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海航线的变化与广州口岸的崛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破坏。但局部环境来看，广州的情况却有些不同。西北中西陆上通道的阻隔，就使得各朝统治者依靠广州海外贸易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愿望十分迫切，诸王朝不得不重视对南方海外贸易的经营。广州的对外交往继续发展，不仅是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而且海上航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据文献和文物的考证，至迟在南朝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沿着海南岛东部，经西沙群岛北礁的新航线。这条航线大大缩短了途径徐闻、合浦，环绕北部湾行驶的弯曲路线，也就是从广州出发，经过海南岛东部海面，直穿西沙群岛前往东南亚，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和波斯湾地区的远洋航线。新航线的开辟直接导致了徐闻、合浦的衰微，为广州口岸的潜在优势得以发挥提供了机遇，广州口岸重要性逐渐超过了交州，取代了徐闻、合浦，成为南中国海沿岸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奠定了广州口岸作为南海交通枢纽的地位。
2.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的形成过程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在当时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盛唐的版图东至朝鲜半岛，西及阿姆河流域，南达安南 (今越南)，北抵贝加尔湖，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王朝表现出宽容博大的胸怀，雍容大度，气势恢宏，四方经略，大力发展中西交往。在这种情况下，唐代的对外交通网已经成熟，其中从广州出发前往波斯湾的航线也已经成熟。据《新唐书·地理志》转录的唐贞元年间 (785--804) 宰相贾所记录的唐代七条对外交通路线，其中以广州为起点，通往印度洋和东非沿岸的南海道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表明唐代对外贸易中心已经移至岭南会城广州，广州成为唐代西行贸易航线的起点，以及南海诸国从海上进入中国的门户。“广州通海夷道’这样记载这条由广州出发，直抵西亚东非的航路。
这条著名的中世纪国际航路，从南中国的广州口岸出发，经林邑可至新加坡、室利佛逝和爪哇，穿过马六甲海峡，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再从印度出发，穿越印度洋，可以抵达波斯湾沿岸的阿巴丹和奥布兰等地，如果换乘小舟，溯流可至末罗国 (即巴士拉港)，这里是当时阿拉伯的重镇。航线还记载了从波斯湾西岸直接到东非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航程。
“广州通海夷道”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远洋航行到唐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秦汉以来，中国到印度洋的航线，必须沿着海岸航行，或者上岸陆行一段再转船。魏晋南北朝时期也要在苏门答腊转船，远程也只能到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南岸。唐代，从广州到林邑，从林邑到新加坡，以及从苏门答腊到斯里兰卡，沿着印度西海岸北上，横渡阿拉伯海到达现在阿拉伯半岛周围地区，走的都是深海航线。这说明唐代海路交通扩大，海外贸易蓬勃地发展起来。
3.阿拉伯商人与广州口岸的交往
唐代“广州通海夷道”连接的西端是于 7 世纪兴起于西亚的阿拉伯世界。当时史书上称之为“大食”。唐宋时期，沿着这条南海道，从海上抵达广州的海商主要是阿拉伯商人，他们长期统治着印度洋的海上商路，欧洲诸国必须经过小亚细亚诸国才能进口东方货物。
大食即波斯文 Taji，今广州市大纸巷的“大纸”就是“大食”一词的转音。大食，又称为哈里发帝国或伊斯兰教帝国。7世纪上半叶，正是隋末年间，穆罕默德在进行了宗教革命后，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在政治上统一了阿拉伯半岛。阿拉伯统一之后不断向四周扩张，使中亚、西亚的局势在 7 世纪中期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已经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马格里布、西班牙、伊朗、阿富汗、印度西北部以及中亚两河流域，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原来中西通道的西部也处在大食的控制之下了。随着大食的不断扩张，其边境与唐朝在中亚细亚连接起来，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在阿拉伯势力向东扩张的过程中，中国与大食发生了一系列间接或直接的关系，中国史书记载，唐永徽二年 (651)，大食开始派遣使臣来中国朝贡。以后使节频繁，中国与大食的交往日益增多。一方面，阿拉伯倭马亚王朝 （661--750 年，唐代称之为“白衣大食”） 及其派驻到今伊朗东部呼罗珊的总督不断与中国通好，使节、商队络绎不绝。同时，倭马亚王朝在征服呼罗珊后继续向东扩张，迫使中亚地区的各个小国纷纷东来寻求唐王朝的支援和庇护。大食完成在中亚、西亚的征服后继续向东扩张，甚至有占领中国的野心。8 世纪初，倭马亚王朝总督哈扎只向手下的两名将军穆罕默德·本·卡西姆和屈波底·本·波悉林许诺，谁先踏上中国领土，谁就出任统治中国的总督。但两人都没有打进中国，却在 713 年前后分别在印度西北和中亚地区建立了阿拉伯人的统治。750年，阿蒲罗拔消灭倭马亚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中国史籍称之为“黑衣大食”。阿拉伯人的政治中心从大马士革移到了波斯湾沿岸巴格达，从此阿拉伯人更加注重对东方的经营。
阿拉伯人的东进态势与唐朝在中亚的拓展经营相遇，这样，唐朝与大食的关系日趋紧张，唐天宝十年 (751)，双方为了控制中亚昭武九姓地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怛逻斯战争。怛逻斯位于怛逻斯河畔，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唐朝军队在这场战争中大败，导致唐朝势力基本上退出了葱岭以西，阿拉伯人成了这一地区的控制者，中亚地区开始不可逆转地走向伊斯兰化。阿拉伯世界逐渐成为唐朝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对象。
阿拉伯人十分注重与中国的交往，双边的交往通过陆、海两路进行。在路上，从西亚、中亚到中原，主要以粟特人为中介，而在海上则表现为双方海舶直接来往。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伊斯兰前大食地区的航海业明显落后，但是阿拉伯人很早就已经在印度洋上活动。到7世纪时，伊斯兰教领袖穆罕默德鼓励教徒从事海上贸易，《古兰经》中也收录了许多有关海洋、船舶、贸易、贷款等的条文，先知的只言片语成为伊斯兰教徒的精神之源。651 年，大食国遣使朝贡于唐后，大批穆斯林商人由陆海两路来华贸易。唐开元二年 (714) 和天宝二年(743)，唐玄宗先后两次敕令，禁止与西域互市、封锁交通。中西陆路交通往来断绝，大食和波斯商人便改为海道而来，抵达广州等口岸贸易。到9 世纪，大食商人逐渐取代了其他商人的位置，成为南海贸易的主角。
4.隋唐时期以广州口岸为中心的世界贸易圈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通路线的拓展，广州的海外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隋代国祚不长，但隋代结束了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王朝，这对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扩大是非常有利的。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南海郡的广州是隋代与东南亚各国往来贸易的主要口岸。当时东南亚有十余国与隋朝有贸易往来，其中著名的有林邑 (今越南中部)、赤土(今马六甲)、真腊(今柬埔寨)、婆利 (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盘盘(今马来半岛)、丹丹(今马来半岛，或认为今吉兰约)等。这些国家都曾经派遣使节到隋朝朝贡，官方和民间的交往都很频繁。
通过“广州通海夷道”与唐代有海上贸易联系的国家远远超过前朝，约有二十几个，其中较为密切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大食外，还有林邑、真腊、室利佛逝、诃陵 (在今爪哇岛)、骠国 (在今缅甸)、狮子国 (今斯里兰卡)、天竺、波斯 (今伊朗) 和拂菻 (即东罗马帝国) 等。此外东南亚一些小的国家和地区，如丹丹、盘盘、陀洹(今缅甸境内)、婆利、罗越 (今马来半岛南部柔佛)、尼婆罗 (今尼泊尔)、罽宾等国，都与唐朝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知道唐代与广州有贸易联系的国家，从东南亚、南亚一直延伸到西亚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贸易圈。
广州作为唐代南中国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自然成为来华商人云集的地方。唐代来广州的船舶大量增多，港口码头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有内港码头和外港码头之分。外港码头主要有屯门和波罗庙。屯门码头在今香港新界青山湾，扼珠江口外交通要冲，是一个天然避风良港，当时外国船只来广州贸易，必先开到屯门，然后再开进广州。波罗庙锚头在今广州东郊黄埔庙头村一带，这里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 (594) 建有波罗庙，又称南海神庙。庙前是古代锚头，为广州的外港，按照当时的规定，外国商船未经允许，不能随便开到广州城，来广州贸易的船必须先聚泊在此，对外贸易的主要航线大多也是从南海神庙的黄木湾出发，通往东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
随着大量阿拉伯商人云集广州，以“住唐”方式从事季节性互市，广州口岸呈现出很多“大食”风情，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出现了许多的新鲜事物，并导致了国家对外管理制度上的革新，最迟到唐朝末年，广州口岸因对外贸易而出现两项新事物，一是新官制—市舶使;二是新社区—蕃坊，非常突出地反映出唐代南海贸易繁荣的新局面。
市舶使是唐代新出现的管理海外贸易事务的专门职官。唐朝政府对蕃商的贸易十分重视，最早在唐末广州口岸开始设置市舶使。市舶使是掌管市舶贸易的官员，又称“结好使”、“监舶使”或“押蕃舶使”。市舶使由朝廷派遣，多以太监充任。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外国船舶和外商的有关事务，如检查出入广州港口的船舶、掌管蕃货和海舶、征收关税、收购政府专卖品和照管来华的外商等。
同样，随着海外贸易的发达，进入广州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他们不少人长期定居广州从事对华贸易。外商在唐代文献中也被称为“贾胡”、“胡客”、“蕃商”，更多的是被称为“蕃客”。唐代的外商主要指来自大食、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随着他们的人数逐渐具有一定规模，唐朝官府就规定外国人不得在城内居住。为了加强对侨民的管理，唐朝官府在城外专门划出一地段为外国侨民居住之地，称为“蕃坊”，或称为“番坊”。“蕃坊”是海外侨民在广州口岸特殊居住的区域，是为了照顾侨民的生活习惯、风俗信仰和商业便利而设的。唐朝官府还任命“蕃长”，又称“番长”或“都番长”，管理日常事务并负责招徕海外商人，其办事机构为“番坊司”。担任蕃长的人由蕃客推选，并得到唐朝政府同意，大多是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领袖和穆斯林之间争议的裁决者。蕃长根据侨居国的法令和本国的惯例行事。蕃客与中国人或蕃客本身之间的诉讼，以《唐律》的有关规定处理。在处理其内部事务时，唐朝官府一般不直接插手干预，由地方官通过蕃长进行管理。
当年广州的蕃坊在今光塔街一带。蕃坊的影响一直到后世，回族人民以“坊”为清真寺的代称，或为回族人口和居住区的计算单位。
5.宋代广州口岸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往来
两宋时期，中国从西北通往中亚、西亚的通道先后为辽、西夏和金等几个政权阻挡，严重阻碍了中西之间的交通贸易。宋代东南地区相对比较安定，尤其是南宋时期偏安杭州，更是大力开发南方。因此，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和满足统治者对异域奢侈品的追求，宋朝政府积极发展海上交通，大力打通与海外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道路。
当时，由于西北通道的阻隔，处于非洲和西亚的大食商人也只有经过海路才能与宋朝直接发生贸易联系。宋朝政府特别指定大食国使者和商人从广州出入。宋代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比唐代增多，广州的海外贸易也大大超过前朝，两宋时期成为中国南海贸易最繁荣的时期。
宋代把印度支那到南太平洋诸岛国，越马六甲海峡，所有印度洋沿岸国家，西到波斯、阿拉伯直到大秦等中东各国，统称为“南海诸国”或“海南诸国”。
根据文献记载，与宋朝通商贸易的国家有五十多个，与广州贸易的国家最多，主要有:麻嘉 (沙特阿拉伯麦加)、木兰皮(西班牙南部)、勿斯里 (埃及开罗)、弼琶罗(索马里柏培拉)、中里 (索马里中部)、层拔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弼斯罗(伊拉克巴士拉)、白达(伊拉克巴格达)、伊禄 (伊拉克)、大秦(罗马东部叙利亚一带)、鹏茄罗 (孟加拉)、天竺(印度)、注辇 (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德海岸)、故临 (印度西南奎隆)、冯牙罗 (印度西南部)、胡茶辣 (印度西部古吉拉特地区)、瓮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细兰 (斯里兰卡)、浦里噜 (马尼拉)、着婆 (又名蒲家龙，印尼爪哇中部)、登流眉(也称丹流眉，马来半岛洛坤附近)、摩逸 (菲律宾)、三佛齐(印尼苏门达腊东部)、巴林冯 (印尼巨港)、渤泥 (加里曼丹岛)、蓝无里 (印尼苏门达腊西北角亚齐)、吉兰约 (马来西亚境内)、蓬丰 (马来西亚彭享)、凌牙斯加 (印尼苏门达腊以东林加岛)、底切 (帝汶岛)、三屿 (菲律宾群岛)、交趾 (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宾瞳龙 (越南藩朗)、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暹(泰国北部)、罗斛(泰国南部)、真理富 (泰国境内尖竹汶)。
这些国家由远至近，从地中海西部的西班牙南部，经过地中海地区，非洲东部，穿过印度洋地区各国，再到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直到南中国海，我们可以勾画出宋代的海外贸易圈，已经成熟并具有相当的规模。
宋代的海外贸易要比唐代发达，需要更加完善的贸易管理机构和体制。这样，宋朝官府沿袭了唐代的市舶贸易体制和蕃坊制度，并有所创新，保护和推动中西海上贸易的发展
宋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称为“市舶司”，是从唐代的“市舶使”继承发展而来。两宋时期则先后共有市舶司或市舶务十处，包括广东广州，浙江杭州、宁波、温州、华亭、秀州，福建泉州，上海，江苏江阴和山东密州等地。广州的市舶司是各地市舶司中最早设立的，在宋太祖开宝四年 (971) 六月，收服南汉两个月之后就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市舶司作为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宋史》中明确地记载了其主要职责“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①大致来说，宋代市舶司的主要职责包括检查进口船舶货物和抽税、收买及运销舶来货物、发给出口和贩运货物凭证、招徕及迎送海外商人以及执行有关国家外贸禁令等方面的内容。
随着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大量外商在广州口岸定居贸易。宋朝官府同样在今广州光塔路一带划定一个地区为外商居住，也称为“蕃坊”，有时也称为“蕃巷”。在蕃商中挑选“蕃长”，由中国官府任命。“蕃长”的办事机构称为“蕃长司”蕃长的主要职责是处理蕃坊外商的有关事务、协助市舶司招引外商来华贸易等。蕃坊的设置主要是为了避免外商与华人杂处，发生矛盾纠纷，同时也是为了限制外商多买田产。蕃坊内设有“蕃市”，是专门为外商设置的贸易市场。此外，为了专门培养外商子弟和外国学生，宋朝官府还在广州创办有“蕃学”，有了专门为外国人设置的学校，可以教化外蕃，招徕远人，达到鼓励中外交通贸易的目的。

枢纽 通海夷道 坊 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