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饮食文化中之粤菜茶点及其特色
广府文化问题自然是广州学研究的题中之义。有些人在论及广州是“岭南文化中心地”及“粤菜”时指出:“岭南文化大体分为珠江系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主要以属于珠江系文化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为主。这是岭南文化的主体,其中尤以广州话方言区即粤方言区的广府文化,特别是近代落后以来的广府文化,为岭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其涵身“广州”建城前的进越文化,建城后之汉越文化融合和中西文化交融;[1]又说粤菜是指“广东传统菜式……包括广州菜、潮州菜、客家菜和海南菜4个支系,而以广州菜为代表。狭义地说,‘粤菜’即指广州菜。”[2]本文的论题就取“狭义”说。对我国的著名菜系有3种分类法--3大菜系(黄河、长江、珠江3大流域)说,4大菜系(鲁、川、苏、粤)说,8大菜系(闽、湘、苏、鲁、川、京、粤)说。无论怎样分,粤菜都在其中占重要一席。因为其在2000余年延绵不断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突出而独到之风味与特色。它在我国著名的菜系中不仅出现的时间最早,而且流传之地域最广。“食在广州”这句话,早已深入人心;从改革开放后之1987年起,广州每年举办为期两个月的“美食节”活动,则更令广州为“烹饪王国”和美食天堂之为举世所公认。本文拟就广州菜点等的文化内涵与地域特色问题,谈些感受与看法。
一、选取食材追求稀奇、广博与鲜活,及菜品繁多
选材独尚稀(新)奇乃粤菜之一大特色--别人不敢吃或不吃的东西,广府人却视它为美味佳肴。关于这一点我早在40多年前的“四清”运动中就领教过了。本人从踏入中大校门后不久的1963年11月起,即奉派先后前往三水县河口公社和花县花东公社,参加点上“四清”社教运动,与贫下中农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头一天在三水某村吃中午饭时,我的三同户就在餐桌上摆了一大盘清蒸老鼠肉,那被斩成三四段的田鼠牙爪可见;这盘菜虽散发出阵阵香气,但它却令我感到恶心。次年春夏间,好客的三同户又清蒸了禾虫来招待我,本人见到这盘蛆菜即望而生厌,对之哪还敢问津?不久后,我常听到三同户一家人吮食螺狮时的“咝咝”声,并发现村子里有人劏蛇当作美食。而我当时对此却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一年多后,本人又在花东公社高溪大队的“三同”生活中,重新碰到了类似的“过饮食关”问题--此关我一直没法过好。直到七八十年代我重返中大攻读硕士生之后,才发现当年是自己少见多怪,对广府饮食中粤菜选料崇稀尚奇的特点,太缺乏了解啦。
事实上,粤菜将蛇虫鼠蚌螺等选为食材之历史,已很悠久了--以食蛇之习俗来说,“战国时成书的《山海经》有南人吃蛇的记载,西汉刘安编著的《淮南子》也说:‘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可见广东人以蛇入食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3]百越先民这种爱吃蛇菜的遗风一直传了下来,以至《太平广记》一书里说,唐代之南人教女儿时,十分注重让她“躬庖厨、勤刀机”,把训练其“善醯醢菹鲊”技艺放在首位;当时只有“修治水蛇黄鳝”“一条必胜一条”者,才“得为大好女”,而赢取“俚民争婚聘”。还有《博物志》上载:“东南之人食水产……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从已发掘的南越国墓葬中,可知,“海中所产的蛤、蚶、蚌等软体动物,在南越王时期是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均喜爱的食物。”[4]此餐,作为粤菜最具传统代表菜式的烧烤小金猪,至今仍是广府菜的一绝,为其他菜式所没有。它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广州的考古工作者在象岗发掘距今2100多年的南越国第二代君王赵昧之墓时--“《史记》关于第二代南越王为赵胡的记载是错误的,……应改为‘赵昧’,发现其墓中有烧乳猪用的炉,叉和乳猪残骨。”[5]而在1400多年前,就已有“古人曾用,色名琥珀,又类其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含浆膏润,特异非凡”的词语,来赞誉“烧乳猪”这道名菜.[6]由此可知,粤人用这种奇特的烧烤法吃猪肉,历史已很悠久了。
令外人惊骇的禾虫和田鼠,则最迟在明清之际已成了广府人的名菜美食。如王临亨在《粤剑编》卷二里说,广州人对于禾虫“皆以油炒食之”,承袭了百越先民吃虫子习俗的广州人,今天除吃禾虫外,还吃龙虱。蚯蚓、蜈蚣、蚕蛹等“田基美食”,广府人很早就食田鼠,雅称之为“家鹿”。吴震方在《岭南杂记》卷一里指出,‘鼠脯,顺德县佳品也,鼠生田野中,大者重一二斤,……炙为脯以待客,筵中无此以为不敬。”[7]
广府人之先民在崇尚食材稀奇的同时,还注意选料之博杂与丰富。宋朝人周去非曾在《岭外代答》一书里说:粤人“不问鸟兽虫蛇,无不食之。”[8]现代人则在论及广府人之“食源丰富”问题时写道:“广州人食源之丰,可谓闻名中外。从汉代杨孚的《异物志》,到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大量史籍都记载了广州人吃这吃那,几乎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及土里长的,均可作为食材。”[9]
粤菜选料之繁多丰富,再加上其烹调技艺又不断改良创新,这就决定了广州菜品的纷繁众多。粤菜到底选用过多少种食材?它又有多少种菜式?这是个难于具体回答 的问题。有人指出:在1956年广州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上,统计出广州“当时市面售的菜式就有5457种”之多,我想由此可以推测出:粤菜之选料至少也有4000种以上,因有些食料可加工成几种甚至多款菜,而发展至今日,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其可选之食材当更多、它的菜式品种少说也在6000种左右,我们从广州酒家于1987年后通常推出108款菜点的“满汉全宴”,及目前在“广州饮食业中,仅鸡类的制作便有500多种款式”等情况来看,[10]就完全可以想见粤菜款式的品种实在是多到惊人。它们之中的不少菜肴,皆取典雅古朴的菜名,体现出粤菜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选取之食材博杂丰富。及制作出来的菜式繁多鼎盛,是粤菜的又一特色。
食物讲究鲜活,也为广州菜选料的标准及其特色之一。岭南四季常青,广府人对吃的肉菜皆讲求食料之本味与清鲜味:凡猪牛羊鸡鸭肉等和蔬菜都要新鲜,而对水产之鱼虾蟹等则要“生猛”--“生猛海鲜”这句粤语,早已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为保证海产品的鲜活,至少于明清时期,来穗的外国传教士已发现了市场上每天有鲜鱼等出售的秘密:原来,就已有粤人在“船内外携带有很多篮子,用油纸糊严,不漏水,反倒盛水”,海鱼就养在这些篮子里,被活着运到了广州市场上.[11]此种养水产品的办法,现仍被各大酒家菜楼采用:它们在当眼处皆设有水族箱(池),将“生猛海鲜”饲养起来,供客人们点食,当时过秤完后即送入厨房宰杀烹饪,以确保其最佳鲜味。为追求鱼味之鲜美嫩脆,广府人特别喜爱用生猛活鱼做“鱼生”来吃。屈大均曾有专文读及食俗谓:“粤俗嗜鱼生。以鲈、以鲠、以黄鱼、以青鲚、以雪鲙、以鲩为上,鲩又以白鲩为上,以初出水泼喇者”,这就是说要选“生猛”之鱼为原料也;然后,“去其皮剑,洗其鱼腥,细刽之为片,红肌白理,轻可吹起,薄为蝉翼,两两相比,沃似老醪,和以椒芷,入口冰融,至甘旨矣”;他认为这“吃鱼生”是妙不可言的人生一大美味享受。“岭内人不知此味,不足与之言也。”除“鱼生”外,广州的饭店酒家还有生三文鱼及虾生等菜式,供客人们尝鲜.[12]为追求食材之新鲜,广州先人很早就创造了一些肉类的独特出售方法。明万历年间任两广总督的张翰就曾有这样的记述:“市肆惟列豚鱼。豚仅十斤,既全体售;鱼盈数十斤,乃剖析而售。惟广州为然。”[13]这种销售办法有利于粤菜之保鲜泡制,如乳猪整只烧烤,其肉味鲜脆嫩滑,而鱼劏后分割来卖,则可满足食者做鱼头,鱼尾及鱼腰等菜式之各鲜所需。至于广州人对菜蔬的追求鲜嫩,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食材崇稀尚奇,食源极为广博与食料力求鲜活,为广州菜在选材提供丰富而新鲜之原料,以保证繁多菜式之制作产出。这是粤菜在选材方面的几大特点。
二、烹技博采众长与推陈出新,菜式清淡和食之以时
广州菜之由来虽历史悠久,但它一直处于逐步改进中,到明清时期末发展为自成一家之独特菜式,也就是说,粤菜自成体系脱颖而出,是近三四百年内之事。这完全得之于其烹饪技艺的博采众长和推陈出新。古代之岭南在中国来说是边远之地,粤人虽然敢食好吃,但在菜的做法与食法上还是比较单调。广州菜烹调技艺水平之提高,应开始于宋朝末年--南宋幼帝瑞宗赵昰被迫率朝廷南迁时,带有御厨来粤,于是不少宫廷食品的制作方法,便辗转流传到了广府(州)民间,这促进了南北烹饪技艺的交流与融合;到了明清时期,北京的朝廷常派文臣武将来粤镇守,不少商民也南来广州经商,他们讲中原和岭北之饮食习俗及烹调技艺,带到了广州(府)地区;广州有了300多年历史的最古老菜馆名为“姑苏馆”,粤菜中有“由京菜或扬州菜演变而来的”五柳鲩鱼、京都焗排骨、金陵片皮鸭等北方菜式,“火锅”之吃法开始流行了起来,岭北的熏腊肉--如江西的火腿、腊鸭等,在“广城甚贵之”。在清代广州之著名菜馆“高阳堂”里,还有来自京城的著名厨师邓大厨师,所有这些皆是很好的证明。进入近代之后,国内南北之往来更为频繁,清王朝与东西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也颇密切,西菜之烹饪技艺随着广州十三行等路及沙面租界西餐馆的开设,也传到了广府地区(首先是广州市)。此外,旅居欧美与南洋各地的侨商,他们在把粤菜带到海外居住地发扬光大之同时,又有些返国经营食肆,而将欧美、东南亚各国的菜式与烹技传到了广州。于是广州之菜式便有了“以世界地名命名的”、“加一点外国烹饪技法”之“舶来品”,如非洲酿龙虾、印度薯仔鸡、意大利乳鸽等等。岭北和西洋饮食烹调技艺的传入与收被接纳,对广府饮食文化尤其是粤菜之不断发展与走向成熟,起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就如上面所述的那样,广州菜在漫长的发展岁月里,既注意集南、番、顺、香等珠江三角洲地方风味的特色,又广泛吸取京、苏、扬、杭、鲁等外省的各种烹调技艺长,然后再根据广州人的品味、嗜好、习惯,对之不断加以改良,并兼采西洋菜法之所丰富和创新,终于逐步形成了火候讲究,技艺精细的各种粤菜烹调方法。其“常用方法有熬、煲、蒸、炖、扣、炒、泡、扒、炸、煎、浸、滚、烩、烧、卤等21种之多”(尚有30多种技法之说--引者);它所用的“调味作料众多,有香、松、肥、浓‘五滋’,及酸、甜、苦、辣、咸、鲜之味”。[15]还有人说:“粤菜的烹调方法有30多种,其中的泡、扒、川是从北方的爆、扒、汆移植来的,煎、炸则是从西餐中借鉴”的。[16]大厨们最后就是凭借这些烹调技艺,做出了众多风味独特和品牌一流的广州菜。由上可知,粤菜之烹调技艺和方法有“杂交”的优势;其博采百家与揉合众长,而又加以创新,自成一格。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将我国岭南与岭北饮食文化,以及中外饮食文化互相融汇,并结合地域人文特点不断创制而成的结晶。是为粤菜的另一大特色。
随着粤菜烹调技法的不断发展与日趋于多样精细化,广州饮食自清代以来的繁华,已为世人称誉:有谓“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无昼夜”,[17]而其濠畔街一带,则尤“朱楼画榭,连属不断”,中外官商的“宴客者,皆以此地为奢丽地”,“日费数千万金”。当时一些酒店的菜式,从选料到工艺都有了很大的改良,以致这里的饭店酒楼“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就拿传统的蛇菜来说,这时一些饭店酒楼的菜谱中,已经有“龙虎斗一名”,不过其所用,它的“原料是黄鳝、田鸡”,不是后来的蛇和猫;[18]它的烹饪技法也较简单,不像后来那样考究与精湛。1885年,南海县的捕蛇能手吴满在广州西关桨栏街办起了中国首家蛇餐馆“蛇虎斗”也越做越精细越出名,这道菜改为以毒蛇(用眼镜蛇、金环蛇和眼镜王蛇俗称“三蛇”)和猫为主料,据说是清末任广东省清乡总办之广州美食家江孔殷,在为自己办70大寿宴时创制出来的。后来又有厨师将鸡肉丝加入,再配以菊花等,便之品味更佳美,并将它们称为“龙虎凤”或“菊花龙虎凤”--这两道至今仍是“蛇王满”的名菜佳肴,价格不菲。当今的广州,不仅有多家专门的蛇餐馆、吃蛇一条街(村),而且各大酒楼食肆,也都经营蛇菜(餐),使蛇菜成为一个系列。其食料扩大到过树榕、三线蛇、水律蛇、大王蛇、白花蛇、五步蛇(蕲蛇)、海狗蛇及海蛇等十余种,蛇餐之“技艺越来越高,配料也越来越丰富,烹蛇不但配上鸡,连鱼翅、鲍参、海狗、水鱼等山珍海味也用上,并运用焖、煎、炸、蒸、炖、烧、炒等十多种烹饪方法,做出上百款蛇菜。”[19]
广州各酒家饭肆的鸡菜,也花样翻新,新款迭出。由于广州人爱食鸡,而大厨师对制作鸡菜又得心应手,鸡的款式特别多,在前文叙及的好几百款鸡菜中,白切鸡仅广州就达数十款之多。稍有名气的饭店、茶楼、酒家,无不纷纷推出自己的招牌鸡,以招徕食客。在各县特色的招牌鸡中,比较著名的有:清平饭店的“清平鸡”,广州酒家的“文昌鸡”,东方宾馆的“市师鸡”,花园酒家的“瓦罐花雕鸡”,泮溪酒家的“金鼎白切鸡”,大三元酒家的“太爷鸡”,大同酒家的“脆皮鸡”,莲香楼的“莲香双喜鸡”,爱群大厦的“爱群香汁鸡”,广东迎宾馆的“通香脆皮鸡”,南园酒家的“豆浆鸡”,及陶陶居酒家的“姜葱鸡”等等。[20]此外,还有香液鸡、莲花鸡、碧缘香骨鸡、蒜子瓦罐鸡、香麻卷菜鸡、西汁煱鸡、葵花牡丹鸡、脆皮糯米鸡、香露炖鸡、香麻炸肥鸡、生炸手撕鸡、路边鸡、葱油鸡、茶香鸡、口福鸡、贵妃鸡、芝麻鸡、清远鸡、柱侯鸡、盐焗鸡等等。这众多的鸡菜、皆有皮爽、肉滑、骨香、味美之共同点,又在制作方法与品味上参有自身的特色。此完全靠大师们烹饪技术高超的所赐。
广州菜之风味特色,总的来说,“可用‘清、鲜、嫩、滑、爽、香’六字”来概括,[21]口味清淡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特点。不仅如此,它还很讲究气候节令,食之以时,并按此推出四季的不同菜式,使人们食得健康快乐。一般地说,冬春两季较重香浓与煲炖菜肴,夏秋的两季则多清淡滚烩菜式,至于“老火靓汤”,则四季常饮,适时滋补,各取所需。春天气候潮湿,滋阴补肾去湿之菜式大受欢迎,为炖蒸禾虫、和味龙虱、各类蛇羹等;夏天高温炎热,各大酒家往往推出食客喜爱的八宝冬瓜盅、荷叶蒸海鲜等清热解暑、开胃消滞的菜肴;秋高气爽之季,粤菜突出清淡适口,如菜心炒鲜鱿、五柳手撕鸡等,以增进人们食欲;冬天冷寒逼人,各酒楼多出售什锦煲、香肉(狗肉)、黄鳝煲以及龙虎凤大烩、炖乳鸽、蒸甲鱼等进补暖胃的菜式。总之,粤菜初上述的食之以时--注意依节令来选择菜肴及其食法外,它还在注重突出以清淡为主,同时,讲究各种菜的寒凉与暖热性,以发挥其药用保健、利于养生的作用。这即为其文化内涵所在,又是它的一大特色。
三、“饮茶粤海未能忘”:茶靓与美点小吃琳琅满目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5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和柳亚子诗中之名句--“饮茶粤海未能忘”早已令广州人饮茶的习俗扬名国内外。粤人“风俗贵茶”之历史,说起来可以追溯到唐代中叶甚至更古远时期。饮茶是广州人的一大嗜好,称之为“叹茶”--将它看作是一种享受: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叹茶享用美点小吃,也的确乐在其中。据史料记载,广州茶馆的开办,大约始于清朝咸、同年间,最早出现的是开在街边巷口的“二厘馆”,食客们早上起来即到馆里去“以一盅两件”--一盅茶加两件点心,只需花钱二厘。这有当时之民谣为证:“去二厘馆饮餐茶,茶银二厘不多花,糕饼样样都抵食,最能顶肚不花假。”稍后,广州又出现了比二厘馆高级一些的“茶居”,如开办于同治年间的广州“一品陛”、“南阳堂”等,在珠三角地区还有“和记茶居”、“昌源藻室”等。大约到了光绪时期,广州才正式办起了第一间三层建筑的茶楼--三元楼。随着时间之推移,广州后来的茶楼就陆续多了起来--或由茶居扩建而成,或由商家兴建而来,著名的茶楼有陆羽居、成珠楼(1745年)怡香居、惠如楼(1875年)、荣华楼(1876年)、陶陶居(1880年),莲香楼(1889年)、云香楼(1904年),及开办于民国时期的泮溪酒家等。不少开业于清末民初老茶楼,仅意头好的“如”字号茶楼,在20世纪初办得“最兴旺”时,就有13间,它们是:东如、南如、五如、惠如、福如、瑞如、宝如、太如、九如、西如、多如、天如、三如,可惜的是,到21世纪幸存的只有两三间了。[22]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激烈竞争,目前仍经营的早茶,下午茶、夜茶以及音乐或粤剧茶座,总是茶客如云,坐无虚席。仍在经营的百年以上之老字号茶楼,已屈指可数--只剩下五六家了。
广州人所说的饮茶,不同于外省人居家之喝茶,其“叹茶”是一种独特的休闲社交文化--茶楼“既是饮食休闲的地方,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23]大凡经纪人谈生意,艺人切磋交流,文人评论作品,亲人叙家常,友人定期聚会,男女谈恋爱,主人接待客人--有亲朋友自远方来,都可选在茶楼或酒家饮茶与交谈。而离退休人员,则更是把上茶楼、酒家饮早茶,作为享受晚年的一项生活乐趣。近些年来,青年男女为了交结朋友,松弛紧张情绪,舒缓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饮茶行列,从而使广州人“叹茶”之风日盛。今天的广州,各大茶楼、酒家已难于在业务上截然分开;茶楼也经营饭市,甚至还推行品尝正宗粤菜的饭市团购活动;而酒家经营“两饭三茶”者,则更相当普遍。它们这样做生意,一方面固然是旨在满足广大食客之需求,同时也在为了在急剧的商业竞争中,努力地拓宽收入渠道。
广州人饮茶既注意环境之典雅和品味,更讲求茶靓与点心小吃的精、美、新、巧。茶楼的酒家为满足不同食客的需要,既设单间雅座,又有别致的中厅,更有光亮之大厅;凡高档的茶楼、酒家,一般都装修得豪华与辉煌,以让顾客赏心悦目。它们经营的茶式,大多为中式的,也有日式、西式和东南亚式的,以利宾客各取所需。茶楼与酒家所应市的茶叶,有各种红茶,绿茶,及普洱、铁观音等,皆分为高、中、低三级,以满足不同人群之消费,冲茶之技巧尤其是水的热度也极有讲究,以煮到刚起气泡的“虾眼水”泡茶为最佳。至于说到茶楼酒家的茶点与小吃,则早茶供应的点心和小吃,一般皆有五六十款,多的则达七八十款甚至百余款;下午茶的点心与小吃略比早茶少些--因饮茶之人较少故也;而夜茶则比早茶的点心小吃更为丰富多样,这是因为广州人有宵夜(尤其是上班一族)之习俗,甚至有些人还将夜茶、晚饭放在一起来吃。故不少茶楼酒家经营的夜茶,除茶点外,还供应炖品、煲菜以及海鲜、山珍等食物。另有些酒家茶楼还举办一些音乐戏曲茶座,如泮溪酒家、陶陶居等有时举办的广东与西洋音乐茶座、茶华楼长期坚持下来的下午茶粤戏茶座等;这些茶座也供应各种不同的美点与小吃。广州的茶点按价格不同,分为特点、大点、中点、小点等,而其应客的“广州小吃,大体上可分为粥品、油器、粉面、糕品、甜品、粽子和杂食七大类。”[24]其品种繁多,价廉物美。这些茶点与小吃,既有传统的,又有创新的,更有时令性的。
说到茶点,也许有人会问:广式的点心糕点到底有多少品种?对此众说不一,准确数恐怕谁也答不出来。广州人流传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吃点心餐到泮溪去!”的确,泮溪酒家之点心精巧多样,堪称广府之冠。我们解剖其中的奥秘,即可以一斑来窾观全豹也。据说在这酒家里工作过30多年的广州“点心状元”罗坤特级点心师,从14岁开始就随舅父在茶楼学做点心,先后曾在香港、澳门、广州、江门等地之茶楼拜师学艺,再加上自己又善广钻研创新,终于“逐渐集各美食家的所长,自成一家”。他在“50多年的点心制作生涯中,做过的点心不下两三千种”。仅在泮溪工作期间就“创制出点心达300多种”;而“广州市的特级点心师有十来人呢,所以,广式的糕点款式多得惊人。”[25]在这繁多的茶点与小吃中,虾饺、粉果、马蹄糕、鸡仔饼、麻香酥、烧卖、萨其马、叉烧包、豆沙包、莲蓉包、咸煎饼、广式月饼、凤爪与牛肉丸,及各类粥品--及第粥、艇仔粥、猪红粥、鱼片粥、皮蛋瘦肉粥等,鲜虾云吞面与猪肠粉、沙河粉,莲子羹和绿豆沙等等,普遍受到食客的欢迎。总之,靓茶香浓,各类糕点小吃琳琅满目,令人美不胜收。这是广州各类茶市的特色所在。
注释:
[1]参见李文跃主编:《广州行--广州导游词》,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217页,30页,316页,30页,319页,315页,331页。
[2]参见岭南文化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岭南文化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8页,598页,598页。
[3]参见岭南文化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岭南文化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8页,598页,598页。
[4]参见杨万秀、钟卓安等主编:《广州通史》古代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0.45页,882-883页,882页,879页。
[5]参见杨万秀、钟卓安等主编:《广州通史》古代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6页;岭南文化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岭南文化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8页。
[6]参见李文跃主编:《广州行--广州导游词》,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217页,30页,316页,30页,319页,315页,331页。
[7]参见杨万秀、钟卓安等主编:《广州通史》古代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0.45页,882-883页,882页,879页。
[8]参见岭南文化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岭南文化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8页,598页,598页。
[9]参见杨万秀、钟卓安等主编:《广州通史》古代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0.45页,882-883页,882页,879页。
[10]参见李文跃主编:《广州行--广州导游词》,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217页,30页,316页,30页,319页,315页,331页。
[11]克路士著、何高济译:《中国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6页。
[1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2,《鳞语、鱼生》。
[13]张翰:《松窗梦语》卷之2,《南游记》。
[14]曾应枫:《俗语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107页、111页,118-119页,80-81页、87-88页,93页。
[15]参见岭南文化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岭南文化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8页,598页,598页。
[16]参见李文跃主编:《广州行--广州导游词》,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217页,30页,316页,30页,319页,315页,331页。
[17]参见李文跃主编:《广州行--广州导游词》,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217页,30页,316页,30页,319页,315页,331页。
[18]参见杨万秀、钟卓安等主编:《广州通史》古代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0.45页,882-883页,882页,879页。
[19]曾应枫:《俗语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107页、111页,118-119页,80-81页、87-88页,93页。
[20]参见李文跃主编:《广州行--广州导游词》,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217页,30页,316页,30页,319页,315页,331页。
[21]参见李文跃主编:《广州行--广州导游词》,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217页,30页,316页,30页,319页,315页,331页。
[22]曾应枫:《俗语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107页、111页,118-119页,80-81页、87-88页,93页。
[23]邢健等:《广州最老茶楼独家粤剧茶座》,《炎黄世界》2012年8期,第114页。
[24]参见李文跃主编:《广州行--广州导游词》,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217页,30页,316页,30页,319页,315页,331页。
[25]曾应枫:《俗语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107页、111页,118-119页,80-81页、87-88页,93页。

文献资料来源:2012年11月   摘自《广州学与广府文化》

作者:周兴樑著;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著

索取号:G122/55

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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