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后，中外交通往来主要是通过陆上要道即西北丝绸之路进行，而处于丝路沿线以长安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和西北的河西地区成为中国早期对外开放交流的重心。但自唐代安史之乱后，海上商路开始蓬勃兴起，而陆上商路日渐衰落，东南沿海地区从此取代西北内陆成为中国对外交通往来的重心。
唐中后期广州通海夷道的兴盛，进而代替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
广州海外航道，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西行，通行印度洋航线，抵达印度洋沿岸诸国，而直达波斯湾。从广州到波斯湾航线全长共达一万多公里，是连接中国和亚非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是继汉代以来延伸了的“海上丝绸之路”，而且这航道的西极，不仅是波斯湾，也遥指红海和东非。广州东行航线还通往日本、琉球以至朝鲜，利用西南信风，向东北航行。鉴真和尚便是从广州渡海去日本的。日本的高岳亲王真如来唐通好访问也是由广州渡海返国。广州作为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海上贸易繁华商埠的出现和发展，和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密切相关。广州借助地处三江交汇处的便利内河航道运输，编织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市场网络，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多层次的经济腹地。
唐代各朝政府基本上实行鼓励外贸的政策，对海外贸易国采取亲善友好态度，无论国籍大小，均以礼相待，并给予丰厚的回赠。真腊(今柬埔寨)、林邑 (今越南中部) 等国来朝贡，唐太宗嘉其陆海疲劳，赐赍甚厚。对在广州等地的海外贸易商人，唐政府明令节度使常加存问。对于外商在中国境内经商或旅行，也提供了方便条件并加以保护一般给外商开具两个凭证，一个是当地中官 (即宦官) 开给的，另一个是地方官开给的。前者是证明商人所带银钱或商货多少，后者相当于现代的护照。有了这两个凭证，外商在中国境内的往来得到了法律上的保护。外商对唐政府的友好政策十分满意，他们感到中国对于商人们，是从来不肯错待的，中国商业和公事上，都讲公道。
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唐朝政府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使，掌管海上往来的船舶贸易、接待蕃客和征税。唐政府对外国商人在唐进行贸易时的管理，只要是按规定依数交付价值(货税)和官市(官买)之后，就任百姓贸易(私人经营买卖)。这对于外国舶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公开保证外国舶商的公平贸易和合法利益，具体表现了初唐政府对外开放、招来蕃舶夷商的精神。
黑石号的发现是广州通海夷道的最直接证明：1997年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以北的印坦油田海域海底，打捞出一艘10世纪的东南亚海船——黑石号。该船装饰华丽，而且装载有大量货物，其中有数量巨大的中国陶瓷、南汉银锭和钱币，大部分运载物都出于公元920-960年间，可以确定是一艘从广州贸易归航的商船，甚至有可能是运送使节的官船。阿拉伯古籍也记载，广州是“阿拉伯商人的荟萃之地”。美国汉学家谢弗认为，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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