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印度佛教的“西来初地”，广州及广东在中国佛教史上成了外来佛法东渐的第一站，所以，“欲寻究佛教最初输人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①;“中国同佛教最早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先从海道来的”②。因而，广东地区不仅是佛教入华的登岸之处，还是中国化佛教--禅宗的诞生之地。禅宗创始人惠能受戒剃发之头发就瘗藏于广州光孝寺之“六祖发塔”;而正式创立禅宗之地则在广东韶关南华寺。鉴于广东一地佛寺众多，历史上海外高僧云集，这些海外高僧可以称为是佛教文化东来之负贩者，是在华传播佛教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故本节分在粤高僧及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佛教文化遗址两部分进行论述。
1，六朝海外高僧来粤及其活动概述
随着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印度等海外佛教高僧不断来到广东;到了唐代则是伊斯兰教传入，而从海上丝绸之路来粤的海外佛教高僧仍旧兴盛;只是随着佛教在印度的式微，中国人外出求法取经者更多①;宋以后从海上丝绸之路来粤的海外佛教高僧日益稀落，故而本文选取六朝这一时间段(从三国至南北朝)予以叙述。六朝时期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得以较大发展的显著表现之一，便是印度、罽宾国 (今克什米尔)、师子国 (今斯里兰卡) 等国僧人与佛教，随海舶，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经马六甲海峡、南海大举入华，其后果之一便是在广东一地兴建佛寺，翻译佛经，其中一些佛寺至今仍存。
三国东吴大帝孙权时，世居天竺的康居 (今哈萨克斯坦）商贾之子康僧会，随父从商，移于交趾 (今岭南一部分及越南北部)，并在那里出家。后从海上丝绸之路北上于赤乌十年(247) 到达建业 (今南京)，建寺译经②。康僧会的到来，揭开了印度佛教直接传人岭南地区的序幕。仅以六朝为例，前来广东一地的外国僧人还有③:
强梁娄至。强梁娄至意译真喜。孙吴末帝孙皓 (265--280) 统治时期，外国沙门 (和尚) 强梁娄至至广州，翻译佛经《十二游经》一卷。
迦摩罗。据《广东考古辑要》记载: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西天竺(印度) 僧人迦摩罗，从印度出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经海路抵达广州，创建“三归、王仁寺”，传播佛教，二寺今址不详
耆域。西晋惠帝元康六年 (296)，天然高僧耆域从海道经交州至广州，传教行医;再往襄阳。惠帝光熙元年 (306)前往洛阳。
昙摩耶舍。昙摩耶舍 (Dharmayasa)之事迹，据载①“昙摩耶舍尊者，罽宾国三藏法师也。东晋安帝隆安间，来游震旦，至广州止此。时地为虞翻旧苑，尊者乃创建大殿五间，名曰王园寺。随于此寺，奉敕译经，有武当沙门慧严笔授。”昙摩耶舍于东晋安帝隆安五年 (401) 到达广州②，首创了王园寺，后改名光孝寺，又广收信徒，传播教义，在岭南一地影响很大。后来大师“大弘禅法”，“至宋元嘉中，辞还西域，不知所终③”
求那罗跋陀。中天然佛教僧人求那罗跋陀 (Gunarabhatha) 善大乘学，为弘传佛法，先至师子国，然后东航。《光孝寺志》载④:“刘宋武帝永初元年 (420)，梵僧求那罗跋陀三藏，飞锡至此 (时名制旨寺，即后之光孝寺)，始创戒坛,制止道场。......齐永明间，奉诏译《五百本经》、《伽毗利律》,西方、东土皆号师为“摩诃乘者’，谓其通达大乘，游法性海也。法性之名始此。”印度僧人求那罗跋陀在光孝寺内修建了毗卢殿和戒坛，并在光孝寺奉敕译经，因而对光孝寺、岭南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佛驮跋陀罗。又作佛驮跋陀，译名觉贤，天竺甘露饭王之苗裔，年少即博学群经，经陆路千辛万苦来华，不为前秦僧人所容，于是游化四方，“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⑤，可见他曾来岭南宣教。
求那跋陀罗。《高僧传》记载了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 之事迹①:“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世号摩诃衍 (Mahayana)。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莫不赅博。后遇见《阿毗昙杂心》，寻读惊悟，乃深崇佛法焉......既有缘东方，乃随船泛海，宋文帝来至广州。宋文帝遣使迎接，既至建康 (今南京)。”求那跋陀罗“随船泛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于元嘉十二年 (435) 至广州，旋被迎请至南京。后圆寂于明帝泰始四年 (468)，享年七十有五。
昙摩伽陀耶舍。中天竺佛教僧人。齐建元三年 (481) 在广州朝亭寺传经②。
僧伽跋陀罗。天竺伽湿弥罗围佛教僧人僧伽跋陀罗，意译众贤。齐永明十年 (492) 在广州竹林寺与人共译佛经《善见毗婆沙律》一部，十八卷。当年五月附海舶回国③。
求那僧伽跋多。印度婆罗门。于梁武帝天监元年 (502),乘海舶来华，抵达广州后，溯流而上至韶州曹溪水口 (今广东韶关)，闻其香，掬尝其味，因说“此水上流有胜地”，遂寻其地，开山立石，名宝林。此为南华寺之源始。
智药三藏。梁武帝天监元年 (502)，天竺佛教僧人智药三藏乘海舶来华，抵达广州后，将他自西天竺携来的菩提树一株，植于广州制旨寺(今光孝寺) 戒坛前④，并传播佛法。此后，广东汉僧又将菩提树籽培植于其他佛寺，遂使菩提成为广东禅林之象征。
菩提达摩。《光孝寺志》载①:“初祖菩提达摩大师者，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后于般若多罗尊者得法，尊者谓:‘汝于诸法，已得通量，达摩者，通达之义也，宜名达摩’，因改今名。......迨尊者顺世......遂嘱弟子不若蜜多罗往天竺传法，而躬至震旦。乃辞祖塔，别学侣，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萧梁普通七年，丙午年九月二十一日也。”菩提达摩 (Bodhdhama)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于普通七年 (526) 秋来到广州，于今广州荔湾区第九甫离舶登陆，建西来庵传播印度佛教。后人将其登陆处称为“西来初地”②，佛教徒并创建了华林寺，成为广州的名寺之一。达摩在广州，“止于诃林”(今光孝寺内) 传教，居留了一段时间，并留下了“达摩井”③ 等圣迹。此后达摩北上南京、蒿山少林寺等地传教。
拘那罗陀。拘那罗陀 (Gunarata) 即真谛，为西天竺优禅尼国 (Ujjayani) 人，“群藏广部，罔不厝怀;艺术异能，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于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 八月十五日到达广州。以后又曾北上，到“始兴 (今广东韶关)，并随方翻译”;于陈文帝天嘉三年 (562) “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遂应刺史之请，驻锡制旨寺 (即光孝寺); 陈废帝光大二年 (568)“入南海北山”(今广州白云山);陈宣帝太建元年 (569) 圆寂。拘那罗陀“在梁陈二代，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篋，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两万余卷，今见译讫，止是数篋之文，列两万余卷，今见译讫，止是数候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寺”①。
真谛在华历梁、陈二朝共 24 年，在广东广州、韶关等地译经、传教则有 12 年以上，所译佛经《阿毗昙》、《般若金刚经》等计50 部，与鸠摩罗什、玄奘、义净并称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对于中国尤其是岭南地区佛教的发展、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后还有一些外国僧人从广东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回国，如天竺沙门僧伽跋摩，从南朝宋都建业 (今南京) 南下，乘西域贾人之海舶走南海返国;以及一些中国佛教徒在海外学法取经后，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回到广东，如释昙无竭(译舀法勇，幽州黄龙即今辽宁朝阳人，永初元年经西域游历天竺；取经后从南天竺乘海舶，取海道抵广州); 或者一些中国僧人顺着海上丝路奔向印度等，如西晋于法兰、于道邃二僧“欲求异闻”先后圆寂于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的象林、交趾等地②。
隋唐等时期，尤其是印度戒日王 (606-647) 时代，佛教复兴，以传教为已任，印度佛教僧人大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前来广州弘教，“中国西行求法僧迅以广东为起迄点 (义净等以广州为起点，县无竭以广州为终点)，遵循海道往返于中印之间。当时搭乘商船来广州的外国僧很多”，“他们都以广州为传教根据地向北伸展传教线，一直达到长江流域和长安、洛阳的中原地区”③，可谓形成高潮，史例众多，此不赘述。
2.与广东海上丝路有关的佛教文化遗址
广东一地佛教名寺众多，广东东部、西部及广州无不如此。仅以广州而言，现存著名的佛教寺院就有光孝寺、六榕寺、华林寺、大佛寺、海幢寺等 20 家。下择其要者而述之。
(1) 光孝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中永久停泊的一艘法界枢纽的宝船①
如前所述，印度僧人迦摩罗经海路抵广州，创建“三归、王仁寺”，传播佛教，开外国宗教人士在岭南地区建寺传教之先河。此后罽宾国 (今克什米尔) 三藏法师昙摩耶舍于东晋安帝隆安五年 (401) 到达岭南创建制旨王园寺 (即光孝寺)，遂使光孝寺历刘宋至唐，香火弥盛，凡中外名僧巡经广府，无不莅寺膜拜或借暂弘法，如求那跋跎罗、真谛、义净、鉴真等。六祖惠能更在光孝寺演“即心即佛”之顿悟法门;密宗不空金刚在此寺广授灌顶，度众无数;菩提达摩亦以此为弘法据点;佛经翻译大师拘那罗陀 (即真谛)在此寓居 12 年，译经50部，等等。可见早在唐代及其之前，光孝寺就成为中印海上交往的象征与佛经翻译中心②，以后更成为广东佛教史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雄伟、影响最广泛的一座佛教寺庙。
光孝寺位于广州市光孝路，寺址原为西汉南越国第五位国君赵建德之王府。三国时，吴国经学、骑都尉虞翻受贬南下居于此，辟为苑圃，植以诃子等木，世称诃林，又称虞苑，居此讲学长达 30 年之久。虞翻去世后，家人捐虞苑于佛门，创佛寺，取名制旨。之后东晋时期，西域罽宾国三藏法师县摩耶舍泛舶来华，于安帝隆安五年(401) 创建大殿，以后历代均有重修或扩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 易名光孝寺并沿用至今。清初顺治十一年(1654) 由五开间变为七开间。至盛时有十三殿、六堂、三阁、二楼及坛台、僧舍，“方圆几及三里”，现存面积 3049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2690 平方米。其中，大殿面阔七间 35.4 米，进深六间 24.8 米，高 13.6 米，重檐九脊殿顶，为岭南最雄伟、壮观的佛殿。
以现今光孝寺而言，沿南北中轴线布置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藏经楼东、西二侧分别为六祖殿、罗汉殿。东院有伽蓝殿、睡佛阁、洗砚池、莲花池、东铁塔、洗砚池;西院有禅堂、大悲幢、六祖发塔、西铁塔及碑碣等。寺内建筑疏落有致，布局合理，古木婆娑，宁静清幽。
唐代“大悲幢”全称“大悲心陀罗尼经幢”，在光孝寺大殿前庭院西南侧，青石，通高 2.02 米。经幢平面八角形，高1.05 米，八角盝顶莲花方座，幢身各面宽 0.14 米，状如短柱，四方四维各刻扛座力士一人。在幢身八面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章句内容为“大悲咒”两咒，每咒分刻于经幢的四面。其中一咒每面 4 行，每行 30字;另一咒每面5行，每行 35 字。字左行，正书，字迹大多风化剥落，难以辨认。署款:“宝历二年 (按: 826 年)岁次丙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大德兼蒲涧寺大德僧钦造书。同经略副使将□(仕) 郎前守辰周都督府医博□(士) 庐江郡何宥则，敬为亡兄节度随军文林郎康州司马有卿造此大悲陀罗尼幢”，注明系当时法性寺 (今光孝寺)“住寺大德兼蒲涧寺大德僧钦造”亲笔书写。住持钦造，福建人。该幢形制古朴，为寺内现存石刻中年代最早、且有绝对年代可考者，是岭南最早的佛憧之一。
六祖殿系唐仪风元年 （676），禅宗六祖慧能到寺与僧人论风幡后，削发受戒，故有六祖殿等以为纪念。“六祖发塔”即惠能受戒剃发后，住持僧法才将惠能头发瘗藏树下，上盖八面七层发塔，故称，俗称“瘗发塔”。惠能剃发时，有印度僧人者多罗证戒①。塔高 7.8 米，仿楼阁式，八面，面面均设佛龛佛像。明末崇祯九年 (1636)、1954 年、1977 年均曾予以修茸。此外碑廊墙上还有南宋咸淳五年 (1269) 所立《大鉴禅师殿记》等碑，记叙了惠能住持光孝寺之经过等事。
“西铁塔”铸于南汉大宝六年 (963)，系平面四方仿楼阁式实心塔，铁塔原高七层，现今仅存 3 层，残高 3.1 米。塔身各层每面正中均铸一大佛龛，内供坐佛，龛外遍铸小佛，其中飞天浮雕有敦煌风格，佛像广颐丰颊，神态端庄。南汉去唐不远，故大有唐代遗风。光孝寺这座西铁塔是我国现存有确切铸造年代的最早的大型铁塔。
天王殿前碑廊的元代石刻《祖师法性古像》即禅宗六祖惠能之像，系从光孝寺六祖殿移置。碑呈圭形，高 55.5 厘米、宽 41 厘米。六祖形貌拙朴，与六榕寺六祖铜像智慧超然的神态迥异。碑阴刻像赞，署款:“至元甲午 (按:1294 年) 住山法孙宗宝拜赞”，“泰定甲子 (按:1324 年) 七月二十八日住持风幡嗣祖比丘慈信拜立”，这是广州现存最早的石刻像碑，也是广州现存最早的禅宗六祖惠能的像碑。
达摩在光孝寺传教，留下了圣迹“达摩井”②：“达摩井在寺东界法性寺内。旧志失载。圭中著名者四井，独此井为巨，深数丈，瓮以巨石。味甚甘冽，盖石泉也。其下时有鱼游泳。按旧经载，广城水多咸卤，萧梁时达摩祖师指此地有黄金，民争挖之，深数丈，遇石穴，泉水进涌而无金。人谓师诳，师曰:“是金非可以斛两计者也。’”
光孝寺中婆娑古木，不少舶自异域。六祖堂前的古菩提树，据载系萧梁时印度智药三藏法师“自天竺持来”，弥足珍贵。岭南诗人屈大均因赋《菩提诗》，有“菩提有灵树，植自萧梁年。智药所移根，航海来炎天”之句。清嘉庆三年(1798)，菩提树枯死，僧众旋往韶关南华寺取回孙枝一株，再植成活。此外，瘗发塔西有诃子树一株，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 翰林院编修区大相因书“诃林”木匾。此树亦原产印度，也是中外交流的产物。
由于海外名僧真谛、昙摩那舍、智药三藏、菩提达摩及六祖惠能均在此译经或讲经、传教，光孝寺可谓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佛教文化遗址，由此，早在 1961 年 3 月，光孝寺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 世纪 80 年代曾予重修，现为广东省佛教协会所在地。
(2)南华寺一-享有“岭南禅林之冠”美誉的南宗禅祖庭
位于广东北部韶关市的南华寺，是广东佛教史上历史较悠久、规模雄大、最具有特色的一座寺庙，是中国化佛教禅宗的诞生之地。
南华寺创建于南朝梁武帝天监三年 (504)，原名“宝林寺”。隋末毁废。唐高宗龙朔元年 (661)，禅宗六祖惠能在原址重建，高宗仪凤二年 (677) 加以扩充。一度易名为“中兴寺”和“法泉寺”。至北宋太祖开宝四年 (971) 易名“南华禅寺”，从此沿用至今。①
由于惠能在该寺开坛演法、大倡禅宗顿悟之法达 36 年之久，故该寺有“岭南禅林之冠”、南宗禅祖庭等之称，成为岭南地区的佛教圣地。
经过历代重修，尤其是 1932 年住持方丈虚云主持的彻底改建，南华寺各个时代的不少珍贵文物仍然保存至今，如在大佛腹中清理出来的铁佛像四尊(南朝至唐朝造)、精铸铜钟三口(南朝至宋朝铸造)、500 木雕罗汉像(北宋广州雕制，现仅 360 座)、八思巴文敕书一通 (元朝)、金书佛经二册及丝绣千佛袈裟 (明代) 以及六祖惠能真身 (在惠能法身基础上用麻布、香泥、油漆等物塑造的惠能法身夹纻造像)。
(3) 六榕寺--曾经供奉海外佛骨的名寺
六榕寺住于广州市六榕路。根据唐初王勃《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记载，六榕寺初名宝庄严寺，始建于南朝刘宋年间(420-479)。屈大均所称“梁大同间刺史萧誉所建”系建一设在大殿前的木塔。
史载，梁武帝大同三年 (537)，诏许昙裕法师建一木塔于广州，供奉从海外迎请回来的佛骨，并赐名“宝庄严寺舍利塔”。南汉时，刘氏宗女出家为尼，居于此寺，因改名“长寿寺”。北宋初，寺、塔均被毁。太宗端拱二年 (989) 重修寺院，僧人以崇敬禅宗六祖惠能，以修“净业”，故改寺名净慧。哲宗绍圣四年 (1097) 郡人、前陕西宝鸡主簿林修等重建宝塔，下瘗埋佛牙舍利，塔龛为千佛像，易塔名“千佛”;郡人赵叔盎撰文并书写了《重修广州净寺塔碑记》，碑文记载说“南海”(指广州)之风信佛，寺院众多，但未有佛塔，故林修等倡议修塔。事实上，净慈寺就因建塔而修寺，不过塔焚于北宋初年。林修之议得到众人赞同，于是瘗藏佛牙舍利，龛藏千佛像的千佛塔(即花塔) 由此重建。碑文中提到，南海(广州)之地，“海舶贾胡，以珠、金、犀为之货，丛委于市，地大物夥，号称富饶”，形象地描绘了广州“海舶贾胡”、南海珍奇荟萃的“富饶”，对于了解广东海上丝路宗教文化遗址有关，而且对了解六榕寺、广州海洋文明亦大有裨益。哲宗元符三年(1100)，文豪苏轼来游净慧寺，见塔畔植有高大榕树六株，乃题“六榕”二字，于是寺、塔均改名“六榕”，沿用至今。
六榕寺占地面积 7000 多平方米。东向的山门内依次为天王殿、花塔、大雄宝殿。其北有解行精舍等，其南有碑廊、观音廊、六祖堂和补榕亭等。
六榕寺屹立寺院之中，寺中有塔，“巍峨轮负，雄矗天半,海舶收港，引为表望”，南宋方信孺《净慧寺千佛塔》诗曰:“九井神光射斗牛，天开宝级镇南州。客船江上东西路，常识嶙峋云外浮。”可见，六榕塔有导航标的作用。塔始建于梁大同三年。北宋初年，木塔被火烧毁;绍圣四年 (1097) 重新建成这楼阁式砖塔。塔平面呈八角形，每两级间设暗层，外观 9层，明暗共17层，高 57.6 米，朱栏碧瓦，丹柱粉墙。顶层中央竖着元代铸造的千佛铜柱，铜柱穿出塔顶，贯穿着塔刹构件，总重逾 5 吨，以铜而不用木做刹柱，全国罕见。首层副阶以及各层琉璃瓦檐则为晚清重修时的式样，出檐较浅;二层以上的木栏杆，系 1980 年仿宋式斗子蜀柱栏修复。塔身密布1023 尊浮雕小佛，还有云彩缭绕的天官宝塔图，颇具印度佛教艺术传统的风格。登上顶层可俯瞰广州市区景色。因塔身色彩斑斓，故有“花塔”之称。
在清同治八年 (1869)，清广州将军库穆长善奉命来守广州，见六榕寺佛塔零落，风雨剥蚀。乃于同治十三年 (1874)主持重修，光绪元年 (1875) 完工。之后库穆长善亲自撰写了《重修六榕寺佛塔记》并刻碑，碑今藏于六榕寺花岗石浮雕双龙碑框内，碑高 92 厘米，宽 35 厘米，由副都统果尔敏书，碑文称:“广州都会，凭山瞰海，为百蛮锁钥，番舶连墙，宝货鳞集。固一大重镇也。”指出了广州在海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作为“都会”“重镇”的地理价值;碑文又称六塔“巍峨轮负，雄天半，海舶收港，引为表望”，说明晚清时期六榕塔仍有导航标的作用。
此外，寺内有宋代六祖铜像，法貌庄严，衣纹流畅，神态超然;以及苏东坡像及一批古碑，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物。
六榕塔在 1963 年成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80 年代被公布为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广州市佛教协会所在地。
(4) 华林寺--达摩在广州的“西来初地”
位于今广州荔湾区下九路前街 31 号的华林寺是岭南著名古刹之一，也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宗教文化交流之圣地。
华林寺的创建与天竺高僧菩提达摩乘舶来华有密切关系。梁武帝普通八年 (527)，菩提达摩泛海从天竺至广州，并在今荔湾区上九路与玉器街交界的地方登陆，那里昔日曾是古码头的达摩登岸处，达摩于岸边创建了西来庵，后人便将达摩在广州的登陆处称为“西来初地”，此地名一直沿用到现在。那里至今仍竖立着一块古石碑，上书“西来古岸”四字。现在已成为一个繁荣异常的街道口。
西来庵建成后历代不断扩建，占地不断增加。清顺治十一年 (1654)，寺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扩建，扩建后，殿堂、经阁、廊庑参差错落，院落又广植林木，因而改称“华林寺”一时间僧人云集，香火兴盛，成为广州佛教的五大丛林之一。道光年间 (1821-1850) 末期，又于庙门建罗汉堂，塑五百罗汉体形逼真，姿态各异，嬉笑怒骂，妙趣横生。民国时期，官方没收了华林寺大部分寺产，拆改殿宇廊庑为民居，使华林寺元气大伤，今仅剩五百罗汉堂等一部分建筑①。
华林寺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地位，除了菩提达摩西来初地外，还有以下两桩。
其一为“五百罗汉堂”中的罗汉。罗汉堂门前有“五百罗汉堂”石额，系道光丙午 (1846) 刻。罗汉堂平面呈“田”字形，坐北朝南，深广达 1364 平方米。堂中供奉释迦牟尼、阿弥陀、弥勒佛，沿墙边列有五百罗汉，姿态各异。其中，位于佛像之左的一尊罗汉像，系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MarcoPolo)，这位“中世纪世界四大旅行家”之一，从遥远的南欧威尼斯来华，很长时间奔波于丝绸之路上，为官元廷十余年，为中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其二为罗汉堂中央旧有的一尊阿育王塔。此塔为清代铜铸，高4 米，净重 750 千克，造型优美，精致异常，亦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之一。1963 年 3 月，华林寺罗汉堂被公布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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