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岭南地区的三大汉族民系，即广府民系、福佬民系和客家民系，许多家族在追述他们的先祖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个本民系共同的传说:北宋末或南宋末的某年，一位祖先历经千辛万苦，从中原各地经过某重要地点，才抵达后人现在居住的地方。居住于潮汕一带的福佬人有“莆田”传说，居住于粤北、粤东一带的客家人有“宁化石壁”传说，而广府人则有“珠玑巷”传说。这些传说实际上反映了在宋元时期，随着大量中原汉族人南迁，汉族与南越后裔各少数民族加快融合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同时，在这个时期，岭南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三大民系的自我意识开始形成。对于广府人来说，广府民系和广府文化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成形的。
1.珠玑巷传说与广府民系的成形
相传南宋某年，南雄富商黄某藏匿了从皇宫中逃出的皇妃胡氏,隐居珠玑巷，官府发现后派兵剿杀，胡妃投井自尽，而珠玑巷居民罗贵等33 姓 97 人为免遭池鱼之殃，集体南逃，这就是关于珠玑巷、关于胡妃、关于罗贵南迁的传说。
“黄花满地缀珠玑，广府人称是故居”，现在有许多广府人自称是随罗贵南迁氏族的后裔，并认为珠玑巷是“祖宗故居”。不少到珠玑巷游玩的人同样热衷于在这条古巷中寻寻觅觅，当找到本家姓氏的宗祠或祖居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据说现在已考证出有150多个姓氏通过珠玑巷南迁到岭南各地。
珠玑巷只是一条几百米长的小小古巷，为何能够成为这么多广府人寻根问祖的源头所在呢?这需要从这条巷子所处的地理位置上寻找原因。珠玑巷位于广东省南雄市，在南雄市区以北不足 10 公里的地方，从珠玑巷往北再行不足 20 公里，就是梅岭古道上的江西和广东两省交界处的梅关。自张九龄开凿梅岭古道后，这条路就成为南岭地区的南北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以及人员迁徙的最为便捷繁忙的通道，而珠玑巷就是这条通道南端的第一个重要集镇。
可以想象，自唐代以来，从北方到岭南来的各色人等，过梅关后顺梅岭古道而下，无不经过南岭山麓这一处水甜田肥的所在。许多南迁的人自然地就会停下脚来，选择在这里居住。但是由于珠玑巷一带仍然属于山地，可供开垦的耕地有限，可以容纳的人口数量也有限，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又会有一批人离开这里，继续南迁，寻找更加适宜的栖身之地。特别是在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因为中原战乱的影响，又出现了两次汉族向岭南地区大规模迁徙的移民潮。珠玑巷地处要冲，在宋、元朝代更迭时，两军曾在此反复交战，居民集体南迁的事
情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关于珠玑巷的传说，撇开其怪诞夸大之处，揭示它所隐含的历史真相，其实就是有关宋代移民南迁历史的民间描述。
南迁的人口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但也有许多逐渐迁往粤西、粤北以及桂东南等地，在岭南地区形成一个范围很大的“广府地区”。如新会的《卢氏族谱》称:“约查各谱，其始迁本境之祖，皆唐以后人……由南雄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民族之六七焉。”就是说，宋
元时期，广府地区的人口往往成倍增长，新迁来的移民甚至远远超过世居本地的人口，成为居民的主体。
随着人口的增加，岭南汉族与南越各少数民族的融合也大大加快。此前的历史时期，岭南地区的人口主要呈缓慢增长的趋势，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主要还是处于渐进的、相互影响的状态。而随着汉族人口数量大增，民族融合主要表现为汉化程度加深。所以古人称:“建炎以后，中原士大夫避地留家者众……于是衣冠礼度，并同中州。”意思是说，建炎元年(1127，“建炎”是南宋高宗第一个年号)以后，岭南地区的文教风俗与中原地区已经没有差别了。
人类学家早已指出，广府人与南越人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而广府人不断强调其先祖来自珠玑巷，实际上隐含了自认汉族后裔的强烈意愿。也就是说，强调祖先的来源，实际上是在强调对自己身份的认定。广府人慎终追远，将祖谱追溯到宋代，说明从这一时期开始，广府人已产生了明确的自我意识。在南宋末年的抗元斗争中，岭南一带反抗尤为激烈，就是民族自我意识在发挥作用。元朝统治者推行了民族分化政策，将全国人口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其中蒙古人和色目人是特权等级，而前三等人又被称为“北人”，岭南地区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最低等级的“南人”，饱受歧视欺压。这种政策使广府人的自我身份意识更加强烈。
宋元时期的汉族南迁，有许多是像罗贵那样，举族迁移，并且南迁后也是聚族而居，从事农业生产，这就使北方汉族的家族制度、农耕文化得到完整的复制，北人所秉持的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并没有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与不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而发生变异。广府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在这一时期得到确立。特别是到了宋代，粤语已经基本成型，北方人到岭南来，已开始对听不懂的“鸟语”大感惊奇。也就是说，广府人相互交流有了共同的基础，而与非广府人的差别，则一目了然了。到宋元时期，广府人居住在一个较为统一的区域里，有了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化观念，也有了统一的身份认同，与非广府人出现了显著差异，可以说，广府民系已经基本形成。
2.宋元时期岭南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及广府文化特征的形成
岭南地区的文化在宋元时期发展迅速。在南迁的移民中，有不少学术或官宦世家，比如孔子后裔孔昌弼在唐朝末年迁居韶州，他的孙子又在北宋初年迁至广州。这些移民本身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并注重其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岭南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受命主政南越的“南下干部”中，也有不少人对岭南文教事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曾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的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曾任端州(今肇庆)知府、传说中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拯等，都曾不遗余力地大兴文教。
唐宋以来，有许多遭受贬谪的官员被发配到岭南。比如唐代时，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被贬为潮州刺史，又有与韩愈齐名、并称“韩柳”的柳宗元也曾被贬为柳州刺史，宋代还有大诗人黄庭坚、宰相赵鼎等。这些人大多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对岭南文化的发展往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最被岭南人念念不忘、留下诸多遗爱的，是北宋时被流放到惠州、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的大文豪苏东坡。
苏东坡(1037-1101 年)，名苏轼，号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东坡为官正直无私，造福于民，却屡遭政敌陷害，一再地被贬到各地做地方官。晚年的苏东坡连遭厄运，被流放到岭南。他在岭南不仅留下了许多或豪放达观或婉约深沉的优美诗文，使清新秀丽的惠州西湖得以扬名，而且处处兴学传道，教化世人。他在琼州(今海南省)时，捐钱修建了“载酒堂”，作为开馆讲学的场所，琼州人姜唐佐、潮州人吴子野等纷纷前来受教，并且都学有所成。就在东坡去世后的第二年，他的学生符确成为琼州历史上第一个进士。苏东坡在儋州教会百姓打井取水，又将北方农民栽秧时使用的秧马(当时一种先进的农具)引进岭南，劝导海南的黎族人从事农耕生产。他还以自己的医术为人治病，规劝当地人放弃以巫术治病的陋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苏东坡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岭南人民移风易俗，是推动岭南文化进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苏东城曾为净慧寺手书“六榕”二字，为广州留下一座因他而闻名的佛教古刹。
在宋代，流行以“书院”进行儒学教育，南宋时广东最多曾有 40多所书院，仅广州就有禺山书院、番山书院等 10 多所，培养了很多岭南本土人才。而在科举考试出现的状元、进士中，珠三角一带占了很大比例，反映了珠三角地区在岭南的文化中心地位的确定。
宋代时的岭南不再像唐代仅出现如张九龄等寥若晨星的少数杰出人物，而是有一批如余靖、崔与之、李昴英、冯元等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如崔与之是南宋名臣，曾担任工部侍郎、四川制置使等职务，在领导淮东、四川等地的抗金战争中屡屡获胜，又以儒学上的精深造
诣自成“菊坡学派”，形成岭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术流派。李昴英曾高中探花，官至吏部尚书，为官清正，还以词作见称，词风俊朗，人称“词家射雕手”。元末明初时，广州还出现了被称为“南园五子”的诗人群体，包括了孙蕡、王佐等人。
在岭南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同时，广府文化与地域环境及社会生产相适应的开放、务实和灵活变通等重要特征也开始形成，并随着历史发展植根于广府人的精神之中，成为广州商贸千百年来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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