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粤人即开始募集建筑孙中山纪念堂的经费。1925年3月31日《广州民国日报》刊载了一个《募建孙中山纪念堂开会纪》，文称：
自大元帅逝世后，粤人拟募集五十万元。建筑一规模宏大之孙中山纪念堂及图书馆。以纪念元勋，其募集方法已拟定两种，一开册劝捐，一劝销纪念章。该项纪念章，又分大小两种，即四毫及四毫以上者，其劝销方法，拟效日前慰劳会之劝销方法，由学校团体组织，担任劝销。劝销日期，定为四月九、十、十一、三日。十二日将募集款项，完全扫归。昨三十日下午二时，中央党部募捐部，召集全市学校校长，及中等以上学校之学生代表一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由廖冰筠主席，王祖培提议须组织售章委员会，全场一致通过，随议决该会名称定为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售章委员会。当时并举定广大、岭大、市师、女师、市职、执信，二十四国民、培英、公医大学、培正、一中十一学校担任。该委员会议定，假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办事处云。
1925年4月1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了《省署筹集纪念堂费》的消息：
西瓜园前商团操场，拟辟孙中山纪念堂及图书馆。此项建筑费，昨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为五十万，由各商团分别设法筹集。现省署方面决定依照中国八年协助粮食救济会办法，凡来署投递呈词者，每呈附加一元，每领出洋护照一纸，附加二元。不日即布告实行云。
在这则消息旁边，还登载了《追掉会募捐队筹商募捐法》的消息：
孙中山先生追掉大会募捐队各队长，于昨三十日，在惠州会馆开联席会议。到会者有胡汉民、廖仲凯、邓泽如、褚民谊、邹殿邦、蒋寿石、林泽丰等十人。由廖仲凯主席，并报告募捐部组织之经过，及募捐办法。经众讨论，兹录议决各案如下：（一）纪念章决定至少每小枚售四角，大枚一元。（二）由商民协会总商会等向商界宣传劝捐。（三）推举捐款保管委员会，经推定军界谭总司令延闿，政界省长胡汉民。学界禇代大学校长民谊，党廖仲凯部长，农界农民协会，工界工人代表会，商界邹会长殿邦。（四）存款中央银行。（五）队长每日将款交至中央银行，由中央银行发还收条，队长将此收条送交保委员会司库，以备将来报告。（六）公推廖仲凯先生司库。（七）制纪念状，分大中小三种，格式凡捐三百元以上者，给大号纪念状一纸，凡捐二百元以上者，给中号纪念状一纸，凡捐一百元以上者，给小号纪念状一纸。（八）每队捐款以一万元为额。（九）每队领捐册一百本。（十）每本捐册定十二页改订五千册。（十一）先限一阅月内将捐册缴回。（十二）由各队长延聘队员将各队员名单送会，由会去函正式聘请。（十三）将各机关比例扣薪一案打销。（十四）香港方面如先施公司马应彪、大新公司蔡昌、永安公司郭泉、广东银行李煜堂。（十五）省城方面，江霞公、梅普芝、林丽生、高冠天。（十六）将今日所议决定于捐款事项报告各队长。开议至五时始宣告散会云。
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严密的募捐办法，如果大家都能按上述“决议”的去做，一个朋之内捐款50万元，应该能够做到。
上述议决是1925年3月30日做出的，其中的第十三条称：“将各机关比例扣薪一案打销。”但从4月2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所刊登的《省署筹集纪念堂专款办法》看，这一决定似乎又被否定了：
省署对于筹集建筑孙大元帅纪念堂图书馆专款，业经积极进行，兹将现已决定这筹款方法录下：
一、议决职员捐薪。昨一日省署全体职员会议，讨论建筑大元帅纪念堂图书馆方法，旋议决分四种捐薪：（一）科长秘书主任各捐薪一个月。（二）科员特务委员技士各捐薪半月。（三）书记录事捐薪一个月之四分一。（四）杂役捐薪一个月之十分一。
二、布告带取呈费。昨一日省署布告云，为布告事，案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以西瓜园建筑孙大元帅纪念堂图书馆，此项建筑费用，业由追掉会筹备委员会开会议决，分别募捐，共策进行。惟是工程伟大，需款浩繁，尤须筹划经费，以期早日建成，兹定自四月一日起，凡人民来署呈诉事件，每呈带收毫银五元，由本署收发处带收，定为建筑孙大元帅纪念堂图书馆专款，合行布告各商民人等知悉，须知孙大元帅手造共和，功在民国，允宜一体遵照，共表崇敬热忱，其有交邮递送或非正式官署妄用邮电者，概不受理。此布。
从上述布告看，省署机关积极参加了本次募捐，职员带头捐薪，为全社会起表率作用。
除“职员捐薪”、“布告带取呈费”外，本次募捐主要面向社会，发动全社会捐款——由哀典筹备会发起并推举61人充任募捐队长，分头募捐。当时，“共发出捐册6565本。惟各队长多数为军政各界之领袖，因时局变迁，竟有不知去向者。有人虽存在，而捐册已散失，无从追缴者。此次募捐成绩，固属不好，即发出捐册，亦多不能收回，屡经公告限期结束，实止收回捐册２０１５本。据各队长缴存中央银行保管款项，计内地捐款粤币１８４４５８．５元；港币６０３９．４元。又海外捐款粤币５３８５９．９元。连同售章队缴存售章粤币８５７８．６元，总共不过合粤币２７万元之谱。
1925年5月30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有这样一则消息：《公安局结束纪念堂捐款》。全文如下：
公安局长吴铁城，以筹建孙中山先生纪念堂捐款各队长，劝募之款，除已呈报截数结束者外，其尚未报结束者，均应从速结束。特令知照，无论多少，限于本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带同捐册现款，到本局会计处清缴，不得延误云。
这是1925年“多次公告催缴捐款”中的最后一次。也就是说，本次募捐，从3月31日起，至5月30日止，历时近两个月。社会募捐部分，经再三公告“限期清缴”，最后才勉强收得不足27万元粤币的捐款。其中，乘机贪污、偷逃的，已因时局的变乱而无从查究了。
本次募捐所得款项，全部存入了中央银行。追掉大会后仅两天，哀典筹备会便登报结束工作，并声明其筹建纪念堂未尽事宜，暂归中央党部秘书兼管。当时的省署，工作不能说不认真，政务也是公开的。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当时战事频仍，军饷紧急，前以胡汉民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所提出的建孙中山纪念堂、图书馆、中山公园的计划，也就暂且放下了。
自大元帅逝世后，粤人拟募集五十万元。建筑一规模宏大之孙中山纪念堂及图书馆。以纪念元勋，其募集方法已拟定两种，一开册劝捐，一劝销纪念章。该项纪念章，又分大小两种，即四毫及四毫以上者，其劝销方法，拟效日前慰劳会之劝销方法，由学校团体组织，担任劝销。劝销日期，定为四月九、十、十一、三日。十二日将募集款项，完全扫归。昨三十日下午二时，中央党部募捐部，召集全市学校校长，及中等以上学校之学生代表一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由廖冰筠主席，王祖培提议须组织售章委员会，全场一致通过，随议决该会名称定为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售章委员会。当时并举定广大、岭大、市师、女师、市职、执信，二十四国民、培英、公医大学、培正、一中十一学校担任。该委员会议定，假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办事处云。
1925年4月1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了《省署筹集纪念堂费》的消息：
西瓜园前商团操场，拟辟孙中山纪念堂及图书馆。此项建筑费，昨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为五十万，由各商团分别设法筹集。现省署方面决定依照中国八年协助粮食救济会办法，凡来署投递呈词者，每呈附加一元，每领出洋护照一纸，附加二元。不日即布告实行云。
在这则消息旁边，还登载了《追掉会募捐队筹商募捐法》的消息：
孙中山先生追掉大会募捐队各队长，于昨三十日，在惠州会馆开联席会议。到会者有胡汉民、廖仲凯、邓泽如、褚民谊、邹殿邦、蒋寿石、林泽丰等十人。由廖仲凯主席，并报告募捐部组织之经过，及募捐办法。经众讨论，兹录议决各案如下：（一）纪念章决定至少每小枚售四角，大枚一元。（二）由商民协会总商会等向商界宣传劝捐。（三）推举捐款保管委员会，经推定军界谭总司令延闿，政界省长胡汉民。学界禇代大学校长民谊，党廖仲凯部长，农界农民协会，工界工人代表会，商界邹会长殿邦。（四）存款中央银行。（五）队长每日将款交至中央银行，由中央银行发还收条，队长将此收条送交保委员会司库，以备将来报告。（六）公推廖仲凯先生司库。（七）制纪念状，分大中小三种，格式凡捐三百元以上者，给大号纪念状一纸，凡捐二百元以上者，给中号纪念状一纸，凡捐一百元以上者，给小号纪念状一纸。（八）每队捐款以一万元为额。（九）每队领捐册一百本。（十）每本捐册定十二页改订五千册。（十一）先限一阅月内将捐册缴回。（十二）由各队长延聘队员将各队员名单送会，由会去函正式聘请。（十三）将各机关比例扣薪一案打销。（十四）香港方面如先施公司马应彪、大新公司蔡昌、永安公司郭泉、广东银行李煜堂。（十五）省城方面，江霞公、梅普芝、林丽生、高冠天。（十六）将今日所议决定于捐款事项报告各队长。开议至五时始宣告散会云。
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严密的募捐办法，如果大家都能按上述“决议”的去做，一个朋之内捐款50万元，应该能够做到。
上述议决是1925年3月30日做出的，其中的第十三条称：“将各机关比例扣薪一案打销。”但从4月2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所刊登的《省署筹集纪念堂专款办法》看，这一决定似乎又被否定了：
省署对于筹集建筑孙大元帅纪念堂图书馆专款，业经积极进行，兹将现已决定这筹款方法录下：
一、议决职员捐薪。昨一日省署全体职员会议，讨论建筑大元帅纪念堂图书馆方法，旋议决分四种捐薪：（一）科长秘书主任各捐薪一个月。（二）科员特务委员技士各捐薪半月。（三）书记录事捐薪一个月之四分一。（四）杂役捐薪一个月之十分一。
二、布告带取呈费。昨一日省署布告云，为布告事，案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以西瓜园建筑孙大元帅纪念堂图书馆，此项建筑费用，业由追掉会筹备委员会开会议决，分别募捐，共策进行。惟是工程伟大，需款浩繁，尤须筹划经费，以期早日建成，兹定自四月一日起，凡人民来署呈诉事件，每呈带收毫银五元，由本署收发处带收，定为建筑孙大元帅纪念堂图书馆专款，合行布告各商民人等知悉，须知孙大元帅手造共和，功在民国，允宜一体遵照，共表崇敬热忱，其有交邮递送或非正式官署妄用邮电者，概不受理。此布。
从上述布告看，省署机关积极参加了本次募捐，职员带头捐薪，为全社会起表率作用。
除“职员捐薪”、“布告带取呈费”外，本次募捐主要面向社会，发动全社会捐款——由哀典筹备会发起并推举61人充任募捐队长，分头募捐。当时，“共发出捐册6565本。惟各队长多数为军政各界之领袖，因时局变迁，竟有不知去向者。有人虽存在，而捐册已散失，无从追缴者。此次募捐成绩，固属不好，即发出捐册，亦多不能收回，屡经公告限期结束，实止收回捐册２０１５本。据各队长缴存中央银行保管款项，计内地捐款粤币１８４４５８．５元；港币６０３９．４元。又海外捐款粤币５３８５９．９元。连同售章队缴存售章粤币８５７８．６元，总共不过合粤币２７万元之谱。
1925年5月30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有这样一则消息：《公安局结束纪念堂捐款》。全文如下：
公安局长吴铁城，以筹建孙中山先生纪念堂捐款各队长，劝募之款，除已呈报截数结束者外，其尚未报结束者，均应从速结束。特令知照，无论多少，限于本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带同捐册现款，到本局会计处清缴，不得延误云。
这是1925年“多次公告催缴捐款”中的最后一次。也就是说，本次募捐，从3月31日起，至5月30日止，历时近两个月。社会募捐部分，经再三公告“限期清缴”，最后才勉强收得不足27万元粤币的捐款。其中，乘机贪污、偷逃的，已因时局的变乱而无从查究了。
本次募捐所得款项，全部存入了中央银行。追掉大会后仅两天，哀典筹备会便登报结束工作，并声明其筹建纪念堂未尽事宜，暂归中央党部秘书兼管。当时的省署，工作不能说不认真，政务也是公开的。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当时战事频仍，军饷紧急，前以胡汉民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所提出的建孙中山纪念堂、图书馆、中山公园的计划，也就暂且放下了。
文献资料来源：2003年 摘自《广州中山纪念堂钩沉》
作者：卢洁峰著
索取号：K878.23/5
本馆校对：戴燕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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