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偏安南方的江左政权为增强国力，抗衡北方，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如东吴的屯田，东晋南朝的侨州郡与土断，开放山林川泽，实施占山法，督导农桑等，对南方经济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南方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吸引了一批又一批逃避战乱的北方士民，不仅增加了南方的人口，而且增进了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同化与融合，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进入经济大规模开发时期，形成三吴、会稽、番禺、荆湘等地区性经济区域，昔日“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经济不发达状态大为改观。
为开拓外交空间，江左政权加强对南海诸国的联系。1975--1976 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北礁打捞到南朝六耳罐、陶杯,②无疑是当时中国陶瓷运销海外时遗留下来的，证明南海航路与南海贸易的存在。
越南中部的林邑是占婆人的故乡。从美山 (My Son)、同阳 (Dong Duong) 和茶邱 (Tra Kieu) 等地留下的令人惊叹的庙宇群落、数量众多的文物和用梵文与占文组成的碑铭看，占城虽然是个印度化国家，但曾经归入中国版图，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在茶乔遗址出土的汉代风格的瓦砖，以及东印度罗马风格的陶片，说明占婆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交往。①
公元1世纪开始，扶南兴起，开始控制湄公河三角洲，来自印度、中国的商人络绎不绝，扶南商人也前往中国，购买中国的丝绸。1944 年奥佑古城出土的大批印度、罗马文物，包括一面中国汉代的铜镜，说明奥佑是中国与印度、罗马帝国之间的一个贸易中转站，当然与岭南有密切联系。
英国汉学家裕尔说，中国与阿拉伯的交流比现存任何史书的记载更为悠久，China 这个名称传递给希腊人时呈现的几种形式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公元 5 世纪上半叶，人们经常看到印度和中国的船只停泊在希拉城的房屋前。②
此外锡兰、波斯、拜占庭商人也循海路前来中国贸易，在岭南做生意。吴黄武五年 (226) 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使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③ 西晋太康三年 (282)，大秦国使臣“来经广州”。表明岭南与罗马帝国建立起直接的海上联系。
20世纪 60-80 年代，在广东英德县浛洭南齐墓、曲江县南华寺和遂溪县南朝金银窖藏，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和波斯银币，其中波斯银币和银碗最值得注意，说明至迟在晋代，金银作为货币已经进入岭南流通领域，充当价值尺度与交换手段，与布帛、铜钱等形成银钱兼用的特殊通货区。所以，日本学者冈崎敬说:从东向西的丝绸之路，也是从西往东的“白银之路”。①
海上丝路既是通商之路，也是佛法传播之路。岭南为天竺、康居等外国商客和僧徒常到之地，佛教首先在这里传播。有些外国高僧由海道前来中国，到达交州、广州后，再进入内地。这些来中国的印度高僧，不仅带来许多梵文经典，并把它们译成中文，有些人还能用中文著书。著名的有达摩菩提、波罗末陀 (真谛)。
晋安帝隆安三年 (399)，高僧法显西行求法，义熙七年(411)秋，法显搭乘商船开始归程，目的地为广州。不料遭风漂至青州。法显翻译从天丛带回的梵文经典，又把西行求法的经历记录下来，也就是流传至今的《佛国记》，保留了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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