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给潮州地区带来了机遇，促使了这一地区的海运贸易应运而生，凤岭、庵埠、东陇、柘林和南澳各个港口相继崛起与繁荣。潮州境内河流纵横、港湾密布，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都是靠近韩江边。唐宋时期潮州陶瓷产品的出口外销，多是经由韩江出海。而航海地点，也都是韩江支流或榕江、练江沿岸或出海口。北宋时,韩江三角洲上的中部低洼地平原区已形成，这一地区，以沿现庵埠--程洋岗--东陇一线为分界，这一界线是当时的海岸线,也是宋、元时至潮州的主要海港。
北宋时，庵埠港是潮州对外贸易重要港口，《潮州府志》说:“庵埠集百货之舟，如蜂屯蚁聚。”当时从湖头至水吼桥一带都是海船停泊之地，如咸鱼踏头、盐踏头等古代码头旧迹。在湖头附近，曾发掘出埋在几米深的古船、古钱和茶叶。到了宋代末年，庵埠以南的海滩已形成陆地成为鮀浦盐场。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潮外水军移到鮀浦场“以扼海道”。
凤岭港，位于澄海程洋岗乡外，北宋时是韩江东溪出海口，程洋岗及附近的前埔周围有很多瓷窑的陶瓷产品远销东南亚及国内沿海各地，至今已发现宋代窑群 17 座，其窑砖经鉴定为六朝年代产品。凤山岗上有凤岭宫、天后庙等供古代航海者祈拜的庙宇。宋哲宗(赵煦) 元符二年(1099 年)，盐运官李前在凤岭山下凿通韩江东溪与北溪之间的运河，称为南溪,并题诗刻石，诗云:“筑堤开井易通津，神宇盐亭又鼎新，力小尚能支五事，增光更俟后来人。”从石刻诗看，当时开凿这条运河主要目的是为了盐运，到了南宋末年，出海口下移至现今澄海县城南门外，称阚望村，南宋末年景炎年间，丞相陆秀夫被贬移居阚望村即此地也。
东陇港，古称北汕头，为韩江北溪出海口，唐、宋年代,韩江北溪为潮州出海的主要航道。东陇出海即为柘林湾，前临南澳岛，是通洋船只必经之地。《潮州府志》载:“东陇在樟林之西，北达郡城，商船停泊之处，为海船出人要隘，木筏、盐船货物总汇之地，其出海处称旗岭港，水自韩江发源而来，往来客舟多泊于此。”
作为潮州民间海外贸易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南澳的兴起。南澳是离潮州海岸不远的一个海岛，位于闽、粤交界处，是出入韩江的必经之路。宋时南澳岛人就挖井以供过往海舶商船取用，海岛西山大潭东侧的摩崖石刻就反映了这一情况，石刻有“乙未政和五年”所刻“女弟子欧七中舍井一口乞平安”等字。①有的记载将南澳称为宋时“番舶”出入之地。明代有关海上航线的记载多次提到南澳，说明它在海外交通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从明初实行海禁以后，南澳岛便成为中外商船云集交换商品的场所。“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舶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南澳云盖寺走马溪，乃番舶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②当明嘉靖癸卯间，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来到南澳岛的“夷商”，最初是“倭人”，其次有“暹罗诸番”，后来又有来自西方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澳实际上成为国际性的走私贸易港。明神宗万历三年 (1575)，明朝在南澳设副总兵，加强了军事控制，但是南澳的走私贸易并未因此中止。明、清之际，南澳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所控制，民间海外贸易仍很活跃。
与南澳情况相似的是汕尾的白沙湖，这是海陆丰地区三大咸水湖之一。这一航段岸线曲折，为破碎海岸结构，其间岛礁环列，岛链内航道险恶、岛链外洋面开阔，是古代民间海上贸易的重要场所，由于其地理位置险要，历史上海盗、走私猖獗。据有关资料记载，汕尾白沙湖在唐宋时期贸易活跃，是一个重要的古港口，在当地曾出土大量的历史文物。同时，在汕尾地区另有大安、公平、海丰等唐宋大陆河口港，这对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均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饶平境内的柘林港，是潮汕地区最早的对外通商港口，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港口，可谓为“海上丝绸之路”粤东第一港，兴起于隋唐，盛于明清，通倭船舰及日本商船往来频繁，柘林港是其主要停泊点，常有商船几百艘停泊。柘林港入口货物主要有大米、白砂糖、布匹等，出口货物有陶瓷、红糖、茶叶等。雍正年间柘林港进人繁盛时期，当地兴起“红头船”海运之风，商民大造“红头船”300 余艘，航行于台湾、广州、上海、天津、宁波、福州、泉州等地。据史料记载，古时天津、上海、泉州通往西方和东南亚的货船，经常停泊柘林港避风，并进行给水、补充生活物资。而南澳岛上的货物和生活物资，则大都经柘林港与大陆流通。柘林港不仅是历史上的海防要塞，更是古代海运发达的名港。早在元代，因海运发达，柘林港内及东小门海面礁石上建“龟塔”、“蛇塔”，山上建“镇风塔”，为当时进出港口的船舶安全导航，见证了柘林港的海上贸易史。明代虽然实行严厉“海禁”，柘林港仍是“商船巨舰往来之所”。就国内海运而言，柘林港是潮州乃至粤东海运的主要港口，货物运输，北上津、沪，南下吕宋、安南、暹罗、马来西亚，都以柘林港为进出口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急于从中国掠夺劳动力，载运到荷兰、古巴、南美垦殖。那时，洋船常驶入柘林港，登岸拉丁，载运劳动力出国当牛马，做苦工，柘林港成为移民出国的口岸。道光二十二年 (1842) 柘林镇李武豪等十多人便是从柘林港乘洋船出国做苦工的。
澄海市的樟林港，是宋代和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业贸易港。在汕头开埠以前，这里是粤东大港。樟林原是一个海边渔村。早在宋代元符年间 (1098--1100)，朝廷在这里设小江盐场使司，是潮州东部盐业中心。1668 年，随着樟林巡检司、海关税馆、樟林急递铺等官署衙门的设立，樟林又成为澄海北部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康熙二十三年 (1684)，清政府解除海禁，准许与海外贸易，商民纷纷集资，造船出海。樟林港又是一个商业港，在乾隆、嘉庆年间进入全盛期的樟林古港，其关税占了全广东省的 1/5。嘉庆年间县志统计，广东全省年收税银 43700 余两，而澄海每年上缴的税银达 11600 余两，当时的税额占广东全省的 1/4 以上。 可见樟林港在广东省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据有关资料记载，康熙年间“海禁”撤销后，樟林古港便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海上运输日趋兴盛，成为汕头开埠之前粤东一个重要的海运港口和海防军事要塞，繁荣达 200 年之久。它既是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又是潮汕贸易“海上互市’的转运枢纽。该港航线北通福建、台湾等地，南达东南亚各国，史称“粤东通洋总汇”。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 (1722)，由于东南沿海“产米不敷食用”，加上奸商囤积居奇，各地不断发生饥民抢米风潮，为舒民困，清政府决定从泰国进口大米三十万石分拨广东、福建和浙江。首批大米和稻种两年后即到达潮州的樟林港。① 由此足见樟林港在粤闽的地位。樟林古港帆楼云集，盛极一时。光绪元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已赫然标有“樟林”的名字，可见其声名。新兴街是当时樟林古港全盛时期的货栈街，全长近 200 米，由 54间双层的货栈组成。饶宗颐先生在 1999 年参观了新兴街后，评价该街“是海上文化的一个象征”。樟林港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东线的重要港口，出港的物品最重要的是瓷器。由樟林港到海外贸易的粤东商船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十分频繁，广东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其中来自潮州者为多。② 每年趁季候风，红头船组成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扬帆远征，北上苏州、上海、宁波、青岛、天津，南下达雷州、琼州、越南、暹罗、新加坡及东南亚诸国。远载出口的多为红糖、瓷器、蚕丝、烟草、渔网;进口的多为大米、干果、药材、布帛、木材。随着“红头船”贸易兴起，潮人为生活所迫，从樟林港乘船“过番”的日益增多。大多数潮汕华侨，就是由樟林港乘“红头船”往南洋群岛谋生的。
北宋时，庵埠港是潮州对外贸易重要港口，《潮州府志》说:“庵埠集百货之舟，如蜂屯蚁聚。”当时从湖头至水吼桥一带都是海船停泊之地，如咸鱼踏头、盐踏头等古代码头旧迹。在湖头附近，曾发掘出埋在几米深的古船、古钱和茶叶。到了宋代末年，庵埠以南的海滩已形成陆地成为鮀浦盐场。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潮外水军移到鮀浦场“以扼海道”。
凤岭港，位于澄海程洋岗乡外，北宋时是韩江东溪出海口，程洋岗及附近的前埔周围有很多瓷窑的陶瓷产品远销东南亚及国内沿海各地，至今已发现宋代窑群 17 座，其窑砖经鉴定为六朝年代产品。凤山岗上有凤岭宫、天后庙等供古代航海者祈拜的庙宇。宋哲宗(赵煦) 元符二年(1099 年)，盐运官李前在凤岭山下凿通韩江东溪与北溪之间的运河，称为南溪,并题诗刻石，诗云:“筑堤开井易通津，神宇盐亭又鼎新，力小尚能支五事，增光更俟后来人。”从石刻诗看，当时开凿这条运河主要目的是为了盐运，到了南宋末年，出海口下移至现今澄海县城南门外，称阚望村，南宋末年景炎年间，丞相陆秀夫被贬移居阚望村即此地也。
东陇港，古称北汕头，为韩江北溪出海口，唐、宋年代,韩江北溪为潮州出海的主要航道。东陇出海即为柘林湾，前临南澳岛，是通洋船只必经之地。《潮州府志》载:“东陇在樟林之西，北达郡城，商船停泊之处，为海船出人要隘，木筏、盐船货物总汇之地，其出海处称旗岭港，水自韩江发源而来，往来客舟多泊于此。”
作为潮州民间海外贸易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南澳的兴起。南澳是离潮州海岸不远的一个海岛，位于闽、粤交界处，是出入韩江的必经之路。宋时南澳岛人就挖井以供过往海舶商船取用，海岛西山大潭东侧的摩崖石刻就反映了这一情况，石刻有“乙未政和五年”所刻“女弟子欧七中舍井一口乞平安”等字。①有的记载将南澳称为宋时“番舶”出入之地。明代有关海上航线的记载多次提到南澳，说明它在海外交通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从明初实行海禁以后，南澳岛便成为中外商船云集交换商品的场所。“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舶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南澳云盖寺走马溪，乃番舶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②当明嘉靖癸卯间，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来到南澳岛的“夷商”，最初是“倭人”，其次有“暹罗诸番”，后来又有来自西方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澳实际上成为国际性的走私贸易港。明神宗万历三年 (1575)，明朝在南澳设副总兵，加强了军事控制，但是南澳的走私贸易并未因此中止。明、清之际，南澳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所控制，民间海外贸易仍很活跃。
与南澳情况相似的是汕尾的白沙湖，这是海陆丰地区三大咸水湖之一。这一航段岸线曲折，为破碎海岸结构，其间岛礁环列，岛链内航道险恶、岛链外洋面开阔，是古代民间海上贸易的重要场所，由于其地理位置险要，历史上海盗、走私猖獗。据有关资料记载，汕尾白沙湖在唐宋时期贸易活跃，是一个重要的古港口，在当地曾出土大量的历史文物。同时，在汕尾地区另有大安、公平、海丰等唐宋大陆河口港，这对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均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饶平境内的柘林港，是潮汕地区最早的对外通商港口，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港口，可谓为“海上丝绸之路”粤东第一港，兴起于隋唐，盛于明清，通倭船舰及日本商船往来频繁，柘林港是其主要停泊点，常有商船几百艘停泊。柘林港入口货物主要有大米、白砂糖、布匹等，出口货物有陶瓷、红糖、茶叶等。雍正年间柘林港进人繁盛时期，当地兴起“红头船”海运之风，商民大造“红头船”300 余艘，航行于台湾、广州、上海、天津、宁波、福州、泉州等地。据史料记载，古时天津、上海、泉州通往西方和东南亚的货船，经常停泊柘林港避风，并进行给水、补充生活物资。而南澳岛上的货物和生活物资，则大都经柘林港与大陆流通。柘林港不仅是历史上的海防要塞，更是古代海运发达的名港。早在元代，因海运发达，柘林港内及东小门海面礁石上建“龟塔”、“蛇塔”，山上建“镇风塔”，为当时进出港口的船舶安全导航，见证了柘林港的海上贸易史。明代虽然实行严厉“海禁”，柘林港仍是“商船巨舰往来之所”。就国内海运而言，柘林港是潮州乃至粤东海运的主要港口，货物运输，北上津、沪，南下吕宋、安南、暹罗、马来西亚，都以柘林港为进出口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急于从中国掠夺劳动力，载运到荷兰、古巴、南美垦殖。那时，洋船常驶入柘林港，登岸拉丁，载运劳动力出国当牛马，做苦工，柘林港成为移民出国的口岸。道光二十二年 (1842) 柘林镇李武豪等十多人便是从柘林港乘洋船出国做苦工的。
澄海市的樟林港，是宋代和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业贸易港。在汕头开埠以前，这里是粤东大港。樟林原是一个海边渔村。早在宋代元符年间 (1098--1100)，朝廷在这里设小江盐场使司，是潮州东部盐业中心。1668 年，随着樟林巡检司、海关税馆、樟林急递铺等官署衙门的设立，樟林又成为澄海北部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康熙二十三年 (1684)，清政府解除海禁，准许与海外贸易，商民纷纷集资，造船出海。樟林港又是一个商业港，在乾隆、嘉庆年间进入全盛期的樟林古港，其关税占了全广东省的 1/5。嘉庆年间县志统计，广东全省年收税银 43700 余两，而澄海每年上缴的税银达 11600 余两，当时的税额占广东全省的 1/4 以上。 可见樟林港在广东省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据有关资料记载，康熙年间“海禁”撤销后，樟林古港便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海上运输日趋兴盛，成为汕头开埠之前粤东一个重要的海运港口和海防军事要塞，繁荣达 200 年之久。它既是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又是潮汕贸易“海上互市’的转运枢纽。该港航线北通福建、台湾等地，南达东南亚各国，史称“粤东通洋总汇”。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 (1722)，由于东南沿海“产米不敷食用”，加上奸商囤积居奇，各地不断发生饥民抢米风潮，为舒民困，清政府决定从泰国进口大米三十万石分拨广东、福建和浙江。首批大米和稻种两年后即到达潮州的樟林港。① 由此足见樟林港在粤闽的地位。樟林古港帆楼云集，盛极一时。光绪元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已赫然标有“樟林”的名字，可见其声名。新兴街是当时樟林古港全盛时期的货栈街，全长近 200 米，由 54间双层的货栈组成。饶宗颐先生在 1999 年参观了新兴街后，评价该街“是海上文化的一个象征”。樟林港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东线的重要港口，出港的物品最重要的是瓷器。由樟林港到海外贸易的粤东商船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十分频繁，广东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其中来自潮州者为多。② 每年趁季候风，红头船组成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扬帆远征，北上苏州、上海、宁波、青岛、天津，南下达雷州、琼州、越南、暹罗、新加坡及东南亚诸国。远载出口的多为红糖、瓷器、蚕丝、烟草、渔网;进口的多为大米、干果、药材、布帛、木材。随着“红头船”贸易兴起，潮人为生活所迫，从樟林港乘船“过番”的日益增多。大多数潮汕华侨，就是由樟林港乘“红头船”往南洋群岛谋生的。
文献资料来源：2008年5月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作者：顾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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