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1号”是一艘南宋时期的木质古沉船，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船只。它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资料。
岭南文明的兴起，始于商业。早在秦朝以前，番禺（广州）的商贸活动就十分活跃，海内外商贾咸集，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史记》是这样描写广州的：“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后来《汉书》在此之上又补了一句点晴之笔：“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原来，在秦、汉时代，就有“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这么一说了。
有专家考证，文中所提及的“果布”，并非蔬果布匹，而是“果布婆律”之意，即马来语中的“龙脑香”，这为当时岭南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佐证。在南越王墓中出土了五只非洲大象牙、两河流域的焊珠金花泡、波斯的蒜瓣纹银盒、红海的乳香、面容如南洋人的“胡俑”，更清楚地证明了当时岭南人与海外已经有密切的来往。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语必非言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从目前考古的种种发现，可以肯定，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汉武帝在公元前139年，曾派张骞率领一百多人的庞大使团，带着大批杂缯（丝绸）和黄金出使西域，幵辟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当张骞到达大夏（今土库曼斯坦的阿姆河上游地区），惊奇地发现中国的丝绸、竹杖和枸酱（四川酿的一种酒）正在当地热销，他问商人，这些货物是从哪里来的，商人告诉他，是从身毒（印度）来的。
后来，汉武帝发军征讨闽越，派番阳令唐蒙到南越国谈判，顺便打探南越国的经济情况与对外联络的通道。唐蒙经过深入调查，得知大夏的中国货是从四川通过牂牁江，经广西的西江运入广东出海销往印度的。由此可以推测，海上丝路的开辟时间，甚至比陆上丝路还要早。
岭南人真是天生的奇迹制造者，当张骞还在“蒸沙烁石然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的大漠艰难前进时，他们的轻舟已过万重山。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以后，随即派出庞大的官方贸易船队，携带黄金、杂缯（丝绸）等商品，扬帆挂席，逐浪随波，沿着南越国已经开辟的海上丝路航线，前往黄支国（印度东岸建志补罗）。
唐代以后，陆上丝路渐渐衰落，海上丝路便益发显得重要。宋代海上丝路的起点和终点都在广州，到广州做生意的大食（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跨越茫茫大海，乘风破浪而来。常年侨居广州的蕃商，多达12万〜20万人。1077年，广州、明州、杭州三州市舶贸易总收入超过200万贯，是历史上收入最高额的三倍有余，其中98%以上来自广州。
今大德路与海珠中路交界之处，宋代称为西澳，是颇具规模的外贸码头，中外商船在这里把犀角、象牙、翠羽、玳瑁、龙脑、沉香、丁香、乳香、白豆蔻等卸下船，把各种精美瓷器、丝织品、漆器、糖、酒、茶、米装上船。每天装船、卸货、泊岸、离岸，穿梭往来，忙碌不停。
广东人每年9、10月间，便乘着东北季风，泛海南下，到东南亚各国经商，来年3、4月间再随着东南季风“回唐山”。6、7月间，商船大部分都抵港，10月即将出海之时，官府都会在海山楼设宴款待中外客商。海山楼在今北京路东横街附近，诗人陈去非曾形容海山楼：“百尺阑干横海立，一生襟抱与天开。”能够成为海山楼座上客的，上自“蕃汉纲首”，下至“作头梢工”，不分身份贵贱，不论华夷国籍，一律以美酒餚馔招待。据说，官府每年花在海山楼的酒席费用，多达二三百贯钱。
1080年，大宋朝廷改革外贸制度，规定中国所有商船前往“南蕃诸国”，只能从广州出发，也只能回航广州。也就是说，除了对日本、高丽的贸易，由杭州、明州市舶司管理外，其他几十个国家、地区的贸易，一律由广州市舶司掌管。尽管这一规定殊不合理，实施几年后就废止了，却可以看出广州海外贸易的重要地位。
据《梦粱录》一书记载，当时的海船，大的可以载五千料，乘五六百人；中船也有二千料至一千料，可乘二三百人。一料等于一石，五千料船即300吨船。而《萍洲可谈》一书则说，当时的远洋大船，“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以下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1987年，人们在广东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处，发现了一艘南宋时期的木质古沉船，埋在海底1米深的淤泥里。这艘后来被命
名为“南海1号”的沉船，证明古人所说，并非天方夜谭。
“南海1号”长30.4米、宽9.8米，船身(不算桅杆）高约4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载重可能近800吨，是目前发现最大的宋代船只。专家根据船头方位推测，这艘古船是从广东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贸易。
尽管在海底沉睡了八百多年，但这艘古船的船体保存得相当完好，船体木质仍坚硬如新。这为我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研究以及木质文物长久保存的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标本。
从2007年开始，考古人员对“南海1号”展开整体打捞工作。在此之前，已进行了小规模试捞，起出了金、银、铜、铁、瓷类文物四千余件，多数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其中以瓷器为主，包括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窑系的高质量精品，大多数完好无损，可以定为国家一、二级文物。根据探测估计，整船文物超过八万件。在拍卖市场，曾经有与这些瓷器年代、工艺相当的一个瓷碗，在美国拍出了数十万美元的天价，而这里却整船呈现在世人面前。
宋代对进出口商品，哪些可以经营，哪些禁止经营，都有规定。各色丝织品、精粗陶瓷器、漆器、酒、糖、茶、米等日用品是允许出口的；有些商品是时禁时弛，或禁而不严，如金银、铜器和铜钱等。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在广州当官的郑人杰被朝廷降官三级，原因就是他在任时“透漏铜钱、银宝过界”。
照此看来，南宋对金银、铜钱的出口，是悬为厉禁的，但我们在“南海1号”上，却发现了上万枚铜钱，年代最老的是汉代的五铢钱，年代最晚的是宋高宗主政期的绍兴元宝；还有金手镯、金腰带、金戒指等黄金首饰，虽然被海水浸泡了近千年，但却依然灿灿发亮；还有铜环、铜珠、铁锅、铁钉等金属制品。这也印证了“时禁时弛”的说法。
“南海1号”沉船的位置，正好是在海上丝路的航线上，它将为重现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它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也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海上考古文物中，实体最大、年代最早、文物最多、内涵最丰富的宋代沉船，被誉为“海上敦煌”。
广东省政府在阳江“十里银滩”上，兴建了一座占地13万平方米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博物馆的主展厅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缸，用来放置“南海1号”，其水质、温度及其他环境都与沉船所在的海底情况完全一样，人们都把它叫做“水晶宫”。
2007年12月22日，在半潜驳船排出近6000吨海水后，“南海1号”沉箱被一个面积约540平方米的托盘托起，完全浮出水面。在对沉箱进行进一步加固后，半潜驳船在拖轮的带动下，将“南海1号”沉箱运往“水晶宫”。据专家说，“南海1号”整体打捞方案是世界首创的，在打捞过程中运用了许多自主创新的新技术、新科技。
当参观者走进博物馆，透过“水晶宫”的透明墙壁，不仅可以欣赏古船，还可以看见考古人员在水下进行发掘打捞文物示范表演。
岭南文化之所以有强劲和活跃的生命力，不仅得益于与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湘楚文化的不断杂交，也得益于浩瀚南海，两千多年不曾中断的海上丝绸之路，使岭南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文化、经贸交往。海洋对于广东来说，不仅是生财之道，而且是文化之源，生命之源。
广东之所以在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边远地区，仍可巍然独存，而且发展成繁荣富庶之区，在近代史上，成为引领中国前进的航标所在，完全因为广东是通向南海的南大门所致。
（叶曙明）
岭南文明的兴起，始于商业。早在秦朝以前，番禺（广州）的商贸活动就十分活跃，海内外商贾咸集，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史记》是这样描写广州的：“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后来《汉书》在此之上又补了一句点晴之笔：“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原来，在秦、汉时代，就有“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这么一说了。
有专家考证，文中所提及的“果布”，并非蔬果布匹，而是“果布婆律”之意，即马来语中的“龙脑香”，这为当时岭南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佐证。在南越王墓中出土了五只非洲大象牙、两河流域的焊珠金花泡、波斯的蒜瓣纹银盒、红海的乳香、面容如南洋人的“胡俑”，更清楚地证明了当时岭南人与海外已经有密切的来往。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语必非言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从目前考古的种种发现，可以肯定，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汉武帝在公元前139年，曾派张骞率领一百多人的庞大使团，带着大批杂缯（丝绸）和黄金出使西域，幵辟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当张骞到达大夏（今土库曼斯坦的阿姆河上游地区），惊奇地发现中国的丝绸、竹杖和枸酱（四川酿的一种酒）正在当地热销，他问商人，这些货物是从哪里来的，商人告诉他，是从身毒（印度）来的。
后来，汉武帝发军征讨闽越，派番阳令唐蒙到南越国谈判，顺便打探南越国的经济情况与对外联络的通道。唐蒙经过深入调查，得知大夏的中国货是从四川通过牂牁江，经广西的西江运入广东出海销往印度的。由此可以推测，海上丝路的开辟时间，甚至比陆上丝路还要早。
岭南人真是天生的奇迹制造者，当张骞还在“蒸沙烁石然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的大漠艰难前进时，他们的轻舟已过万重山。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以后，随即派出庞大的官方贸易船队，携带黄金、杂缯（丝绸）等商品，扬帆挂席，逐浪随波，沿着南越国已经开辟的海上丝路航线，前往黄支国（印度东岸建志补罗）。
唐代以后，陆上丝路渐渐衰落，海上丝路便益发显得重要。宋代海上丝路的起点和终点都在广州，到广州做生意的大食（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跨越茫茫大海，乘风破浪而来。常年侨居广州的蕃商，多达12万〜20万人。1077年，广州、明州、杭州三州市舶贸易总收入超过200万贯，是历史上收入最高额的三倍有余，其中98%以上来自广州。
今大德路与海珠中路交界之处，宋代称为西澳，是颇具规模的外贸码头，中外商船在这里把犀角、象牙、翠羽、玳瑁、龙脑、沉香、丁香、乳香、白豆蔻等卸下船，把各种精美瓷器、丝织品、漆器、糖、酒、茶、米装上船。每天装船、卸货、泊岸、离岸，穿梭往来，忙碌不停。
广东人每年9、10月间，便乘着东北季风，泛海南下，到东南亚各国经商，来年3、4月间再随着东南季风“回唐山”。6、7月间，商船大部分都抵港，10月即将出海之时，官府都会在海山楼设宴款待中外客商。海山楼在今北京路东横街附近，诗人陈去非曾形容海山楼：“百尺阑干横海立，一生襟抱与天开。”能够成为海山楼座上客的，上自“蕃汉纲首”，下至“作头梢工”，不分身份贵贱，不论华夷国籍，一律以美酒餚馔招待。据说，官府每年花在海山楼的酒席费用，多达二三百贯钱。
1080年，大宋朝廷改革外贸制度，规定中国所有商船前往“南蕃诸国”，只能从广州出发，也只能回航广州。也就是说，除了对日本、高丽的贸易，由杭州、明州市舶司管理外，其他几十个国家、地区的贸易，一律由广州市舶司掌管。尽管这一规定殊不合理，实施几年后就废止了，却可以看出广州海外贸易的重要地位。
据《梦粱录》一书记载，当时的海船，大的可以载五千料，乘五六百人；中船也有二千料至一千料，可乘二三百人。一料等于一石，五千料船即300吨船。而《萍洲可谈》一书则说，当时的远洋大船，“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以下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1987年，人们在广东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处，发现了一艘南宋时期的木质古沉船，埋在海底1米深的淤泥里。这艘后来被命
名为“南海1号”的沉船，证明古人所说，并非天方夜谭。
“南海1号”长30.4米、宽9.8米，船身(不算桅杆）高约4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载重可能近800吨，是目前发现最大的宋代船只。专家根据船头方位推测，这艘古船是从广东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贸易。
尽管在海底沉睡了八百多年，但这艘古船的船体保存得相当完好，船体木质仍坚硬如新。这为我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研究以及木质文物长久保存的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标本。
从2007年开始，考古人员对“南海1号”展开整体打捞工作。在此之前，已进行了小规模试捞，起出了金、银、铜、铁、瓷类文物四千余件，多数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其中以瓷器为主，包括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窑系的高质量精品，大多数完好无损，可以定为国家一、二级文物。根据探测估计，整船文物超过八万件。在拍卖市场，曾经有与这些瓷器年代、工艺相当的一个瓷碗，在美国拍出了数十万美元的天价，而这里却整船呈现在世人面前。
宋代对进出口商品，哪些可以经营，哪些禁止经营，都有规定。各色丝织品、精粗陶瓷器、漆器、酒、糖、茶、米等日用品是允许出口的；有些商品是时禁时弛，或禁而不严，如金银、铜器和铜钱等。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在广州当官的郑人杰被朝廷降官三级，原因就是他在任时“透漏铜钱、银宝过界”。
照此看来，南宋对金银、铜钱的出口，是悬为厉禁的，但我们在“南海1号”上，却发现了上万枚铜钱，年代最老的是汉代的五铢钱，年代最晚的是宋高宗主政期的绍兴元宝；还有金手镯、金腰带、金戒指等黄金首饰，虽然被海水浸泡了近千年，但却依然灿灿发亮；还有铜环、铜珠、铁锅、铁钉等金属制品。这也印证了“时禁时弛”的说法。
“南海1号”沉船的位置，正好是在海上丝路的航线上，它将为重现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它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也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海上考古文物中，实体最大、年代最早、文物最多、内涵最丰富的宋代沉船，被誉为“海上敦煌”。
广东省政府在阳江“十里银滩”上，兴建了一座占地13万平方米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博物馆的主展厅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缸，用来放置“南海1号”，其水质、温度及其他环境都与沉船所在的海底情况完全一样，人们都把它叫做“水晶宫”。
2007年12月22日，在半潜驳船排出近6000吨海水后，“南海1号”沉箱被一个面积约540平方米的托盘托起，完全浮出水面。在对沉箱进行进一步加固后，半潜驳船在拖轮的带动下，将“南海1号”沉箱运往“水晶宫”。据专家说，“南海1号”整体打捞方案是世界首创的，在打捞过程中运用了许多自主创新的新技术、新科技。
当参观者走进博物馆，透过“水晶宫”的透明墙壁，不仅可以欣赏古船，还可以看见考古人员在水下进行发掘打捞文物示范表演。
岭南文化之所以有强劲和活跃的生命力，不仅得益于与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湘楚文化的不断杂交，也得益于浩瀚南海，两千多年不曾中断的海上丝绸之路，使岭南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文化、经贸交往。海洋对于广东来说，不仅是生财之道，而且是文化之源，生命之源。
广东之所以在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边远地区，仍可巍然独存，而且发展成繁荣富庶之区，在近代史上，成为引领中国前进的航标所在，完全因为广东是通向南海的南大门所致。
（叶曙明）
文献资料来源：2010年 《相约岭南》
作者：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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