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纪念周年活动过后，“嗣以各属军事频仍，未遑顾及。至民国十五年六月总理逝世已阅周年，而纪念堂纪念碑各工程仍属茫无端绪”，筹建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工作没了进展。1926年6月，国民党元老邓泽如遂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议，请派专员筹办建筑中山纪念堂、纪念碑事宜。中央党部接纳了邓泽如的建议，派出邓泽如、张人杰、谭廷闿、宋子文、孙科、陈树人、金曾澄等7人作为中央党部特派担任的筹备委员，并成立“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从筹委会的组成人员看，孙科、陈树人、金曾澄三人只是被重新委任。而先前由广州国民政府设立的“建筑孙总理纪念堂委员会”，就被中央党部所特派组成的这个筹委会所取代了。
在广州市档案馆馆藏《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抄件清册》中，有一份《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姓名录》：
（一）民国十五年六月中央部特派者：邓泽如、张人杰、谭廷闿、宋子文、孙科、陈树人、金曾澄；（二）民国十六年五月中央党部加派者：李济深、古应芬，林云陔、黄隆生（兼司库）；（三）民国十七年二月政治分会加派者：吴铁城、杨西岩；（四）民国十七年九月政治分会加派者：财政厅长（冯祝万）、建设厅长（马超俊）、陈少白。
上述14位筹委会委员，分别担当着各个不同阶段的筹备工作。
1926年6月，中央党部特派的邓泽如、张人杰、谭廷闿、宋子文、孙科、陈树人、金曾澄7人所组成的“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主要负责并完成了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图案的悬赏征求及评判揭晓工作，并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财政拨款的申请。
1926年1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迁到武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自1926年12月后，各筹备委员相继离粤，“至十六年五月，留粤者并无一人”，“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遂成一个空架子，会务完全停顿。
为继续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的筹备工作，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次联席会议，委任李济深、古应芬、林云陔、黄隆生为筹备委员，并指定黄隆生为司库员，随即接收会务，开展筹建工作。
这四位大员勤奋工作、不负众望，所有筹拔经费、联络吕彥直赶制所有建筑详图、征地、拆迁、招投标直至举行奠基礼等事宜，全由这四位主持操办。实际上，自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后，广州就不再是中央所在地了，广州国民政府不复存在，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筹建工作，也就脱离了中央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次联席会议的委任，实际上是把建筑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工作，移交给了广东地方政府。
相反，南京中山陵的建设工程，却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而从此摆脱困境，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尤其是9月国民党宁汉政府合作后，建筑中山陵的各种保障措施得以加强和落实，工程进度明显加快。与广州中山纪念堂相比，国民党南京政府显然更加重视中山陵的建设。
鉴于中山纪念堂筹建工作千头万绪，非少数人所能为之，1928年2月，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加派了早已协助李济深主持筹委员实际工作的杨西岩，和刚刚走马上任的广东省政府委员、建设厅长吴铁城到筹委员会参加筹建工作。不久，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赴东北游说张学良易帜，脱离筹建工作。同年9月，广州政治分会再加派了财政厅长冯祝万、建设厅长马超俊和国民党元老陈少白到筹委员会来参加筹建工作。并随即组成筹委会常务委员会，公推金曾澄、杨西岩、马超俊三人为常务委员。至此，筹委会的工作架构最终确定，筹建工作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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