疗。
可专家在基层也没闲着，培训了基层的医生。梅骅、庄广伦教授下放到偏远山区，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竟然用农舍做手术室，靠手电筒照明实施了30余例复杂的膀胱阴道瘘手术，并在工作中改良了多种手术方式，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直到1973年，下放人员返回岗位后，秩序才逐渐恢复。“当时是全院最开心的时候，职工都在奔走相告，很兴奋，因为新的生活开始了，又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对于当时的兴奋劲，肖官惠还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以后评三甲，创辉煌
改革开放后，中山一院增设了很多业务科室、制度逐步规范。1993年，11月，中山一院被评为三级甲等医院。医院规模不断扩大，并逐渐走向辉煌。
随着医院的持续发展，中山一院越来越重视科学管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医院在管理上比起其他行业和领域相对滞后。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管理一家现代化的医院，必须依靠现代科学理念。”王深明在管理上下的功夫最多。
■对话
“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
“文化的传承很重要，这是医院的灵魂所在”
“我们不是要培养手术匠，也不是要培养郎中，而是培养真正的医学家。”
———院长王深明
严谨治学治医，对病人负责到底
记者：中山一院百年历史，大师辈出，学问精深。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下去的？
院长王深明：中山一院有很好的传统文化，老一辈中山一院人严谨的治学治医精神、对病人认真负责到底的态度、团结协作的传统和敢于开拓创新的精神等等，是医院的一笔巨大财富，而这笔财富至今在中山一院人身上仍然闪耀着光芒。
我的老师、我老师的老师，他们在工作和教学中都非常严谨认真，并影响着整个医院的风格。这种严谨的风格造就了一批大师。文化的传承很重要，这是医院的灵魂所在。
我们的老师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现在也把我们所学到的精髓传递给我们的学生，他们在此基础上不断成长，而且做得越来越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在传承老一辈的技术和精神的同时就应该不断地超越他们的老师，这样，医院才有不断创新的源动力。
我们不培养手术匠和郎中
记者：对于这样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医院而言，如何在未来焕发新姿呢？
院长王深明：现代管理理念非常重要，办好医院的关键是管理。作为一家重点大学的大型教学医院，要全面提高医学、教学、科研水平。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不是环境、设备，而是要看人的水平高低、医院服务质量的水平高低，医教研综合水平的高低。
近几年我们医院还通过启动“中青年人才培养、支持”计划、重奖学科建设突出的科室和个人、选派优秀人才到国外高水平医疗机构学习进修等措施来激励、挖掘有潜力的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为医院的长远发展打基础。我们不是要培养手术匠，也不是要培养郎中，而是要培养真正的医学家。
将心比心，要与病人换位思考
记者：现在医患矛盾多，大处方、大检查颇为人所诟病。
党委书记颜楚荣：“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是该院的开院祖训，一直到现在仍深入人心。为了贯彻这12字祖训，医院要求医生要从3大方面考虑。第一就是看病的质量，要把病看好，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其次是费用尽量降低，普通群众的经济能力要承受得了；第三是服务，要让病人感到亲切温馨。近几年来，中山一院在18家三甲医院中住院病人的住院费用较低，为1.6万元，比同类医院住院病人费用最多的少了1.1万元。在门诊上，老百姓看病的费用也比同类医院低36-60元。
如今医院已经有4000多名医务人员，运作这样一家医院压力很大，建楼、购买设备、研究生补贴都需要钱。但是医院的文化传统起了更大的作用，必须要秉承医家的精神。我们要求医生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要与病人换位思考。
药品、检验收入不与薪酬挂钩(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记者：从制度层面，中山一院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党委书记颜楚荣：在制度上，医院也有一整套制度保证医生为患者服务。首先，药品的收入、检验收入不与病区的薪酬挂钩。医务人员没有了“创收”压力，看病质量就能大大提升。其次，薪酬多少要看岗位。如果10个人的岗位，主任用8个人就能干完，那么效益就能提升。相应的，8个人分10个人的岗位工资也会很乐意。这就避免了人员臃肿。再次，具体薪酬要看医生护士具体的工作量，但是工作量是计算全科工作量，而非个人。若个人手术量大，科内也会公布，在二级分配时会有体现。同时，还要看工作业绩有没有出错，有没有出大处方。最后，有纪律约束。先是专科自查，然后是专科之间互相查，随后是主管部门抽查。如果发现了问题，扣了分，一个人就会少一两千元。此外还要每季度查一次，还有平时突击检查。每季度的例会，如果有人犯错要在会上公示，年度的考评做到奖罚分明。
现在中山一院的业务量在上升。去年年收入达到了20亿元。现在已经成为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三级甲等医院之一，现医院拥有2548张床位、年门诊量超过400万人次、年住院人次7万多。单体门诊量在每周一至五之间，达到了1.2万/日-1.3万/日，是全国单体门诊量最大的医院。
我们鼓励专家尽可能多出门诊(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记者：但是门诊量这么大，给病人的时间少了，在坊间也会有人认为中山一院技术很牛，但是专家傲气。
党委书记颜楚荣：在服务方面，确实有些地方做得不尽理想。由于病人多了，专家分给每个病人的时间少了。我们现在也鼓励专家尽可能多出门诊。每周多出1个单元，给每个病人的时间更多一点，让更多的患者受益。尤其非手术科，专家出诊次数可以更多一些。
此外，在该院病人平均住院天数缩短半天，整个医院可多收治6000多病人。所以缩短住院天数很重要，病床太紧张了。这样就可以减少病人等待空床位的时间，更快解决病人的痛苦。
院长王深明：明年上半年，新的大楼将封顶，经过装修等工作，2012年年底，中山一院的床位将增加1220张。现有院本部开放外科床位是1668张。容纳的手术科病人将可以翻一番以上，满足老百姓的就医需求。现在院本部每天只能安排100台手术，等床位充裕后，将可以每天做200台手术。
不过，医院的扩张绝对不能以牺牲医疗服务质量为代价。近年来医院不断强化质量控制与管理，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来规范和保证我们的医疗服务质量。质量没有保证，何来数量上的提高？
文献资料来源：2010-10-09 南方都市报-AⅡ08-09
作者：薛冰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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