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生长在这里，并在这里进行过长期的革命活动，传播了民主革命的种子，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的反清武装起义（1895年广州之役，1900年惠州之役，1907年黄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1908年钦廉上思之役，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等），唤起了群众的觉醒，推动了革命斗争的发展，为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起义烽火遍南粤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爆发了，革命形势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 [1]，各省纷纷独立响应，迅速在全国掀起革命的高潮。广东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热烈地投入响应武昌起义的斗争中去。
同盟会南方支部（1909年成立，设于香港，胡汉民为支部长）决定在广州和东江、北江、西江及韩江等地区组织5路武装起义。广州地区由胡汉民、朱执信负责；东江地区由陈炯明、邓仲元负责；北江地区由何克夫、徐维扬负责；西江地区由苏慎初负责；韩江地区由姚雨平、张醁村等负责。但事变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这一计划部署。
10月25日，黄兴派同盟会员李沛基等炸毙由北京来粤上任的清廷广州将军凤山，全城清吏震栗，宣布戒严。10月30日，王兴中、叶玉山、张旋乾等起义于新安（今宝安县），清游击吴敬荣及新安知县投降，新安县遂告光复。11月5日香山县（今中山市）前山新军营长、同盟会员任鹤年率领新军起义，香山亦告光复。并分兵向广州推进。
陈炯明和邓仲元于11月1日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他们组织了一支民军叫“循军”（惠州为古循州），陈任总司令，邓任参谋长。这时群众激于推翻清廷的革命热情，旬日之内，参加民军即达数千人，除部分枪支武器外，其余使用戈矛、铁棍、扁担、锄头等不计其数。另外，同盟会员王和顺也在东江组织民军“惠军”起义，拥众数千人。起义民军直扑惠州城，同清军展开激战。初时，驻守惠州的清军陆路提督秦炳直仍想顽抗，后慑于民军声势浩大，且驻守惠州城外飞鹅岭的清军巡防营洪兆麟部又反正，只得于11月9日献城投降。秦属下的湘军全部由陈炯明改编。仅半月之间，惠州所属各县即先后光复。
与此同时，广州附近及各地民军纷纷起义。如张禄等起义于广州近郊石井；谭瀛、胡汉贤、何吕侠等起义于广九路；黄明堂、杨万夫、谭义等起义于江门、新会；陆领、陆常、周康、冯扶汉、张炳、邓刚、麦锡、梁璧联、麦梁等起义于顺德；陆兰清、陆兰福、黎炳球、黎义等起义于南海、三水；李福林、李湛、李雍等起义于番禺；林君复、郑彼岸、莫纪彭、何振等起义于香山；廖竹彬、关仁甫、石锦泉、钟伟生等起义于惠州、海丰、河源、东莞；郑昭杰等起义于石龙、增城；张醁村、孙丹崖、谢鲁倩、陈励吾、梁金鳌等起义于潮汕；徐维扬、龙裔桢、冯国威等起义于北江；萧文赏、张蔚然等起义于大浦；温翀远、李思唐等起义于梅州；顾启汉、熊长卿等起义于肇庆；苏慎初起义于高州；彭瑞海、陈冠民、彭中英等起义于化州；唐浦珠等起义于钦州、防城，等等。[2]总之，当时民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全省各地，成为燎原之势。民军的兴起是辛亥革命中群众力量的表现，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盟会在广州城内秘密设立指挥机关，以指挥和联络民军包围广州。于是，广州附近各县及东江、北江军民，在起义后即直逼广州，对广州形成包围之势。
一贯以血腥镇压革命著称的两广总督张鸣岐，在汹涌澎湃的革命高潮面前，初时仍想负隅顽抗，继则企图利用某些封建士绅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搞广东“和平独立”，由他任都督，龙济光任副都督，把持广东政权不放。后“张鸣岐闻革命军（即民军）声势浩大，微服遁走，同城司道府县以次文武各官员，均先后遁走” [3]。龙济光也“力辞不就”，不敢窃剧副都督职。接着，同盟会南方支部长胡汉民于11月9日被各界人士推举为广东都督，由港抵穗就职，广东遂告光复。
过去人们喜欢用“兵不血刃”、“和平独立”来描绘广州的光复。事实上，如果没有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没有各地民军的广泛起义，并对两广的政治中心广州形成包围之势，广东地区的清廷统治集团就不会分崩离析。其中最突出的是一贯以残酷镇压革命而臭名昭著的刽子手水师提督李准，鉴于大势已去，向革命党输诚反正；统制龙济光则表示“无可反对民军之理由”，采取中立态度。在此情况下，张鸣岐及畏惧弃职潜逃，藏匿于沙面英国领事馆，然后逃往香港。所以，广州的光复，表面看来是“兵不血刃”，实质上是革命武装起义的直接结果。当然，省城广州的光复，又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地民军的起义和驻军的反正，加速了各地光复的进程。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多数地方的光复是顺利的，但也有不少地方出现了革命党人遭到镇压的事件（如革命党人郭典三在揭阳率起义军迫清军巡防营缴械时，被清军反扑而牺牲；阳江革命党人谭宝桓、庞爱群、莫会侯率起义军进攻清朝游府衙署，被清军巡防营统领符开明率部反包围，起义军寡不敌众，谭、庞、莫3人及起义军100多人壮烈牺牲，符开明还残酷地将谭、庞、莫3人首级斩下泄恨，等等），更说明了革命成果的取得是以流血牺牲作为代价的。
从各地民军的广泛起义，到包围广州，再到广东光复，大批民军进驻广州（约五六十股，共10多万人），反映了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
人民群众以极其高涨的热情迎接了广东的光复。广州“城厢内外各商店，均高揭三色国旗，有书‘新汉万岁’者，有书‘民国军万岁’者。爆竹如雷，欢声雷动，剪发者尤众。••••••五羊城中，焕然一新世界矣！” [4]其他地区，均普遍呈现出欢庆高潮。
11月17日，广东成立了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军政府，除由胡汉民任都督外，还由各团体代表会议推举陈炯明为副都督，黄士龙为参都督。军政府设8部1处：蒋尊簋、魏邦平长军政部，李煜堂、廖仲恺长财政部，伍廷芳、陈少白长外交部，黎国廉，伍籍磐长民政部，王宠惠、汪祖泽长司法部，王宠裕、利寅长实业部，梁如浩长交通部，丘逢甲长教育部；朱执信等17人组成枢密处。
军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内容包括了“废除苛捐杂税”、“严禁烟赌”、“兴办教育”，等等。
军政府成立后，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和安定社会秩序两大问题。为此，军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由于张鸣岐等清吏潜逃时，将省库囊括一空，他还预言：“革命党即得广东，不能守三日也。”故光复之初，广东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形势非常严峻。政府初建，百废待举，在在需款，且大批民军云集广州，给养浩大，还要供应北伐军军饷，等等。因此，军政府不得不把解决财政问题列为“第一要政”。当时任都督府总参议兼财政部副部长的廖仲恺，协同李煜堂成立筹饷局，筹得港币8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继又召集省城各行业商会首脑会商，力促各商界早日恢复营业；确定货币流通方法；整顿各项厘捐税收；并将原清政府粤省官局库存纸币1200万元，另盖财政部印发行，取得商会的承认通用；还发动募捐（军政府成立仅二月，华侨及各界人士即捐款达74万多元）。这些措施，解决了军政府财政困难，是局势得以稳定下来。至廖仲恺解职时，省库收支还略有节余。
光复初期，革命热情和动荡局面交织一起，鱼龙混杂，斗争尖锐复杂。反革命组织阴谋推翻新政权，黑暗势力乘机进行破坏。一时，广州社会秩序混乱，盗匪横生，劫杀案频发。面对这种局面，胡汉民上任之初，即任命陈景华为民政部长兼省会警察厅长。陈景华是有魄力的华侨革命党人，他接任之后，首先建立了一支有素质、有效率的警察队伍，采取严厉手段，打击和镇压了穷凶极恶的“百二友”、“救世军”等抢劫集团和反革命组织，从而使广州社会治安在短期内迅速好转，安定了社会秩序。他还采取革旧布新、兴利除弊的措施，如拆除广州市内街闸，便利交通，美化市容；把街头夜间照明油灯统一改装为电灯，使夜间大放光明；严禁娼妓；创办女子教养院和孤儿教养院，收养了数百名不堪受虐待的婢女、侍妾、童养媳、尼姑、幼妓和无父母抚养的孤儿及受拐卖的儿童等，分班受教习艺；建立户籍制度，开始普查人口，等等。他上任一年多的时间，就“把这个非常时期的省会，办理得井井有条”，呈现出“地方平静，百废兴举”的气象。
12月16日，建立了临时省议会，成为“代议政治”的主要象征。在120名议员中，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其中同盟会代表20名，军团协会代表21名，华侨代表12名，师生代表9名，“自治团”代表1名，各地区代表57名。并规定在120名议员中，女议员应占10名。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且在当时全国也是唯一的。临时省议会提出了不少福国利民的建议，对政府工作也起了监督、促进作用，反映了一定的民主精神。
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军政府，并寄以深厚的期望。海外华侨也从人力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社会风尚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如人们自动地剪除发辫，废止跪拜，鄙弃缠足。纳妾等陋习，反对迷信，热衷于兴办实业，等等，显示了革命带来的变革和新气象。
广东北伐军的丰功伟绩
广东光复后，军政府即组织广东北伐军出师北伐，战功显赫，为全国辛亥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篇章。
当时全国革命高潮已形成，东南及西南各省次第光复，但清朝政府仍在作垂死挣扎，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由袁令其亲信冯国璋率北洋新军南下，攻陷为革命军所占领的汉口、汉阳，情况危急；而苏浙联军又屡攻南京未下，故武汉和上海方面迭电广东出兵支援。广东军政府乃决定组织广东北伐军北上，以老同盟会员姚雨平为总司令，开赴京沪一带，支援长江下游各省的革命斗争。
广东北伐军是一支兵精、械利、战斗力强的劲旅，在当时各省北伐军中首屈一指。这支军队共约8000人，以光复时起义的新军、防营为骨干，加上民军、华侨及学生等组成。编制分两旅辖4个团及机枪、辎重、工程、卫队各1营；还有学生地雷队、华侨炸弹队（后改为营）、宪兵队、卫生队等各1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女同盟会员宋铭黄等20多人组成了北伐女子敢死队，亦随军出发。装备有：退管炮18尊（当时广东省全省只有54尊，皆系德国制造的最新式大炮），步枪子弹300万发，机枪子弹50万发，炮弹一万余发，实力颇为雄厚。其重要官佐除总司令姚雨平外，还有：副总司令马锦春、参谋长陈雄洲（到南京后改由张文继任）、高级参谋林震（后调任师长）、副官长李民雨、秘书长叶楚伧、经理部长邹鲁、军需部长姚海珊、管理部长姚右军、军法部长陈耿夫，军医部长陈任梁，以及旅长张我权、隆世储，团长张桓杰、吴庆恩、曾伟范、张定国等。
广东北伐军于1911年12月8日由广州分3批乘船北上，军威雄壮，曾发布誓师檄文，表示要发扬太平天国运动“洪师搴旗，蔚郁风云；赤符所指，涤荡胡氛”的革命传统，指出当时革命形势虽已“义师四举”，声势浩大，“然北未捣幽燕之巢，南未歼汉襄之贼，吾将士岂能戢矢鐍剑，不与中原豪杰共竟斯功耶？”表现了北伐军将士的战斗决心和高昂的革命精神。
广东北伐军由海路抵达上海后，当时南京已告光复，乃改乘火车进驻南京，驻扎于石牌亭巷协统衙门待命。
12月25日，孙中山由欧洲回抵上海，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由南京到沪欢迎。孙中山向姚询问广东北伐军兵员及装备情况。姚据实以告，并要求补充枪械弹药。孙中山说，革命军队有这样的枪弹实力，已甚充裕，不需要再补充，并列举欧美各国革命军以少胜多的战例予以勉励。还指示姚要督率士卒勤加训练，使皆能弹无虚发，战无不胜。孙中山这些鼓励和指示，给广东北伐军以莫大鼓舞。
12月29日，17省代表举行会议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此之前，南北双方已于上年12月18日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了“南北议和”首次会议。这时被苏浙沪革命联军逐出南京，败退至徐州的清军江南提督张勋，在清军倪嗣冲部的配合下，违反“南京协和”中的停战协定，沿津浦路南犯，大肆烧杀淫掠，严重地威胁着南京革命政府的安全。孙中山乃下令北伐，由粤、浙、镇、淮诸路革命军组织联军，分兵3路北伐。中路由广东北伐军担任，沿津浦路北上迎击清军，设总司令部于长江北岸蚌埠车站，以林震为前线总指挥。
1912年1月25日，张勋由徐州以火车运清兵2000余人突袭固镇车站。时守卫车站仅革命联军镇军部100余人，虽据险抵抗，但张勋部从两翼包围，而联军援军未至，镇军寡不敌众，只好撤退，固镇遂为张勋部所攻占。
27日，广东北伐军和浙军赶到，部署反攻。28日晨，双方激战于三里湾。张勋部用大炮猛烈轰击。广东北伐军英勇作战，以大炮及机枪密集还击，使张勋部伤亡惨重，慌忙挤上火车北逃。广东北伐军又击毁其机车头，伤毙敌甚多，并击毙敌军1名标统。张勋仓皇败退北窜，退据宿州。广东北伐军及友军遂攻克固镇，获出师初战大捷，缴获敌人大炮1尊及枪械一批。
接着，广东北伐军乘胜追击。2月3日，与清军激战于宿州之东。时清军除张勋部二三千人外，尚有北洋军五镇步兵4营、炮兵1营、骑兵两队，以及山东巡防军千余人参战。清军在装备上，尤以骑兵和炮兵占优势。战斗开始时，清军先用骑兵向粤军两翼冲锋，妄图将粤军压倒。粤军用机枪密集扫射，使敌骑兵纷纷坠地。清军继用野炮进行轰击，由于野炮射程远，不利于近战，不能发挥威力。粤军士气旺盛，频频冲锋前进，且以射程较近的山炮助战，使敌军伤亡累累。是役自佛晓激战至下午3点，清军大败，退出宿州。粤军乘胜北进，追至徐州南面之夹沟。计是役歼敌千余，俘虏数十人，收降兵百余人，缴获军械马匹甚多。这是广东北伐军出师以来第二次大胜仗，也是最激烈的一仗，是役使清军闻风丧胆，惊呼“民军（即革命军）不怕死”。
经此一役之后，张勋派徐州知府陈毓崧前来乞和。由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和浙军总司令朱瑞等电示孙中山后，要求清军退出徐州100公里以外，始允议和。但张勋仅答应由夹沟退至曹庄，以夹沟、曹庄间成为中立地带，妄图以此作缓兵之计。2月10日双方代表谈判于符离集车站。11日和议破裂。广东北伐军复挥师北进，一举占领徐州。张勋败走济南，复北走兖州。粤军追至韩庄（在苏鲁交界处，距徐州约50公里）而止。
广东北伐军出师以来，连获固（镇）、宿（州）、徐（州）三站大捷，英名远播，威震京津，有力地拱卫了南京革命政府的安全，给清政府以有力的打击。清廷感到大势已去，遂于2月12日宣布清帝逊位，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
广东北伐军虽然连战皆捷，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并未能鼓舞革命党人把北伐进行到底的决心，因而未能挫败大野心家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的反革命阴谋。这是由于革命党人软弱和妥协的结果。
孙中山是较为坚决主张北伐的，他于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后，1月4日即电令广东代都督陈炯明继续出兵北伐，在电报中指出：“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民军，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5]他并表示：和议一破裂，将亲统大军北伐，并与陆军部长黄兴拟订了6路进军，直捣北京的北伐计划。[6]但当时形势已不容许这样做了。因为早在他归国途中，南北议和已开始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和议更在加速进行。当时同盟会的领导层中，存在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清帝退位，君主专制制度废除，大功便告成了。他们对袁世凯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立宪派人更是推波助澜，鼓吹让位给袁世凯。帝国主义则多方威迫利诱，以促成袁世凯上台。这样“非袁莫属”的妥协空气便占了上风。孙中山在内外交逼的情况下，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当然，他初时对袁世凯的反革命本质，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于是，广东北伐军在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后，便退驻南京，更名为讨虏军，以后又改编为第四军（辖第二十二、二十四两个师），由姚雨平任军长。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已撤销，改设南京留守府，由黄兴任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和改编驻守的各省北伐军队。由于财政经济极为困难，军费支绌，拟借外债，而外国银行团又提出苛刻条件，乃由黄兴发起国民捐，以资救济。广东北伐军自军长姚雨平以下将校均参加减薪捐饷。此举虽表明革命将士为国分忧的高尚风格，但究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则借口财政困难，不发给南方革命军军饷，以迫使革命军队解散。革命党人没有看透袁世凯的阴谋，便自行裁兵缩编。广东北伐军本拟“调回广东高州、廉州一带驻守，筹建营房，本已有成议，岂知又为陈烔明所阻挠而中辍”。[7]姚雨平乃于5月12日首先发出裁军节饷的通电，决定解散广东北伐军。黄兴及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等革命党人均表示赞许。胡汉明于5月16日致南京姚雨平电报中说：“裁一分兵，即少担一分饷，亦可少借一分债。••••••若能全师遣散，解甲归田，不特为吾粤军人之望，且功成身退，高风所在，抑亦全国观感所关。” [8]可见当时革命党人进行裁兵缩编，一方面固然出于财政困难所致，另方面亦存在着“功成身退”，认为革命已告成功，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幼稚思想所造成的。而袁世凯等则一方面不断加强其反革命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则对革命党人自行削弱革命武装感到高兴，假惺惺地对革命党人裁兵缩编予以赞扬。如同年5月23日袁的亲信、陆军总长段祺瑞致电姚雨平称：“公首倡解甲之议，以身作则，敬佩无涯！”可谓老奸巨猾之至。
广东北伐军在南京解散后，当官兵们在下关出发回粤时，孙中山亲到下关送行，同军官一一握别，并赠送每位军官旅费50元。表现了革命领袖对北伐将士的关怀和惜别之情。
当时姚雨平等北伐军将领考虑到“炮兵训练实在不容易，乃保留炮兵一营，调回广东，讵知该营回抵虎门时，即被陈炯明派兵缴械” [9]。一支革命劲旅，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落得如此下场，实属时代悲剧。
广东北伐军自出师以来，阵亡将士20人，伤病而死者34人。1912年3月，将上述54名烈士葬于南京莫愁湖畔，名曰建国粤军烈士墓。孙中山亲题“建国成仁”四字勒石。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作有一联，联曰：“渡江军子弟八千，淮上收功，破虏永除专制政；流血数健儿二十，国殇不死，雄风长在莫愁湖。” [10]
革命党人的严重错误
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广东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而民军则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威武雄壮的角色。但曾几何时，民军即遭到革命党人的解散和镇压，并从此受到诸多诽谤之词。这真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据辛亥革命老人李朗如、陆满的回忆说:“广东各地民军的成分，据我们了解，绝大多数是农民，尤其是以被地主压迫和被剥夺了土地的贫雇农占多数，也有部分小手工业工人，或一些从海外回来的工人，因为生活困难而参加了民军的。总之，参加民军的人，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劳苦大众。此外，还有一些是从清军起义转变过来的。” [11]从这一忆述中可以看出，民军的成分，绝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这些人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在同盟会的宣传教育和组织领导下，觉悟起来，纷纷投入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革命主力军的作用。
过去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是说民军组织纪律性差，扰乱社会治安。这实际上是对民军的否定。尤其是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上层，以此对民军进行攻击，更是不遗余力。另外，更多的人则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以致形成长期以来对民军的偏见和误解。
事实的真象如何呢？当时“各路民军，自广东宣布独立后，先后进入广州，分驻城厢内外。••••••与居民杂处，而对居民甚少骚扰。他们军饷，由政府发给，每名每日二毫。” [12]胡汉明回忆说：“民军当时号称十万，外报造谣，遂若全省扰攘，不可向尔。然余与竞存（陈炯明）常摒去卫士，徒步而行；执信、毅生等，则始终无卫随之人。斯时之秩序，盖以革命之空气为之护持。民军之至不谨者，亦无公然违令作恶之事（石锦泉最蛮悍，尝欲毁拆城隍庙，谓以辟迷信，商民大哗，陈景华（警察厅长）以都督令制之，即止。又屡次搜捕私藏军器，及满清旗帜军服者，皆令解送陆军军法处，分别处置）。于军政府之行政用人，更不敢有所干涉请托。故当时商民凛凛（然）于民军；而后滇、桂军披猖于粤东时，则皆叹曰：‘民军不易及也’。” [13]由此可见，民军进城初期，是颇富有革命朝气的，一般纪律是良好的。所以当时广州的社会秩序是安定的。如都督胡汉民、副都督陈炯明敢于“常摒去卫士，徒步而行”，就是最好的证明。及至1923年初，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入粤后，滋事扰民，包烟开赌，截留捐税，人民怨声载道，对比之下，皆说“民军不易及也”，这又是最好的证明。
至于当时民军首领中被称为“最蛮悍”的石锦泉，对他应如何评价呢？他搜查私藏军器及清朝的旗帜军服，应属于打击反革命势力的行为，而且把收缴的东西送军法处处置，这是无可非议的。他以破除迷信为由，欲拆毁城隍庙，引起商民不满，当属过火行为。但在当时革命空气弥漫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在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中，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为数众多的民军中，也混进了一些品质恶劣、为非作歹的坏人，给社会秩序造成某些混乱现象，但只是民军的局部问题。另外，一些民军首领进城后，生活趋于腐化，挥霍享乐，这也是不良的倾向（但这不光是某些民军首领，而是相当多革命党人的普遍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应该给以教育整顿的。
总的来说，民军是同盟会领导和组织下的主要革命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广东各地的光复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主要方面。但由于民军受小生产者阶级地位的局限和影响，又带来了狭隘性、散漫性和保守性的一些缺点，这是次要方面。抓住民军的一些缺点来否定民军的作用，是错误的。
解散和镇压民军，是革命党人的严重错误。在这方面，陈炯明成为突出代表人物。
陈炯明因缘际会，被革命高潮推上了政治历史舞台。他是靠搞民军起家的，但当他当上副都督和代理都督，掌握了军政大权之后，立即排除异己，用武力解散和镇压了其他民军，开始暴露他的政治野心家面目。
1912年2月26日，陈炯明扣留了由胡汉民任都督时期代石锦泉等民军首领向日本三井洋行购买的一批军械。石表示反抗，陈遂命令其亲信乘夜将石逮捕枪毙，并镇压解散了石字营民军。
接着，陈炯明以陆军巡逻队进入广州东堤、南关王和顺“惠军”地盘，与“惠军”发生争执为借口,派兵4路包围“惠军”驻地，激战1昼夜，将“惠军”加以解决，毁坏了不少民房，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此后各路民军除驻广州河南的李福林6营福军外（因朱执信的坚持而保留下来），均遭到解散。计当时仅广州一地被解散的民军即达9万余人。
至4月初，陈炯明又以枪杀石锦泉的手法，逮捕和枪杀了老同盟会员、杰出的革命宣传家、民团总局局长黄世仲，引起在粤同盟会正直同志的愤慨。潘达微专为此事写信责问陈炯明。《广州公言报》及《佗城独立报》两报为黄世仲、王和顺鸣冤叫屈。陈炯明则变本加厉，封闭该两报，并把《佗城独立报》主持人陈听香逮捕枪毙。[14]为此，广东省临时议会曾电中央弹劾陈炯明违背临时约法中有关人身、言论自由等规定，“剥夺人民生命，箝制言论自由”。陈炯明不服，极力为自己辩解，反谓陈听香“伪造事实，直是依附叛军，鼓众煽乱，非以言论受罚也”。极尽强词夺理之能事。[15]
另外，陈炯明以“绥靖”地方为名，对各地民军进行“剿办”和屠杀。如派人对光复连阳的“复汉义军”进行围剿；委派光复时反正的南韶连总兵吴祥达（吴是镇压庚子惠州起义的刽子手）为潮梅绥靖督办，密使吴在汕头以宴请当地民军首领为名，当场惨杀民军首领、同盟会员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等；又派人捕杀光复大埔县有功的三合会首领温阿拱，等等。就连为革命立下了卓越功勋的广东北伐军，在“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后，本拟调回广东，也为陈炯明所阻挠而不得已予以解散，其中炮兵营回到广东即遭陈炯明派兵缴械。但对清朝的爪牙、镇压革命的刽子手龙济光所统率的“济军”，则“优礼有加”，照旧加以保留，让它安稳地驻扎在广州的观音山（即越秀山），并亲自到观音山拜会龙，委任龙为副绥靖经略，把龙引为心腹，“每对人言，有我陈炯明三字，龙济光就服从了” [16]。随后又让龙把这支反革命军队带去广西梧州，以致“二次革命”时又打回广东来。
陈炯明这种镇压民军、残杀同志的行径，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第一、使广东同盟会组织因此发生分裂。如当时被通缉和被排挤的民军首领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廖竹彬等，聚集于澳门，拟组织“扶正同盟会”，拥孙中山的哥哥孙寿屏为首领，以对抗陈炯明。事为孙中山获悉而及时加以制止。但从此这一分裂状况无法弥合，大大地削弱了同盟会的力量。在“二次革命”讨袁中，王和顺甚至一度跟随黄士龙投靠袁世凯，助袁分化瓦解广东陆军。王和顺这一变节行为，当然应受谴责，而陈炯明也不能辞其咎。
第二、陈炯明口口声声说解散民军是为了“保全治安”，但实际上，“民军被遣散后，各携自备武器回到家乡，有的因地少人多，无从耕作，生活发生困难，迫得又变为土匪的占了大多数，因而弄到遍地皆匪，各属治安都无法维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河道纷歧，易于散集藏匿，更为猖獗。这是陈炯明为排除异己，扩充个人势力，遣散民军所造成的”。[17]及至1912年4月底胡汉民由南京返粤复任都督，鉴于全省匪风炽盛，又设立了全省总绥靖处，以陈炯明为总绥靖经略，并在全省分4区设置绥靖处，以剿办盗匪。而在这些盗匪中，不少就是被解散的民军，可谓自食其果。
第三、陈炯明解散和镇压民军，严重地打击了人民群众在辛亥革命高潮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积极性，是造成“二次革命”广东讨袁（世凯）缺乏群众基础，因而迅速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广东是国民党在南方各省中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省份，光陈炯明就拥有两师一旅的正规军，此外还有警卫军和地方部队。但由于陈炯明不赞成孙中山、黄兴等发动的讨袁运动，不作任何军事部署，且解散和镇压民军之后，失去群众力量的支持。所以陈炯明虽为党人所迫于1913年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袁，以响应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和黄兴在南京举兵讨袁。但当龙济光奉袁世凯之命，于7月30日率“济军”三千由梧州向广东进攻时，陈炯明在西江的防线即不战自溃。驻肇庆的肇军统领李耀汉降袁，宣布脱离陈炯明，就任袁任命的肇阳罗镇守使。当时，由琼崖镇守使任上回广州的邓仲元，拟在三水至花县一带部署抵抗，以保卫广州，卒因陈军高级将领已为袁派人所收买，军心哗变，无力挽回。至8月14日，陈炯明手下的第二师师长苏慎初宣布取消广东独立，炮轰都督府，自立为广东都督。陈炯明一闻炮声，即仓皇偕副官黄强，携带巨款避居于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在法国神父的庇护下，乘坐法国炮舰逃往香港，然后转赴新加坡。苏慎初只做了3天都督，就被部下推翻下台，由独立旅旅长人张我权继任都督。张也只做了两三天便下台了。11日龙济光的“济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便占领了广州。广东的“讨袁”就这样失败了。事后孙中山总结广东的失败时说:“初则陈炯明利用袁氏之力，夺胡汉民之位；其后钟鼎基欲与陈争都督，苏慎初又与钟争，张我权复与苏争，纷纷相争相杀，而龙济光乃得收渔人之利。是我党之败，自败也，非袁败之也” [18]
当时广州商会曾打电报欢迎龙济光入粤，电文中竟有“粤自胡（汉民）、陈（炯明）秉政，民不聊生”之语；当龙带领“济军”抵达广州时，“全城商店一连两三天大放爆竹欢迎”。有人贴出对联，其中有“喧天爆竹，反颜结新主之欢”之句，正是当时情况的写照。[19]可见人心转变之快，足以发人深省。
当然，陈炯明解散和镇压民军的行为，在辛亥革命时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当时其他各省亦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革命高潮中，对群众力量的错误态度。甚至以发动民军著称的同盟会骨干朱执信，当时也是主张解散民军的。当“陈炯明代行粤督之后，即与朱执信共同商定裁散的办法，照朱执信的拟议，其愿自动解甲归农者即发给恩饷以示鼓励，其不愿遵守者则以兵力临之”。但朱执信与陈炯明出于排除异己的政治野心有所不同，他曾设法保留一部分民军（如李福林部），并曾设想建议政府设立合作农场，以安置被解散的民军，以免为患地方，但卒未能实现。[20]就连当时远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也连续致电广东，严厉谴责王和顺等民军首领，而对于陈炯明镇压民军的行为，反而大加表扬，称赞为“坚强不挠，办理尤其合宜，民害之除，社会之幸也” [21]。这说明孙中山同其他革命党人一样，对于民军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当然，孙中山的主观愿望 ，是想以支持陈炯明来加强广东同盟会的团结和稳定广东局势，但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助长了陈炯明的政治野心，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改组革命党为中华革命党，继续举起讨袁的革命旗帜。为了组织讨袁的武装力量——中华革命军，革命党人又想到了民军的作用。朱执信和邓仲元等被派回广东重新组织民军起义讨龙（济光），屡起屡仆，收效不大，其影响已远不及辛亥革命时期之民军。整个反袁斗争，反让护国军占了上风。陈炯明虽和中华革命军分道扬镳，亦于这时由新加坡回到东江发动民军和驻军起义，组成讨逆共和军讨龙。及至袁世凯一死，中华革命军和陈炯明的“共和军”，又宣布解散或改编。至1920年8月，“援闽”粤军回粤，以肃清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又派朱执信、周之贞回到广东发动民军响应。最后朱执信于9月21日牺牲于为调解东莞民军与虎门炮台起义守军冲突的流弹中，殊可叹惜。
综观革命党人和民军的关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大敌当前，革命党人要联合民军，以反对敌人；稍得胜利，他们就要抛弃民军，甚至镇压民军了。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脱离群众的弱点和局限性，也是他们不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原因。
[1]孙中山：《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第796页。
[2]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中有关各地民军起义记述。
[3]《番禺县续志》第42卷。
[4]郭孝成：《广东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七册，第231-232页。
[5]《致陈炯明电》，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7页。
[6]《咨参议院陈述作战方略文》，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0-51页。
[7] [8] [9] [10]姚雨平：《武昌起义后广东出师北的经过》，见《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86-189页。
[11] [17]李朗如、陆满：《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见《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231-223页。
[12]朱子勉：《辛亥革命广州光复前后杂记》，见《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5页。
[13]《胡汉民自传》，见《革命文献》第三辑。
[14]冯秋雪：《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在港穗新闻界活动杂忆》，见《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106-107页。
[15]《拿办黄世仲令》，见《有关陈炯明资料》。
[16]钟德贻：《粤省辛亥革命回忆录》，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一期。
[18]《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27页。
[19]朱子勉：《辛亥革命后广东政局的演变》，见《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380页。
[20]吕芳上：《朱执信与中国革命》，第139-141页。
[21]民元3月19日《复陈炯明嘉慰解决王和顺部电》，见《国父全书》第473页。
丁身尊

广东 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