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越秀商业的发展，唐代资料可以看得清楚些。突出表现在原广州城区西面形成一个新商区，城南也形成新兴商业区;另一表现是夜市已闻名中原。
开皇元年(581)，隋朝取代北周，开皇九年正月灭陈朝，二月进占广州。统一中国后，隋朝为避太子杨广名讳，于仁寿元年(601)改广州为番州。后来又称南海郡，设总管府。义宁二年(618)，李渊建立唐朝取代隋朝，改元武德元年。武德五年(622)，岭南各路豪强归顺唐朝，全国统一。广州复名，先后设总管府、都督府，海外遂有人称之为“广府”。“广府民系”的“广府”一词应由此起。
因隋朝仅有 37年国祚，故这里谈古越秀的商业把隋唐时期归纳一起记述。
人口增容商区大
人口增长是商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古籍虽然没有记载古越秀地区的人口，但从南海郡(广州)的人口迅速增长也可推断到古越秀的人口增加。隋大业五年(609)，南海郡(包括南海、曲江、始兴、增城、宝安、翁源、乐昌、四会、化蒙、清远、含洭、政宾、怀集、新会、义宁等 15 县)有 37482 户，到唐天宝元年(742)增至 47235 户、221500 人[]。古越秀作为广州老城区，人口当然也是大增。
南北交通改善有利于国内商人来古越秀经商。隋朝时，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把南北交通贯穿起来;唐代开元年间，一代贤相张九龄(曲江人)主持扩建粤北的大庾岭道，大大方便了岭南岭北的陆路交通。这均对广州进口商品的内运与北方出口货物南输，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各地来经商的人为安全起见，多居于城内，使城中人口密度大增。
当时古越秀的商人已有几种:小商贩、大富商、官商、牙商、外国商人。大富商主要是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富有开拓精神，赚取高利润的同时，也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官商方面，其实晋代起已有广州官吏参与经商，唐代更多见，他们利用政治特权，在外贸中更显竞争力。如贞元年间的岭南节度使王锷大力经商，几年后其富已名扬京城;宝历二年(826)出任岭南节度使的胡证，大量贩运岭南奇货到各地出售，也是富名闻于京城。牙商也称“牙人”，即经纪商人，他们撮合买卖双方，收取佣金，使古越秀的商业范围扩展到偏远的城镇。至于外国商人，下文详述。
由于商业发展，官府多次整治城中街市。开元初，广州都督宋璟教百姓烧砖瓦，改善城中的店铺。兴元元年(784)，岭南藩帅杜佑下令拆旧屋建新街、铺新路，使广州城貌大为改观。唐诗人李群玉有《中秋越台看月》诗，可窥广州城印象，诗云:
海雨洗尘埃，月从空碧来。
水光笼草树，练影挂楼台。
皓曜迷鲸目，晶莹失蚌胎。
宵分凭槛望，应合见蓬莱。
唐代，古越秀范围形成三大商业区。中心商业区是城墙之内的老城区，范围由西向东约为今华宁里至仓边路，由北至南约为今越华路至中山路稍南。新兴商业区已突破城墙之隔，是老城区之南至江边(约为今西湖路至大南路稍北)。江边有接待外商的海阳馆，两边商铺成片，人烟稠密。还有一个是城区西边的“蕃坊”，可称是外商商业区，这与“广州通海夷道”大有关系。
“丝路”“蕃坊”引商来
唐代，古越秀地区通过珠江水系，在国内商品流通上发挥了枢纽作用。由于兼具河港、海港功能，广州此时已居于全国外贸中心地位。上文说及，汉代已初步形成“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路”的起点在唐代更确立在广州，朝廷还设市舶使管理外贸，广州成为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东方首港。唐代诗人刘宾客的《酬南海马大人诗》中有咏广州港口的诗句道:“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船多宝舶来。”
天宝年间(742-756)，广州的外贸已十分引人注目。天宝初，鉴真和尚从海南回到广州，见狮子国、大食国、骨唐国及赤蛮、白蛮等国的商人往来，又见珠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的船舶，载运的香药、珍宝堆积如山[]。到天宝十五年至大历三年(756-768)，因安史之乱及岭南动乱的影响，广州外贸一度萧条。大历四年(769)，李勉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采取灵活措施吸引外商，几年间外贸回升，商业再度繁荣。岂料大历八年(773)，岭南又爆发哥舒晃之乱，朝廷派路嗣恭率军平乱，平乱中不少商人丧命或被没收财产[]，又使古越秀范围的商业走了下坡。贞元初，岭南节度使王虔休兼任市舶使，力革前弊，使广州外贸扭转局面。贞元九年(793)，广州外贸再盛，古越秀商业重现繁荣局面。
此时广州的远洋航线世界闻名。贞元年间掌管商使往来的鸿庐寺卿贾耽写下的《皇华四达记》[]中有《广州通海夷道》一文。该文记的“广州通海夷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化，该航线从广州启程，途经东南亚、印度洋、地中海沿岸、波斯湾、东非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这一“世界之最”纪录保持了八九百年，直到 16 世纪中叶才被欧洲人开辟东方航线时所打破。
唐代时，一些外国人也记录了从波斯湾前来广州的航线，与贾耽所记的大体相同。当时外国人称广州为“广府”。如曾来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称:“广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广府是“阿拉伯商人的荟萃之地”。
“广州通海夷道”令来广州贸易的外商大增。唐代广州对外贸易有三大贸易伙伴，一是东南亚地区的室利佛逝国(在今苏门答腊地区)，二是南亚地区的天竺国(印度)，三是阿拉伯地区的大食国。此外，常来广州贸易的还有波斯(今伊朗)、真腊(今柬埔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
自晋代起，已有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商居于广州。唐代，居于广州的外商更多。他们有的先在广州稍作停留，再北上经商;有的则在广州定居开店做生意，置田买屋，与广州人杂处，乃至通婚。故有诗人吟咏广州道“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死于 957 年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马素地生前曾撰文说:“广府是一个大城市……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人和祆教人就有二十万人。” []这 20万可能有水分，但十数万也是有可能的。
外国侨民大增如果缺乏必要的管理，便会产生社会问题。唐代“蕃坊”设立前的两个动乱事件便是明证。武后光宅元年(684)七月，一群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船员(时称“贾胡”、“蕃商”、“蕃客")，不堪官府压榨过甚，直闯广州城中的都督府，杀死都督路元睿及其手下十余人，然后上船出海而逃[]。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一群来自阿拉伯大食、波斯等国的商人，冲入广州城中劫仓库、烧房舍后，乘船出海逃遁[]。因此，肃宗年间，官府便在广州城区以西划出一片地方，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居住于此，称为“蕃坊”。其范围即古越秀西部，大约即今中山路以南、惠福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人民路以东，中心在今光塔路一带。蕃坊中住的多是阿拉伯人，故建有光塔以方便做礼拜。外商在蕃坊中有自治权力，但外侨之间或外侨与中国人相犯产生诉讼，则由广州官府处理(《唐律》有“化外人相犯条”)。
由于有蕃坊的存在，更吸引外国商人到广州经商、定居。蕃坊之中有不少外商开设的商铺，今日尚存的玛瑙巷及玛瑙一至五巷，可推断当时出售玛瑙饰物的外商店铺已成行成市。
用白银与市舶使
秦汉时期，岭南已用全国统一的铜钱作商业交易。从两晋、南朝到唐代，古越秀地区已逐渐成为国内的特殊货币区，除用铜钱外，也习惯用白银，有时还用黄金。唐代诗人张籍在《送南迁客》诗中咏道:“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即指这种现实。当时，中原人虽贬称广州人为“南蛮”，但“南蛮”用白银却令他们羡慕不已。
古越秀使用白银乃至黄金，与岭南多产金银有关。唐代免征采金税，遂有利于百姓采金。唐代诗人许浑有“洞丁多單斤石，蛮女半淘金”的诗句，反映了西江一带的采金热。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载的“鹅鸭淘金法”，虽有夸大之嫌，却说明粤北有含量丰富的金矿。书中说:广州浛洭县(今英德)有金池，那里的居民多养鹅鸭，鹅鸭进食时也吸食泥土，村民收集鹅鸭粪并细心用水淘之，一日竟可得半两或一两麸金片!
唐代岭南是全国主要产银区。唐初官府对采银矿放任自流，德宗时一度禁止私采。元和三年(808)，朝廷公告全国禁止私采银矿，但岭南不在禁采之列。
因为岭南金银多，故岭南经济中心古越秀地区，可用金银作商业交易。加上广州外贸发达，外国金银制品也不断流入，对金银流通起了补充作用。由于金银价值比铜高、耐磨而又不会锈蚀，加上带同等价值的货币，白银较为易带，在大宗交易中远比铜钱方便，所以唐代时古越秀商业交易多用金银。不过由于中国当时是世界三大强国之一，故中国铜钱也是外商喜欢的货币，他们输入金银作为商品，换取中国铜钱带回国去。后来，由于广州的铜钱大量流向外国，引起朝廷注意，所以发布命令禁止铜钱流出外国。不过，尽管有市舶使监督，还是有不少铜钱流向外国。
唐代，朝廷在广州专设主管海路对外贸易的官员--市舶使，这是中国最早的管理外贸官员。据《旧唐书》卷八《玄宗纪》 记，开元二年(714)已有周庆立为市舶使[]，可知开元二年前已设此职位。这唯一在广州设的市舶使，是皇帝派出的高级官员，有时也由岭南最高长官兼任。市舶使的办公地称市舶使院，位于古越秀地区南面海边的海阳馆，又称岭南王馆。这有王虔休的《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可证。[]
唐朝在创设市舶使的同时，还制定《定夷舶市物例敕》等管理制度。市舶使的职能是代表朝廷总管东南海路的外交与外贸。外交方面，凡有海路来的外国使团上京进贡，必先在广州停留，只请使臣带两位随员进京，其余随员留在广州的海阳馆。管理外贸方面，市舶使登记外来商船的货物，检查有无违禁品并收税，然后才准外商进入交易。进口关税为唐朝带来丰厚财政收入，有古籍记其每届船期可日进 15 万两白银。
货物充盈夜市开
唐代，古越秀地区的商品除了进口珍奇货物外，还有不少土特产。当时的居民赏花已成风气，名诗人孟郊的《送侯判官赴广州从事》诗中有句:“海花蛮草延冬有，行处无家不满园。”汉代已引进的耶悉茗花(素馨花)、茉莉花、指甲花，唐代时广州地区种植已很普遍。其中指甲花原产于波斯，花白色而有浓香，特别受外侨喜爱。原产于波斯的素馨、原产于印度的茉莉则受本地女性的喜爱。此外还有朱槿花、豆蔻花、鹤子草、相思子蔓等，也是引进的知名花卉。卖花者以彩绳穿起素馨、茉莉、朱槿等花出售。
还有引进的香草药。本地土产的沉香、甲香、詹糖香品质甚好，被列为贡品。引进的如原产波斯的小茴香、胡黄连，原产印度、斯里兰卡的补骨脂(又称婆固纸)等，皆是畅销的商品。
水果方面，本地土产的有荔枝、龙眼、柑橘、甘蔗、蕉、橄榄、李、杨梅、柚、枇杷、人面子等;从外国引进移植的有菠萝蜜、佛手、波斯枣、柠檬、黄皮、番石榴、芒果等。
淡水鱼方面，已有商品化鱼苗养殖的记录[]。作为商品有鲤、鲩、鲫、鱼令(鲮)等鱼。布料商品，有棉布、麻布、纻布、葛布等。丝绸料更名扬远近，是主要出口商品。广州西村窑所产的瓷器是畅销商品，也是出口主要商品之一。“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常闻夷岛俗，犀角满城邑”[]，这些都是唐代诗人咏广州的诗句，引得江淮、两京、巴蜀等地的大批商人到古越秀地区经商，使这里成为南中国具有超区域辐射力的商业中心。
唐代中国的都城都有夜禁制度，晚上商铺均不开市，唯独广州城中是个例外，因此古越秀的夜市在唐代已名扬中原。唐代诗人张籍在《送郑尚书出镇南海》诗中有句“蛮声喧夜市”即指此。夜市最热闹是酒铺与食肆。古越秀的酒铺是吸引人的消闲场所，也有女性服务员招揽生意[]。唐中期以后官府实行酒专卖制度，唯独广州没有实行。当时古越秀的酒铺有不少自酿米酒出售，还有个称为“滴淋”的招客手法。这就是酿好的米酒开坛前，在封坛泥中钻一小洞，插入小竹筒，供买者吸酒试味。
当时古越秀的食肆也很吸引人。广州的烹饪以“南食”、“南烹”之名见称于世。用料方面已有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如雀鸟、鸡、鹅、鸭、猪、牛、羊、石斑鱼、黄腊鱼、竹鱼、墨鱼、章鱼、明虾、蟹、江瑶柱、蛇、象、鸽、田鼠及各种蔬菜等。烹调技术有煎、炒、爆、烧、炙、蒸、煲、煮、腌、卤、腊、蜜饯等。富贵者爱吃“炙象鼻”，说肥脆而滑;平民爱吃“豉椒煲牛头”，说味道比熊掌还美。特色菜还有“青蛙抱芋羹”、“鱼生”、“虾生”、“蛇羹”等。
综上所述，可知唐代古越秀地区已成为国内的著名商业中心。这亦有《全唐文》卷 827 的《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一文中所说为证:“涨海奥区，番禺巨镇，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
注释:
①参见杨万秀等《广州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3 月版，69 页。
② 见《大唐和上东征传》。
③ 见《旧唐书》卷 122《路嗣恭传》。
④ 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⑤《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译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⑥ 转引自杨怀中《唐代的番客》，载于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伊斯兰教在中国》。
⑦ 见《新唐书》卷 116 《王琳传》。
⑧见《旧唐书》卷 10《肃宗纪》，卷 189《西戎波斯传》。
⑨《新唐书》卷112《柳泽传》也记:“开元中，(柳泽)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
⑩ 参见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4 月版，546 页。
⑪ 见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一。
⑫唐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
⑬ 唐殷尧藩《寄岭南张明甫》。
⑭ 参见《太平广记》卷 233 《投荒杂录》。
开皇元年(581)，隋朝取代北周，开皇九年正月灭陈朝，二月进占广州。统一中国后，隋朝为避太子杨广名讳，于仁寿元年(601)改广州为番州。后来又称南海郡，设总管府。义宁二年(618)，李渊建立唐朝取代隋朝，改元武德元年。武德五年(622)，岭南各路豪强归顺唐朝，全国统一。广州复名，先后设总管府、都督府，海外遂有人称之为“广府”。“广府民系”的“广府”一词应由此起。
因隋朝仅有 37年国祚，故这里谈古越秀的商业把隋唐时期归纳一起记述。
人口增容商区大
人口增长是商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古籍虽然没有记载古越秀地区的人口，但从南海郡(广州)的人口迅速增长也可推断到古越秀的人口增加。隋大业五年(609)，南海郡(包括南海、曲江、始兴、增城、宝安、翁源、乐昌、四会、化蒙、清远、含洭、政宾、怀集、新会、义宁等 15 县)有 37482 户，到唐天宝元年(742)增至 47235 户、221500 人[]。古越秀作为广州老城区，人口当然也是大增。
南北交通改善有利于国内商人来古越秀经商。隋朝时，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把南北交通贯穿起来;唐代开元年间，一代贤相张九龄(曲江人)主持扩建粤北的大庾岭道，大大方便了岭南岭北的陆路交通。这均对广州进口商品的内运与北方出口货物南输，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各地来经商的人为安全起见，多居于城内，使城中人口密度大增。
当时古越秀的商人已有几种:小商贩、大富商、官商、牙商、外国商人。大富商主要是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富有开拓精神，赚取高利润的同时，也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官商方面，其实晋代起已有广州官吏参与经商，唐代更多见，他们利用政治特权，在外贸中更显竞争力。如贞元年间的岭南节度使王锷大力经商，几年后其富已名扬京城;宝历二年(826)出任岭南节度使的胡证，大量贩运岭南奇货到各地出售，也是富名闻于京城。牙商也称“牙人”，即经纪商人，他们撮合买卖双方，收取佣金，使古越秀的商业范围扩展到偏远的城镇。至于外国商人，下文详述。
由于商业发展，官府多次整治城中街市。开元初，广州都督宋璟教百姓烧砖瓦，改善城中的店铺。兴元元年(784)，岭南藩帅杜佑下令拆旧屋建新街、铺新路，使广州城貌大为改观。唐诗人李群玉有《中秋越台看月》诗，可窥广州城印象，诗云:
海雨洗尘埃，月从空碧来。
水光笼草树，练影挂楼台。
皓曜迷鲸目，晶莹失蚌胎。
宵分凭槛望，应合见蓬莱。
唐代，古越秀范围形成三大商业区。中心商业区是城墙之内的老城区，范围由西向东约为今华宁里至仓边路，由北至南约为今越华路至中山路稍南。新兴商业区已突破城墙之隔，是老城区之南至江边(约为今西湖路至大南路稍北)。江边有接待外商的海阳馆，两边商铺成片，人烟稠密。还有一个是城区西边的“蕃坊”，可称是外商商业区，这与“广州通海夷道”大有关系。
“丝路”“蕃坊”引商来
唐代，古越秀地区通过珠江水系，在国内商品流通上发挥了枢纽作用。由于兼具河港、海港功能，广州此时已居于全国外贸中心地位。上文说及，汉代已初步形成“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路”的起点在唐代更确立在广州，朝廷还设市舶使管理外贸，广州成为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东方首港。唐代诗人刘宾客的《酬南海马大人诗》中有咏广州港口的诗句道:“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船多宝舶来。”
天宝年间(742-756)，广州的外贸已十分引人注目。天宝初，鉴真和尚从海南回到广州，见狮子国、大食国、骨唐国及赤蛮、白蛮等国的商人往来，又见珠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的船舶，载运的香药、珍宝堆积如山[]。到天宝十五年至大历三年(756-768)，因安史之乱及岭南动乱的影响，广州外贸一度萧条。大历四年(769)，李勉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采取灵活措施吸引外商，几年间外贸回升，商业再度繁荣。岂料大历八年(773)，岭南又爆发哥舒晃之乱，朝廷派路嗣恭率军平乱，平乱中不少商人丧命或被没收财产[]，又使古越秀范围的商业走了下坡。贞元初，岭南节度使王虔休兼任市舶使，力革前弊，使广州外贸扭转局面。贞元九年(793)，广州外贸再盛，古越秀商业重现繁荣局面。
此时广州的远洋航线世界闻名。贞元年间掌管商使往来的鸿庐寺卿贾耽写下的《皇华四达记》[]中有《广州通海夷道》一文。该文记的“广州通海夷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化，该航线从广州启程，途经东南亚、印度洋、地中海沿岸、波斯湾、东非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这一“世界之最”纪录保持了八九百年，直到 16 世纪中叶才被欧洲人开辟东方航线时所打破。
唐代时，一些外国人也记录了从波斯湾前来广州的航线，与贾耽所记的大体相同。当时外国人称广州为“广府”。如曾来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称:“广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广府是“阿拉伯商人的荟萃之地”。
“广州通海夷道”令来广州贸易的外商大增。唐代广州对外贸易有三大贸易伙伴，一是东南亚地区的室利佛逝国(在今苏门答腊地区)，二是南亚地区的天竺国(印度)，三是阿拉伯地区的大食国。此外，常来广州贸易的还有波斯(今伊朗)、真腊(今柬埔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
自晋代起，已有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商居于广州。唐代，居于广州的外商更多。他们有的先在广州稍作停留，再北上经商;有的则在广州定居开店做生意，置田买屋，与广州人杂处，乃至通婚。故有诗人吟咏广州道“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死于 957 年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马素地生前曾撰文说:“广府是一个大城市……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人和祆教人就有二十万人。” []这 20万可能有水分，但十数万也是有可能的。
外国侨民大增如果缺乏必要的管理，便会产生社会问题。唐代“蕃坊”设立前的两个动乱事件便是明证。武后光宅元年(684)七月，一群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船员(时称“贾胡”、“蕃商”、“蕃客")，不堪官府压榨过甚，直闯广州城中的都督府，杀死都督路元睿及其手下十余人，然后上船出海而逃[]。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一群来自阿拉伯大食、波斯等国的商人，冲入广州城中劫仓库、烧房舍后，乘船出海逃遁[]。因此，肃宗年间，官府便在广州城区以西划出一片地方，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居住于此，称为“蕃坊”。其范围即古越秀西部，大约即今中山路以南、惠福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人民路以东，中心在今光塔路一带。蕃坊中住的多是阿拉伯人，故建有光塔以方便做礼拜。外商在蕃坊中有自治权力，但外侨之间或外侨与中国人相犯产生诉讼，则由广州官府处理(《唐律》有“化外人相犯条”)。
由于有蕃坊的存在，更吸引外国商人到广州经商、定居。蕃坊之中有不少外商开设的商铺，今日尚存的玛瑙巷及玛瑙一至五巷，可推断当时出售玛瑙饰物的外商店铺已成行成市。
用白银与市舶使
秦汉时期，岭南已用全国统一的铜钱作商业交易。从两晋、南朝到唐代，古越秀地区已逐渐成为国内的特殊货币区，除用铜钱外，也习惯用白银，有时还用黄金。唐代诗人张籍在《送南迁客》诗中咏道:“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即指这种现实。当时，中原人虽贬称广州人为“南蛮”，但“南蛮”用白银却令他们羡慕不已。
古越秀使用白银乃至黄金，与岭南多产金银有关。唐代免征采金税，遂有利于百姓采金。唐代诗人许浑有“洞丁多單斤石，蛮女半淘金”的诗句，反映了西江一带的采金热。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载的“鹅鸭淘金法”，虽有夸大之嫌，却说明粤北有含量丰富的金矿。书中说:广州浛洭县(今英德)有金池，那里的居民多养鹅鸭，鹅鸭进食时也吸食泥土，村民收集鹅鸭粪并细心用水淘之，一日竟可得半两或一两麸金片!
唐代岭南是全国主要产银区。唐初官府对采银矿放任自流，德宗时一度禁止私采。元和三年(808)，朝廷公告全国禁止私采银矿，但岭南不在禁采之列。
因为岭南金银多，故岭南经济中心古越秀地区，可用金银作商业交易。加上广州外贸发达，外国金银制品也不断流入，对金银流通起了补充作用。由于金银价值比铜高、耐磨而又不会锈蚀，加上带同等价值的货币，白银较为易带，在大宗交易中远比铜钱方便，所以唐代时古越秀商业交易多用金银。不过由于中国当时是世界三大强国之一，故中国铜钱也是外商喜欢的货币，他们输入金银作为商品，换取中国铜钱带回国去。后来，由于广州的铜钱大量流向外国，引起朝廷注意，所以发布命令禁止铜钱流出外国。不过，尽管有市舶使监督，还是有不少铜钱流向外国。
唐代，朝廷在广州专设主管海路对外贸易的官员--市舶使，这是中国最早的管理外贸官员。据《旧唐书》卷八《玄宗纪》 记，开元二年(714)已有周庆立为市舶使[]，可知开元二年前已设此职位。这唯一在广州设的市舶使，是皇帝派出的高级官员，有时也由岭南最高长官兼任。市舶使的办公地称市舶使院，位于古越秀地区南面海边的海阳馆，又称岭南王馆。这有王虔休的《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可证。[]
唐朝在创设市舶使的同时，还制定《定夷舶市物例敕》等管理制度。市舶使的职能是代表朝廷总管东南海路的外交与外贸。外交方面，凡有海路来的外国使团上京进贡，必先在广州停留，只请使臣带两位随员进京，其余随员留在广州的海阳馆。管理外贸方面，市舶使登记外来商船的货物，检查有无违禁品并收税，然后才准外商进入交易。进口关税为唐朝带来丰厚财政收入，有古籍记其每届船期可日进 15 万两白银。
货物充盈夜市开
唐代，古越秀地区的商品除了进口珍奇货物外，还有不少土特产。当时的居民赏花已成风气，名诗人孟郊的《送侯判官赴广州从事》诗中有句:“海花蛮草延冬有，行处无家不满园。”汉代已引进的耶悉茗花(素馨花)、茉莉花、指甲花，唐代时广州地区种植已很普遍。其中指甲花原产于波斯，花白色而有浓香，特别受外侨喜爱。原产于波斯的素馨、原产于印度的茉莉则受本地女性的喜爱。此外还有朱槿花、豆蔻花、鹤子草、相思子蔓等，也是引进的知名花卉。卖花者以彩绳穿起素馨、茉莉、朱槿等花出售。
还有引进的香草药。本地土产的沉香、甲香、詹糖香品质甚好，被列为贡品。引进的如原产波斯的小茴香、胡黄连，原产印度、斯里兰卡的补骨脂(又称婆固纸)等，皆是畅销的商品。
水果方面，本地土产的有荔枝、龙眼、柑橘、甘蔗、蕉、橄榄、李、杨梅、柚、枇杷、人面子等;从外国引进移植的有菠萝蜜、佛手、波斯枣、柠檬、黄皮、番石榴、芒果等。
淡水鱼方面，已有商品化鱼苗养殖的记录[]。作为商品有鲤、鲩、鲫、鱼令(鲮)等鱼。布料商品，有棉布、麻布、纻布、葛布等。丝绸料更名扬远近，是主要出口商品。广州西村窑所产的瓷器是畅销商品，也是出口主要商品之一。“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常闻夷岛俗，犀角满城邑”[]，这些都是唐代诗人咏广州的诗句，引得江淮、两京、巴蜀等地的大批商人到古越秀地区经商，使这里成为南中国具有超区域辐射力的商业中心。
唐代中国的都城都有夜禁制度，晚上商铺均不开市，唯独广州城中是个例外，因此古越秀的夜市在唐代已名扬中原。唐代诗人张籍在《送郑尚书出镇南海》诗中有句“蛮声喧夜市”即指此。夜市最热闹是酒铺与食肆。古越秀的酒铺是吸引人的消闲场所，也有女性服务员招揽生意[]。唐中期以后官府实行酒专卖制度，唯独广州没有实行。当时古越秀的酒铺有不少自酿米酒出售，还有个称为“滴淋”的招客手法。这就是酿好的米酒开坛前，在封坛泥中钻一小洞，插入小竹筒，供买者吸酒试味。
当时古越秀的食肆也很吸引人。广州的烹饪以“南食”、“南烹”之名见称于世。用料方面已有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如雀鸟、鸡、鹅、鸭、猪、牛、羊、石斑鱼、黄腊鱼、竹鱼、墨鱼、章鱼、明虾、蟹、江瑶柱、蛇、象、鸽、田鼠及各种蔬菜等。烹调技术有煎、炒、爆、烧、炙、蒸、煲、煮、腌、卤、腊、蜜饯等。富贵者爱吃“炙象鼻”，说肥脆而滑;平民爱吃“豉椒煲牛头”，说味道比熊掌还美。特色菜还有“青蛙抱芋羹”、“鱼生”、“虾生”、“蛇羹”等。
综上所述，可知唐代古越秀地区已成为国内的著名商业中心。这亦有《全唐文》卷 827 的《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一文中所说为证:“涨海奥区，番禺巨镇，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
注释:
①参见杨万秀等《广州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3 月版，69 页。
② 见《大唐和上东征传》。
③ 见《旧唐书》卷 122《路嗣恭传》。
④ 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⑤《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译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⑥ 转引自杨怀中《唐代的番客》，载于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伊斯兰教在中国》。
⑦ 见《新唐书》卷 116 《王琳传》。
⑧见《旧唐书》卷 10《肃宗纪》，卷 189《西戎波斯传》。
⑨《新唐书》卷112《柳泽传》也记:“开元中，(柳泽)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
⑩ 参见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4 月版，546 页。
⑪ 见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一。
⑫唐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
⑬ 唐殷尧藩《寄岭南张明甫》。
⑭ 参见《太平广记》卷 233 《投荒杂录》。
文献资料来源：2009年3月 《商海千年说越秀——越秀商业史话》
作者：刘小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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