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外贸易十分繁荣，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北宋期间，外贸输入唯广州最盛。最先设市舶司的广、杭、明三州，外贸繁盛。按《粤海关志》统计，明、杭、广三州市舶司，在仁宗皇祐年间的税收是 53 万有馀[[]]。查《宋史·食货志》，皇祐年间，全国商税收入为7863 900[[]]，照此推算，明、杭、广三州市舶税收占全国商税收入的6%;这个比例不算少了，因为当时全国商税中，除市舶税外，还有盐、茶、矾等众多的项目。在这个6%的比例中，广州占多少，无明确记载，但据北宋时广州外贸的繁盛情况来看，广州应占最多数，这是可以肯定的。神宗熙宁十年(1077 年)“明、杭、广州市舶司博到乳香计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广州所收数量占三州总数90%多，“是虽三处置司，实只广州最盛也”[[]]。
南宋时，广州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外贸港，当时政府“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言:“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倍于他路。”[[]]绍兴七年(1137 年)高宗诏书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绍兴十六年(1146年)又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财)。”[[ ]]市舶之利支持了偏安160多年的南宋政权。
南宋以临安(杭州)为“行在”，政治和经济中心移到了东部地区。福建泉州靠近杭州，得地理之便，外商纷纷转到这里买卖，外贸输入量逐年增加，渐渐赶上广州;南宋末年，泉州的外贸已经超过了广州。
广州进出口的货物很多，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货物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贸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犀角)、象(象牙)、珊瑚、琥珀、珠琲(又作珠钊)、宾铁(精铁)、鼊(驼)皮、瑇瑁、玛瑙、车渠、水精(又作水晶)、蕃布、乌横、苏木之物”[[]]。据《诸蕃志》卷下所记的47 种外国物产中，注明产自外国的达 43 种，它们是:脑子、乳香、没药、血碣、笃香、金颜香、苏合香油、安息香、栀子花、蔷薇水、沉香、笺香、速暂香、黄熟香、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胡椒、荜澄茄、阿魏、卢荟、珊瑚树、琉璃、猫儿睛、真珠、砗磲、象牙、犀角、腽肭脐、翠毛、鹦鹉、龙涎香、玳瑁、黄蜡等。进口货物种类虽多，但主要是生活中的奢侈消费品，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玛瑙、水晶等,其中尤以香料和药物占首要。香料和药物合称为香药，种类繁多,数量也大，价值亦高;是宋代“舶货”的代名词。香药的进口数量最为市舶司所重视,“番商贸易至，市舶司视香之多少为殿最”[[]]。香药中价值最高的当推龙涎香。(龙涎香原是抹香鲸肠内的分泌物,色灰褐,凝结如蜡，性易着火，挥发香气。传为龙所吐涎，实非。)数量最大的为乳香，“乳香一色，客算尤广”[[]]。进口奢侈品，从北宋到南宋只有增多并无减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缗[[]]，这是从北宋中期仁宗、英宗到南宋初年进口奢侈品的一个粗略统计，南宋海舶岁入二百万缗,约占南宋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可见进口奢侈消费品数量之大。
宋代广州是进口外货的集中地，史载“番禺宝货所聚”[[]]，“知广州……珍货大集”[[]]，“南海饶宝货”[[]]，“番禺宝货雄富”[[]]，“广州宝贝丛凑”[[]]等等。所谓宝货、珍货，就是香药、真珠、犀角、象牙之类。宋代广州进口商品中，不完全是奢侈消费用品，有些可作工业上的原料，如象牙、犀角可用作京官上朝的朝笏和朝服中的玉带，也可用作手工业的原料。紫矿、苏木可用作染料。进口的大量香药中有些是生活奢侈品,但同时又可作药用或饮食的调料。例如沉香，亦称“奇南香”或“伽南香”，属于瑞香科植物。将其根部或树干加工后入药，功能纳气、温肾，主治气逆喘息、呕吐、呃逆、腹痛等症。乳香，是橄榄科小乔木，茎皮渗出的树脂制成乳香，可用作活血、补气、止痛药，主治胸腹疼痛、痛经、跌打损伤、痈肿积瘀等症，与他药混合还可作外敷药膏。安息香，含有肉桂酸、苯甲酸及酯类和苏合香素等成分，中医药用来开窍行血，主治中风昏厥、产后血晕等，也可用作调制香精的定香剂。蔷薇水，是用蔷薇科的落叶灌木所用的花朵经蒸馏加工而得的液体，有持久而浓郁的玫瑰香气。提取率很低，十分难得，宋时视为极贵的香料，富贵人家，还用之于美食佳肴。从总的情况来看，进口商品中的大部分却是统治阶级生活上的贵重享乐品。
进出口的货物中，有些是被禁止的。禁止进口的主要是外国货币，是因为防其“紊中国之法”。天禧二年(1018 年)十一月，真宗下诏“广州自今蕃商发往南蕃买卖、因被恶风飘往交州管界州郡博易得纱绢、刦布、见钱等，回到广州市舶亭，除黎字及小细砂镴等不是中国钱，并没纳入官外，其余纱绢刦布物色，取其三分之一纳官，余二给还本主。所犯人从违制失条例科断”[[]]。不准出口的货物,主要是兵器和可制造兵器的物资以及一部分书籍。在宋代书籍一般不许出口，不过不同时期，法令有宽有严,“阴阳、卜筮、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里”[[]]等类书籍，多不准出口。
广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有:金、银、缗钱、铅、锡等五金原料和一些手工业品如布帛、瓷器为主要。五金原料或五金器皿和纺织品、瓷器以及茶叶、糖等工农业产品的出口，固然可以刺激国内五金加工、纺织、瓷器等手工业和农业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但是以这些有用的五金原料、工农业产品交换大量的非生活必需品的“宝货”，当时已有人认为得不偿失，南宋高宗“建炎元年，诏:市舶多以无用之物费国用，自今有博买笃耨香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皆寘于法”[[]]。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是，大量金、银、铜钱的流出海外，南宋宁宗“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财)。……今积习玩熟，来往频繁，金、银、铜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臣僚……又言，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利源孔厚，趋者日众，今则沿海郡县寄居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则皆为之，官司不敢谁何”[[]]。宋代的中国是铜产丰富的国家，而东南亚各国又最缺铜，市场价格相差很远，利之所在，“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宋政府虽曾下令禁止，但禁而不止，如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臣僚言，铜钱透漏，法禁不行”[[]]。铜钱的外流,国内钱币便愈来愈少,货币紧缩，影响国计民生至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