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永宁
一、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纪元
自19世纪末德国人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 《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用富有浪漫色彩的“丝绸之路”称道古老的陆上中西贸易通道以后，人们也把中西方的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位居我国大陆南端、毗邻南海的中心城市广州，自古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伴随着中国与西方交通贸易线路由陆路而海路的变化，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更是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唐代，我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而且唐中叶后经济重心南移。不仅周边列国称臣来朝。远隔关山和重洋之国，也纷纷来访，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频繁，中外交通的重心已由陆路转向海路。7 世纪、8 世纪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兵燹不断，通阻无常，特别是强大的吐蕃控制陇右、河西后，商旅更受阻隔，中西方的交通仰赖于海路。而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提高，为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的南方大埠广州，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成为当时中外海上交通的门户。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船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亦蛮等往来居位，种类极多”。由于外国商人，特别是阿拉伯商人不少留居广州，唐王朝遂将广州城西南濠东岸蕃船码头区划为它们的居住地，即所谓的“蕃坊区”。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唐王朝首次在广州设立了国内唯一的外贸管理机构市舶使。至此，已有一条载诸史籍，从广州出发，蜿蜒至南海、西亚、东非的海上“丝绸之路”，即公元 8 世纪中叶的地理学家、唐德宗宰相贾耽所指出的“广州通海夷道”。贾耽述及的“广州通海夷道”，不仅把海路起点“定位”在广州，而且详述了所经港口、里程、方向、各段所需时间及沿途地理风情。因此，至唐代，中西方海上“丝绸之路”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充分反映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上地位的崛起和勃兴。
二、义净其人及其西行
在中外交通、特别是海洋交通的开辟上，僧人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西汉末，佛教就通过中亚古道传入中国，东汉桓、灵时代，渐渐传播开来，魏晋南北朝时，中外僧人往来如织，但中土僧人赴西天求法者，大都遵陆路。至唐代，各种宗教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更臻频繁。中国高僧“咸思圣迹”，赴印度求法者激增，会晤与前迥然有异的是，泛海求法者居多。自唐初至中叶，共有 56 个僧人到印度等国求法，其中即有 34 人是取道海路的。它们远涉惊波骇浪，备艰难险阻，不啻促进了文化交流，而且其前驱辟路，为中外海上交通特别是南海交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其中最卓越者莫过于义净。
义净 (635~713)，俗姓张，字文明，范阳 (今北京西南) 人 (亦说山东历城人)。垂髫之年，即洗剃为僧，从此即长伴晨钟暮鼓、黄卷青灯，研习佛法，以至能“内外闲习、今古博通”。他志趣高远，15 岁时，即萌生西行佛国、寻幽访圣、参佛取经之念，不过至 37 岁时，才实现宏愿。
唐高宗咸享二年 (671 年) 初秋，对佛国心仪已久的义净随冯孝铨到广州，“与波斯船主期会南行”，当时有数十位僧友也准备联袂同往，但登船时，都临危退缩了，只有义净“奋励孤行”。11 月船离广州，义净正式踏上了西天求法之旅。南海波涛汹涌，义净喟叹:“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河，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颠簸 20 日后，船抵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佛逝，全称为室利佛逝。他在这里停留半年，学习声明学，即佛学的语言文字。后得到佛逝国王资助，至佛逝之属国末罗瑜国 (在今马来半岛的南端)。稽延两月之后，续乘船北航 15 天，抵羯荼国 (现今马来西亚吉打州一带)。咸亨三年(672 年) 12 月，乘王船西进，十余日后，至裸人国 (即今孟尼拉湾的尼科巴岛)。岛上椰子、槟榔树，森然密布。再往西北航行半个月，到达东印度的东部港口耽摩立底，即《佛国记》 中的多摩梨帝国，时为咸亨四年 (673年) 2 月。这样义净自广州扬帆启程至印度，越 16 个月，除了在佛逝、末罗瑜停居 8 个月，实际在海上航行约 8个月。
在耽摩立底，义净邂逅著名高僧大乘灯，与其一道学习梵语。一年后，同道去中天竺。因途多高山大泽，盗匪出没，旅客大都结伴而行。义净途中染上疾病，“求进五里，终须百息”。一人落在后面，艰难跋涉。傍晚，果遇盗匪，连裹身之服，也被席卷而去，只得折树枝遮体，浑身涂泥。这样如野人般狼狈地行走几日后，才到达中天竺的摩揭陀国。在这里，义净“鹫峰鸡足咸遂周游，鹿苑祗林并皆瞻瞩，诸有圣迹毕得追寻”。回到那烂陀寺后，义净即蛰居 10年，即上元二年 (675 年) 至光宅元年 (684 年)，抄录和研译佛经。
因眷念故国，武后垂拱元年 (685 年)，义净离开那烂陀寺，南返耽摩立底，准备归国，不料途中又遭洗劫，仅存一命。至耽摩立底后，即循着去时线路，鼓舶东行，经羯茶而至佛逝。到佛逝国后，即一面翻译整理佛经，一面撰写旅途见闻文字。至武则天证圣元年(695 年)，才舶回广州，至此，他才结束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漂泊生涯，完成往返于广州至印度的海上航行。
三、义净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与贡献
义净遵海路求法，虽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但终能满载而归，终老故里，这在当时，是一项空前的盛举，是其先驱者和同代人无法企及的。泛舟重洋，波险浪恶，决无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义净曾深有感触地指出“胜途多难……致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常愍至末罗瑜国后，因船沉没而葬身鱼腹;智岸至马来半岛的郎加戌因染时疫而飘魂异域;义朗至狮子国后，不知所终;会宁从诃陵西向后，就查无音讯;大津至佛逝，即回棹归国；明远、道琳、智弘、无行、大乘灯，虽侥幸抵达“西天乐土”，但终不能回归故园，客死他乡。中国四大佛教译经家都曾到过印度: 东晋法显，陆去海回，回程中，在南海骤遇暴风，不能径从广州登陆，在茫茫大海中飘摇数月后，才在山东崂山县的海岸登陆，唐代玄奘陆去陆回;慧超海去陆回;惟有义净是海去海回，且两度纵穿南海。
唐初义净从广州西行印度，比唐后期贾耽提出“广州通海夷道”早了近一个世纪。贾耽生于 730 年，死于 780年，字敦时，沧州南皮人 (现今河北省)，曾任节度使、鸿胪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垂三十年。因而他指出包括广州通海夷道”在内的“四夷之路”，至早在 8 世纪中叶。他所总结的 7 条中外交通线路，来源于调查访问。他利用朝中常职和外任节度使之便，搜罗资料、信息，“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阛阓之行贾，戒貃之之遗志，莫不听其言而摄其要”，“从边川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记”。而早于他一个世纪的义净，却是身体力行。他关于自己航海西行的记述，虽航线不及“广州通海夷道”长，但比后者更为翔实、丰富。
义净从印度东归途中撰写了 《南海寄归内法传》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书，记录了所经线路及其时间，所经诸国及其地理、风情，后书还分述了 30 多位西行高僧至南洋或印度的航海情形，其中尤以他本人及道淋、无行等人的行程最为详细。这对指引远涉重洋的后继者，为研究古代南海、印度洋的海洋交通和印度、东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在书中，下举之类的记录比比皆是:
“驩州正南步行可半月余，若乘船才五六潮，即到此景。南至占波，即是临邑……西南一月到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
“然南海诸洲有十余国……从西数之，有婆罗师洲，未罗游洲，即今尸利佛逝国是，莫诃信洲，诃陵洲，呾呾洲，盆盆洲，婆罗洲，掘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录”。
义净还将所历国家的一些见闻荟萃书中，如在前文已提到的裸人国，只盛产椰子、槟榔，不产稻谷，缺少铁、金、银，土人纷纷用自产的椰子、槟榔，向途经此地的商旅交换金、银、铁和粮食。意大利人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和阿拉伯人写的《苏烈漫游记》也有近似的记载，但是它们在 13 世纪以后才问世。依此亦可蠡测义净著述的史料价值了。正基于此，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和法国汉学家沙边畹在 19世纪末即把《南海寄归内法传》译为日文和法文。
此外，义净杖锡南溟，舍身求法的精神和“上将可陵师，匹士志难移，如论惜命短，何得满长祗”的西行壮志，也激励着后人。如还在义净第二次由广州至佛逝时，就有贞固、道宏、怀业、法朗四位岭南僧人踊跃随行。
一、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纪元
自19世纪末德国人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 《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用富有浪漫色彩的“丝绸之路”称道古老的陆上中西贸易通道以后，人们也把中西方的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位居我国大陆南端、毗邻南海的中心城市广州，自古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伴随着中国与西方交通贸易线路由陆路而海路的变化，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更是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唐代，我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而且唐中叶后经济重心南移。不仅周边列国称臣来朝。远隔关山和重洋之国，也纷纷来访，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频繁，中外交通的重心已由陆路转向海路。7 世纪、8 世纪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兵燹不断，通阻无常，特别是强大的吐蕃控制陇右、河西后，商旅更受阻隔，中西方的交通仰赖于海路。而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提高，为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的南方大埠广州，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成为当时中外海上交通的门户。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船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亦蛮等往来居位，种类极多”。由于外国商人，特别是阿拉伯商人不少留居广州，唐王朝遂将广州城西南濠东岸蕃船码头区划为它们的居住地，即所谓的“蕃坊区”。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唐王朝首次在广州设立了国内唯一的外贸管理机构市舶使。至此，已有一条载诸史籍，从广州出发，蜿蜒至南海、西亚、东非的海上“丝绸之路”，即公元 8 世纪中叶的地理学家、唐德宗宰相贾耽所指出的“广州通海夷道”。贾耽述及的“广州通海夷道”，不仅把海路起点“定位”在广州，而且详述了所经港口、里程、方向、各段所需时间及沿途地理风情。因此，至唐代，中西方海上“丝绸之路”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充分反映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上地位的崛起和勃兴。
二、义净其人及其西行
在中外交通、特别是海洋交通的开辟上，僧人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西汉末，佛教就通过中亚古道传入中国，东汉桓、灵时代，渐渐传播开来，魏晋南北朝时，中外僧人往来如织，但中土僧人赴西天求法者，大都遵陆路。至唐代，各种宗教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更臻频繁。中国高僧“咸思圣迹”，赴印度求法者激增，会晤与前迥然有异的是，泛海求法者居多。自唐初至中叶，共有 56 个僧人到印度等国求法，其中即有 34 人是取道海路的。它们远涉惊波骇浪，备艰难险阻，不啻促进了文化交流，而且其前驱辟路，为中外海上交通特别是南海交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其中最卓越者莫过于义净。
义净 (635~713)，俗姓张，字文明，范阳 (今北京西南) 人 (亦说山东历城人)。垂髫之年，即洗剃为僧，从此即长伴晨钟暮鼓、黄卷青灯，研习佛法，以至能“内外闲习、今古博通”。他志趣高远，15 岁时，即萌生西行佛国、寻幽访圣、参佛取经之念，不过至 37 岁时，才实现宏愿。
唐高宗咸享二年 (671 年) 初秋，对佛国心仪已久的义净随冯孝铨到广州，“与波斯船主期会南行”，当时有数十位僧友也准备联袂同往，但登船时，都临危退缩了，只有义净“奋励孤行”。11 月船离广州，义净正式踏上了西天求法之旅。南海波涛汹涌，义净喟叹:“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河，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颠簸 20 日后，船抵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佛逝，全称为室利佛逝。他在这里停留半年，学习声明学，即佛学的语言文字。后得到佛逝国王资助，至佛逝之属国末罗瑜国 (在今马来半岛的南端)。稽延两月之后，续乘船北航 15 天，抵羯荼国 (现今马来西亚吉打州一带)。咸亨三年(672 年) 12 月，乘王船西进，十余日后，至裸人国 (即今孟尼拉湾的尼科巴岛)。岛上椰子、槟榔树，森然密布。再往西北航行半个月，到达东印度的东部港口耽摩立底，即《佛国记》 中的多摩梨帝国，时为咸亨四年 (673年) 2 月。这样义净自广州扬帆启程至印度，越 16 个月，除了在佛逝、末罗瑜停居 8 个月，实际在海上航行约 8个月。
在耽摩立底，义净邂逅著名高僧大乘灯，与其一道学习梵语。一年后，同道去中天竺。因途多高山大泽，盗匪出没，旅客大都结伴而行。义净途中染上疾病，“求进五里，终须百息”。一人落在后面，艰难跋涉。傍晚，果遇盗匪，连裹身之服，也被席卷而去，只得折树枝遮体，浑身涂泥。这样如野人般狼狈地行走几日后，才到达中天竺的摩揭陀国。在这里，义净“鹫峰鸡足咸遂周游，鹿苑祗林并皆瞻瞩，诸有圣迹毕得追寻”。回到那烂陀寺后，义净即蛰居 10年，即上元二年 (675 年) 至光宅元年 (684 年)，抄录和研译佛经。
因眷念故国，武后垂拱元年 (685 年)，义净离开那烂陀寺，南返耽摩立底，准备归国，不料途中又遭洗劫，仅存一命。至耽摩立底后，即循着去时线路，鼓舶东行，经羯茶而至佛逝。到佛逝国后，即一面翻译整理佛经，一面撰写旅途见闻文字。至武则天证圣元年(695 年)，才舶回广州，至此，他才结束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漂泊生涯，完成往返于广州至印度的海上航行。
三、义净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与贡献
义净遵海路求法，虽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但终能满载而归，终老故里，这在当时，是一项空前的盛举，是其先驱者和同代人无法企及的。泛舟重洋，波险浪恶，决无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义净曾深有感触地指出“胜途多难……致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常愍至末罗瑜国后，因船沉没而葬身鱼腹;智岸至马来半岛的郎加戌因染时疫而飘魂异域;义朗至狮子国后，不知所终;会宁从诃陵西向后，就查无音讯;大津至佛逝，即回棹归国；明远、道琳、智弘、无行、大乘灯，虽侥幸抵达“西天乐土”，但终不能回归故园，客死他乡。中国四大佛教译经家都曾到过印度: 东晋法显，陆去海回，回程中，在南海骤遇暴风，不能径从广州登陆，在茫茫大海中飘摇数月后，才在山东崂山县的海岸登陆，唐代玄奘陆去陆回;慧超海去陆回;惟有义净是海去海回，且两度纵穿南海。
唐初义净从广州西行印度，比唐后期贾耽提出“广州通海夷道”早了近一个世纪。贾耽生于 730 年，死于 780年，字敦时，沧州南皮人 (现今河北省)，曾任节度使、鸿胪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垂三十年。因而他指出包括广州通海夷道”在内的“四夷之路”，至早在 8 世纪中叶。他所总结的 7 条中外交通线路，来源于调查访问。他利用朝中常职和外任节度使之便，搜罗资料、信息，“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阛阓之行贾，戒貃之之遗志，莫不听其言而摄其要”，“从边川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记”。而早于他一个世纪的义净，却是身体力行。他关于自己航海西行的记述，虽航线不及“广州通海夷道”长，但比后者更为翔实、丰富。
义净从印度东归途中撰写了 《南海寄归内法传》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书，记录了所经线路及其时间，所经诸国及其地理、风情，后书还分述了 30 多位西行高僧至南洋或印度的航海情形，其中尤以他本人及道淋、无行等人的行程最为详细。这对指引远涉重洋的后继者，为研究古代南海、印度洋的海洋交通和印度、东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在书中，下举之类的记录比比皆是:
“驩州正南步行可半月余，若乘船才五六潮，即到此景。南至占波，即是临邑……西南一月到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
“然南海诸洲有十余国……从西数之，有婆罗师洲，未罗游洲，即今尸利佛逝国是，莫诃信洲，诃陵洲，呾呾洲，盆盆洲，婆罗洲，掘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录”。
义净还将所历国家的一些见闻荟萃书中，如在前文已提到的裸人国，只盛产椰子、槟榔，不产稻谷，缺少铁、金、银，土人纷纷用自产的椰子、槟榔，向途经此地的商旅交换金、银、铁和粮食。意大利人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和阿拉伯人写的《苏烈漫游记》也有近似的记载，但是它们在 13 世纪以后才问世。依此亦可蠡测义净著述的史料价值了。正基于此，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和法国汉学家沙边畹在 19世纪末即把《南海寄归内法传》译为日文和法文。
此外，义净杖锡南溟，舍身求法的精神和“上将可陵师，匹士志难移，如论惜命短，何得满长祗”的西行壮志，也激励着后人。如还在义净第二次由广州至佛逝时，就有贞固、道宏、怀业、法朗四位岭南僧人踊跃随行。
文献资料来源：2009年3月 《广州九章》
作者：黄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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