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爱国侨领”、“万金油大王”、“中文报业巨子”和“大慈善家”之誉的胡文虎先生（1882-1954），青年时代继承父业，以祖传“永安堂国药行”的绵薄家产，在变幻莫测的东南亚工商业领域，纵横驰骋，左右逢源，短短二三十年间就建立起一座以制药业和中文报业为骨干，并旁及工矿业、金融业等多门类的产业集团，成为冠盖南洋的大企业家。他的女儿胡仙女士在香港临危守业，更使胡氏产业集团名闻世界。
20世纪西方殖民者统治的东南亚和香港殖民地，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频发危机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胡氏王国的成功，不仅使当时的人们瞠目结舌，也给后世的研究学者留下了不少解读的兴趣。这里，笔者试图以百年回眸的历史学与社会学视角，从文化产业理论出发，来剖析其产业经营和社会文化活动，从而得出华人文化产业成功发展的深层规律。

一、文化产业、社会资本的概念
广义的文化产业泛指“一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活动的经营性行业的集合体。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餐饮业和文教卫生服务业，以及有形产品的生产和文化精神等无形产品的生产”。狭义的文化产业是指生产文化物质产品的集合体。总之，文化产业是以创造性思维为核心并与其他多种投入相结合而组成各类文化产品的经济集合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为：“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简而言之，文化产业是“产业化、社会化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是人类特殊的精神产品，其特点是：（1）具有广泛性。文化产业是覆盖跨行业、跨部门的社会系统工程，体现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特征；（2）意识形态性。文化产业始终贯穿国家、法人和个人的思想取向；（3）民族性。带有本民族的传统特色；（4）高科技性。高科技的广泛应用，使文化产业具有高科技、高智能的双重特征；（5）国际性。涉及全球化中跨国家的各个部门。
文化进入市场，文化成为产业，文化中渗透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经济力，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可以将文化的商品属性解放出来，这就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进人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1]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技术、市场与文化“三位一体”，密不可分。文化产业与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是，文化产业的兴盛会更加突出文化的民族性。文化产业离不开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不仅不能磨灭古老辉煌的民族文化特色，而且还要把这种特色发扬光大。文化产业的民族化、国际化的关系是，文化产业化也必然走向文化的国际化。文化的民族特色是文化走向国际化的持久生命力，只有真正的民族化才能有效地国际化。
社会资本是指处于社会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所能调动的为个人（或者组织）带来经济效益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是个人（或者组织）可动员的社会资源，而不是自己的能力。所有能够导致个人（或者组织）的资源增加，并影响未来货币收人的存在于个人（或者组织）之外的各种因素，诸如社会关系网络、信任等，均属社会资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社会资本：第一，信任。社会资本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与合作等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第二，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是能够推动社会行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第三，社团。社会资本体现为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关系以及生活联系起来的非正式组织。第四，规范。规范是指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准则。
每个人或者组织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创造关系和信任，产生和积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总是处于一个不断扩展、循环上升的过程中，如一个具有丰富社会资本的人总是容易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但是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必须勤于投资，不断维持互惠和信任，使社会资本因为不断使用而得到改进和增值。[2]

二、胡氏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背景
19世纪末，英国的东南亚殖民政府和香港殖民政府大都倡导自由经济和自由港的统治理念，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等在这一区域范围内频繁流动，各种文化产品、文化资本和文化价值观也相对比较自由地从这些地方输入与输出。
从文化学的理论来看，文化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既相互冲突又互相滲透。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交流速度的加快，西方文化成为影响世界各国的强势文化话语，然而随后不断推进的西方化过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会不断侵蚀和削弱西方文化的一元化中心地位，影响力较大的文化体系或文化区域之间互相联系与作用，与西方文化发生各种互动关系，从而形成和表现出力量分布与对比的结构状态。[3]相较于当时中国政治与经济的混乱局面，东南亚地区华人经济的成长和大量物质商品的输出，为东南亚华人创造了较为优越的社会生活条件。他们有意向也有钱，可以主动消费南来的各种中国文化产品，如华文教育、各类戏剧和文化演出、各种报刊，并受到各类学术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大量消费西方优秀文化产品。这种多样性的消费导致了大量的文化交換和相互磨合，推进了华侨社会观念的更新和东南亚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东南亚的自由贸易环境下，胡文虎清楚地意识到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巨大价值和未来的事业发展目标，从而以医药产品为龙头，以文化为精髓，以西方经营理念为手段，把自己药业做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产业。
20世纪20年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救国图存的民族民主运动使文化逐渐向社会大众层面普及；20世纪30至40年代，以欧美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兴起，报纸、电影、戏剧等文化产业方兴未艾，东南亚和香港地区凭借东西方交汇的有利地理环境发展成为亚洲大众文化的中心区域。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胡文虎将“万金油”等产品定位于满足大众消费，并倾力创立报业集团，使“万金油”成为更加具有大众知名度的名牌产品。胡氏还将“万金油”挂上“国货”商标，在产品的技术含量之外又增加了更多的文化附加值。中国人购买和使用“万金油”不但可以享受到中医药产品的医疗、文化价值，还可获得爱国的心理满足感和民族自豪感。正如人们常说的，名牌产品，一半是物质，一半是精神（或者一半是技术，一半是文化）。
20世纪下半叶，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崛起，文化产业概念与实践在欧美等国方兴未艾，胡一虎、胡仙等胡氏后人紧跟时代潮流，借助国际传媒网络和电子通信高科技等，依然在香港这块热土增辟了规模宏大的文化产业领域，并将胡氏产业的影响远播全球，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赞誉。
三、胡氏文化产业的发展轨迹
胡氏产业横跨亚、欧、美、澳四大洲，纵横数百万里，雄踞东方，威震南洋，声闻世界。胡文虎的产业发展虽然出现在现代文化产业理论之前，但从中医药生出来的一系列文化产品和社会活动及其巨大的世界性影响，却带来了中华文化产业发展的绝好案例与模板。
（一）“万金油”与永安堂药业
20世纪20年代以后，胡文虎凭借自己和其弟的聪明与勤奋，利用中、西医药原理，以中药古方发明了“万金油”五种虎标良药，他们通过诚信经营，薄利多销，不断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世界性广泛影响的著名华人产业集团。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特点是由市场调配生产要素，运用国际资本，鼓励国际贸易。在东南亚环境下成长的胡文虎本身具有市场化、国际化的企业经营管理素质。他虽是缅甸华侨，却经常在香港进行企业融资，因为十分讲究商业信用，终于使其父的永安堂药店起死回生。万金油这种新创制的良药与以往的中成药不同，胡文虎除了采用新科技手段进行生产加工，还千方百计采用新颖的文化消费理念去赢得大众消费市场。具体来说，其包装外形美观、携带方便，虎牌商标十分鲜明而有气势；采用小包装价格廉价出售的方式，讲究简便、廉验的特点，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在生产工艺的创新方面，胡文虎不断采用新工艺，逐渐以大机器代替原来的手工操作，生产效率以原来数倍几十倍，甚至数百倍地增长，从而既能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又能满足各地市场的消费与国际贸易需求。胡氏企业集产、供、销为一体，有明确的经营方针，有独特的广告宣传手段，经常将中华传统故事改编为“万金油”的幽默广告。胡文虎的文化产业链条从缅的仰光开始，继而在新加坡建立总部，在印度设立了代理，在上海、福州、广州、厦门、汕头、重庆等地开辟市场，将中国大部分地区和亚洲部分地区纳人市场范围。永安堂的继任者胡一虎在世界传媒上与现代体育文化产业结合，大力宣传“万金油”品牌，使全球大部分人口都乐于使用“万金油”产品，维持名牌达90年之久。
（二）组建 “星系”报业集团
胡文虎以医药产业的第一桶金创办了著名的“星系”报业集团，为东南亚的社会文化生活增添了新产品，更为胡氏的各类品牌产品构筑了越来越高且不断累积的中华文化附加值。胡氏集团较早地进行了微观产业组织的制度创新，使中医药产品以中华文化为底蕴，同时更借助先进的通信手段，使其广泛地传播于世界各地。文化产业的生产主体是人，“星系”报业网罗了一批有思想、懂艺术的中国文化名人和优秀的艺术家，还有大批懂管理、有创意的文化产品经营管理人才，创造了胡氏产业发展的优异业绩。抗战时期，胡文虎邀请了许多进步文化人合作办《星岛日报》，由金仲华担任总编辑，乔冠华担任总主笔，茅盾与夏衍等任副刊主编。[4]《星岛日报》与《南洋日报》竞争时，差点被逐出马来亚市场，主笔李星可一篇3000字的社论使报社局势转危为安，还得到意想不到的政府奖赏。文化产业的消费主体也是人，胡文虎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很少提倡或鼓吹什么政治主张，在商言商；胡仙十分注重服务社会大众，在受约束的环境之下仍然坚定新闻自由的原则，关注公正与道义，使胡氏的企业文化理念融人华人社会文化理念之中，同时也部分构建了海外华人社会与当地社会的新文化。
（三）多项文化产业的并进
20世纪30年代，胡文虎在新加坡、香港两地兴建虎豹别墅，并将其中的花园命名为“万金油花园”，其内部根据胡文虎自己的意愿，以民间故事和宗教信仰为题材，设计了陈列丰富的中国民间文化展览厅堂和缤纷有趣的园林游玩项目。虎豹别墅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居住，而是定时免费向游客开放，同时具有广告宣传意图，将其变成了各地旅游者必到的旅游景点和城市建设的著名风景。虎豹别墅率先创造了具有文化旅游意味的中国式主题公园，被外国人誉为“东方的迪斯尼乐园”。胡文虎率先提倡和支持东南亚华人体育文化，如20世纪 40年代，胡文虎的儿子胡好以60万港币在《星岛日报》自组星岛足球队，远征世界五大洲，因为捷报频传，许多华侨驱车几千英里现场观战，仅门票收入就净赚40万，《星岛日报》也随之名扬世界，销路上升。[5]胡仙经营报业成功后，又兼营房地产、制药、旅游、唱片录音、影片冲晒等，人们赞誉“半个胡仙是女人，半个胡仙是商人”。[6]
（四）规模宏大的社会慈善活动
物质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捐赠。捐赠是一种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似乎它仅仅存在着资本的单向转移。事实上，从社会资本的理论看来，这里面暗含着社会资本的投资。捐赠者将其物质资本投放进去，获得了投资的回报，即得到了社会资本——包括组织或个人得到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公司赢得更多预期顾客或扩大品牌知名度等等，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未来预期收益。另外，表面看来，受赠者并没有付出，却白白地获取了物资或金钱，其实这里暗含着社会资本向物质资本的转化。比如大地震地区的灾民，因为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通过媒体传播，国际社会了解受灾事实后，友好国家和社会大众就会对其进行援助。亲属的赠与，往往因为受赠者是亲属的一分子，存在于亲属关系的网络中，拥有亲属的社会资本，才会获得受赠与的机会。[7]文化产业的文化特性一般都会使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内涵着一种文化关怀。胡文虎还充分洞察文化产业的深层发展路径，利用中医药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不但在“万金油”等产品的生产管理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始终倡导薄利多销、服务社会的理念和回报社会的慈善关怀理念，在东南亚各地和中国创办、捐建了大量学校、医院、养老院、孤儿院，并赈济灾民、资助体育，捐资总额达到 7000多万美元。[8]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胡文虎经常资助海内外体育界到新加坡和马来亚进行体育交流的一切费用，从1930年到1937年的7年间，新加坡一共举办过5次华侨体育运动会，其中4次都是由胡文虎主持，经费和奖品也是由胡文虎捐资，与此同时，马来亚举办的4次运动大会，也是由胡文虎任会长并捐资。[9]抗战期间，胡文虎在中国各地捐资3000万准备兴建1000所小学，100所医院；1992年后，胡仙将中国大陆的胡氏产业纳人“胡文虎基金会”，全部用于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方面的慈善活动。
四、胡氏文化产业的社会化
由上可见，中医药文化要获得新的造血功能，进人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必须进入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快车道。文化产业要产生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除了要充分利用文化创造力、现代商业运作和科技推动力以外，还要顺应社会文化的具体发展背景，将部分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并使其发挥最大的社会功能，文化产业才能获得持久和深远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一）只有产业化，才能真正社会化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企业要想青史留名，做成百年老店，取得不断累积的社会化资本并不是仅凭短期暴发就可以达到的，首先它必须在产业链中取得优秀的成绩。文化产业是具有独特性格的产业经济形式，又是依托高科技、世界传媒网络以及高素质人才发展的特殊产业形态，只有始终遵循产业化的经济发展规律，先立足于市场后才能更长久地立足于社会。胡氏企业深谙此道，在技术链、资本链、人才链、市场链的产业发展环节中，环环相扣。胡文虎一直是大家公认的市场营销奇才，广告宣传上经常是奇招迭起。他每次做慈善事业都很重视自己的公众形象，利用各种方法为企业和产品进行名牌化市场宣传。他曾定购特别设计的虎头小汽车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全国运动会人场式，还一直在自己的领带、衣服上都绣上虎牌商标。胡好和胡仙兄妹俩都是敢于应用新技术的老板，胡好于40年代率先在东南亚各地区以小型飞机运送报纸，不惜搭上生命；胡仙在1978年香港各华文报纸中首先采用卫星技术传送电子版往海外印刷。[10]胡氏企业的巨大成功是在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中，真正成为了当时同行业的佼佼者。
（二）产业经营必须时刻以社会大众的“民生”为重心
胡文虎时期，类似万金油的中成药产品不胜枚举，唯独万金油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与胡文虎时刻以社会大众的“民生”为重心的产业发展、营销理念不无联系。万金油秉承“薄利多销”的营销理念，小包装、低价位，以大众为主要市场而不像传统中成药大多以有钱人为主要消费对象。胡文虎在报纸上做的新闻报道和广告宣传，都紧贴实际，符合大众的消费口味，能紧紧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如抗战期间汕头的《星华日报》电台设备完善，收译人员齐备，文章报道详细，标题编排讲究，极大地激起了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抗日情绪，被誉为“华南最优秀的报纸”。[11]《星岛日报》曾主办过许多社会活动，备受香港市民注目，如著名香港歌手张学友就是在《星岛日报》赞助的香港业余歌唱比赛中获得了冠军，从此事业发达；香港环岛竞步赛六届冠军苏锦堂曾在“星岛”赞助下，参加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这是香港有史以来首次由商业机构赞助参加奥运会。多年来，胡仙的《星岛日报》海外版，除了为旅居海外的同胞在侨居地提供最新而翔实的新闻外，也同样提供多元化社会服务，如举办“加拿大读者代邮服务”和 “新年雪夜送报”活动，开辟“印支难民通讯”帮助失散骨肉团聚等，事无巨细，只要能帮上读者的忙，总是尽力而为。[12]
（三）产业资本应向社会资本转移并发挥其最大功能
胡氏企业绵薄的药业资本经过文化产业化的具体经营（通过报业宣传等）获得了巨大的增值效应，胡文虎取得了社会信任，永安堂药业拥有了良好的商业信誉和雄厚的商业资金。胡文虎不但拥有胡氏宗亲社会关系网络，还通过报业和其他文化体育活动组建了广泛的中华文化名人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网络。胡文虎加强了“星洲客属总会”和“崇正客属总会”的社团组织建设，使东南亚社会的海外客家人在胡文虎的领导下，形成了共同的族群意识，在当地社会取得了重要的社会地位。“万金油”始终坚持薄利多销、服务大众的经营理念，抗战期间“星系”报业坚持抗战爱国的宣传宗旨和规范，胡仙秉承“新闻自由的中立”原则。与此同时，其巨大的经济资本通过胡文虎家族大规模慈善社会活动产生了世界性的广泛影响，获得了最有效的转化，使企业社会资本的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通过这些社会资本要素的完美组合，胡氏产业王国得以持续进军各类现代产业领域，与西方文化产业共同竞争，在世界经济与华人社会中博得了世界性声誉。文化产业的创建者胡文虎本人，顺理成章地从一个普通的东南亚华人，很快成长为世界著名的企业家、大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和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海外华人领袖。中华文化与东南亚社会借助中医药产业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和谐态势，东南亚中医药文化产业的经济资本在长期的产业化发展道路上，逐渐成为华侨资本积累以及当地社会经济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就这样通过中医药产品和其他文化产品的产业化、社会化发展，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五、结论
现代有一种观念普遍认为，文化产业是兴起不久的世界性新兴产业经济形态，主要以欧美、日韩的电影业、音像业、网络游戏业、动漫设计业及文化旅游业等为主，殊不知华人在中西方文化交汇的东南亚与香港地区早已进行了卓越的历史实践，更将中医药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中西结合，巧妙运用各种现代化市场竞争和产业拓展手段，达到了出神人化的经营艺术境界，走出了产业经济化、现代化和社会化并进的发展道路。另外，许多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中仅仅强调重视民族性、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观点还不够全面，还应该努力凸显文化产业的社会性、公益性特征，毕竟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正是人创造了文化和文化产业。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文化经济及其具体的表现形态，即文化产业是要借助经济的强有力的推动，通过对精神需求多元化和多层次的最大满足，进一步实现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的整体文化素质和精神文明的提升，在世界大家庭中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13]胡文虎等人虽然并不懂得现代社会资本理论，但是以慈善普济的中华社会传统文化理念为产业社会化发展的强大文化精神动力，使文化产业资本的社会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这样的文化产业有别于西方式的文化产业，是今后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借鉴。高妙的产业竞争艺术和持久的社会慈善及其他社会活动才是胡文虎产业王国和人生的最大价值和最大成功，也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1] 金元浦：《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当代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第40页。
[2] 天津大学顾慈阳博士论文，《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应用研究》，2004年，第17、30、34页。
［3］邹广文、徐庆文：《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1～12页。
［4］寄丹：《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广州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69页。
［5］寄丹：《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广州出版社 1995 年12月第1版，第81页。
[6] 寄丹：《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广州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28页。
［7］天津大学顾慈阳博士论文，《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应用研究》，2004年，第28页。
［8］“数十年来，先生致力于慈善事业，地域无分中外，亦不限于任何宗教，凡属有益于公众福利而需要援助者，有求必应。”语见文章《星岛报业同人敬辑》，《星岛日报》，1983年2月7日。
［9］寄丹：《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广州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80页。
［10］寄丹：《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广州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
［11] 李逢蕊、王东：《胡文虎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61页。
［12］ 寄丹：《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广州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22～323页。
［13］李益荪：《艺术生产理论和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结语》，《当代文坛》，2007年第1期。第54页。

胡文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