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个体经济健康迅速发展，成为发展经济的一股强大新生力量。
而改革开放初期，《羊城晚报》复刊不久的1980年，广州个体户的发展却十分崎岖、艰辛。当时《羊城晚报》总编辑吴有恒力挺“街边仔”（个体户），把他们的来信，破格集纳登在头版头条，顶着谈“私”色变的种种压力，呼吁大力支持和发展个体经济，“扶上马，送一程”。
个体经济
成长脚印
第一批个体户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当年，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其中广州近千户。
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
1980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个体劳动者都应受社会尊重。
个体劳动者受《宪法》保护
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到1982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人。 到今年，全国私营企业超过500万户，个体工商户超过2000万户。广东省私营企业达到70万户，个体工商户280多万户。
复刊不久的《羊城晚报》呼吁支持个体经济发展
待业青年来信 成了头版头条
《羊城晚报》复刊后不久的一天早上，编前会正围着一张乒乓球台举行，讨论当日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什么稿件。采访部领导汇报了几篇重点稿件的题目和主要内容，但当时的总编辑吴有恒都没有点头认可。他问：“还有什么群众关心、可读性高的稿件吗？”群工部的领导汇报说：“最近收到两封待业青年的来信。”吴有恒接过来信，看了以后说：“今日的晚报，就拿这两封来信做头条吧。”在座的人听了有些愣然。报纸的头版头条是刊登国内外重要新闻的，待业青年的来信怎么可以登头条？吴有恒望了大家一眼，继续说：“城市就业是个大问题，报纸要反映一下待业青年的呼声和要求。”
当天《羊城晚报》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是：《请听待业青年的呼声》，两封待业青年来信的题目分别是《我们申请领牌照的问题为什么老是解决不了？》、《为何不让我们清煤渣？》。
报纸上街后，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待业青年奔走相告：“《羊城晚报》为我们待业青年说话了。”以后，待业青年的来信不仅从广州市，还从全省乃至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短短几个月时间，《羊城晚报》头版先后刊登了《敞开两扇门，扩大就业路》、《解开加在个体户身上的绳索》等七组共20多封有关待业青年和个体户的读者来信。这些报道引起《人民日报》的关注，1980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羊城晚报》的有关报道，提出要放宽政策，广开门路安排待业人员。
吴有恒通过报纸为发展个体经济鸣锣开道，还通过“舆论监督”为个体户弱势群体“保驾护航”。广州有些街道办事处对新发展的个体户强收苛捐杂税，《羊城晚报》刊登读者来信曝光后，广州市有关部门立即下通知，不准对个体户乱收费。粮食部门对国营饮食店供应牌价粮食，但是个体户饮食点档却全部要买议价粮。《羊城晚报》刊登个体户来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促使粮食部门对个体户点档和国营饮食店一视同仁，供应牌价粮食。
大胆提出改革开放要搞活经济
不怕“恭喜发财” 大谈“生财之道”
吴有恒23岁在广州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来被国民党追捕，逃到香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前夕，吴有恒是广东游击区粤中纵队司令员，后来任粤中地委书记兼粤中军分区政委。1952年9月，吴有恒调到中共广州市委任常委兼秘书长，负责财经工作。他不是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但是深入调查研究，注重实事求是，敢想敢说，一切按经济规律办事。他参加起草广州市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时，通过对广州经济的深入调查研究，不同意当时对私营经济采取取缔、封闭的政策，而是认为当时广州社会的生产水平还很低，商品贫乏，私营经济对解决人民生活所需、扩大就业门路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都有好处。
1956年夏天，吴有恒到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学习课本之一是斯大林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在书中认为：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已无调节生产的作用了。吴有恒读后认为这个论断不符合马列主义经济学理论，也不符合当时的生产实际。敢想敢说的吴有恒用“方集”的笔名写了题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价值规律之意见的商榷》的文章，在北京《大公报》发表，引起强烈反响。那时虽然斯大林已去世，但是当时全国学苏联老大哥，把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奉若神明。吴有恒对斯大林的错误经济理论观点提出批判，是有很大风险的。果然，后来吴有恒就因为这篇文章和其他原因，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撤消党内外职务，留党察看一年，降职三级，从原来的广州市委常委兼秘书长，下放到广州造纸厂当车间副主任。
“四人帮”垮台，吴有恒平反后，主持复刊《羊城晚报》，他通过报纸大造舆论，力挺当时受到歧视的“街边仔”，支持和发展个体经济，是有他一套实事求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经济理论的。《羊城晚报》复刊的第一天，他便发表杂文《从春联见经济学》，大讲“恭喜发财”和“生财之道”，曾引起一些非议。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都不敢谈或不愿谈“发财”二字，好像这两个字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可是吴有恒逆风而行，大谈改革开放要搞活经济，开拓和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大讲“生财之道”。吴有恒后来又先后发表杂文《由发财讲到发才》、《新春大吉》等杂文，大谈“今年是发财年”，给人们扫除思想障，推动改革开放向前发展。
改革开放并非一帆风顺
思想有禁锢 有人谈“私”色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明确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经济建设上也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对发展个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政策尚未出台，特别是有些人长期受极左思想的禁锢，谈“私”色变，支持和发展个体经济受到种种阻力。《羊城晚报》记者从广州市工商部门了解到，当时全市已发展起来的1.8万多个体户中，已有三成先后停业，原因是缺乏经营场地，其次是苛捐杂税多，罚款重，一般个体户要缴纳六七种费用，也有部分个体户停业是因为燃料、货源不足，安装水电难等问题自己无法解决。
吴有恒看了记者写的《广州个体户三成停业》的稿件后，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安排头版头条见报，他还写了一篇“街谈巷议”《这是大事》，说：“广州个体户有三成停业，这消息惊人。”还说：“大凡办经济，搞活难，搞死易……个体户三成停业，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决不能等闲视之。愿有关当局注意，拿出个实际可行的办法来。总之，经济要搞活，不要再搞死。”
不久，《羊城晚报》又刊登了一条个体户祥记生产有些发展，街道办事处要求派个公方代表，结果把企业管“死”的消息，吴有恒写的一篇“街谈巷议”《还它企业自主权》说：“从祥记食品店被管死这件事，应得到个教训，现行的管理制度，必须改革。而当前，要紧的是先把刚被管死的祥记店救活过来，还它企业自主权，它就活了。紧急呼吁！”当时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看了报道后批示：“这关系到政策问题。”从此，广州市个体户的脊梁骨也挺直了。
复刊后的《羊城晚报》总编辑吴有恒在改革开放初期，高瞻远瞩，他从个体经济和民营企业在东方地平线上刚刚升起的一线曙光，看到私营经济的无限生命力和光辉灿烂的前景。吴有恒在报纸上大造舆论，力挺发展个体经济，“扶上马，送一程”，有胆识，够气魄。
而改革开放初期，《羊城晚报》复刊不久的1980年，广州个体户的发展却十分崎岖、艰辛。当时《羊城晚报》总编辑吴有恒力挺“街边仔”（个体户），把他们的来信，破格集纳登在头版头条，顶着谈“私”色变的种种压力，呼吁大力支持和发展个体经济，“扶上马，送一程”。
个体经济
成长脚印
第一批个体户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当年，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其中广州近千户。
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
1980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个体劳动者都应受社会尊重。
个体劳动者受《宪法》保护
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到1982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人。 到今年，全国私营企业超过500万户，个体工商户超过2000万户。广东省私营企业达到70万户，个体工商户280多万户。
复刊不久的《羊城晚报》呼吁支持个体经济发展
待业青年来信 成了头版头条
《羊城晚报》复刊后不久的一天早上，编前会正围着一张乒乓球台举行，讨论当日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什么稿件。采访部领导汇报了几篇重点稿件的题目和主要内容，但当时的总编辑吴有恒都没有点头认可。他问：“还有什么群众关心、可读性高的稿件吗？”群工部的领导汇报说：“最近收到两封待业青年的来信。”吴有恒接过来信，看了以后说：“今日的晚报，就拿这两封来信做头条吧。”在座的人听了有些愣然。报纸的头版头条是刊登国内外重要新闻的，待业青年的来信怎么可以登头条？吴有恒望了大家一眼，继续说：“城市就业是个大问题，报纸要反映一下待业青年的呼声和要求。”
当天《羊城晚报》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是：《请听待业青年的呼声》，两封待业青年来信的题目分别是《我们申请领牌照的问题为什么老是解决不了？》、《为何不让我们清煤渣？》。
报纸上街后，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待业青年奔走相告：“《羊城晚报》为我们待业青年说话了。”以后，待业青年的来信不仅从广州市，还从全省乃至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短短几个月时间，《羊城晚报》头版先后刊登了《敞开两扇门，扩大就业路》、《解开加在个体户身上的绳索》等七组共20多封有关待业青年和个体户的读者来信。这些报道引起《人民日报》的关注，1980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羊城晚报》的有关报道，提出要放宽政策，广开门路安排待业人员。
吴有恒通过报纸为发展个体经济鸣锣开道，还通过“舆论监督”为个体户弱势群体“保驾护航”。广州有些街道办事处对新发展的个体户强收苛捐杂税，《羊城晚报》刊登读者来信曝光后，广州市有关部门立即下通知，不准对个体户乱收费。粮食部门对国营饮食店供应牌价粮食，但是个体户饮食点档却全部要买议价粮。《羊城晚报》刊登个体户来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促使粮食部门对个体户点档和国营饮食店一视同仁，供应牌价粮食。
大胆提出改革开放要搞活经济
不怕“恭喜发财” 大谈“生财之道”
吴有恒23岁在广州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来被国民党追捕，逃到香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前夕，吴有恒是广东游击区粤中纵队司令员，后来任粤中地委书记兼粤中军分区政委。1952年9月，吴有恒调到中共广州市委任常委兼秘书长，负责财经工作。他不是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但是深入调查研究，注重实事求是，敢想敢说，一切按经济规律办事。他参加起草广州市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时，通过对广州经济的深入调查研究，不同意当时对私营经济采取取缔、封闭的政策，而是认为当时广州社会的生产水平还很低，商品贫乏，私营经济对解决人民生活所需、扩大就业门路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都有好处。
1956年夏天，吴有恒到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学习课本之一是斯大林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在书中认为：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已无调节生产的作用了。吴有恒读后认为这个论断不符合马列主义经济学理论，也不符合当时的生产实际。敢想敢说的吴有恒用“方集”的笔名写了题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价值规律之意见的商榷》的文章，在北京《大公报》发表，引起强烈反响。那时虽然斯大林已去世，但是当时全国学苏联老大哥，把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奉若神明。吴有恒对斯大林的错误经济理论观点提出批判，是有很大风险的。果然，后来吴有恒就因为这篇文章和其他原因，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撤消党内外职务，留党察看一年，降职三级，从原来的广州市委常委兼秘书长，下放到广州造纸厂当车间副主任。
“四人帮”垮台，吴有恒平反后，主持复刊《羊城晚报》，他通过报纸大造舆论，力挺当时受到歧视的“街边仔”，支持和发展个体经济，是有他一套实事求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经济理论的。《羊城晚报》复刊的第一天，他便发表杂文《从春联见经济学》，大讲“恭喜发财”和“生财之道”，曾引起一些非议。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都不敢谈或不愿谈“发财”二字，好像这两个字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可是吴有恒逆风而行，大谈改革开放要搞活经济，开拓和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大讲“生财之道”。吴有恒后来又先后发表杂文《由发财讲到发才》、《新春大吉》等杂文，大谈“今年是发财年”，给人们扫除思想障，推动改革开放向前发展。
改革开放并非一帆风顺
思想有禁锢 有人谈“私”色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明确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经济建设上也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对发展个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政策尚未出台，特别是有些人长期受极左思想的禁锢，谈“私”色变，支持和发展个体经济受到种种阻力。《羊城晚报》记者从广州市工商部门了解到，当时全市已发展起来的1.8万多个体户中，已有三成先后停业，原因是缺乏经营场地，其次是苛捐杂税多，罚款重，一般个体户要缴纳六七种费用，也有部分个体户停业是因为燃料、货源不足，安装水电难等问题自己无法解决。
吴有恒看了记者写的《广州个体户三成停业》的稿件后，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安排头版头条见报，他还写了一篇“街谈巷议”《这是大事》，说：“广州个体户有三成停业，这消息惊人。”还说：“大凡办经济，搞活难，搞死易……个体户三成停业，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决不能等闲视之。愿有关当局注意，拿出个实际可行的办法来。总之，经济要搞活，不要再搞死。”
不久，《羊城晚报》又刊登了一条个体户祥记生产有些发展，街道办事处要求派个公方代表，结果把企业管“死”的消息，吴有恒写的一篇“街谈巷议”《还它企业自主权》说：“从祥记食品店被管死这件事，应得到个教训，现行的管理制度，必须改革。而当前，要紧的是先把刚被管死的祥记店救活过来，还它企业自主权，它就活了。紧急呼吁！”当时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看了报道后批示：“这关系到政策问题。”从此，广州市个体户的脊梁骨也挺直了。
复刊后的《羊城晚报》总编辑吴有恒在改革开放初期，高瞻远瞩，他从个体经济和民营企业在东方地平线上刚刚升起的一线曙光，看到私营经济的无限生命力和光辉灿烂的前景。吴有恒在报纸上大造舆论，力挺发展个体经济，“扶上马，送一程”，有胆识，够气魄。
文献资料来源：2008-12-14 羊城晚报-A5
作者：袁效贤
索取号：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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