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张之洞
清代乾隆年间，诗人袁枚给他在广东做官的弟弟写信说：“又闻广东刻字甚便宜，不过不好耳，然刻《子不语》，原不必好也，弟为留意一问。”看来当时广东刻字便宜是全国有名，当然，因为是民间的私人坊刻，质量显然不如有政府部门专人负责的官刻。不过，像《子不语》这样的当时文人学者看不上的“小说”，倒也不必要求像学术著作那般严谨，所以袁枚嘱他弟弟帮忙问问。这个关于袁枚刻书的小段子，显示的正是清代的广东刻书业在全国的重要位置，在出版业一向并不发达的广州，那是一段颇值得回味的书业辉煌史。如今想在城中寻找那些曾经的书业旧影，却发现，在城市皮相无时不刻的变化下，几乎是无迹可寻了。
【大南路】
“书芳水族街”
书坊街
书坊街是北京路附近的一条内街小巷，四五米宽，全长不足百米，但在大南路上要找到它也不是很困难。只要问那条卖金鱼的街在哪里，坐在路边乘凉的广州本地阿姨就会给你指出很清晰的方向和路线来。
书坊街如今是水族一条街，整条街上，有十几家卖观赏鱼的店铺，充满了市井气息。除了有些发白的青石板路面外，已经看不出什么古街的痕迹，更不用说跟“书坊”有关的任何遗存。南端巷口崭新的路牌，上书“书坊街”的三个繁体大字，不断有来往运货的三轮车进出巷口。已经很难想象，200多年前的广州读书人，会在赶考前来这里买考试用书和辅导资料，或者在北京路逛完街后，就在这里买本《三国演义》、《水浒传》，或帮孩子买本童蒙课本，带回家看。如果有记忆，巷口那棵枝繁叶茂的榕树，应该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里曾发生过的沧海桑田。而巷口门牌下显然是后人刻上的一行大字“书芳水族街”，倒很有些历史拼贴现实的味道。
据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绪柏介绍，这条街至少有近300年历史。以“书坊”作为街名，即使在明清时期，全国也并不多见。它临近科举考生们集聚的提督学院，刚开始只有一些应科举考试之需、满足考生的书摊，后来渐渐发展成书坊集中的路段。当时的北京路一带也遍布书坊，分别集中在北京路北段双门底、西湖路和学院前（现教育路南段），有名号可查的书坊就有120余家。
根据《广东省志·出版志》，清代道光以前，广州的出版业仍然比较落后。当时，广州刻书不多，且大部分是科举应用之书。这种情况直到学海堂设立后才开始改变。道光四年（1824年），两广总督阮元设立学海堂，重视经史和考据之学，并刊刻经史子集类书籍，自此学术繁荣，广州风气大开，官刻、私刻、坊刻蔚然成风。《皇清经解》、“海山仙馆丛书”、“粤雅堂丛书”、《武英殿聚珍版书》等卷帙浩繁、刻印精美的书籍相继刊刻，“广板（版）”图书由此名闻全国。
书坊街虽然早已名不符实，但它曾经是清代民间刻书业黄金时代的见证，并将继续提醒我们，这个城市有过的一段书业历史。
越秀书院街
书坊书业的兴盛，离不开当时书院的繁荣。所谓书院，是指在官学和私人授徒之外的一种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既有官办又有家族兴办。这一中国古代独有的“学校”组织，不仅聚集人才，大兴教育，而且刊刻大量书籍，推动了广州的刻书业，所以广州的书院群落是与书坊业布局相呼应的，西湖路、大小马站街、龙藏街等，既是书坊集中的路段，也是书院集中的地方。
这其中的越秀书院街，名声不小，尤其在几年前开始了重建的规划后。但在人流如织的北京路上，那个写着“越秀书院街”的石匾和这牌匾后的一切，仍常常被人忽略。
越秀书院街的街口大牌匾很有点引人入胜，但进去后才发现，其实并没有多少书院的痕迹了。这里只是广百百货的后门，再往前，是零星停靠着的汽车，街上行人寥寥，和几米开外喧嚣热闹的北京路是两个世界，其实，根据历史记载，这里曾经也很热闹。当时的广东总督赵洪灿、巡抚范时崇等在大马站首建越秀书院后，广州城内的书院一度多达数百间。清代康熙年间，这一带书院林立，读书人集聚，很热闹，只是与现在北京路上的市声不同，当时这里最多的应该是读书声。
在这些书院群内，现今还保留着清代建筑风格、留存较完整的是西湖路流水井的庐江书院，又名何家祠，它曾作为昔日省内何氏家族弟子来广州应试之用，现在仍保持着几进式的书院建筑总体结构，但那几厢书房如今都成了民居。年代久远的灰白色门楼，在周边摩登楼群的映衬下，越发显得古旧落寞
越秀书院所在的北京路，也曾经是一条重要的文化街。清末民初的时候，北京路还叫永汉路，这里曾集中了几十家书局，其中包括开明书店、光明书局、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牌大型书局的广州分局。这里的新华书店是解放后广州成立最早的新华书店，也是如今北京路步行街上唯一的大型书店。最近学而优书店也在北京路附近开了分店，不过，在买书渠道越来越多的今天，一条街都是书店的景况应该不会再有了。
【文德路】
“红楼”不可寻
现实和历史记载的巨大反差有点让人猝不及防。离文明路和文德路交界处不远的文德路62号，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停车场，孙中山文献馆的工作人员却介绍说，那里便是曾经鼎鼎大名的“红楼”所在地了。
1912年，广东省第一间公立图书馆——广雅书局广东图书馆在广州城文明门外聚贤坊，也就是今天的文德路62号正式开馆，它是今天的中山图书馆前身。当时馆内主要建筑“红楼”占地3000多平方米，四面回廊，面水而立，楼上是书库和办公室，楼下有两个阅览室，1913年教育部的一份视察报告这样赞美过它：“地面广阔，景致绝佳。亭阁楼台，间以溪桥，青林翠竹，围绕四周，入之性静神怡，有超然尘世之想。”1917年，该馆改名为广东省立图书馆。
这里曾内设广雅版片印行所，收集有学海堂、粤雅堂、海山仙馆、广雅书局等公私机构自清道光年间至清末所刻书版，1918年，印行所择其版式一律者，合经史子集，刊为《广雅丛书》，这套书的文献价值很高，直到今天仍在刊行、重印。虽然《广雅丛书》是在民国时期汇编而成的，但它代表了清代广雅书局刻书的成就。
在张之洞来广州之前，广州还没有正式的官书局。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城南文明门外兴建广雅书局。它规模宏大，已经初具现代出版机构的规模，有严密的组织章程和制度。张之洞在创办书局之初，不仅自己带头捐款，还发动在粤盐商出资，并将这些钱存起来，专供文化建设之用。据说，当时广雅书局的稿费是比较高的，学者工资达到几十两之多。广雅书局刊行了大量的书籍，根据《广东省志·出版志》，广雅书局刻书总数达300种，刻书数量是当时全国书局之首。
有时，很难说文字还是实物更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广雅书局刻书留存的文字仍在，广雅书局图书馆的地址却几度变迁，“红楼”的盛景只能凭着仅有的文字记载去想象了。当然，如今中山图书馆的分馆、位于文德路81号的孙中山文献馆，主体建筑也是一幢古色古香的红色小楼，从62号的停车场出来后，不妨到此看看，聊以怀想吧。
【上九东、龙津东路】
曾经的出版和报纸一条街
根据记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广州时局相对稳定，出版业又有发展。广州市区基本形成以永汉北路（今北京路北段）、文德北路、光复中路、十八甫等地为中心的出版发行机构集中地。
1931年，当时的市政府把第三甫至第八甫以及打铜街由北至南改建成大马路，并更名为“光复路”。“光复”含纪念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统治光复河山之意，修建成路之后，光复路面宽约十多米，沿途多为民宅。原来的第七甫和第八甫老街也在这个时候更名为“光复中路”。
当光复中路还叫第七甫的时候，这条街上的五桂堂书坊正盛名于省港澳。书坊老板徐学成是晚清落第的秀才，这个书坊是他和堂兄徐学源及林贵、华襄4人合资开办的。清光绪年间开业初期，以木刻手工印制出版了大量的木鱼书、龙舟、曲本、小说、日历和四书五经等，至民国初改用日本手摇印刷机，并在香港开设分局，刻印的书远销到东南亚甚至北美洲的华人地区，享有盛名。
民国时期，这里还是著名的“报纸一条街”。当时广州的印刷出版中心集中在西关的第七甫、第八甫和十八甫一带，这里的印务所、印刷厂约占广州行业的半数，刻书、印刷业的兴起和发展也带动了报业的发展。
光复路这条在当时闻名广州的大马路，如今在路边耸立的大厦楼盘的映衬下，变成了一条普通的小路，而曾经书局林立的街容更是完全无迹可寻，这里成了“针车一条街”。在盛夏的黄昏时分，大部分针车行都已经歇业下班，大门紧闭，整条路显得路断人稀的，怎能想象，百多年前，这里的印刷机器轰隆一开动，就能出品可能影响华人世界的图书和报纸来……
■关于刻书那些事
今年2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绪柏曾专门为书坊街写了一个政协提案，建议把它纳入广州"古书院群"进行改造和修复，结合旧城改造，把书坊街改造为以经营古旧书籍为主的文化一条街。之所以有这样的提案，正是基于他对清代广州书业历史的深刻了解。
信息时报：清朝中后期，广州成为全国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为什么？
李绪柏：原因有几个。一是道光初年，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对广东学术、文化、教育的提倡和重视。他是清代著名学者，学术界泰斗式的人物，学术和权力的能量都很大。阮元在广州时创建了学海堂，那是研究型的书院，真正做学问的，提倡实学，同时刊刻经史子集类书籍，广东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并由此带来广州刻书业大盛的局面。第二，鸦片战争爆发后，传统刻书地如浙江、安徽等受到战争摧残，文化、学术受到影响，而广州当时相对安定。第三是清朝乾隆时广州是对外通商口岸，垄断对外贸易，当时经济比较发达，十三行兴盛，有些商人很重视刻书，如当时十三行首领式的人物、大商人伍崇曜，就很致力于刻书。
信息时报：当时的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坊刻等，各自有什么出品和特点？
李绪柏：当时的官刻是指以官府名义出钱刻书，如地方志这类，后来有了具备独立功能的机构——官书局。像张之洞抵粤后开办的广雅书局，它是官方机构，有办公经费、办公场所、编辑人员，都是拿工资的专职人员。所刻的书都是经史子集类，具有经典性的典籍。坊刻就是私人刻书，书坊就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私人企业。书坊刻的书就比较杂，包括当时科举的考试用书、辅导资料、小说、日历、风水书、儿童启蒙课本、民间唱戏剧本等。我发现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等当时的通俗小说都有广东刻本的。
信息时报：当时的很多书坊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书店"？
李绪柏：书坊包括书店，但并不完全等同于书店，它的功能包括了书店和出版。比如说，如果读书人觉得自己的诗文集不错，想刻书，就可以找书坊代刻。当时广州的刻书可谓物美价廉，别的地方是按10个字5文钱的价格，广州刻书就只要1文钱，所以不少外地的如江苏人，就喜欢到广州来刻书，然后把刻好的大样带回去印刷，时人以为那是江苏的，其实是在广州刻的。广东的出版业一向比较落后，不像四川、江西、福建等地，从宋朝开始就是刻书中心，到清朝广东能成为出版中心之一，刚才说的物美价廉是一个重要原因。
信息时报：当时书坊的老板都是些什么人？书坊的读者主要是什么人？
李绪柏：封建社会里，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所以关于书坊老板的历史记载非常少，几乎没什么资料。当时主要是商刻（商业性刻书），所以刻得比一般的官刻要差些，有错别字，因为它们的读者群一般是比较下层的打工阶层，不需要像文人学者的刻书那么讲究漂亮。坊刻主要传播的，有点像今天的大众文学、大众文化。
信息时报：当时广州的刻书中心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
李绪柏：就我所知，主要是现在的北京路、龙藏街、书坊街、西湖路一带，还有上下九、十六甫、十七甫、十八甫等地方。
信息时报：后来广州刻书业为什么衰落了？
李绪柏：民国后，广州刻书业开始衰落了，文化、经济中心都向香港、上海等地转移。因为当时广州战争比较多，主政者也不够重视文化、出版事业，所以当时广州的学术、文化水平还比不上清代。
清代乾隆年间，诗人袁枚给他在广东做官的弟弟写信说：“又闻广东刻字甚便宜，不过不好耳，然刻《子不语》，原不必好也，弟为留意一问。”看来当时广东刻字便宜是全国有名，当然，因为是民间的私人坊刻，质量显然不如有政府部门专人负责的官刻。不过，像《子不语》这样的当时文人学者看不上的“小说”，倒也不必要求像学术著作那般严谨，所以袁枚嘱他弟弟帮忙问问。这个关于袁枚刻书的小段子，显示的正是清代的广东刻书业在全国的重要位置，在出版业一向并不发达的广州，那是一段颇值得回味的书业辉煌史。如今想在城中寻找那些曾经的书业旧影，却发现，在城市皮相无时不刻的变化下，几乎是无迹可寻了。
【大南路】
“书芳水族街”
书坊街
书坊街是北京路附近的一条内街小巷，四五米宽，全长不足百米，但在大南路上要找到它也不是很困难。只要问那条卖金鱼的街在哪里，坐在路边乘凉的广州本地阿姨就会给你指出很清晰的方向和路线来。
书坊街如今是水族一条街，整条街上，有十几家卖观赏鱼的店铺，充满了市井气息。除了有些发白的青石板路面外，已经看不出什么古街的痕迹，更不用说跟“书坊”有关的任何遗存。南端巷口崭新的路牌，上书“书坊街”的三个繁体大字，不断有来往运货的三轮车进出巷口。已经很难想象，200多年前的广州读书人，会在赶考前来这里买考试用书和辅导资料，或者在北京路逛完街后，就在这里买本《三国演义》、《水浒传》，或帮孩子买本童蒙课本，带回家看。如果有记忆，巷口那棵枝繁叶茂的榕树，应该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里曾发生过的沧海桑田。而巷口门牌下显然是后人刻上的一行大字“书芳水族街”，倒很有些历史拼贴现实的味道。
据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绪柏介绍，这条街至少有近300年历史。以“书坊”作为街名，即使在明清时期，全国也并不多见。它临近科举考生们集聚的提督学院，刚开始只有一些应科举考试之需、满足考生的书摊，后来渐渐发展成书坊集中的路段。当时的北京路一带也遍布书坊，分别集中在北京路北段双门底、西湖路和学院前（现教育路南段），有名号可查的书坊就有120余家。
根据《广东省志·出版志》，清代道光以前，广州的出版业仍然比较落后。当时，广州刻书不多，且大部分是科举应用之书。这种情况直到学海堂设立后才开始改变。道光四年（1824年），两广总督阮元设立学海堂，重视经史和考据之学，并刊刻经史子集类书籍，自此学术繁荣，广州风气大开，官刻、私刻、坊刻蔚然成风。《皇清经解》、“海山仙馆丛书”、“粤雅堂丛书”、《武英殿聚珍版书》等卷帙浩繁、刻印精美的书籍相继刊刻，“广板（版）”图书由此名闻全国。
书坊街虽然早已名不符实，但它曾经是清代民间刻书业黄金时代的见证，并将继续提醒我们，这个城市有过的一段书业历史。
越秀书院街
书坊书业的兴盛，离不开当时书院的繁荣。所谓书院，是指在官学和私人授徒之外的一种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既有官办又有家族兴办。这一中国古代独有的“学校”组织，不仅聚集人才，大兴教育，而且刊刻大量书籍，推动了广州的刻书业，所以广州的书院群落是与书坊业布局相呼应的，西湖路、大小马站街、龙藏街等，既是书坊集中的路段，也是书院集中的地方。
这其中的越秀书院街，名声不小，尤其在几年前开始了重建的规划后。但在人流如织的北京路上，那个写着“越秀书院街”的石匾和这牌匾后的一切，仍常常被人忽略。
越秀书院街的街口大牌匾很有点引人入胜，但进去后才发现，其实并没有多少书院的痕迹了。这里只是广百百货的后门，再往前，是零星停靠着的汽车，街上行人寥寥，和几米开外喧嚣热闹的北京路是两个世界，其实，根据历史记载，这里曾经也很热闹。当时的广东总督赵洪灿、巡抚范时崇等在大马站首建越秀书院后，广州城内的书院一度多达数百间。清代康熙年间，这一带书院林立，读书人集聚，很热闹，只是与现在北京路上的市声不同，当时这里最多的应该是读书声。
在这些书院群内，现今还保留着清代建筑风格、留存较完整的是西湖路流水井的庐江书院，又名何家祠，它曾作为昔日省内何氏家族弟子来广州应试之用，现在仍保持着几进式的书院建筑总体结构，但那几厢书房如今都成了民居。年代久远的灰白色门楼，在周边摩登楼群的映衬下，越发显得古旧落寞
越秀书院所在的北京路，也曾经是一条重要的文化街。清末民初的时候，北京路还叫永汉路，这里曾集中了几十家书局，其中包括开明书店、光明书局、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牌大型书局的广州分局。这里的新华书店是解放后广州成立最早的新华书店，也是如今北京路步行街上唯一的大型书店。最近学而优书店也在北京路附近开了分店，不过，在买书渠道越来越多的今天，一条街都是书店的景况应该不会再有了。
【文德路】
“红楼”不可寻
现实和历史记载的巨大反差有点让人猝不及防。离文明路和文德路交界处不远的文德路62号，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停车场，孙中山文献馆的工作人员却介绍说，那里便是曾经鼎鼎大名的“红楼”所在地了。
1912年，广东省第一间公立图书馆——广雅书局广东图书馆在广州城文明门外聚贤坊，也就是今天的文德路62号正式开馆，它是今天的中山图书馆前身。当时馆内主要建筑“红楼”占地3000多平方米，四面回廊，面水而立，楼上是书库和办公室，楼下有两个阅览室，1913年教育部的一份视察报告这样赞美过它：“地面广阔，景致绝佳。亭阁楼台，间以溪桥，青林翠竹，围绕四周，入之性静神怡，有超然尘世之想。”1917年，该馆改名为广东省立图书馆。
这里曾内设广雅版片印行所，收集有学海堂、粤雅堂、海山仙馆、广雅书局等公私机构自清道光年间至清末所刻书版，1918年，印行所择其版式一律者，合经史子集，刊为《广雅丛书》，这套书的文献价值很高，直到今天仍在刊行、重印。虽然《广雅丛书》是在民国时期汇编而成的，但它代表了清代广雅书局刻书的成就。
在张之洞来广州之前，广州还没有正式的官书局。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城南文明门外兴建广雅书局。它规模宏大，已经初具现代出版机构的规模，有严密的组织章程和制度。张之洞在创办书局之初，不仅自己带头捐款，还发动在粤盐商出资，并将这些钱存起来，专供文化建设之用。据说，当时广雅书局的稿费是比较高的，学者工资达到几十两之多。广雅书局刊行了大量的书籍，根据《广东省志·出版志》，广雅书局刻书总数达300种，刻书数量是当时全国书局之首。
有时，很难说文字还是实物更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广雅书局刻书留存的文字仍在，广雅书局图书馆的地址却几度变迁，“红楼”的盛景只能凭着仅有的文字记载去想象了。当然，如今中山图书馆的分馆、位于文德路81号的孙中山文献馆，主体建筑也是一幢古色古香的红色小楼，从62号的停车场出来后，不妨到此看看，聊以怀想吧。
【上九东、龙津东路】
曾经的出版和报纸一条街
根据记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广州时局相对稳定，出版业又有发展。广州市区基本形成以永汉北路（今北京路北段）、文德北路、光复中路、十八甫等地为中心的出版发行机构集中地。
1931年，当时的市政府把第三甫至第八甫以及打铜街由北至南改建成大马路，并更名为“光复路”。“光复”含纪念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统治光复河山之意，修建成路之后，光复路面宽约十多米，沿途多为民宅。原来的第七甫和第八甫老街也在这个时候更名为“光复中路”。
当光复中路还叫第七甫的时候，这条街上的五桂堂书坊正盛名于省港澳。书坊老板徐学成是晚清落第的秀才，这个书坊是他和堂兄徐学源及林贵、华襄4人合资开办的。清光绪年间开业初期，以木刻手工印制出版了大量的木鱼书、龙舟、曲本、小说、日历和四书五经等，至民国初改用日本手摇印刷机，并在香港开设分局，刻印的书远销到东南亚甚至北美洲的华人地区，享有盛名。
民国时期，这里还是著名的“报纸一条街”。当时广州的印刷出版中心集中在西关的第七甫、第八甫和十八甫一带，这里的印务所、印刷厂约占广州行业的半数，刻书、印刷业的兴起和发展也带动了报业的发展。
光复路这条在当时闻名广州的大马路，如今在路边耸立的大厦楼盘的映衬下，变成了一条普通的小路，而曾经书局林立的街容更是完全无迹可寻，这里成了“针车一条街”。在盛夏的黄昏时分，大部分针车行都已经歇业下班，大门紧闭，整条路显得路断人稀的，怎能想象，百多年前，这里的印刷机器轰隆一开动，就能出品可能影响华人世界的图书和报纸来……
■关于刻书那些事
今年2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绪柏曾专门为书坊街写了一个政协提案，建议把它纳入广州"古书院群"进行改造和修复，结合旧城改造，把书坊街改造为以经营古旧书籍为主的文化一条街。之所以有这样的提案，正是基于他对清代广州书业历史的深刻了解。
信息时报：清朝中后期，广州成为全国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为什么？
李绪柏：原因有几个。一是道光初年，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对广东学术、文化、教育的提倡和重视。他是清代著名学者，学术界泰斗式的人物，学术和权力的能量都很大。阮元在广州时创建了学海堂，那是研究型的书院，真正做学问的，提倡实学，同时刊刻经史子集类书籍，广东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并由此带来广州刻书业大盛的局面。第二，鸦片战争爆发后，传统刻书地如浙江、安徽等受到战争摧残，文化、学术受到影响，而广州当时相对安定。第三是清朝乾隆时广州是对外通商口岸，垄断对外贸易，当时经济比较发达，十三行兴盛，有些商人很重视刻书，如当时十三行首领式的人物、大商人伍崇曜，就很致力于刻书。
信息时报：当时的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坊刻等，各自有什么出品和特点？
李绪柏：当时的官刻是指以官府名义出钱刻书，如地方志这类，后来有了具备独立功能的机构——官书局。像张之洞抵粤后开办的广雅书局，它是官方机构，有办公经费、办公场所、编辑人员，都是拿工资的专职人员。所刻的书都是经史子集类，具有经典性的典籍。坊刻就是私人刻书，书坊就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私人企业。书坊刻的书就比较杂，包括当时科举的考试用书、辅导资料、小说、日历、风水书、儿童启蒙课本、民间唱戏剧本等。我发现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等当时的通俗小说都有广东刻本的。
信息时报：当时的很多书坊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书店"？
李绪柏：书坊包括书店，但并不完全等同于书店，它的功能包括了书店和出版。比如说，如果读书人觉得自己的诗文集不错，想刻书，就可以找书坊代刻。当时广州的刻书可谓物美价廉，别的地方是按10个字5文钱的价格，广州刻书就只要1文钱，所以不少外地的如江苏人，就喜欢到广州来刻书，然后把刻好的大样带回去印刷，时人以为那是江苏的，其实是在广州刻的。广东的出版业一向比较落后，不像四川、江西、福建等地，从宋朝开始就是刻书中心，到清朝广东能成为出版中心之一，刚才说的物美价廉是一个重要原因。
信息时报：当时书坊的老板都是些什么人？书坊的读者主要是什么人？
李绪柏：封建社会里，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所以关于书坊老板的历史记载非常少，几乎没什么资料。当时主要是商刻（商业性刻书），所以刻得比一般的官刻要差些，有错别字，因为它们的读者群一般是比较下层的打工阶层，不需要像文人学者的刻书那么讲究漂亮。坊刻主要传播的，有点像今天的大众文学、大众文化。
信息时报：当时广州的刻书中心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
李绪柏：就我所知，主要是现在的北京路、龙藏街、书坊街、西湖路一带，还有上下九、十六甫、十七甫、十八甫等地方。
信息时报：后来广州刻书业为什么衰落了？
李绪柏：民国后，广州刻书业开始衰落了，文化、经济中心都向香港、上海等地转移。因为当时广州战争比较多，主政者也不够重视文化、出版事业，所以当时广州的学术、文化水平还比不上清代。
文献资料来源：2008-08-07 信息时报-C08
作者：陈川
索取号：K
本馆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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