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著名的镇海楼同处小蟠龙岗的，还有处在浓荫当中的光复纪念亭。
光复亭是为纪念伟大的辛亥革命胜利而建的，也是为纪念支持革命的侨港同胞而立。现在也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的光复亭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绿琉璃瓦四角攒尖顶。亭高7米多，呈正方形，长、阔各3.5米，台基下四边各有阶梯。亭上石匾额题书，皆为阴刻沐以大红色漆，十分醒目。正面匾额外刻隶书“光复纪念”，内刻楷书“革命之源”；转到左面，匾额外刻魏碑体“脱离专制”，右面匾额外则是正楷“实现共和”；左右内侧分别是《粤秀山纪念石坊跋语》。转到背面，匾额朝外是仿民族英雄岳飞的隶书“还我河山”，两侧立柱有铭文；匾额内侧是《建造光复纪念亭梗概》。
在“光复纪念”一面，亭柱嵌有自亭顶至地的花岗石正楷对联：“何时世界大同，宪法先从民主立；此日河山光复，义旗曾向港侨来。”
这些题字、跋语、对联等，均分属当时名重一时的辛亥革命元老或支持革命的著名侨商们的手书，风格各异，耐人寻味。例如，“光复纪念”手书者是胡汉民。胡汉民是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家，他是广州人，从小能文能诗，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为革命奔走，辛亥革命后，仍然是孙中山主要得力助手，也是中国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南京临时政府、广东非常大总统府及国民党政府中一直担任要职，主编成《总理全集》。
“革命之源”为陈少白所书。陈氏广东江门人，自兴中会、同盟会至国民政府一直也是孙中山得力助手，他与孙中山等4人同誓反清，被清政府并称为“四大寇”，他创办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第一张报纸《中国日报》，自任社长总编，报社也成为策动革命的基地。陈少白在兴办实业以及交通、教育、治安等公益事业中也非常有成效。
“实现共和”的书者古应芬，字勷勤，是广州人，也是孙中山重要助手之一，早年加入同盟会，参与过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辛亥广东光复之役、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东征、北伐，是国民党早期一位有能力的组织者、活动家，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以其字命名的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即今华南师范大学和广东商学院前身。
“脱离专制”的书者不少人可能还比较陌生，他叫杨西岩。杨氏是广东新会人，随父至香港，继承有房地产、建筑等业，也是富商。早年跟随伍廷芳出使，任使馆参赞；后任清政府檀香山领事馆正领事。在美国当局排华、制造火烧唐人街惨案时，他提出交涉、保护华侨、争取赔偿，还用自己薪俸赈恤灾侨，得到华侨拥戴。后因感当局政治腐败，辞职回港。后来结识了陈少白等，加入同盟会，多次参与爱国运动，特别是积极筹措支持革命起义经费(包括《中国日报》出版经费等)，与同为港商的李煜堂作出很大努力。
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孙中山组织讨袁护国，杨西岩甚至变卖港穗的祖传房地产及码头、乃至借款捐献给孙中山，由于借款本息巨大，他必须变卖家产偿还，几乎因此倾家荡产。但他仍然坚决扶持孙中山民主革命。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杨西岩仍然捐、筹巨款交胡汉民送往军政府支持护法。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杨西岩等踊跃在香港同胞中募捐，几天内就筹得60万元。孙中山对杨西岩一贯支持革命甚至倾家纾难，十分感动，明令嘉奖，称他为“吾党之哲士”。杨西岩还关注社会、关心民众，不仅资助成立香港总工会、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等工商组织，还支持工人罢工，争取合法权益。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他负担了罢工其间170余艘船里工人的伙食。大罢工胜利了，他却被港英政府视为眼中钉。回广州后，他又察觉军阀陈炯明叛变企图，发出警告；叛军败退后，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后任内政部次长。不过，后来他还是辞归广州，但仍然热心家乡建设。1929年病逝于广州。
这里也要提到亭内刻的《粤秀山纪念石坊跋语》，其作者为李煜堂。上面提到，李氏也革命筹资出过大力。李煜堂原籍广东台山，先后创立多间保险公司，分店遍布中国口岸及南洋诸岛，还拥有香港广东银行、上海新新百货公司、汉口纺织公司等众多实业，也是香港富商。他加入同盟会，积极支持革命，多次联络港商，筹措饷粮，支持讨袁、护法、北伐等运动。
有人会注意到，这篇“跋语”是“纪念石坊”的，并没提到“亭”。没错，原来光复亭开始时，是建石牌坊的，这得再从头说起。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各界人民闻风响应，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随后，各地民军纷纷起义，全省光复，成立了以胡汉民为都督的广东军政府。当时，广州“义军云集，清吏宵遁，库藏如洗，饷粮告匮。”参加军政府组织工作的港商李煜堂、杨西岩、邓仲泽等30余人，为筹募军政府经费，组成港侨筹饷局，邓仲泽、杨西岩为筹饷局正副局长，筹得款项300余万元。这只是杨、李、邓等多年积极支持革命行动其中一次。
1921年，杨西岩建议孙中山以开国临时大总统资格，组织正式政府，孙中山采纳了他的意见，就任非常大总统。香港同胞闻讯开大会热烈庆祝，杨西岩等带头募捐，几天内即筹款60万元，但遭港英当局忌恨拒汇，杨、李等一批人只得亲自押运捐银回广州，交给大总统。孙中山对其支持革命行动十分感动，称杨为“吾党之哲士”，对香港侨商热心捐输明令嘉奖，并设宴招待。指令划出广州市河南洲头咀海滩一带官地为杨西岩等人置业，又饬令广州市长林云陔，在广州市观音山侧朝天岗建一座石牌坊，题名“光复纪念坊”，以纪念杨西岩等侨港同胞对革命的贡献。
当时，孙中山批示，在国库拨支2万元建造石牌坊。不过，牌坊直到孙中山逝世后还未建成。直到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开始兴建，1929年落成。据历史资料，这牌坊同越秀山上的“古之楚庭”“佛山”牌坊一样，也是全部花岗岩凿成，但形制不同。为什么从孙中山批示到建成花了足足8年呢?有人推测，这是因为军阀连年割据混战，推迟这件事的实现；而1929至1936年，是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地处岭南的广州相对稳定，生产、贸易发展较快，百业繁盛，财力日隆，各类工厂、港口、公路、大中小学等相继建成，著名的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海珠桥等都是那时的城市建设成绩， 一时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纪念牌坊的建立，也有一种纪念意义在内吧。
然而，石牌坊却没有躲过一场浩劫。在抗日战争中，牌坊遭到侵华日军玷污，之后整个被毁。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后，国土再次重光。1948年4月，“光复纪念”坊以纪念亭的形式重建，原牌坊的题字匾额、对联、题跋等一一嵌入亭中。原坊抱鼓石也在砌于三级石级旁。跋语中那段话至今仍发人深省：“侨港志士杨西岩、李煜堂、林护、谭肇康等29人在辛亥革命、光复广东，迭次献捐筹款，支持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勒碑纪念，以资表扬，用垂久远。”
(作者：邝穗雄）
光复亭是为纪念伟大的辛亥革命胜利而建的，也是为纪念支持革命的侨港同胞而立。现在也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的光复亭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绿琉璃瓦四角攒尖顶。亭高7米多，呈正方形，长、阔各3.5米，台基下四边各有阶梯。亭上石匾额题书，皆为阴刻沐以大红色漆，十分醒目。正面匾额外刻隶书“光复纪念”，内刻楷书“革命之源”；转到左面，匾额外刻魏碑体“脱离专制”，右面匾额外则是正楷“实现共和”；左右内侧分别是《粤秀山纪念石坊跋语》。转到背面，匾额朝外是仿民族英雄岳飞的隶书“还我河山”，两侧立柱有铭文；匾额内侧是《建造光复纪念亭梗概》。
在“光复纪念”一面，亭柱嵌有自亭顶至地的花岗石正楷对联：“何时世界大同，宪法先从民主立；此日河山光复，义旗曾向港侨来。”
这些题字、跋语、对联等，均分属当时名重一时的辛亥革命元老或支持革命的著名侨商们的手书，风格各异，耐人寻味。例如，“光复纪念”手书者是胡汉民。胡汉民是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家，他是广州人，从小能文能诗，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为革命奔走，辛亥革命后，仍然是孙中山主要得力助手，也是中国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南京临时政府、广东非常大总统府及国民党政府中一直担任要职，主编成《总理全集》。
“革命之源”为陈少白所书。陈氏广东江门人，自兴中会、同盟会至国民政府一直也是孙中山得力助手，他与孙中山等4人同誓反清，被清政府并称为“四大寇”，他创办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第一张报纸《中国日报》，自任社长总编，报社也成为策动革命的基地。陈少白在兴办实业以及交通、教育、治安等公益事业中也非常有成效。
“实现共和”的书者古应芬，字勷勤，是广州人，也是孙中山重要助手之一，早年加入同盟会，参与过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辛亥广东光复之役、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东征、北伐，是国民党早期一位有能力的组织者、活动家，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以其字命名的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即今华南师范大学和广东商学院前身。
“脱离专制”的书者不少人可能还比较陌生，他叫杨西岩。杨氏是广东新会人，随父至香港，继承有房地产、建筑等业，也是富商。早年跟随伍廷芳出使，任使馆参赞；后任清政府檀香山领事馆正领事。在美国当局排华、制造火烧唐人街惨案时，他提出交涉、保护华侨、争取赔偿，还用自己薪俸赈恤灾侨，得到华侨拥戴。后因感当局政治腐败，辞职回港。后来结识了陈少白等，加入同盟会，多次参与爱国运动，特别是积极筹措支持革命起义经费(包括《中国日报》出版经费等)，与同为港商的李煜堂作出很大努力。
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孙中山组织讨袁护国，杨西岩甚至变卖港穗的祖传房地产及码头、乃至借款捐献给孙中山，由于借款本息巨大，他必须变卖家产偿还，几乎因此倾家荡产。但他仍然坚决扶持孙中山民主革命。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杨西岩仍然捐、筹巨款交胡汉民送往军政府支持护法。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杨西岩等踊跃在香港同胞中募捐，几天内就筹得60万元。孙中山对杨西岩一贯支持革命甚至倾家纾难，十分感动，明令嘉奖，称他为“吾党之哲士”。杨西岩还关注社会、关心民众，不仅资助成立香港总工会、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等工商组织，还支持工人罢工，争取合法权益。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他负担了罢工其间170余艘船里工人的伙食。大罢工胜利了，他却被港英政府视为眼中钉。回广州后，他又察觉军阀陈炯明叛变企图，发出警告；叛军败退后，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后任内政部次长。不过，后来他还是辞归广州，但仍然热心家乡建设。1929年病逝于广州。
这里也要提到亭内刻的《粤秀山纪念石坊跋语》，其作者为李煜堂。上面提到，李氏也革命筹资出过大力。李煜堂原籍广东台山，先后创立多间保险公司，分店遍布中国口岸及南洋诸岛，还拥有香港广东银行、上海新新百货公司、汉口纺织公司等众多实业，也是香港富商。他加入同盟会，积极支持革命，多次联络港商，筹措饷粮，支持讨袁、护法、北伐等运动。
有人会注意到，这篇“跋语”是“纪念石坊”的，并没提到“亭”。没错，原来光复亭开始时，是建石牌坊的，这得再从头说起。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各界人民闻风响应，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随后，各地民军纷纷起义，全省光复，成立了以胡汉民为都督的广东军政府。当时，广州“义军云集，清吏宵遁，库藏如洗，饷粮告匮。”参加军政府组织工作的港商李煜堂、杨西岩、邓仲泽等30余人，为筹募军政府经费，组成港侨筹饷局，邓仲泽、杨西岩为筹饷局正副局长，筹得款项300余万元。这只是杨、李、邓等多年积极支持革命行动其中一次。
1921年，杨西岩建议孙中山以开国临时大总统资格，组织正式政府，孙中山采纳了他的意见，就任非常大总统。香港同胞闻讯开大会热烈庆祝，杨西岩等带头募捐，几天内即筹款60万元，但遭港英当局忌恨拒汇，杨、李等一批人只得亲自押运捐银回广州，交给大总统。孙中山对其支持革命行动十分感动，称杨为“吾党之哲士”，对香港侨商热心捐输明令嘉奖，并设宴招待。指令划出广州市河南洲头咀海滩一带官地为杨西岩等人置业，又饬令广州市长林云陔，在广州市观音山侧朝天岗建一座石牌坊，题名“光复纪念坊”，以纪念杨西岩等侨港同胞对革命的贡献。
当时，孙中山批示，在国库拨支2万元建造石牌坊。不过，牌坊直到孙中山逝世后还未建成。直到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开始兴建，1929年落成。据历史资料，这牌坊同越秀山上的“古之楚庭”“佛山”牌坊一样，也是全部花岗岩凿成，但形制不同。为什么从孙中山批示到建成花了足足8年呢?有人推测，这是因为军阀连年割据混战，推迟这件事的实现；而1929至1936年，是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地处岭南的广州相对稳定，生产、贸易发展较快，百业繁盛，财力日隆，各类工厂、港口、公路、大中小学等相继建成，著名的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海珠桥等都是那时的城市建设成绩， 一时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纪念牌坊的建立，也有一种纪念意义在内吧。
然而，石牌坊却没有躲过一场浩劫。在抗日战争中，牌坊遭到侵华日军玷污，之后整个被毁。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后，国土再次重光。1948年4月，“光复纪念”坊以纪念亭的形式重建，原牌坊的题字匾额、对联、题跋等一一嵌入亭中。原坊抱鼓石也在砌于三级石级旁。跋语中那段话至今仍发人深省：“侨港志士杨西岩、李煜堂、林护、谭肇康等29人在辛亥革命、光复广东，迭次献捐筹款，支持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勒碑纪念，以资表扬，用垂久远。”
(作者：邝穗雄）
文献资料来源： 《洪桥文蕴》
作者：邝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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