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道-七中120年 1888年
容懿美女士来到广州，在五仙门创设培道学校，成为培道女子中学的前身。
1907年
东山新校舍落成，学生人数激增。
1919年
改为私立培道女子中学。
1937年
芦沟桥事变后，培道历经几次校址变迁，分校开遍香港、澳门、桂林。
1945年
8月12日，日寇无条件投降，培道迁回东山原址复课。
1958年
4月30日，七中学生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首次提出的“勤工俭学好”迅速在各级学校热传。
1962年
历经改名后的培道，正式改名广州市第七中学。
流光瞬逝，广州七中迎来百廿华诞。120年，峥嵘岁月历经沧桑续弦歌；120年，爱诚真毅源远流长沐春风；120年，砥砺学行桃李芬芳育英才；120年，铸造辉煌追求卓越与日新。
容闳、郑观应呼吁办女学
广州市第七中学的前身是广州培道女子中学。正是在晚清西学东渐之风吹起、传教士广办教会学校、女性意识觉醒之时开办的。
首先要提及的是晚清开明人士——容闳与郑观应。容闳是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被后人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曾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开启中国留学史大幕，让国人第一次得以平视西方教育，受其教益。另一位是郑观应，他“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两位开明人士均提倡女学，呼吁办女学。而在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束缚下挣扎着的中国女性，受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逐渐希望冲破牢笼，学习文化。
与此同时，美国教会已来我国传播基督教，建立各种慈善及教育机构。1888年，美国南方浸信会女传道第一届联会，以中国妇女绝少入学受教育机会为由，派容懿美女士来广州，于五仙门创设培道学校，当时设妇孺班，这就是培道女子中学的前身。
广州兴办新式教会学校是在全国开创引进西方教育先河，虽然传教士们开办教会学校的初衷是希望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但教会学校在广州的创办与发展，开拓了近代广州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学的新风，促使他们产生以先进科技振兴中国的思想。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精英和先进分子，很多出自教会办的学校。1919年，改为私立培道女子中学。
著名影星胡蝶的母校
到了20世纪初，培道蓬勃发展，生源和校舍激增，这个时期也培育了许多知名校友。包括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陈天恩等。
1907年，东山新校舍落成。学生人数激增，于是把妇女班及盲女班先后迁出。数年后，增设蒙学班及蒙学师范。当时培道蒙学办理完善，被誉为全市之冠。1918年，开办四年毕业的旧制中学。
1924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所设课程有国文、英文、史、地、物、化、数、图、音和体等科。学生知识面所涉较广，质量有所提高。
其中，在演艺界方面，培道的学生熠熠生辉。20世纪30～40年代的著名影星胡蝶便是培道1924届毕业的。在校求学期间，她就是出名的校花，多才多艺，拿一张床单往身上一披，便可唱、可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是一个很有艺术天分的学生。毕业后她进入影视圈，一生共拍近百部电影。
第一代女飞行学员出于此
如果从毕业生的光辉历史来看，19世纪20年代年可谓颇有意义。张瑞芬是培道中学1921届学生。后来成为了美国林肯航空学校1931年唯一一名女飞行学员，顺利毕业后，考取了私人飞行执照。她是美国著名的“99飞行俱乐部”中第一位华人妇女，也是第一位在美国持有最高飞行执照的中国女性。
早在培道就读期间，张瑞芬就渴望做一名飞行员，她经常以一根柱子为轴心，快速转圈5分钟，站定后丝毫不摆动，还经常与同学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知名飞行战士，并对当时的男尊女卑现象不以为然，认为男人做到的事女人也可以做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瑞芬心系祖国，她驾驶自己的飞机飞访美国各大城市宣传抗日。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州市中学生们踊跃参军，特别是当时空军挑选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激起了学生们的热情。培道中学女生陈天恩，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航员培训。当时的6位领航员学员中的5位都是高三学生，仅她是高一学生。由于培道给了她扎实的数理基础，她全部课程考试都是满分。之后，她幸运地入选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培道中学的学生们别具匠心地排成飞机形状，驮起了她，让她体验驾驶的乐趣。1952年，陈天恩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典礼，并光荣地得到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的接见。
黄翠芬院士遥忆当年“童女军”
此后到抗日战争之前，培道踏上兴盛发展之道。1929年，四十周年纪念堂中座落成。9月开学，学生人数已达五百多人，均可安排在四十周年纪念堂上课。
及至1932年，学校终于完全由中国人办理。当年，培道行政管理方面已上轨道，经费也能自给了。建校四十周年之际，纪念堂扩建两掖落成，校友又捐赠曦亭增种树木，从此，一进校门，夹竹桃和丹竹成行，绿树交荫，校舍、校园更臻完美。后来，又附设了华侨班，供华侨子女回国就读。
兴盛时期的培道，学生自治会已成立。从1932至1936年间，每学期举行时事比赛、演讲比赛、专题辩论、美术比赛、音乐比赛、话剧比赛等等，同学们课余三五成群，或在曦亭琅琅读书；或在球场练习排球、垒球；或在应接室倚栏探讨，争论学术上的疑难。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翠芬是培道1940届的毕业生。谈及在培道的三年生活她依然充满感激。“当时还是比较开放和自由，虽然是教会学校但是却不会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另外文体活动很活跃，学生都爱打棒球。”当时最受欢迎的是“童女军”的组织，那里经常教大家一些野炊、远足、打信号旗的知识，很适合年轻人的口味。黄翠芬就经常被大家推荐为队长，带领大家一同野炊。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学生的课业负担很轻，不像现在竞争得那么厉害。“那时候的教师都很优秀，老师们往往上完课都留下10分钟给学生做作业，学生几乎不用把作业搬回家里做，所以我们很多时间看课外书，学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们经常演话剧、集体唱各国的歌曲，整个气氛自由自在，没有太大的压力。” 据称，当时没有排名之说，大家也不会拿分数去比较，全级只有第一名才能够获得奖励，所以同学之间也没有竞争关系。“我初中毕业莫名奇妙地获奖了，可是和同学们走得很近很亲密。” 正是在这种自由开放的思想下，黄翠芬开始对化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对她未来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初中就是打基础，我在培道基础打得很牢。”
后来，黄翠芬在岭南大学攻读，又出国留学，最终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不过她对母校的情谊浓厚，出国留学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到广州探望当年的语文老师，前年又再次回校与同窗聚旧。
学生勤工俭学受毛主席称赞
1945年8月12日，日寇无条件投降，培道迁回东山原址复课，原大部分员工则回广州东山继续工作。一旦回原址开学，师生欢快心情。当时学校经费支绌，学生自治会于是发起筹捐礼堂坐椅四百张，又得到美国友人捐赠图书、仪器、如《新世界文库》、显微镜、油印机等及款项，克服了不少困难。
1949年，面临全国解放，学生政治觉悟程度不同。学生自治会聘请前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应照到校作《中国的命运与前途》的报告，介绍了解放区与解放战争的情况，驳斥当时谣言。这报告大受学生欢迎，起到了安定情绪、渴望光明的启迪作用。
广州解放的当天，一夜之间迎接解放的标语，即贴满了校园内外。学生又组织了一支宣传队，排练土风舞，扭秧歌，练唱《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10月20日清晨，学校敞开四十周年纪念堂大门，欢迎解放军。1949年寒假，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市学联举办东区学园，为了人民币迅速成为全国唯一流通的货币，师生们走上街头，协助扫荡“剃刀门楣”。1950年师生代表参加美津会议，接着开展了争取学校管理民主、经济公开的斗争，摆脱了控制学校的教会力量，与抗美援朝的“三祝”运动相配合。
直到今天，受毛主席见面时的一句“劳动好不好，群众欢不欢迎？”的话一直成为任博华的座右铭，信守一生。1958年4月30日，任博华等几十个在棠下生产合作社田里劳动的七中学生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任博华说：“毛主席伸出手来和站在学生队伍最前面的我握手……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的？’由于过分激动，一下子张口结舌……回过神来他汇报说：‘我们是广州七中学生，来这里进行勤工俭学劳动来的。’毛主席问钟社长（合作社社长）：‘他们劳动好不好，群众欢不欢迎他们？’钟社长回答说：‘他们劳动很积极，社员很欢迎他们。’毛主席听了很高兴，点了点头说：学生参加些劳动好，勤工俭学好。”
毛主席在接见七中学生时首次提出“勤工俭学好”，很快，勤工俭学活动在各级学校兴起，办校办小工厂、小农场、农村分校等等，学生每年至少要参加一个月的学工、学农、学兵活动。
这次接见成了七中校史上光辉的一页，历年来每一份学校宣传册都以当年接见的照片为扉页，在校史博物馆里也醒目地挂着当年照片的扩片。毛主席接见七中学生的历史，已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并将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下去。
从1950年至1956年改为公校，原培道女中改名为市第二女子中学，后又改名为市30中学、广州师院附中、师院实验学校等，1962年正式改名广州市第七中学，一直至今。
茅盾许地生曾到此讲学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广州屡遭空袭。为此培道也历经几次校址变迁，分校开遍香港、澳门、桂林。1937年9月25日迁校肇庆，当时仅为广州时学生上课人数的1/9。虽然教职员薪金减至最低限度，然而均能努力合作，弦歌不辍。在半年中，肇庆屡遭空袭，师生需自建防空壕。为安全起见暂迁往香港。
1938年2月24日，学校由肇庆迁至香港，在九龙广华街租赁楼房为校舍。留港四年，学生300多增至400多人。学生心怀祖国，曾请民主人士沈雁冰（即茅盾）、许地生、学者刘文典、外交家叶恭倬来校演讲，分析抗战形势。
1941年12月8日中学部正举行第二段考之际，日机突袭港九，迫得停课遣散学生离校。为安全计学校将留下来，未走的员生迁往太平道宿舍。当时，估计到日寇一到，水电必定停供，学校即购买洋烛，员生所有盘盘桶桶征作载水之用。日寇突破狮子山英军防线后，再下九龙，九龙水电果然停供，在黑暗中，时闻撬门抢劫、匪徒大呼“胜利”之声，因早有戒备，幸免于难，而隔壁有养猪者，匪徒竟然入屋烧水宰猪，扛肉提刀而出，旁若无人。招摇经过宿舍台阶下。
香港已非安全之地。1942年春，学校决定迁往澳门继续办理。在澳门借卢家花园一部分校舍为临时课室，学生仅得80余人。经费支绌，而教职员不以薪资微薄为怀，一心护校，共赴时艰。
自1942年春以后，培道一校分在三处：迁澳门之澳校，1945年抗战胜利后之港校，于1942年春至1944年夏在桂林之培联。澳门培道与香港培道开办以后，由少而壮，日见展拓。澳门培道已成为一间具有学生1700多人的完全中学，并办有小学及幼稚园。香港培道至1987年有学生2700多人，高、初中、小学、幼稚园一贯相连。桂林培联两年，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籍贯分属17省之多。
容懿美女士来到广州，在五仙门创设培道学校，成为培道女子中学的前身。
1907年
东山新校舍落成，学生人数激增。
1919年
改为私立培道女子中学。
1937年
芦沟桥事变后，培道历经几次校址变迁，分校开遍香港、澳门、桂林。
1945年
8月12日，日寇无条件投降，培道迁回东山原址复课。
1958年
4月30日，七中学生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首次提出的“勤工俭学好”迅速在各级学校热传。
1962年
历经改名后的培道，正式改名广州市第七中学。
流光瞬逝，广州七中迎来百廿华诞。120年，峥嵘岁月历经沧桑续弦歌；120年，爱诚真毅源远流长沐春风；120年，砥砺学行桃李芬芳育英才；120年，铸造辉煌追求卓越与日新。
容闳、郑观应呼吁办女学
广州市第七中学的前身是广州培道女子中学。正是在晚清西学东渐之风吹起、传教士广办教会学校、女性意识觉醒之时开办的。
首先要提及的是晚清开明人士——容闳与郑观应。容闳是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被后人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曾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开启中国留学史大幕，让国人第一次得以平视西方教育，受其教益。另一位是郑观应，他“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两位开明人士均提倡女学，呼吁办女学。而在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束缚下挣扎着的中国女性，受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逐渐希望冲破牢笼，学习文化。
与此同时，美国教会已来我国传播基督教，建立各种慈善及教育机构。1888年，美国南方浸信会女传道第一届联会，以中国妇女绝少入学受教育机会为由，派容懿美女士来广州，于五仙门创设培道学校，当时设妇孺班，这就是培道女子中学的前身。
广州兴办新式教会学校是在全国开创引进西方教育先河，虽然传教士们开办教会学校的初衷是希望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但教会学校在广州的创办与发展，开拓了近代广州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学的新风，促使他们产生以先进科技振兴中国的思想。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精英和先进分子，很多出自教会办的学校。1919年，改为私立培道女子中学。
著名影星胡蝶的母校
到了20世纪初，培道蓬勃发展，生源和校舍激增，这个时期也培育了许多知名校友。包括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陈天恩等。
1907年，东山新校舍落成。学生人数激增，于是把妇女班及盲女班先后迁出。数年后，增设蒙学班及蒙学师范。当时培道蒙学办理完善，被誉为全市之冠。1918年，开办四年毕业的旧制中学。
1924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所设课程有国文、英文、史、地、物、化、数、图、音和体等科。学生知识面所涉较广，质量有所提高。
其中，在演艺界方面，培道的学生熠熠生辉。20世纪30～40年代的著名影星胡蝶便是培道1924届毕业的。在校求学期间，她就是出名的校花，多才多艺，拿一张床单往身上一披，便可唱、可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是一个很有艺术天分的学生。毕业后她进入影视圈，一生共拍近百部电影。
第一代女飞行学员出于此
如果从毕业生的光辉历史来看，19世纪20年代年可谓颇有意义。张瑞芬是培道中学1921届学生。后来成为了美国林肯航空学校1931年唯一一名女飞行学员，顺利毕业后，考取了私人飞行执照。她是美国著名的“99飞行俱乐部”中第一位华人妇女，也是第一位在美国持有最高飞行执照的中国女性。
早在培道就读期间，张瑞芬就渴望做一名飞行员，她经常以一根柱子为轴心，快速转圈5分钟，站定后丝毫不摆动，还经常与同学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知名飞行战士，并对当时的男尊女卑现象不以为然，认为男人做到的事女人也可以做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瑞芬心系祖国，她驾驶自己的飞机飞访美国各大城市宣传抗日。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州市中学生们踊跃参军，特别是当时空军挑选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激起了学生们的热情。培道中学女生陈天恩，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航员培训。当时的6位领航员学员中的5位都是高三学生，仅她是高一学生。由于培道给了她扎实的数理基础，她全部课程考试都是满分。之后，她幸运地入选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培道中学的学生们别具匠心地排成飞机形状，驮起了她，让她体验驾驶的乐趣。1952年，陈天恩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典礼，并光荣地得到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的接见。
黄翠芬院士遥忆当年“童女军”
此后到抗日战争之前，培道踏上兴盛发展之道。1929年，四十周年纪念堂中座落成。9月开学，学生人数已达五百多人，均可安排在四十周年纪念堂上课。
及至1932年，学校终于完全由中国人办理。当年，培道行政管理方面已上轨道，经费也能自给了。建校四十周年之际，纪念堂扩建两掖落成，校友又捐赠曦亭增种树木，从此，一进校门，夹竹桃和丹竹成行，绿树交荫，校舍、校园更臻完美。后来，又附设了华侨班，供华侨子女回国就读。
兴盛时期的培道，学生自治会已成立。从1932至1936年间，每学期举行时事比赛、演讲比赛、专题辩论、美术比赛、音乐比赛、话剧比赛等等，同学们课余三五成群，或在曦亭琅琅读书；或在球场练习排球、垒球；或在应接室倚栏探讨，争论学术上的疑难。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翠芬是培道1940届的毕业生。谈及在培道的三年生活她依然充满感激。“当时还是比较开放和自由，虽然是教会学校但是却不会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另外文体活动很活跃，学生都爱打棒球。”当时最受欢迎的是“童女军”的组织，那里经常教大家一些野炊、远足、打信号旗的知识，很适合年轻人的口味。黄翠芬就经常被大家推荐为队长，带领大家一同野炊。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学生的课业负担很轻，不像现在竞争得那么厉害。“那时候的教师都很优秀，老师们往往上完课都留下10分钟给学生做作业，学生几乎不用把作业搬回家里做，所以我们很多时间看课外书，学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们经常演话剧、集体唱各国的歌曲，整个气氛自由自在，没有太大的压力。” 据称，当时没有排名之说，大家也不会拿分数去比较，全级只有第一名才能够获得奖励，所以同学之间也没有竞争关系。“我初中毕业莫名奇妙地获奖了，可是和同学们走得很近很亲密。” 正是在这种自由开放的思想下，黄翠芬开始对化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对她未来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初中就是打基础，我在培道基础打得很牢。”
后来，黄翠芬在岭南大学攻读，又出国留学，最终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不过她对母校的情谊浓厚，出国留学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到广州探望当年的语文老师，前年又再次回校与同窗聚旧。
学生勤工俭学受毛主席称赞
1945年8月12日，日寇无条件投降，培道迁回东山原址复课，原大部分员工则回广州东山继续工作。一旦回原址开学，师生欢快心情。当时学校经费支绌，学生自治会于是发起筹捐礼堂坐椅四百张，又得到美国友人捐赠图书、仪器、如《新世界文库》、显微镜、油印机等及款项，克服了不少困难。
1949年，面临全国解放，学生政治觉悟程度不同。学生自治会聘请前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应照到校作《中国的命运与前途》的报告，介绍了解放区与解放战争的情况，驳斥当时谣言。这报告大受学生欢迎，起到了安定情绪、渴望光明的启迪作用。
广州解放的当天，一夜之间迎接解放的标语，即贴满了校园内外。学生又组织了一支宣传队，排练土风舞，扭秧歌，练唱《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10月20日清晨，学校敞开四十周年纪念堂大门，欢迎解放军。1949年寒假，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市学联举办东区学园，为了人民币迅速成为全国唯一流通的货币，师生们走上街头，协助扫荡“剃刀门楣”。1950年师生代表参加美津会议，接着开展了争取学校管理民主、经济公开的斗争，摆脱了控制学校的教会力量，与抗美援朝的“三祝”运动相配合。
直到今天，受毛主席见面时的一句“劳动好不好，群众欢不欢迎？”的话一直成为任博华的座右铭，信守一生。1958年4月30日，任博华等几十个在棠下生产合作社田里劳动的七中学生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任博华说：“毛主席伸出手来和站在学生队伍最前面的我握手……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的？’由于过分激动，一下子张口结舌……回过神来他汇报说：‘我们是广州七中学生，来这里进行勤工俭学劳动来的。’毛主席问钟社长（合作社社长）：‘他们劳动好不好，群众欢不欢迎他们？’钟社长回答说：‘他们劳动很积极，社员很欢迎他们。’毛主席听了很高兴，点了点头说：学生参加些劳动好，勤工俭学好。”
毛主席在接见七中学生时首次提出“勤工俭学好”，很快，勤工俭学活动在各级学校兴起，办校办小工厂、小农场、农村分校等等，学生每年至少要参加一个月的学工、学农、学兵活动。
这次接见成了七中校史上光辉的一页，历年来每一份学校宣传册都以当年接见的照片为扉页，在校史博物馆里也醒目地挂着当年照片的扩片。毛主席接见七中学生的历史，已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并将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下去。
从1950年至1956年改为公校，原培道女中改名为市第二女子中学，后又改名为市30中学、广州师院附中、师院实验学校等，1962年正式改名广州市第七中学，一直至今。
茅盾许地生曾到此讲学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广州屡遭空袭。为此培道也历经几次校址变迁，分校开遍香港、澳门、桂林。1937年9月25日迁校肇庆，当时仅为广州时学生上课人数的1/9。虽然教职员薪金减至最低限度，然而均能努力合作，弦歌不辍。在半年中，肇庆屡遭空袭，师生需自建防空壕。为安全起见暂迁往香港。
1938年2月24日，学校由肇庆迁至香港，在九龙广华街租赁楼房为校舍。留港四年，学生300多增至400多人。学生心怀祖国，曾请民主人士沈雁冰（即茅盾）、许地生、学者刘文典、外交家叶恭倬来校演讲，分析抗战形势。
1941年12月8日中学部正举行第二段考之际，日机突袭港九，迫得停课遣散学生离校。为安全计学校将留下来，未走的员生迁往太平道宿舍。当时，估计到日寇一到，水电必定停供，学校即购买洋烛，员生所有盘盘桶桶征作载水之用。日寇突破狮子山英军防线后，再下九龙，九龙水电果然停供，在黑暗中，时闻撬门抢劫、匪徒大呼“胜利”之声，因早有戒备，幸免于难，而隔壁有养猪者，匪徒竟然入屋烧水宰猪，扛肉提刀而出，旁若无人。招摇经过宿舍台阶下。
香港已非安全之地。1942年春，学校决定迁往澳门继续办理。在澳门借卢家花园一部分校舍为临时课室，学生仅得80余人。经费支绌，而教职员不以薪资微薄为怀，一心护校，共赴时艰。
自1942年春以后，培道一校分在三处：迁澳门之澳校，1945年抗战胜利后之港校，于1942年春至1944年夏在桂林之培联。澳门培道与香港培道开办以后，由少而壮，日见展拓。澳门培道已成为一间具有学生1700多人的完全中学，并办有小学及幼稚园。香港培道至1987年有学生2700多人，高、初中、小学、幼稚园一贯相连。桂林培联两年，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籍贯分属17省之多。
文献资料来源：2008-12-03 信息时报-A12-A13
作者：梁健敏
索取号：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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