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华日报》 是南洋著名爱国华侨胡文虎于1931年7月10日在汕头独资创办的一家日报，亦是胡文虎在国内创办的首家星系报纸。胡文虎是福建永定县人，1882年1月16日生于缅甸仰光。父亲胡子钦是侨居缅甸的中医，在仰光开设永安堂中药铺。1908年，父亲病故，胡氏兄弟继承父业。1923年，由于业务发展，胡文虎将永安堂总行迁到新加坡。1932年，他又把总行从新加坡迁到香港，并于1927年起来汕头创建制药厂，先后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梧州、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及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暹罗曼谷，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城、泗水、棉兰等地设立分行，市场扩展到中国东南沿海以及西南内地。
胡文虎于1929年l月在新加坡创办《星洲日报》，这是他独资创办的第一家星系报纸。两年后，他回汕头，创办了国内第一份星系报纸——《星华日报》。1935年9月，《星光日报》在厦门出版，1938年《星岛日报》在香港出版。之后，《星槟日报》《星仰日报》《星巴日报》《星闽日报》《星沪日报》《星暹日报》等星系报纸相继在东南亚和国内的福州、上海等地出版。
《星华日报》1931年在汕头创办时，社址设于万安街44号，之后搬至新马路( 即现民族路149号）永安堂总部，1935年才迁至韩堤路专为报社建造的新楼（该楼现编为民权路2号），《星华日报》的报头由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题写。
《星华日报》 创办人是胡文虎，从报社社长到总编等职，均是胡文虎的雇员，因此无论社长及总编，都会根据需要或其他原因而调换。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星华日报》是1932年3月后的报纸，如1932年3月2日的报纸。报社社长是林青山，总编辑王浩然，1932年3月11日的报纸，总编辑已换为赖竹君。1933年，总编一职又换为张壮飞，张壮飞便把其弟张问强介绍进星华日报社，担任副刊《流星》的编辑。到1934年，社长一职换为胡资周，总编仍是张壮飞。1935年8月左右，胡资周调任厦门《星光日报》社长，《星华日报》社长一职改为庐芳台担任，到同年l1月，社长一职再次换人，由陈翔冰担任。
1934年，福建永定人胡资周担任 《星华日报》 社长一职不久，便跟总编辑张壮飞商拟增加一个时事理论副刊，名称定为“现代论坛”。刚巧此时胡的中学同学罗铁贤从上海的暨南大学毕业，到广州没有找到工作，便写信给胡，胡即发电报让罗马上来汕，担任《现代论坛》编辑。这样，1935年的《星华日报》，社长为胡资周，总编辑为张壮飞，编辑有苏修武、罗铁贤、张问强 、林仙峤、江练潮、林云涛等，绝大部分是福建永定人。
罗铁贤担任《现代论坛》编辑后，为了编好刊物，一方面在报上公开征稿，另一方面还写信给其师友李石岑、李达、邓初民、祝百英、沈志远、曹聚仁、张栗原、钱亦石等名流，请他们惠稿，得到他们的支持，先后寄来许多关于时事、政治、经济、哲学、文教等方面质量很高的文章，刊出后在当时的华南舆论界，起到重大的影响。
《星华日报》强调办报纸应该有自己的报格。而报纸要具备高尚报格，办报人首先应有高尚的人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固报格之卓卓者，然要保持此种卓卓之报格，凡报业圈内人，均应每个先保持自己人格才能产生高尚报格。”“报纸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术、教育、交通、建设、党务等消息之工具，同时亦为灌输前项知识之利器。使命与天职如斯重大，不有报格，将何以完成其天职与使命！” 《星华日报》正是因为有一帮爱国爱乡的报人，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使该报在当时竞争激烈的汕头埠报业界脱颖而出，报纸销量很快达到7000 多份，这是当时汕头埠的其他大报难以办到的。
1939年6月21日前，《星华日报》每天出版报纸基本都是三大张，即对开十二版，遇上节日或重要新闻，还会增加版面或出特刊。
跟其他大报一样，《星华日报》的第一版全部刊登广告；第二版刊载“本报专电”和“社论”；第三版主要是国内新闻；第四版有“华侨消息”或“华侨”专栏，还有“专电二”；第五版是“国际新闻”，有时国内新闻稿多时，也部分放在这里；第六版是“本市新闻”；第七版设有“专载”“来论”“经济”“专电一”等版面，有时“国内新闻”也在此版刊登；第八版也是国内新闻版，有时副刊《流星》放在此版；第九版是“国际消息”，也有华侨新闻；第十版主要是广告，《流星》有时放在此版；第十一版是岭东新闻版；第十二版是副刊版，是《流星》的常发版面。
《星华日报》 创刊不久，正遇上日本帝同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地区。为了避免国际上的谴责，日寇迫切需要找一个政治幌子以显示关东军并不是占领东北而是清朝遗老请他们来帮助建立新国家，于是末代皇帝溥仪成了新国家元首的最佳候选人。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末代皇帝溥仪，从北平顺利到达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并将长春定为“国都”，改名“新京”。就在日寇在我东三省即将成立伪“满洲国”的前夕，1932年l月28日，为了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其推出“满洲国”的压力，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在上海蓄意制造“一·二八事变”，淞沪会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一系列的侵略行径，激起全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侨极大的愤怒，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海外华侨纷纷出钱出力，从各方面支援祖国。
《星华日报》创办人胡文虎首捐25 000元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浴血奋战，胡文虎闻讯后，立即从银行电汇国币10 000元给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前线救伤之用。2月下旬，又电汇1O 000元直接给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并捐赠大批“虎标良药”和其他药品。为配合宣传抗战，《星华日报》于1932年3月11日发表由总编赖竹君亲自撰写的社论《华侨与抗战》，叙述我华侨虽然早在六百多年前便为“求新生路，遂生聚于异域”，但因“历来政府，常以化外人视之，不加保护”，“自欧风东渐，西人殖民于南邦，以种族之关系， 又因我国内政不修，吾侨胞遂迭受异族摧残而无可告”，“华侨渴望祖国政府之保护，日愈迫切”，“深知非革命无以振兴中国，中国不能振兴，华侨即永不得保护”。故辛亥革命，华侨“输财助饷，不遗余力”，腐败的清政府得以推翻，“岂知念年民主国，名存实亡，我侨胞之不得实益，而呻吟于帝国主义殖民政府之下者如故”，而如今，暴日侵略我大好河山，“海外侨胞闻之心胆俱裂”。故“上海事变，我十九路军，屡歼暴寇，全球震惊，我侨胞逖听捷音，欣喜若狂”，“虽于商业萧条，生计万分艰难之时，犹愿节衣缩食，踊跃寄款，助军抗敌”，为的就是愿我抗战早日胜利。
1934年美国为了其在太平洋的利益，有意跟日本交好，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东三省成立所谓“满洲国”不但不予以谴责，反而于3月23日派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外相广田互换外交公文，表示亲善。《星华日报》遂于3月24日，以“专电”形式，发表以“美日联合宰割中国”为题的文章，揭露美国的两面派嘴脸。
可以说，《星华日报》办报之初，虽然旨在为自身商业利益服务，但在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大好河山，蹂躏我黎民百姓的大是大非面前，《星华日报》毫不含糊，一方面不断宣传我抗日军民不畏强敌，英勇抗战，如《暹罗华侨义勇军回国杀敌》《马占山代表赴京报告马部抗日经过》（1932年6月8日）；另一方面则以笔代枪，不断揭露日寇的狼子野心，如《日军主力集东北，北满情势重大化》(1934年3月24日）、《华北局势紧张，日军大批抵榆准备入关》（1935年11月17日）等。
1945年10月29日，《星华日报》复刊，10月29 日至31日，每天出报一中张（即两大版），11月起每天出报一大张。第一版有 “特载”“社论”和中外要闻，第二版是国内新闻，第三版主要是地方新闻及经济新闻，第四版是副刊《流星》。
1946年12月起，《星华日报》扩大版面，每天出报一大张半，即对开六版。第一版全部刊登广告，第二版为中外新闻，第三版是各地短讯及华侨新闻，第四版主要是各类广告及国内新闻，第五版有华侨新闻、经济新闯和交通指南，副刊《流星》放在第六版。1948年起，由于白报纸供应紧缺，纸价飞涨，《星华日报》又改为每天出报一大张四版。
《星华日报》无论在抗战军兴的20世纪30年代，还是在1945年胜利复员后重新出版，均设有华侨专栏、专版，对有关华侨的方方面面如华侨在侨居国的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及生活、生产活动等方面的报道以及华侨如何帮助祖国抗战、战后重建家园等的报道，一向都占有一席之地。如 《暹罗华侨教育备受摧残》（1934年8月24 日）、《实兆远兴天定州（马来亚）华校之概况》（1935年12月3日）、《棉兰华侨杜团调查》（1934年2月7日）、《海防土人排华惨案尚悬未了》（1935年9月8日）、《暹罗华侨义勇军回国杀敌》（1932年6月8日）、《宜慰荷印华侨》 1946年10月4日社论）等。
《星华日报》有一个特色，就是副刊的名字从来不改，从l931年创刊到1951年停刊，副刊名称一直都叫“流星”（副刊刊名虽不变，刊头图案却如流星般千变万化，精彩纷呈：有星空下的乡村小路或点点航影，有花团锦簇相映衬的美女，还有浪漫美丽的西方神话故事人物）。
《流星》副刊是综合副刊，无论杂文、诗歌、小说、译文、科学小品、历史小品等，都是该副刊所欢迎的文章。《流星》副刊还有一特点，或可称为其坚持的文艺原则，就是通俗的大众化路线，其“稿约”的第一条便是：“文字不拘，以通俗为主。”为此，《流星》还曾在抗战胜利后发动了一场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
1945年11月3 日，《流星》发表了一篇署名“锡保”的文章 《应为大众而文艺》，文章认为“潮汕过去的文艺，其最大缺点，太不顾及最多数的群众”，“试问现象如此，文艺本身的价值几何！收获又几何？”结果当然是离广大群众越来越远，文艺也就成为少数人的专有品。因此，作者提出应为大众而文艺，“作品应以能吸住大多数群众为主，但也不能一味迎合下层兴趣，不顾一切”。即是说，要提倡健康的大众化文艺。11月8日，署名“承载”的作者发表了《举起为大众而文艺的旗帜》，认为应该“创造平民化、简明化、切实化的大众化文艺”。11月 27日，署名“适宜”的文章《文艺大众化是“开退车”吗》，针对文艺如何普及和提高进行了讨论，认为“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不单不会降低它的艺术价值，而是更能增加作品艺术生命的光辉”。12月5日，荻萍《莫忘记写大众文艺作品》，号召广大作者响应锡保君“为大众而文艺” 而创作，指出“为大众而文艺并不是要求削足适履的（地）专写低级趣味的小品文章以迎合一部分大众”，而是要注重题材的通俗化，语言的大众化、平民化。
《星华日报》复刊后，首任社长为胡其文，胡同时兼任发行人。1946年4月16 日，社长兼发行人改为何藻鉴担任，何担任社长至1948年春。1948年3月，由时任福州《星闽日报》副社长的罗铁贤调任《星华日报》社长，直至1949年汕头解放。
据罗铁贤回忆，他到汕头的第二天，《星华日报》的头条大标题是“东北局势急转直下，沈阳国军转移阵地”。他说，当时报纸报道国民党军队败退，不能直接写败退字样，于是就写成“转移阵地”。当时东北的局势确已起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已经由攻势转为守势以至节节败退；解放军则由守势转为攻势，节节胜利。这则新闻发表后，汕头地方军政当局一面讳莫如深，另一面却恼羞成怒，硬说《星华日报》危言耸听，为“匪”张目，里面一定有共产党员，要来搜查逮捕等，经过多方周旋才不了了之。
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这时星华日报社经常收听新华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收到后就将其改头换面作为本报专电发表。《星华日报》以消息特别多、特别灵通而深受群众欢迎。中国共产党有关方面也认为 《星华日报》 是“中间偏左”，起了一定作用，这时编辑部的主要人员有苏修武、罗选才、张天斯、刘文礼、鲁本斯、曾曼慈等。
1949年6月，国民党为了统制舆论，强令汕头各日报停刊，改出联合版.《星华日报》 除派了几个人去参加联合版工作外，其余人员一律遣散，直至10月24日汕头解放，《星华日报》才又奇迹般地得以复刊。但由于白报纸涨价，广告费锐减，经营一再亏损。新中国成立前不管亏本多少，都是由胡文虎负责，新中国成立后，《星华日报》同胡文虎的关系断绝，亏本的钱无法补偿，以致债台高筑。1951年春，《星华日报》只好申请停刊。
胡文虎于1929年l月在新加坡创办《星洲日报》，这是他独资创办的第一家星系报纸。两年后，他回汕头，创办了国内第一份星系报纸——《星华日报》。1935年9月，《星光日报》在厦门出版，1938年《星岛日报》在香港出版。之后，《星槟日报》《星仰日报》《星巴日报》《星闽日报》《星沪日报》《星暹日报》等星系报纸相继在东南亚和国内的福州、上海等地出版。
《星华日报》1931年在汕头创办时，社址设于万安街44号，之后搬至新马路( 即现民族路149号）永安堂总部，1935年才迁至韩堤路专为报社建造的新楼（该楼现编为民权路2号），《星华日报》的报头由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题写。
《星华日报》 创办人是胡文虎，从报社社长到总编等职，均是胡文虎的雇员，因此无论社长及总编，都会根据需要或其他原因而调换。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星华日报》是1932年3月后的报纸，如1932年3月2日的报纸。报社社长是林青山，总编辑王浩然，1932年3月11日的报纸，总编辑已换为赖竹君。1933年，总编一职又换为张壮飞，张壮飞便把其弟张问强介绍进星华日报社，担任副刊《流星》的编辑。到1934年，社长一职换为胡资周，总编仍是张壮飞。1935年8月左右，胡资周调任厦门《星光日报》社长，《星华日报》社长一职改为庐芳台担任，到同年l1月，社长一职再次换人，由陈翔冰担任。
1934年，福建永定人胡资周担任 《星华日报》 社长一职不久，便跟总编辑张壮飞商拟增加一个时事理论副刊，名称定为“现代论坛”。刚巧此时胡的中学同学罗铁贤从上海的暨南大学毕业，到广州没有找到工作，便写信给胡，胡即发电报让罗马上来汕，担任《现代论坛》编辑。这样，1935年的《星华日报》，社长为胡资周，总编辑为张壮飞，编辑有苏修武、罗铁贤、张问强 、林仙峤、江练潮、林云涛等，绝大部分是福建永定人。
罗铁贤担任《现代论坛》编辑后，为了编好刊物，一方面在报上公开征稿，另一方面还写信给其师友李石岑、李达、邓初民、祝百英、沈志远、曹聚仁、张栗原、钱亦石等名流，请他们惠稿，得到他们的支持，先后寄来许多关于时事、政治、经济、哲学、文教等方面质量很高的文章，刊出后在当时的华南舆论界，起到重大的影响。
《星华日报》强调办报纸应该有自己的报格。而报纸要具备高尚报格，办报人首先应有高尚的人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固报格之卓卓者，然要保持此种卓卓之报格，凡报业圈内人，均应每个先保持自己人格才能产生高尚报格。”“报纸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术、教育、交通、建设、党务等消息之工具，同时亦为灌输前项知识之利器。使命与天职如斯重大，不有报格，将何以完成其天职与使命！” 《星华日报》正是因为有一帮爱国爱乡的报人，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使该报在当时竞争激烈的汕头埠报业界脱颖而出，报纸销量很快达到7000 多份，这是当时汕头埠的其他大报难以办到的。
1939年6月21日前，《星华日报》每天出版报纸基本都是三大张，即对开十二版，遇上节日或重要新闻，还会增加版面或出特刊。
跟其他大报一样，《星华日报》的第一版全部刊登广告；第二版刊载“本报专电”和“社论”；第三版主要是国内新闻；第四版有“华侨消息”或“华侨”专栏，还有“专电二”；第五版是“国际新闻”，有时国内新闻稿多时，也部分放在这里；第六版是“本市新闻”；第七版设有“专载”“来论”“经济”“专电一”等版面，有时“国内新闻”也在此版刊登；第八版也是国内新闻版，有时副刊《流星》放在此版；第九版是“国际消息”，也有华侨新闻；第十版主要是广告，《流星》有时放在此版；第十一版是岭东新闻版；第十二版是副刊版，是《流星》的常发版面。
《星华日报》 创刊不久，正遇上日本帝同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地区。为了避免国际上的谴责，日寇迫切需要找一个政治幌子以显示关东军并不是占领东北而是清朝遗老请他们来帮助建立新国家，于是末代皇帝溥仪成了新国家元首的最佳候选人。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末代皇帝溥仪，从北平顺利到达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并将长春定为“国都”，改名“新京”。就在日寇在我东三省即将成立伪“满洲国”的前夕，1932年l月28日，为了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其推出“满洲国”的压力，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在上海蓄意制造“一·二八事变”，淞沪会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一系列的侵略行径，激起全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侨极大的愤怒，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海外华侨纷纷出钱出力，从各方面支援祖国。
《星华日报》创办人胡文虎首捐25 000元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浴血奋战，胡文虎闻讯后，立即从银行电汇国币10 000元给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前线救伤之用。2月下旬，又电汇1O 000元直接给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并捐赠大批“虎标良药”和其他药品。为配合宣传抗战，《星华日报》于1932年3月11日发表由总编赖竹君亲自撰写的社论《华侨与抗战》，叙述我华侨虽然早在六百多年前便为“求新生路，遂生聚于异域”，但因“历来政府，常以化外人视之，不加保护”，“自欧风东渐，西人殖民于南邦，以种族之关系， 又因我国内政不修，吾侨胞遂迭受异族摧残而无可告”，“华侨渴望祖国政府之保护，日愈迫切”，“深知非革命无以振兴中国，中国不能振兴，华侨即永不得保护”。故辛亥革命，华侨“输财助饷，不遗余力”，腐败的清政府得以推翻，“岂知念年民主国，名存实亡，我侨胞之不得实益，而呻吟于帝国主义殖民政府之下者如故”，而如今，暴日侵略我大好河山，“海外侨胞闻之心胆俱裂”。故“上海事变，我十九路军，屡歼暴寇，全球震惊，我侨胞逖听捷音，欣喜若狂”，“虽于商业萧条，生计万分艰难之时，犹愿节衣缩食，踊跃寄款，助军抗敌”，为的就是愿我抗战早日胜利。
1934年美国为了其在太平洋的利益，有意跟日本交好，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东三省成立所谓“满洲国”不但不予以谴责，反而于3月23日派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外相广田互换外交公文，表示亲善。《星华日报》遂于3月24日，以“专电”形式，发表以“美日联合宰割中国”为题的文章，揭露美国的两面派嘴脸。
可以说，《星华日报》办报之初，虽然旨在为自身商业利益服务，但在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大好河山，蹂躏我黎民百姓的大是大非面前，《星华日报》毫不含糊，一方面不断宣传我抗日军民不畏强敌，英勇抗战，如《暹罗华侨义勇军回国杀敌》《马占山代表赴京报告马部抗日经过》（1932年6月8日）；另一方面则以笔代枪，不断揭露日寇的狼子野心，如《日军主力集东北，北满情势重大化》(1934年3月24日）、《华北局势紧张，日军大批抵榆准备入关》（1935年11月17日）等。
1945年10月29日，《星华日报》复刊，10月29 日至31日，每天出报一中张（即两大版），11月起每天出报一大张。第一版有 “特载”“社论”和中外要闻，第二版是国内新闻，第三版主要是地方新闻及经济新闻，第四版是副刊《流星》。
1946年12月起，《星华日报》扩大版面，每天出报一大张半，即对开六版。第一版全部刊登广告，第二版为中外新闻，第三版是各地短讯及华侨新闻，第四版主要是各类广告及国内新闻，第五版有华侨新闻、经济新闯和交通指南，副刊《流星》放在第六版。1948年起，由于白报纸供应紧缺，纸价飞涨，《星华日报》又改为每天出报一大张四版。
《星华日报》无论在抗战军兴的20世纪30年代，还是在1945年胜利复员后重新出版，均设有华侨专栏、专版，对有关华侨的方方面面如华侨在侨居国的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及生活、生产活动等方面的报道以及华侨如何帮助祖国抗战、战后重建家园等的报道，一向都占有一席之地。如 《暹罗华侨教育备受摧残》（1934年8月24 日）、《实兆远兴天定州（马来亚）华校之概况》（1935年12月3日）、《棉兰华侨杜团调查》（1934年2月7日）、《海防土人排华惨案尚悬未了》（1935年9月8日）、《暹罗华侨义勇军回国杀敌》（1932年6月8日）、《宜慰荷印华侨》 1946年10月4日社论）等。
《星华日报》有一个特色，就是副刊的名字从来不改，从l931年创刊到1951年停刊，副刊名称一直都叫“流星”（副刊刊名虽不变，刊头图案却如流星般千变万化，精彩纷呈：有星空下的乡村小路或点点航影，有花团锦簇相映衬的美女，还有浪漫美丽的西方神话故事人物）。
《流星》副刊是综合副刊，无论杂文、诗歌、小说、译文、科学小品、历史小品等，都是该副刊所欢迎的文章。《流星》副刊还有一特点，或可称为其坚持的文艺原则，就是通俗的大众化路线，其“稿约”的第一条便是：“文字不拘，以通俗为主。”为此，《流星》还曾在抗战胜利后发动了一场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
1945年11月3 日，《流星》发表了一篇署名“锡保”的文章 《应为大众而文艺》，文章认为“潮汕过去的文艺，其最大缺点，太不顾及最多数的群众”，“试问现象如此，文艺本身的价值几何！收获又几何？”结果当然是离广大群众越来越远，文艺也就成为少数人的专有品。因此，作者提出应为大众而文艺，“作品应以能吸住大多数群众为主，但也不能一味迎合下层兴趣，不顾一切”。即是说，要提倡健康的大众化文艺。11月8日，署名“承载”的作者发表了《举起为大众而文艺的旗帜》，认为应该“创造平民化、简明化、切实化的大众化文艺”。11月 27日，署名“适宜”的文章《文艺大众化是“开退车”吗》，针对文艺如何普及和提高进行了讨论，认为“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不单不会降低它的艺术价值，而是更能增加作品艺术生命的光辉”。12月5日，荻萍《莫忘记写大众文艺作品》，号召广大作者响应锡保君“为大众而文艺” 而创作，指出“为大众而文艺并不是要求削足适履的（地）专写低级趣味的小品文章以迎合一部分大众”，而是要注重题材的通俗化，语言的大众化、平民化。
《星华日报》复刊后，首任社长为胡其文，胡同时兼任发行人。1946年4月16 日，社长兼发行人改为何藻鉴担任，何担任社长至1948年春。1948年3月，由时任福州《星闽日报》副社长的罗铁贤调任《星华日报》社长，直至1949年汕头解放。
据罗铁贤回忆，他到汕头的第二天，《星华日报》的头条大标题是“东北局势急转直下，沈阳国军转移阵地”。他说，当时报纸报道国民党军队败退，不能直接写败退字样，于是就写成“转移阵地”。当时东北的局势确已起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已经由攻势转为守势以至节节败退；解放军则由守势转为攻势，节节胜利。这则新闻发表后，汕头地方军政当局一面讳莫如深，另一面却恼羞成怒，硬说《星华日报》危言耸听，为“匪”张目，里面一定有共产党员，要来搜查逮捕等，经过多方周旋才不了了之。
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这时星华日报社经常收听新华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收到后就将其改头换面作为本报专电发表。《星华日报》以消息特别多、特别灵通而深受群众欢迎。中国共产党有关方面也认为 《星华日报》 是“中间偏左”，起了一定作用，这时编辑部的主要人员有苏修武、罗选才、张天斯、刘文礼、鲁本斯、曾曼慈等。
1949年6月，国民党为了统制舆论，强令汕头各日报停刊，改出联合版.《星华日报》 除派了几个人去参加联合版工作外，其余人员一律遣散，直至10月24日汕头解放，《星华日报》才又奇迹般地得以复刊。但由于白报纸涨价，广告费锐减，经营一再亏损。新中国成立前不管亏本多少，都是由胡文虎负责，新中国成立后，《星华日报》同胡文虎的关系断绝，亏本的钱无法补偿，以致债台高筑。1951年春，《星华日报》只好申请停刊。
文献资料来源：2016年 《汕头埠老报馆》
作者：曾旭波
索取号：
本馆校对：
查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