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隋唐对外开放与广州市舶使
隋朝结束了魏晋以来近 400 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重建起统一的强大帝国。隋文帝经略林邑，隋场帝东征琉球，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加强了隋朝与南海诸国的联系。广州南海神庙，在开皇十四年 (594) 修建。
唐初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空前强大的国力，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并与近 20 个国家有外交往来。开元、天宝间，与唐朝有官方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 70 余个。
隋唐两代推行开放政策，并且具有连贯性。唐初修订《唐律》，尊重外国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赋予一定的民族自治权力，让外国侨民安居乐业。唐中后期，海上丝路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岭南当局修订法例，规范海商遗产继承的惯例。大和八年 (834)，朝廷以法令形式将这些惯例规定下来，都有利于海上丝路的发展。
唐朝往岭南派遣专使，主持贸易事务，开创了古代海外贸易管理的新制度，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兴盛期的重要标志上元二年 (761) 稍前，桂管佐僚杨志本被任命为“岭南市阙□珠玉使”，“握水衡之钱，权御府之产”，“散国财，市蛮宝”。① 这是史料所见唐朝委派专官管理贸易、珍宝等事务的最早记录。
显庆六年 (661) 二月十六日，唐高宗发布《定夷舶市物例敕》云:“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至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② 敕文中“所司”，应该是“岭南市阙□珠玉使”或市舶使一类专使。
市舶使首见于开元二年 (714)，首任市舶使周庆立。唐代市舶使的差遣有一个变化过程，从《定夷舶市物例敕》看，可能显庆六年已经存在。在选官上或以专官充任，或由岭南地方长官兼任。开元间 (713-741)，以宦官充任市舶使。唐中后期，宦官更占上风，尤其是以广州监军兼任市舶使。
市舶使的职能有两方面:一是掌管海路朝贡事务，二是总管东南海路通商贸易与税收征管。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藉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
2.“广州通海夷道”与丝绸、瓷器外销
贞元 (785--804) 年间，宰相贾耽记录了唐朝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条航线“广州通海夷道”。这条海上航线从广州出发，沿着中南半岛东海岸南航，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南端，再沿着印度西海岸航行，到达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溯底格里斯河，到达大食帝国首都巴格达。如果从乌剌国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这条远洋航线经历了 90 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 89 天 (不计沿途停留时间)，是8、9 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也是中国连结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地区的重要纽带。9 世纪阿拉伯一些地理学著作也记录了从波斯湾到广州的航程，可与贾耽所记相印证。
198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为期 10 年 (1988-1997)、主题为“对话之路”的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活动，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被纳入计划之中。1990 年 10 月，由阿曼苏丹国卡布斯国王提供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船“和平方舟”从意大利威尼斯启航，经历 21 个著名古港，广州是其中一个考察重点。1991 年 3 月到达日本大阪，全程 28000 公里。
唐代丝织品的产地遍布全国，尤其以关东(河南、河北两道)、巴蜀 (剑南道及山南道) 及吴越地区为盛。丝织品是出口的大宗。新罗僧人慧超称阿拉伯“汎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①
陶瓷也是唐代大宗出口产品。当时邢州、越州、婺州、寿州、岳州、鼎州等地的产品都非常出名;广东、浙江等地陶瓷生产还面向国外，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中国瓷器在海外广受欢迎，宋代以后一直都是中国主要外销产品。所以，有学者提出，应该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陶瓷之路”。日本著名学者三上次男有一部专著取名《陶瓷之路》。
3.中外文化交流的兴起
公元 7一8 世纪，世界并存三个富强的大帝国:西方的拜占庭帝国，地跨亚、欧、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东方的唐帝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唐朝作为当时最大的帝国受到许多邻近民族的极力仿效。人类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注意中国，不仅把它视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而且视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这在唐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曾再有。①
海上丝路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桥梁。中国文化技术受到世界关注和赞赏，许多中国器物已为阿拉伯人所使用，其制作技艺也已经西传。造纸术是在 8 世纪中叶传入撒马尔罕的，12、13 世纪的时候，造纸术通过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意大利传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对中世纪晚期的西方走向近代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初，佛教故乡印度依然是对中国信徒有巨大吸引力。咸亨 (670-673) 以后，随着海上丝路兴起，僧人搭乘商船西行朝圣者大增，可考的有 40 余人 (次)，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僧人，少数为高丽、新罗僧人和日本僧人。② 求法僧人一般从广州、交州搭乘海舶，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诃陵、末罗瑜等国，抵达印度、师子国，成就较著的求法僧有义净、慧超和不空。
美国著名中世纪史专家汤普逊 （James Westfall Thompson）相信，早在公元 300 年，阿拉伯人已经在广州建立起居留地，而到了 8 世纪，包括阿拉伯人和穆罕默德教化的波斯人和犹太人的团体是庞大而重要的。①事实上，波斯、阿拉伯等外国商民在广州形成相当势力，唐末，黄巢的军队攻入广州，据说被杀害的外侨达到 12 万人（另一说 20 万人），说明在州的外国商民人数确实不少。蕃坊中的居民实行某种程度的民族自治，保持着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所以佛教、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袄教等皆有传播。
隋朝结束了魏晋以来近 400 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重建起统一的强大帝国。隋文帝经略林邑，隋场帝东征琉球，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加强了隋朝与南海诸国的联系。广州南海神庙，在开皇十四年 (594) 修建。
唐初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空前强大的国力，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并与近 20 个国家有外交往来。开元、天宝间，与唐朝有官方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 70 余个。
隋唐两代推行开放政策，并且具有连贯性。唐初修订《唐律》，尊重外国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赋予一定的民族自治权力，让外国侨民安居乐业。唐中后期，海上丝路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岭南当局修订法例，规范海商遗产继承的惯例。大和八年 (834)，朝廷以法令形式将这些惯例规定下来，都有利于海上丝路的发展。
唐朝往岭南派遣专使，主持贸易事务，开创了古代海外贸易管理的新制度，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兴盛期的重要标志上元二年 (761) 稍前，桂管佐僚杨志本被任命为“岭南市阙□珠玉使”，“握水衡之钱，权御府之产”，“散国财，市蛮宝”。① 这是史料所见唐朝委派专官管理贸易、珍宝等事务的最早记录。
显庆六年 (661) 二月十六日，唐高宗发布《定夷舶市物例敕》云:“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至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② 敕文中“所司”，应该是“岭南市阙□珠玉使”或市舶使一类专使。
市舶使首见于开元二年 (714)，首任市舶使周庆立。唐代市舶使的差遣有一个变化过程，从《定夷舶市物例敕》看，可能显庆六年已经存在。在选官上或以专官充任，或由岭南地方长官兼任。开元间 (713-741)，以宦官充任市舶使。唐中后期，宦官更占上风，尤其是以广州监军兼任市舶使。
市舶使的职能有两方面:一是掌管海路朝贡事务，二是总管东南海路通商贸易与税收征管。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藉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
2.“广州通海夷道”与丝绸、瓷器外销
贞元 (785--804) 年间，宰相贾耽记录了唐朝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条航线“广州通海夷道”。这条海上航线从广州出发，沿着中南半岛东海岸南航，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南端，再沿着印度西海岸航行，到达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溯底格里斯河，到达大食帝国首都巴格达。如果从乌剌国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这条远洋航线经历了 90 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 89 天 (不计沿途停留时间)，是8、9 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也是中国连结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地区的重要纽带。9 世纪阿拉伯一些地理学著作也记录了从波斯湾到广州的航程，可与贾耽所记相印证。
198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为期 10 年 (1988-1997)、主题为“对话之路”的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活动，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被纳入计划之中。1990 年 10 月，由阿曼苏丹国卡布斯国王提供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船“和平方舟”从意大利威尼斯启航，经历 21 个著名古港，广州是其中一个考察重点。1991 年 3 月到达日本大阪，全程 28000 公里。
唐代丝织品的产地遍布全国，尤其以关东(河南、河北两道)、巴蜀 (剑南道及山南道) 及吴越地区为盛。丝织品是出口的大宗。新罗僧人慧超称阿拉伯“汎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①
陶瓷也是唐代大宗出口产品。当时邢州、越州、婺州、寿州、岳州、鼎州等地的产品都非常出名;广东、浙江等地陶瓷生产还面向国外，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中国瓷器在海外广受欢迎，宋代以后一直都是中国主要外销产品。所以，有学者提出，应该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陶瓷之路”。日本著名学者三上次男有一部专著取名《陶瓷之路》。
3.中外文化交流的兴起
公元 7一8 世纪，世界并存三个富强的大帝国:西方的拜占庭帝国，地跨亚、欧、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东方的唐帝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唐朝作为当时最大的帝国受到许多邻近民族的极力仿效。人类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注意中国，不仅把它视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而且视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这在唐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曾再有。①
海上丝路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桥梁。中国文化技术受到世界关注和赞赏，许多中国器物已为阿拉伯人所使用，其制作技艺也已经西传。造纸术是在 8 世纪中叶传入撒马尔罕的，12、13 世纪的时候，造纸术通过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意大利传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对中世纪晚期的西方走向近代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初，佛教故乡印度依然是对中国信徒有巨大吸引力。咸亨 (670-673) 以后，随着海上丝路兴起，僧人搭乘商船西行朝圣者大增，可考的有 40 余人 (次)，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僧人，少数为高丽、新罗僧人和日本僧人。② 求法僧人一般从广州、交州搭乘海舶，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诃陵、末罗瑜等国，抵达印度、师子国，成就较著的求法僧有义净、慧超和不空。
美国著名中世纪史专家汤普逊 （James Westfall Thompson）相信，早在公元 300 年，阿拉伯人已经在广州建立起居留地，而到了 8 世纪，包括阿拉伯人和穆罕默德教化的波斯人和犹太人的团体是庞大而重要的。①事实上，波斯、阿拉伯等外国商民在广州形成相当势力，唐末，黄巢的军队攻入广州，据说被杀害的外侨达到 12 万人（另一说 20 万人），说明在州的外国商民人数确实不少。蕃坊中的居民实行某种程度的民族自治，保持着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所以佛教、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袄教等皆有传播。
文献资料来源：2008年5月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作者：顾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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