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老成凋谢的频率加大，常常有亲朋故友的噩耗传来。这对后死者总会造成一些感伤。昨日，突见我的忘年交而交情五十载的老友冰兄远行了。我本知道这一天已经不远，但还是惊叫，直至“酸风射眸子”。我立即赶到他家，迎门是一幅他的大型遗照，他含着笑似有所期待，期待他的众多朋友的到来造访。我三鞠躬后，眼睛已经模糊。冰兄，你也凋谢了么？不，你是林园中倒下的一株大树，虽然停止了生长新叶，但它的叶子还是那么碧绿，那就是你留给人间的千幅画作，它将受人间永远保护、保存，那些画组成了中国一部现代史。

冰兄是位强烈的爱国者，苦难人民的代言人，他有烈火般的爱，决不含混的憎。他说别人的漫画能招人笑，他的画能惹人哭。可是生活中的他，却常常逗得人乐不可支，凡有他在场，总会不时爆出一阵笑声。晚年他意味深长地说，我把人世全部看作是一场笑话。

我是1957年那场扩大化的灾难中和他论交的。我十分欣赏给他招来厄运的漫画。其中有一幅《花儿必须向上》，花朵被一根根绳子吊住脖子；一个人的嘴角两边被两个像眼镜腿似的钩子钩起，人作笑相。而太阳竟被一颗钉子钉住，不能下落，只准上升。这无疑是当时文艺界文化界的一种普遍倾向，荒唐透顶。

不久，我们一群被扩大化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就到了白云山农场。共同住在一座可纳数百人的大茅棚里，夜间竹板床的嘎嘎声，劳动后的鼾声阵阵以及梦呓声和蚊雷在奏着交响曲。后来我们几个作家、画家和香港记者就住进陈济棠时代开凿的军用山洞，里面伸手不见五指，潮气扑面。在劳动中，无论是插秧、拔草，晒煤砖，从未见他愁眉苦脸，他名气大，嗓门高，又总是笑呵呵地讲笑话，农场职工也都喜欢和他接近，凡他在场，那里的气氛总是比较活跃。后因工作需要，农场把他和我抽出搞宣传大跃进的墙报，由我弄文字，冰兄担任编排、插图和校正。因食堂炊事班经常饷大家以生饭、糊饭。群众啧有烦言，我在补白处弄了首打油诗，中有“没病成有病，病轻变病重”的句子。冰兄配了幅画，两人在厕所相遇，一个蹲着，一个捂着肚子。谁知惹了祸，大字报一夜间贴满食堂，大横幅上是“右派李汝伦继续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字报矛头向我，而却不提冰兄一字。我想冰兄人缘特好，把他无罪开释了。

我当时已经家破，在广州无亲无故，他的家是我唯一可以带着三岁女儿去享受家庭温暖的所在。他的朋友很多，他一归去就高朋满座。大浩劫中，武斗最紧张时，我也带着孩子去避过难。浩劫里，他受的折磨、屈辱，令人难以想像，但他从容面对，没一丝颓废哀怨，大约他把那也视作“一场笑话”。

我从未向他要画作，他倒是给我的四岁女儿画了张像，画得神情肖似可爱，也给我夫人写了幅打虎的画。他在木偶剧团时，画布景（当然再不能画漫画了），他给我画了山水，颇有宋元山水韵味。也许这是他唯一赠人的山水画。这些画都是我们的传家宝，但非唯一，还有用他《自嘲》画制成的陶像一座，他坐在我的书房之内。《自嘲》是他创作的巅峰，我想也是中国漫画界的巅峰作品，饮誉海内海外。它是开放改革初期知识分子惊魂未定的生动形象，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知识界普遍的心理状态。它耐人寻味，耐人思索，仿佛叫人回到那数十年知识分子的处境，透体生凉。

他在逝世前约半个月左右，我去看他，他早已失语，与人交谈都靠他一个小本子。我安慰、祝福，我问你是不是在构思什么，待病好了再创作呢？他突然冒出一句：“我想死。”这几个字吐得十分清楚，我真有些吃惊。所有亲属朋友都能理解他的心情，他不能忍受无所作为，他要摆脱病痛对他的束缚、虐待。

冰兄，冰兄，你走了，你是乘着航天器走的，你要去的地方叫天国。相信那里不会重新给你束缚，重新给你虐待。但天国也未必就那么干净、明亮，天空是已被污染的天空；也未必就不生产豹狼、鹰犬、狐兔。你曾自称“我是武松”，你使用过钟馗、李逵的斧，孙悟空的棒，你还可奋起一挥。

你乘风远上白云深处，你留在人间的那么多具备中国传统笔墨风格的重彩绚目的画，都是我们可用的锐利武器。因为你在人间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翘首云天，等待你天才的画作。

廖冰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