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朝晖四十出头，他的爱好跟形象不太相符，年纪轻轻的他，偏偏对上了“年纪”的事物有浓厚的兴趣。在郑朝晖的家里，他取出偌大的一个包裹，一层层打开，几十幅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
每张图之间都用刚出来的新报纸隔开。“报纸可以吸潮气，而油墨又可以防虫。地图不能折叠，一定要摊平放或卷起来。我买回来都是马上复印一份，给自己慢慢欣赏，要不看一次就损伤一次。”他小心翼翼地拿出“年纪”最大的那张地图，开始给我们讲故事。
郑朝晖：
收藏沧海桑田
一张老地图道尽百年事
“这是一张民国早期印制的‘广州城市和道路图’”。郑朝晖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仔细观察，会发现地图的中央城区部分，有分别用黄色、黑色、红色标示的道路。它们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广州，一张地图涵盖了广州三百年的变化。
地图中利用旧城墙修筑的马路中间以连续的绿色“几字纹”图例标示了城墙和城门，代表“已经拆去城基故址”。古地图还以红色双实线、实线内布满红点的醒目宽带为标识，套印在现有街道上，表示“预批二期马路”，例如“西湖街”之上加红色宽带，意为规划好的“西湖路”，广州将来的街道和马路状况提前显示于地图上。
地图据考印制于1926年，使用的是机制印刷纸，俗称洋纸，由粤东省城十三行华商五彩石印局出版。
之前，广州包括市中心的绝大部分地区由狭窄街巷连接，直到1918年“市政公所”成立，随即拆城垣筑马路及拓宽街道路网建设。截至1922年，广州中心城区开辟了不下30条马路，其中有拆城墙建成的越秀路、万福路等，也有拓宽街巷而成的德宣路（今东风中路）、惠爱路（今中山四、五、六路）、维新路（今起义路）、永汉路（今北京路）等。地图以醒目的黄色线条图例代表一期已筑马路，构建出早期的广州城市与道路现状图。
这就如同将一张历史图、一张现状图、一张规划图三图合一。薄薄的一张地图，囊括了371年里广州城的变迁。郑朝晖告诉记者，这种将“过去、现在、未来”合三为一的地图，在民国时期比较常见。推测其中原因，应该与那个年代激烈变革的特质不无关系。
每个细节背后都有故事
旧城在拆除，新的蓝图在不断变成现实。广州当时进入第一个“拓路高峰期”，每年都会新增很多条新马路，如果将规划的道路也印上地图，可以延长其使用期限，同时也就减少了改版的次数。而很多少小离家的广州人回乡，街道大变，原来的路标没有了，如果将他们原本熟悉的旧城墙、旧城门、旧地标刊印上地图，寻路就容易一些。
郑朝晖说，地图里的信息太多了，仔细追究，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是故事。比如，在地图右上角，你可以看到醒目的红色大字单独标出的“白云路阔一百五十英尺”字样。在建国之前，白云路一直是广州最宽的马路，且首次试验性建成中间有绿化带的复式马路，有“模范马路”之称。
地图里的市井生活
看地图的乐趣不仅仅是看历史变化，而且从中也可一窥当年的市井生活。1926年的地图上方印着“荣孙氏医馆”的广告：“近来马路成，洋场闻十里。纵横又曲折，广袤更无垠。歧路每徘徊，识图乏老骥。唯有此舆图，远近皆详志。一览即了然，往来皆如意。免向樵夫问，无俟牧童指。更有疗眼药，名久传遐迩。脱膜不用刀，洵称神乎技……借问此何人，厥为荣孙氏。”从地图扯到医药广告，让人看了不禁哑然失笑。
郑朝晖一张一张地给我们欣赏他收藏的“宝贝”。他拿起一张1929年的广州地图，“那个时候广州的珠江上规划建三座桥：海珠铁桥、太平南西濠口的西堤铁桥和现在中山八路附近的横跨大坦沙的西南铁桥，可见当时的规划重心就是城市中心南移，连通西南。海珠桥后来建成了，西南铁桥却只建了几个桥墩。”
“1958年之后的地图上，在那个位置的旁边出现了今天的珠江大桥，我前几年去看，那个桥墩还在那里呢。如果不是研究老地图，我不会注意到它，更加不会关注它背后的故事。老地图告诉我们，在‘南拓西联’这一问题上，当年市政府的思路跟现在市政府的思路很相近呢。”郑朝晖笑着说。
地图变迁见证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的脚步，就这样在一张张地图中慢慢浮现。郑朝晖说，他对不同时期路名的变化也格外有兴趣。他指着1929年的地图说：“‘拱日路’到了1937年抗战，改成了‘抗日路’，1938年广州沦陷，日本人发行的地图就改回‘拱日路’，抗日胜利又叫‘抗日路’，建国前都在讲和平盼和平，就改成了和平路。”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郑朝晖收集了不少“文革”时期广州的地图，原来“诗书路”曾经叫做“红书路”、“惠福路”曾经叫“向阳路”、“晓港路”曾经叫“前进路”……时代的印记，深深的烙刻在了路名的变迁里。
如今对于郑朝晖来说，购买正版的最新地图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也许，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广州的热爱之情。“现在的广州真是好大啊！现在广州的地图也真是好大啊！”他把他拥有的最早的一张1926年广州地图，放在2005年版的广州地图上面，大概只占了十分之一的版图。而其中勾勒的城市的繁杂程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他说，地图不会撒谎，它是最真实的记录。从不同年代的对比中看城市的变迁很有趣，能够通过这些地图，感受广州一天天“长大”的过程，融入到它的记忆里。这样的感觉很美好。
路名的故事
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总是会被广州的地名吸引。风雅、古老，透着浓浓的书卷气，却让人很难把握它背后的缘由。
总的来说，广州新建的马路命名，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以经过的街道或重要旧地标命名，如“西湖路”源自“西湖街”，“上九路”、“下九路”得名于“上九甫”、“下九甫”，“大南路”得益于毗邻的清代“大南门”故址。
其二，蕴涵历史和典故，赋予道路文化内涵，如越秀山麓下开路名为“越秀路”，“越华路”得名于越华书院，而“海珠路”因南起江边，面对“明羊城八景”之一的“海珠石”得名。马路取名注重文化的传承，看到一个路名，就能忆起百年的故事，彰显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积淀，以这种方式命名的马路名占绝大多数。
其三，小部分以革新的性质命名，如维新路、永汉路等。据传维新路因穿越清代衙门空地，拆除旧抚台、按察司而建，故取反封建、维新变革之意。而反帝的马路名则如六二三路，以纪念沙基惨案发生日而命名，显示出广州是一个革命的、英雄的城市。
如果说，古老的地图展示的是广州沧海桑田的变化，那一条条知名或者不知名的道路，则是这些变化的载体。它们在暗处对我们露出神秘的微笑，等待我们去挖掘它背后的故事。
南濠街：曾经的“特区”
越秀区惠福路和大德路之间，有条南濠街。这里一不近河，二无濠涌，怎么会有“南濠”呢？
其实，从明清时期的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这里确实是有一条南濠。它不仅是广州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而且是中外友好关系的产物。
唐宋时期，广州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商港。商船停泊之处就是今天的南濠街的南边。在很长的时期，南濠街一带地处广州西郊，是广州的内港和城外“特区”。附近的“番场”（今天光塔路一带）就是城外的阿拉伯商人的聚居地。
宋代时，珠江北岸在今天大德路的南侧，江面宽阔，约为今天江面的5倍，珠江有“小海”之称。每遇狂风，“小海”上波浪险恶，商船常有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为了保护中外商船，宋德景二年（1005年）广州军州事（广州最高的军政长官）高绅亲自主持修筑了南濠，并且在南濠上建起可控制水流和挡潮消浪的巨闸。
南濠还是当时羊城的旅游佳地。宋代诗人方信疆曾作《南濠诗》云：“经营犹记旧歌谣，来往舟人趁海潮。风物眼前何所似，扬州二十四红桥。”
那时的南濠风光宜人，旁边有当时广州最雄伟的石拱桥——果桥，还有当时羊城的最高建筑物——共乐楼。登楼纵目，万瓦栉比，商旅云集，中外贸易繁忙兴旺，一派“特区”风光。
清朝初年，南濠仍通舟楫，后才渐渐淤塞。现在已成为民居和地下水道。它从地图和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很久了，只有名字保存至今。
太平沙：景色美不胜收
北京路南段以西至回龙路南段一带，有几条名称“奇怪”的道路：太平沙、增沙、新沙。老地图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它们的由来，它们是广州沧海桑田的一个见证。
“沙”指沙洲，是河流中淤积而成的沙丘。太平沙现在距离珠江约200米。可是，在距今200年前，它只是珠江上的一个江心洲。北宋的时候，珠江北岸在今天的文明路附近。到了南宋，河岸南移至今天的泰康路。当时，太平沙还是珠江河中的五块沙洲，叫“五洲”。
五洲什么时候改名叫“太平沙”？原来，由于河床不断淤积，五洲在明代已经合而为一，成为靠近珠江北岸的一个沙洲。在人们的经营下，沙洲变得美不胜收，低洼处遍植莲花，绿柳丛中，农家疏落。沙洲外，渔帆点点。
清初著名诗人陈恭尹晚年定居广州育贤坊，距离沙洲很近，他常常在这风景如画之地流连忘返。他为这里的一个坊额题了“太平烟浒”四个大字，书法瘦逸遒劲，为时人所推崇，成为当时沙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标志，所以人们就取了坊额中的头两字作为沙洲的专名。
后来，太平沙陆续建有柳堂、水明楼、烟竹楼、袖海楼、烟浒楼、遂初楼、岳云楼等亭台楼阁，其中袖海楼“复宝连楹，造构奇巧”，且取苏东坡“袖中有东海”的诗意为名，所以尤为出名。清代诗人张维屏有诗赞云：“连云第宅太平沙，别出心裁第一家”。可见，太平沙的名字在清代已经流传。
增沙和太平沙一样，是大自然雕塑的结果。江中泥沙不断堆积，使边滩发育，太平沙的西部不断延伸增大，所以就叫“增沙”了。鸦片战争前，这里已经是水上居民聚居之处。增沙街之西，即今天海珠广场的华厦大酒店一带原来叫新沙，它实际是太平沙和增沙的继续延伸，所以名为“新”。半个世纪前的地图上，这里还有新沙上街、新沙下街和新沙水埠等街道。
农林路：开启气象观测史
广州的农林上、下、东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如此热闹的地方怎么跟“农”、“林”二字挂上了钩？
如果有机会看一下清朝时期的地图就知道原因所在了。彼时这一带属于广州城东郊的荒丘和良田。人们在这里办了广东第一个农林实验场（最早叫广东农事实验场）。
广东农林实验场，北抵今天的环市东路，南至中山一路，东起农林东路，西至农林下路。当时的农林路一带，到处都是蔬菜、花卉、果林、蚕桑和畜牧等试验区。在这里，马铃薯从自己的故乡荷兰被引入到广东，广州现在到处可见的细叶桉，也是在农林路首先培育出来的。实验场还建立了气象观测所，揭开了广州现代气象观测史的第一页。
但是，由于当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1922年陈炯明任广东省省长时，为了筹款，农林实验场被抵押给广东银行。次年，由于到期无款取赎，实验场被迫停办。
将军路：昔日王府所在地
广州有两条看上去很普通的道路，名字却很“威水”，叫将军东路和将军西路。从清朝的地图上可以看出，这里过去是广州将军衙门遗址的一部分，所以取名为“将军衔”。
清代广州将军衙门范围很大。它坐北朝南，大门位于今天的中山六路，后墙位于今天的迎宾路。东起解放北路，西至六榕路，包括今天的将军东、西路和广东迎宾馆。
这将军府有不同寻常的来历。明代中期的地图上，这里是提督府行署。清顺治七年（1605年）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率领清兵攻入广州后，大兴土木，在这一块地方营建王府。
靖南王移师福建后，原靖王府便被平南王之子尚之孝占有。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之后，决定在广州驻防八旗兵，并设置驻粤八旗将军统领。从此，昔日的靖南王府便被改名为将军衙门（又称广州将军府）。
每张图之间都用刚出来的新报纸隔开。“报纸可以吸潮气，而油墨又可以防虫。地图不能折叠，一定要摊平放或卷起来。我买回来都是马上复印一份，给自己慢慢欣赏，要不看一次就损伤一次。”他小心翼翼地拿出“年纪”最大的那张地图，开始给我们讲故事。
郑朝晖：
收藏沧海桑田
一张老地图道尽百年事
“这是一张民国早期印制的‘广州城市和道路图’”。郑朝晖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仔细观察，会发现地图的中央城区部分，有分别用黄色、黑色、红色标示的道路。它们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广州，一张地图涵盖了广州三百年的变化。
地图中利用旧城墙修筑的马路中间以连续的绿色“几字纹”图例标示了城墙和城门，代表“已经拆去城基故址”。古地图还以红色双实线、实线内布满红点的醒目宽带为标识，套印在现有街道上，表示“预批二期马路”，例如“西湖街”之上加红色宽带，意为规划好的“西湖路”，广州将来的街道和马路状况提前显示于地图上。
地图据考印制于1926年，使用的是机制印刷纸，俗称洋纸，由粤东省城十三行华商五彩石印局出版。
之前，广州包括市中心的绝大部分地区由狭窄街巷连接，直到1918年“市政公所”成立，随即拆城垣筑马路及拓宽街道路网建设。截至1922年，广州中心城区开辟了不下30条马路，其中有拆城墙建成的越秀路、万福路等，也有拓宽街巷而成的德宣路（今东风中路）、惠爱路（今中山四、五、六路）、维新路（今起义路）、永汉路（今北京路）等。地图以醒目的黄色线条图例代表一期已筑马路，构建出早期的广州城市与道路现状图。
这就如同将一张历史图、一张现状图、一张规划图三图合一。薄薄的一张地图，囊括了371年里广州城的变迁。郑朝晖告诉记者，这种将“过去、现在、未来”合三为一的地图，在民国时期比较常见。推测其中原因，应该与那个年代激烈变革的特质不无关系。
每个细节背后都有故事
旧城在拆除，新的蓝图在不断变成现实。广州当时进入第一个“拓路高峰期”，每年都会新增很多条新马路，如果将规划的道路也印上地图，可以延长其使用期限，同时也就减少了改版的次数。而很多少小离家的广州人回乡，街道大变，原来的路标没有了，如果将他们原本熟悉的旧城墙、旧城门、旧地标刊印上地图，寻路就容易一些。
郑朝晖说，地图里的信息太多了，仔细追究，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是故事。比如，在地图右上角，你可以看到醒目的红色大字单独标出的“白云路阔一百五十英尺”字样。在建国之前，白云路一直是广州最宽的马路，且首次试验性建成中间有绿化带的复式马路，有“模范马路”之称。
地图里的市井生活
看地图的乐趣不仅仅是看历史变化，而且从中也可一窥当年的市井生活。1926年的地图上方印着“荣孙氏医馆”的广告：“近来马路成，洋场闻十里。纵横又曲折，广袤更无垠。歧路每徘徊，识图乏老骥。唯有此舆图，远近皆详志。一览即了然，往来皆如意。免向樵夫问，无俟牧童指。更有疗眼药，名久传遐迩。脱膜不用刀，洵称神乎技……借问此何人，厥为荣孙氏。”从地图扯到医药广告，让人看了不禁哑然失笑。
郑朝晖一张一张地给我们欣赏他收藏的“宝贝”。他拿起一张1929年的广州地图，“那个时候广州的珠江上规划建三座桥：海珠铁桥、太平南西濠口的西堤铁桥和现在中山八路附近的横跨大坦沙的西南铁桥，可见当时的规划重心就是城市中心南移，连通西南。海珠桥后来建成了，西南铁桥却只建了几个桥墩。”
“1958年之后的地图上，在那个位置的旁边出现了今天的珠江大桥，我前几年去看，那个桥墩还在那里呢。如果不是研究老地图，我不会注意到它，更加不会关注它背后的故事。老地图告诉我们，在‘南拓西联’这一问题上，当年市政府的思路跟现在市政府的思路很相近呢。”郑朝晖笑着说。
地图变迁见证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的脚步，就这样在一张张地图中慢慢浮现。郑朝晖说，他对不同时期路名的变化也格外有兴趣。他指着1929年的地图说：“‘拱日路’到了1937年抗战，改成了‘抗日路’，1938年广州沦陷，日本人发行的地图就改回‘拱日路’，抗日胜利又叫‘抗日路’，建国前都在讲和平盼和平，就改成了和平路。”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郑朝晖收集了不少“文革”时期广州的地图，原来“诗书路”曾经叫做“红书路”、“惠福路”曾经叫“向阳路”、“晓港路”曾经叫“前进路”……时代的印记，深深的烙刻在了路名的变迁里。
如今对于郑朝晖来说，购买正版的最新地图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也许，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广州的热爱之情。“现在的广州真是好大啊！现在广州的地图也真是好大啊！”他把他拥有的最早的一张1926年广州地图，放在2005年版的广州地图上面，大概只占了十分之一的版图。而其中勾勒的城市的繁杂程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他说，地图不会撒谎，它是最真实的记录。从不同年代的对比中看城市的变迁很有趣，能够通过这些地图，感受广州一天天“长大”的过程，融入到它的记忆里。这样的感觉很美好。
路名的故事
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总是会被广州的地名吸引。风雅、古老，透着浓浓的书卷气，却让人很难把握它背后的缘由。
总的来说，广州新建的马路命名，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以经过的街道或重要旧地标命名，如“西湖路”源自“西湖街”，“上九路”、“下九路”得名于“上九甫”、“下九甫”，“大南路”得益于毗邻的清代“大南门”故址。
其二，蕴涵历史和典故，赋予道路文化内涵，如越秀山麓下开路名为“越秀路”，“越华路”得名于越华书院，而“海珠路”因南起江边，面对“明羊城八景”之一的“海珠石”得名。马路取名注重文化的传承，看到一个路名，就能忆起百年的故事，彰显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积淀，以这种方式命名的马路名占绝大多数。
其三，小部分以革新的性质命名，如维新路、永汉路等。据传维新路因穿越清代衙门空地，拆除旧抚台、按察司而建，故取反封建、维新变革之意。而反帝的马路名则如六二三路，以纪念沙基惨案发生日而命名，显示出广州是一个革命的、英雄的城市。
如果说，古老的地图展示的是广州沧海桑田的变化，那一条条知名或者不知名的道路，则是这些变化的载体。它们在暗处对我们露出神秘的微笑，等待我们去挖掘它背后的故事。
南濠街：曾经的“特区”
越秀区惠福路和大德路之间，有条南濠街。这里一不近河，二无濠涌，怎么会有“南濠”呢？
其实，从明清时期的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这里确实是有一条南濠。它不仅是广州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而且是中外友好关系的产物。
唐宋时期，广州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商港。商船停泊之处就是今天的南濠街的南边。在很长的时期，南濠街一带地处广州西郊，是广州的内港和城外“特区”。附近的“番场”（今天光塔路一带）就是城外的阿拉伯商人的聚居地。
宋代时，珠江北岸在今天大德路的南侧，江面宽阔，约为今天江面的5倍，珠江有“小海”之称。每遇狂风，“小海”上波浪险恶，商船常有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为了保护中外商船，宋德景二年（1005年）广州军州事（广州最高的军政长官）高绅亲自主持修筑了南濠，并且在南濠上建起可控制水流和挡潮消浪的巨闸。
南濠还是当时羊城的旅游佳地。宋代诗人方信疆曾作《南濠诗》云：“经营犹记旧歌谣，来往舟人趁海潮。风物眼前何所似，扬州二十四红桥。”
那时的南濠风光宜人，旁边有当时广州最雄伟的石拱桥——果桥，还有当时羊城的最高建筑物——共乐楼。登楼纵目，万瓦栉比，商旅云集，中外贸易繁忙兴旺，一派“特区”风光。
清朝初年，南濠仍通舟楫，后才渐渐淤塞。现在已成为民居和地下水道。它从地图和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很久了，只有名字保存至今。
太平沙：景色美不胜收
北京路南段以西至回龙路南段一带，有几条名称“奇怪”的道路：太平沙、增沙、新沙。老地图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它们的由来，它们是广州沧海桑田的一个见证。
“沙”指沙洲，是河流中淤积而成的沙丘。太平沙现在距离珠江约200米。可是，在距今200年前，它只是珠江上的一个江心洲。北宋的时候，珠江北岸在今天的文明路附近。到了南宋，河岸南移至今天的泰康路。当时，太平沙还是珠江河中的五块沙洲，叫“五洲”。
五洲什么时候改名叫“太平沙”？原来，由于河床不断淤积，五洲在明代已经合而为一，成为靠近珠江北岸的一个沙洲。在人们的经营下，沙洲变得美不胜收，低洼处遍植莲花，绿柳丛中，农家疏落。沙洲外，渔帆点点。
清初著名诗人陈恭尹晚年定居广州育贤坊，距离沙洲很近，他常常在这风景如画之地流连忘返。他为这里的一个坊额题了“太平烟浒”四个大字，书法瘦逸遒劲，为时人所推崇，成为当时沙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标志，所以人们就取了坊额中的头两字作为沙洲的专名。
后来，太平沙陆续建有柳堂、水明楼、烟竹楼、袖海楼、烟浒楼、遂初楼、岳云楼等亭台楼阁，其中袖海楼“复宝连楹，造构奇巧”，且取苏东坡“袖中有东海”的诗意为名，所以尤为出名。清代诗人张维屏有诗赞云：“连云第宅太平沙，别出心裁第一家”。可见，太平沙的名字在清代已经流传。
增沙和太平沙一样，是大自然雕塑的结果。江中泥沙不断堆积，使边滩发育，太平沙的西部不断延伸增大，所以就叫“增沙”了。鸦片战争前，这里已经是水上居民聚居之处。增沙街之西，即今天海珠广场的华厦大酒店一带原来叫新沙，它实际是太平沙和增沙的继续延伸，所以名为“新”。半个世纪前的地图上，这里还有新沙上街、新沙下街和新沙水埠等街道。
农林路：开启气象观测史
广州的农林上、下、东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如此热闹的地方怎么跟“农”、“林”二字挂上了钩？
如果有机会看一下清朝时期的地图就知道原因所在了。彼时这一带属于广州城东郊的荒丘和良田。人们在这里办了广东第一个农林实验场（最早叫广东农事实验场）。
广东农林实验场，北抵今天的环市东路，南至中山一路，东起农林东路，西至农林下路。当时的农林路一带，到处都是蔬菜、花卉、果林、蚕桑和畜牧等试验区。在这里，马铃薯从自己的故乡荷兰被引入到广东，广州现在到处可见的细叶桉，也是在农林路首先培育出来的。实验场还建立了气象观测所，揭开了广州现代气象观测史的第一页。
但是，由于当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1922年陈炯明任广东省省长时，为了筹款，农林实验场被抵押给广东银行。次年，由于到期无款取赎，实验场被迫停办。
将军路：昔日王府所在地
广州有两条看上去很普通的道路，名字却很“威水”，叫将军东路和将军西路。从清朝的地图上可以看出，这里过去是广州将军衙门遗址的一部分，所以取名为“将军衔”。
清代广州将军衙门范围很大。它坐北朝南，大门位于今天的中山六路，后墙位于今天的迎宾路。东起解放北路，西至六榕路，包括今天的将军东、西路和广东迎宾馆。
这将军府有不同寻常的来历。明代中期的地图上，这里是提督府行署。清顺治七年（1605年）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率领清兵攻入广州后，大兴土木，在这一块地方营建王府。
靖南王移师福建后，原靖王府便被平南王之子尚之孝占有。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之后，决定在广州驻防八旗兵，并设置驻粤八旗将军统领。从此，昔日的靖南王府便被改名为将军衙门（又称广州将军府）。
文献资料来源：2007-05-19 广州日报-B6
作者：金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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