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济棠成立了隶属中央国民政府的西南政府。广州市政府上受国民政府和西南政府管辖，对外关系交往更为复杂。当市长未够一年的姓程的市长深表忧虑：“（对外关系）其成功与失败，非只地方政府有切肤关系，而影响一省以至一国，也会受其牵及。”
尤其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自东北“9·18事件”与“上海事件”后变得更为敏感。许多中国人都主张抗日，而日本也野心膨胀，到处寻衅，希望把脚从东北伸到华北。当在上海华界高昌庙的一个日本人被打死后，日本露出了狰狞的嘴脸，硬要中方陪十万大洋，还要中国接受种种侮辱条件，国民政府只好忍气吞声接受，致使国人更为愤怒。中日对抗之风，从潜伏到张扬，很快传到广州，影响最大的是广九车站涉日事件。
广九车站出了人命案
1932年，白云路的广九火车站，来了一辆从香港开来的列车。下车的人流中，有个旅客是四十余岁的中年人，正准备雇人力车离去，突然冲上来几个旅客，照那中年旅客劈头盖脸地打，也有用石头猛砸，挤不进去的人站外面骂个不停，把中年旅客砸得头破血流，倒地，不省人事，一会终于气绝了。刹那的斗殴，把周围人惊住了，围上去才看到，死人是穿和服的日本人。那时，中国人对日本已充满仇恨，认识不认识的，都想上前骂几句甚至揍几下。但这个日本人，据说从香港到广州观光，那几个中国旅客，在车上看他已不顺眼，想打，考虑到香港是英国人的地盘，到了广州再动手。其实都与那日本人不认识，打人的中国旅客互相也不认识，完全是仇日情绪的发泄。见出了事，大家一窝蜂散了。
警察来了，检查死者的小皮包，有牙刷一支，面巾一条，内衣裤一套，还有零星日用品和一叠名片，现款才七十元，只好送市立医院善后。
事情报到市政府，在这敏感时刻，官员都感到事情影响巨大，必须尽快平息，而市长偏偏到了南京出差。考虑到是涉外事件，而省委委员唐少川曾是外交家，大家自然委托他处理。
唐少川虽感棘手，但这类事必先向日本驻广州领事通报，特地到沙面的日本领事馆，向驻中国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须磨表示了歉意。须磨脸色变得铁青，立即派人乘车赶到市立医院，得知人已死，态度开始变得强硬，他不分青红皂白质问唐少川，其势甚凶。唐少川立即以省府委员身份正式道歉，并且答应，等市长出差回来，一切可以妥为办理。
事情总算暂时平息。
几天后，程市长回到广州，立即召开省府紧急会议，邀请了广东军事当局最高领导人陈济棠、陈策参加。鉴于上海事件所引起的外交风波，与会者都显得谨慎。陈济棠特别交代，务必把此案风潮安稳度过。
听了唐少川与日本领事谈话的许诺后，市长心中不高兴了：尚未查明真相，竟贸然向日本人认错，肯定了日本人是中国方面殴死的，不是被动吗？再说，日本人向来诡计多端，到处寻衅加害，我们不是应当多加审慎吗？
唐少川也生气了，辩解道：“我是因为此事若不早些承认，将来会引起大祸。你没在，为求风潮不致急剧扩大，只能先道歉，平息日人之气，不对吗？”
陈济棠倒没有接这个话头，提出：万一事态扩大，要把军事总部从广州迁到韶关，以保证军事枢纽的安全。陈策则用讽刺的口吻说：“陈司令怕事情闹大，迁总部当然可以自由处置；我们海军是决意不动的。”说得也是，韶关没有海啊。
这个会似乎也没提出什么积极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巡洋舰来了
第二天，市长到了日本领事馆，向须磨表示为死者可惜的话。然后话题一转：“据我看，死者之遭遇，必定是有复杂的原因。”须磨警觉起来：“贵政府唐先生已向我承认是贵国暴徒所为，如今市长大人莫非想否认吗？”
程市长笑笑，说：“据我所得报告，死者之死，还有几点可疑之处：首先，目前中日因为外交的事情，弄得民情汹涌；为什么死者能如此冒险，一个人身穿和服来广州？好像是有意惹人注目。其次，死者下车之后，出车站雇人力车，曾与人力车夫发生口角，甚至动起手，警察劝解也无效,致群众也不平，发生鼓噪，打抱不平，不知死者是否精神紧张，或有心脏病发生才突然倒毙；还有，死者提包里除名片和少量现钞，什么也没有；按理说，初来的外国游客，应先向本国领事呈报，以期安全。”
须磨更不高兴了，厉声道：这个人是来上海经商的，上个月接到他的来函，说要来广州，因为没说明日期，所以才没去接。
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几句话已经剑拔弩张，毕竟是外交场合，市长也不便发作，解释自己刚出差回穗，回去再调查一下，告别离去。
回去故意拖了两天，看日方态度如何。也不知为何，市面的谣言多了起来，有说日方态度强硬，中方已屈服赔罪；也有说中方已解释清楚，相安无事了……
我方心中清楚，事情没完。果然，两天后须磨到市政府，带了两个副领事和一名通译。程市长心知肚明，须磨是日本外交界后起之秀，能操数国语言，过去都用英语交谈，这次却还带通译，弄的什么名堂？于是，也叫谢、伍两位秘书前来，对等地谈判。
须磨也不想客套，开口就说：“贵市长调查完否？如今对此事有何表示？”市长回答：“已经彻底调查过，和我上次推测一样，是死者太不检点，他的死是咎由自取，我也十分悼惜，VERY SORRY。”
须磨面呈怒色，非常严厉：“然则敝国之人，到了贵国之地，被贵国暴徒无故打死，就此了事了吗？”市长反问，“那你们的意见又如何？”
须磨示意之后，他的副领事从公文包拿出一份文件宣读，列出四条：1，赔偿死者家属（未有具体数目）；2，由中方妥为安葬死者于芳村日本坟场，由市长送殡；3，不得再有同类事情发生；4，以上三项，限48小时接受，否则一切后果由市长负责。
这份文件交给程市长后，二话不说，领事和他的下属离去了。
这事情不能迟疑，市长立即把情况报告陈济棠。他知道，陈司令特别着急这件事，几个小时就来一次电话询问。果然，陈济棠立即下令召开省府委员紧急会议。
向大家汇报了情况之后，各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大家还是委托市长大人，一人负责到底，但要求不要把事情再扩大。
回家之后，程市长苦思冥想，怎么回复日方。他对着公文纸苦思答复文件，突然总部来了电话，说刚接到汕头行营紧急电报，一艘日本巡洋舰从外海驶入汕头，不知什么原因。
程市长心头一紧，情况闹大了，还是要请示陈司令。恰巧，陈司令也来电，让他马上到总部去。
到了总部，陈济棠和妻子莫夫人一榻横陈，隔灯偃卧。一听说市长到，陈济棠立即放下烟枪，起身就坐，说：“刚才的消息说日舰南来，我不能入寐，这件事属非常事态，该怎么应付？日舰会向黄埔驶来吗，也没有把握。”见堂堂司令，竟为一艘日舰弄得坐立不安，市长也感好笑，于是问：“然则总座熟思数日，有何妙策？”
陈济棠回答：“我想通知广州各家住户，今天起在家掘造地洞，以防万一。”
广州虽多为平房，市长也不以为然：“ 如果日舰果真进袭，直达黄埔，也可以上岸，地洞对市民有用吗？再说，挖地洞这类事应当由军事总部颁令，令市民执行才对。不过，几十万市民一起挖，工具又如何解决？”陈济棠不说话了，程市长自己下台阶：“我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没什么的话，我告退了。”随即离去了。
中日两国的关系，已经日趋紧张。广州发生的这件事，使全省人心惶惶，纸币兑白银从八成降至七成，但日舰要来广州的消息一传开，更降至五成。
程市长思前想后，想到一件事，几年前关于鸟粪的事情：海南岛以南，有许多小岛、礁石，星罗棋布，时隐时现。岛屿下面都是些沙石或珊瑚遗骨。千百年来，我国政府对这些小岛较少注意。特别是西沙，过去没有居民，除海草外，还有水鸟，水鸟的鸟粪积聚甚厚，富含磷钾，为最有价值的天然肥料。而海南的渔民，出入这儿多少年，因不知这些是宝物，也置若罔闻，使宝物越积越厚。清末民初，日本人探知岛上有珍奇鸟粪，开始注意，后勾结岛上的渔民，恣意开采。政府因为柔弱，也没有理会。当济南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进一步紧张，有人提出鸟粪问题该管一管，广东当局才意识到确是个问题。于是，从海军司令陈策处，借来小舰开往采集地，一下逮住十多个人，其中两个是日本人。我方训他们一顿后，每人发一张表，要他们填写个人资料，包括籍贯；并说，填好后，如中国人立即教育释放。结果，表填好后，全是“中国人”，连两个日本人也填上“福建渔民”。官员佯作不知，一个个宣布释放，到两个日本人时却宣布扣下。这个舰长也是爽快人，对两个日本人，当场宣布枪决并立即执行。此事传到广州日本领事馆，须磨立即找到我有关方面，质问事情经过。我方却解释：没有日本人呀。他们不信，问有何根据？我方回答：“有自供结存卷。”立即把两个日本人填写的资料拿出来，均是“福建人”，日本领事哑了。
只有巧妙斗争，才能起死回生，广州的市长对这次事件也决定一博：一是拒绝日本领事的要求；二是写警告信，限令二十四小时内，由日本领事让在广州“观光”的500日本人全部离境，否则不保证安全！我们心中有数，广州在市内和沙面的日本人，共一百多，芳村与河南的日人居住区，共90余人，市内博爱医院20余人，其他地方包括海南等200余人，全部共 400多人。
为了表示郑重，广州政府发一函给各国在广州的领事，请他们在日人事件未解决之前，在广州市内行动要谨慎，以免发生意外。很快，所有函件发出，包括给日本领事馆的函件。
解铃还须系铃人
第二天8时，程市长刚进办公室，电话响了，是须磨领事。他要求，在办公时间来访。
须磨带了一位领事，不知为什么，态度似乎好了一些。一见面，他说：“市长的警告书有什么用？二十四小时内，我有什么办法让各地侨民全部离开广东？这不是滑稽之事吗？”程市长正色道：“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啊，你们限我们48小时解决这件事情，否则要承担后果。如今时间已过了一半，不知领事先生在时间到了之后有什么举动，我也是为贵国侨民着想，你们的军舰已经到汕头，万一打起来，怎么保证侨民安全呢？”
轮到须磨脸色不好看了，他支支吾吾，说：“我是奉本国内阁命令来办事的。你们对我们的要求概不接受，讲得通吗？我们还是讲点私情，你全部拒绝，我也难办。”见他态度软化，市长索性说：“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请你作为领事，电告政府，汕头的军舰停止行进，回到原来地点。然后，我们再研究一个妥善的办法。”须磨点头了，却称不清楚汕头军舰的事，要回去查一下，约好下午再见面。
下午四五点钟，须磨又来了，称军舰已经离开汕头走了。但他对中国报纸揭露日舰来汕的事不满，还说文章对天皇充满“不敬”。这时，广州市长说：“可是，贵国国民对我国国民同样有失敬之处，你又如何办呢？”他指的是美国报纸登的照片，有日人无理地指责中国百姓。须磨脸上露出不信的神情，说：“敝国国民断无如此失态的！”特别是看到广州报纸转载美国报纸的照片后，大声说：“这是美国报章胡闹的惯例，实在是伪造的。”我方回答：“那请你说说伪造的根据吧。”须磨支支吾吾，不敢作声。程市长继续发威：“如果你认为确是伪造，我可以命令我方报纸立即道歉，并声明图片是从美国报纸剪裁的，决非有意造谣。”须磨知道，如那样说，美国报纸会来找麻烦，他完全没有了声音，只好告别。
至此，广九车站风波落下帷幕。
后来，我方想通了，这个须磨是日本派来拉拢西南政府的，因为西南政府与南京政府闹对立，日本想通过这插下一根杠。可是，须磨几次与我们的交往中，发现中国人不受拉拢，想故意利用外交事件给中国出难题，结果还是没有成功。
这个广州市长，就是程天固。
尤其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自东北“9·18事件”与“上海事件”后变得更为敏感。许多中国人都主张抗日，而日本也野心膨胀，到处寻衅，希望把脚从东北伸到华北。当在上海华界高昌庙的一个日本人被打死后，日本露出了狰狞的嘴脸，硬要中方陪十万大洋，还要中国接受种种侮辱条件，国民政府只好忍气吞声接受，致使国人更为愤怒。中日对抗之风，从潜伏到张扬，很快传到广州，影响最大的是广九车站涉日事件。
广九车站出了人命案
1932年，白云路的广九火车站，来了一辆从香港开来的列车。下车的人流中，有个旅客是四十余岁的中年人，正准备雇人力车离去，突然冲上来几个旅客，照那中年旅客劈头盖脸地打，也有用石头猛砸，挤不进去的人站外面骂个不停，把中年旅客砸得头破血流，倒地，不省人事，一会终于气绝了。刹那的斗殴，把周围人惊住了，围上去才看到，死人是穿和服的日本人。那时，中国人对日本已充满仇恨，认识不认识的，都想上前骂几句甚至揍几下。但这个日本人，据说从香港到广州观光，那几个中国旅客，在车上看他已不顺眼，想打，考虑到香港是英国人的地盘，到了广州再动手。其实都与那日本人不认识，打人的中国旅客互相也不认识，完全是仇日情绪的发泄。见出了事，大家一窝蜂散了。
警察来了，检查死者的小皮包，有牙刷一支，面巾一条，内衣裤一套，还有零星日用品和一叠名片，现款才七十元，只好送市立医院善后。
事情报到市政府，在这敏感时刻，官员都感到事情影响巨大，必须尽快平息，而市长偏偏到了南京出差。考虑到是涉外事件，而省委委员唐少川曾是外交家，大家自然委托他处理。
唐少川虽感棘手，但这类事必先向日本驻广州领事通报，特地到沙面的日本领事馆，向驻中国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须磨表示了歉意。须磨脸色变得铁青，立即派人乘车赶到市立医院，得知人已死，态度开始变得强硬，他不分青红皂白质问唐少川，其势甚凶。唐少川立即以省府委员身份正式道歉，并且答应，等市长出差回来，一切可以妥为办理。
事情总算暂时平息。
几天后，程市长回到广州，立即召开省府紧急会议，邀请了广东军事当局最高领导人陈济棠、陈策参加。鉴于上海事件所引起的外交风波，与会者都显得谨慎。陈济棠特别交代，务必把此案风潮安稳度过。
听了唐少川与日本领事谈话的许诺后，市长心中不高兴了：尚未查明真相，竟贸然向日本人认错，肯定了日本人是中国方面殴死的，不是被动吗？再说，日本人向来诡计多端，到处寻衅加害，我们不是应当多加审慎吗？
唐少川也生气了，辩解道：“我是因为此事若不早些承认，将来会引起大祸。你没在，为求风潮不致急剧扩大，只能先道歉，平息日人之气，不对吗？”
陈济棠倒没有接这个话头，提出：万一事态扩大，要把军事总部从广州迁到韶关，以保证军事枢纽的安全。陈策则用讽刺的口吻说：“陈司令怕事情闹大，迁总部当然可以自由处置；我们海军是决意不动的。”说得也是，韶关没有海啊。
这个会似乎也没提出什么积极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巡洋舰来了
第二天，市长到了日本领事馆，向须磨表示为死者可惜的话。然后话题一转：“据我看，死者之遭遇，必定是有复杂的原因。”须磨警觉起来：“贵政府唐先生已向我承认是贵国暴徒所为，如今市长大人莫非想否认吗？”
程市长笑笑，说：“据我所得报告，死者之死，还有几点可疑之处：首先，目前中日因为外交的事情，弄得民情汹涌；为什么死者能如此冒险，一个人身穿和服来广州？好像是有意惹人注目。其次，死者下车之后，出车站雇人力车，曾与人力车夫发生口角，甚至动起手，警察劝解也无效,致群众也不平，发生鼓噪，打抱不平，不知死者是否精神紧张，或有心脏病发生才突然倒毙；还有，死者提包里除名片和少量现钞，什么也没有；按理说，初来的外国游客，应先向本国领事呈报，以期安全。”
须磨更不高兴了，厉声道：这个人是来上海经商的，上个月接到他的来函，说要来广州，因为没说明日期，所以才没去接。
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几句话已经剑拔弩张，毕竟是外交场合，市长也不便发作，解释自己刚出差回穗，回去再调查一下，告别离去。
回去故意拖了两天，看日方态度如何。也不知为何，市面的谣言多了起来，有说日方态度强硬，中方已屈服赔罪；也有说中方已解释清楚，相安无事了……
我方心中清楚，事情没完。果然，两天后须磨到市政府，带了两个副领事和一名通译。程市长心知肚明，须磨是日本外交界后起之秀，能操数国语言，过去都用英语交谈，这次却还带通译，弄的什么名堂？于是，也叫谢、伍两位秘书前来，对等地谈判。
须磨也不想客套，开口就说：“贵市长调查完否？如今对此事有何表示？”市长回答：“已经彻底调查过，和我上次推测一样，是死者太不检点，他的死是咎由自取，我也十分悼惜，VERY SORRY。”
须磨面呈怒色，非常严厉：“然则敝国之人，到了贵国之地，被贵国暴徒无故打死，就此了事了吗？”市长反问，“那你们的意见又如何？”
须磨示意之后，他的副领事从公文包拿出一份文件宣读，列出四条：1，赔偿死者家属（未有具体数目）；2，由中方妥为安葬死者于芳村日本坟场，由市长送殡；3，不得再有同类事情发生；4，以上三项，限48小时接受，否则一切后果由市长负责。
这份文件交给程市长后，二话不说，领事和他的下属离去了。
这事情不能迟疑，市长立即把情况报告陈济棠。他知道，陈司令特别着急这件事，几个小时就来一次电话询问。果然，陈济棠立即下令召开省府委员紧急会议。
向大家汇报了情况之后，各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大家还是委托市长大人，一人负责到底，但要求不要把事情再扩大。
回家之后，程市长苦思冥想，怎么回复日方。他对着公文纸苦思答复文件，突然总部来了电话，说刚接到汕头行营紧急电报，一艘日本巡洋舰从外海驶入汕头，不知什么原因。
程市长心头一紧，情况闹大了，还是要请示陈司令。恰巧，陈司令也来电，让他马上到总部去。
到了总部，陈济棠和妻子莫夫人一榻横陈，隔灯偃卧。一听说市长到，陈济棠立即放下烟枪，起身就坐，说：“刚才的消息说日舰南来，我不能入寐，这件事属非常事态，该怎么应付？日舰会向黄埔驶来吗，也没有把握。”见堂堂司令，竟为一艘日舰弄得坐立不安，市长也感好笑，于是问：“然则总座熟思数日，有何妙策？”
陈济棠回答：“我想通知广州各家住户，今天起在家掘造地洞，以防万一。”
广州虽多为平房，市长也不以为然：“ 如果日舰果真进袭，直达黄埔，也可以上岸，地洞对市民有用吗？再说，挖地洞这类事应当由军事总部颁令，令市民执行才对。不过，几十万市民一起挖，工具又如何解决？”陈济棠不说话了，程市长自己下台阶：“我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没什么的话，我告退了。”随即离去了。
中日两国的关系，已经日趋紧张。广州发生的这件事，使全省人心惶惶，纸币兑白银从八成降至七成，但日舰要来广州的消息一传开，更降至五成。
程市长思前想后，想到一件事，几年前关于鸟粪的事情：海南岛以南，有许多小岛、礁石，星罗棋布，时隐时现。岛屿下面都是些沙石或珊瑚遗骨。千百年来，我国政府对这些小岛较少注意。特别是西沙，过去没有居民，除海草外，还有水鸟，水鸟的鸟粪积聚甚厚，富含磷钾，为最有价值的天然肥料。而海南的渔民，出入这儿多少年，因不知这些是宝物，也置若罔闻，使宝物越积越厚。清末民初，日本人探知岛上有珍奇鸟粪，开始注意，后勾结岛上的渔民，恣意开采。政府因为柔弱，也没有理会。当济南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进一步紧张，有人提出鸟粪问题该管一管，广东当局才意识到确是个问题。于是，从海军司令陈策处，借来小舰开往采集地，一下逮住十多个人，其中两个是日本人。我方训他们一顿后，每人发一张表，要他们填写个人资料，包括籍贯；并说，填好后，如中国人立即教育释放。结果，表填好后，全是“中国人”，连两个日本人也填上“福建渔民”。官员佯作不知，一个个宣布释放，到两个日本人时却宣布扣下。这个舰长也是爽快人，对两个日本人，当场宣布枪决并立即执行。此事传到广州日本领事馆，须磨立即找到我有关方面，质问事情经过。我方却解释：没有日本人呀。他们不信，问有何根据？我方回答：“有自供结存卷。”立即把两个日本人填写的资料拿出来，均是“福建人”，日本领事哑了。
只有巧妙斗争，才能起死回生，广州的市长对这次事件也决定一博：一是拒绝日本领事的要求；二是写警告信，限令二十四小时内，由日本领事让在广州“观光”的500日本人全部离境，否则不保证安全！我们心中有数，广州在市内和沙面的日本人，共一百多，芳村与河南的日人居住区，共90余人，市内博爱医院20余人，其他地方包括海南等200余人，全部共 400多人。
为了表示郑重，广州政府发一函给各国在广州的领事，请他们在日人事件未解决之前，在广州市内行动要谨慎，以免发生意外。很快，所有函件发出，包括给日本领事馆的函件。
解铃还须系铃人
第二天8时，程市长刚进办公室，电话响了，是须磨领事。他要求，在办公时间来访。
须磨带了一位领事，不知为什么，态度似乎好了一些。一见面，他说：“市长的警告书有什么用？二十四小时内，我有什么办法让各地侨民全部离开广东？这不是滑稽之事吗？”程市长正色道：“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啊，你们限我们48小时解决这件事情，否则要承担后果。如今时间已过了一半，不知领事先生在时间到了之后有什么举动，我也是为贵国侨民着想，你们的军舰已经到汕头，万一打起来，怎么保证侨民安全呢？”
轮到须磨脸色不好看了，他支支吾吾，说：“我是奉本国内阁命令来办事的。你们对我们的要求概不接受，讲得通吗？我们还是讲点私情，你全部拒绝，我也难办。”见他态度软化，市长索性说：“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请你作为领事，电告政府，汕头的军舰停止行进，回到原来地点。然后，我们再研究一个妥善的办法。”须磨点头了，却称不清楚汕头军舰的事，要回去查一下，约好下午再见面。
下午四五点钟，须磨又来了，称军舰已经离开汕头走了。但他对中国报纸揭露日舰来汕的事不满，还说文章对天皇充满“不敬”。这时，广州市长说：“可是，贵国国民对我国国民同样有失敬之处，你又如何办呢？”他指的是美国报纸登的照片，有日人无理地指责中国百姓。须磨脸上露出不信的神情，说：“敝国国民断无如此失态的！”特别是看到广州报纸转载美国报纸的照片后，大声说：“这是美国报章胡闹的惯例，实在是伪造的。”我方回答：“那请你说说伪造的根据吧。”须磨支支吾吾，不敢作声。程市长继续发威：“如果你认为确是伪造，我可以命令我方报纸立即道歉，并声明图片是从美国报纸剪裁的，决非有意造谣。”须磨知道，如那样说，美国报纸会来找麻烦，他完全没有了声音，只好告别。
至此，广九车站风波落下帷幕。
后来，我方想通了，这个须磨是日本派来拉拢西南政府的，因为西南政府与南京政府闹对立，日本想通过这插下一根杠。可是，须磨几次与我们的交往中，发现中国人不受拉拢，想故意利用外交事件给中国出难题，结果还是没有成功。
这个广州市长，就是程天固。
文献资料来源：2008-07-13 羊城晚报-B2
作者：梁华清
索取号：K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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