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一不小心踏入了美术史研究的门槛。第一次拜访廖老，是在被他自诩为“冷巷斋”的西关老屋。后来他搬到人民路，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成为忘年之交。

廖老家有如茶楼，亦如墟场。他天生具有演说家的才能，声如洪钟，语调抑扬顿挫，与表情、手势配合在一块，再加上不时夹杂着朗朗笑声，透出了一种无法抗拒的磁力。

1996年春节，从报上看到了廖老的一则消息，说他在门口贴了告示：

“年年忙到气都咳，忙到今年八十一。尚祈访者发善心，勿多搜括我馀日。非要事急事最好在周六周日晚上八点到九点半来谈。无甚意义的应酬及社会活动请勿强我参加。若非有关救灾扶贫助学而来索画索书者一律请付酬。1996年3月廖冰兄跪启。”

我深深了解老人的心境。因此很久也不敢去了。过了好久，心里想他想得慌，硬着头皮去了。那是一个傍晚，他一见我，劈头便问，你怎么那么久没来？我说你不是贴了告示谢客吗？他说，我是指那些有事没事都来和我要字画的人，你是例外。说话间，我问怎么不见那告示了。他一挥手：刚撕了，贴十张也没用。那些人现在都不识字了，或者当你透明。说着随手把那告示从冰箱顶拿给我，你要就拿去吧。我如获至宝，后来，又请廖老在那告示上写了诗塘：“告示贴之，无人睬之；咳仍如故，难以止之。哀然揭之，大德见之，喜而藏之，并嘱志之。”

二

上世纪90年代是我和廖老接触、交谈最多的时期。

1994年10月21日，廖老来电把我叫去聊天。我准备好了一些问题提问。其中一个是关于读书的问题。

“在你的人生道路中，什么书对你的影响最大？”

他说：我这个人，好读书，读得很杂。政治的、历史的、文学的，什么都读。小时候，最喜欢读的是《火烧红莲寺》；政治读物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艺术方面是俄国的《艺术与人生》；初中时我很喜欢读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印度泰戈尔《飞鸟集》，还有《邓肯自传》。克家的两句诗，我至今还记得：“给世界洗一把脸，来一个奇怪的变。”我觉得，它概括了我潜在的思想。但对我一生创作影响最大的，是木鱼书。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对我的影响最大。

我们谈到当时中国漫画的队伍时，他的神情马上变得很凝重：“上世纪40年代，有很多画漫画的朋友，论技巧，比我好，水平比我高。但他们在解放后便不画了，如张仃，改行搞装饰画了，特伟，搞动画去了，如汪子美，当右派后，怎么也不再画了。我还在画。但我画得很痛苦。为什么？我把自己看得很渺小，把事业看得很崇高。我把漫画看得很神圣，但画漫画需要韧性战斗。在风雨中永不能倒下。”

“你什么时候养成了这个习惯———负责？”

廖冰兄答：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都负责：对家庭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朋友负责，对事业负责。我这个人，永远做不了刘备，只能做诸葛亮。也就是说，永不会当第一把手。因为我锋芒太露。所以我只能永远当一个策划者。

我的思想核心是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爱党爱国都是由人道主义派生出来的。我现在的骗富济贫也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我的作品，贯串一条主线，就是反封建。封建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对立的。

廖问我：你看研究廖冰兄的坐标该是什么？

我说：你应该首先是政治家、思想家，然后是策划者，组织者，最后才是画家。

廖老听了，一拍我的大腿，朗朗大笔，对、对、对。

三

岁月不饶人。2003年底，廖老又住进了医院。元旦过后，我多次到医院访他。一天，他对我说：我有三怪病，连医生也治不了。

我对他说，那都是血脉不通导致，按摩可以舒缓症状。阿燕告状说，他怕痛，不肯接受按摩。于是我在他的本子上写道：“为革命你死也不怕，为治病还怕痛吗？”这一招激将法很有效，乖乖地让我按摩了。从年初一到年初七，我每天都去给他按。几乎每一天，面对画室里的一切，他一一环顾，然后用那尚能说得了的单词，带同手势，断断续续地说：“颜料，告别了；这笔，告别了；宣纸，告别了；书，告别了；漫画，告别了……告别了，告别了……”那哀叹，让人揪心！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尽管我明白他已进入彻底“休息”的倒数阶段，但在心里还是为他默默地祈祷。当得知廖老去世的噩耗，我的脑袋一片空的，带着挽联走进廖老家中的灵堂，冲口便说了一句话：廖老，我不能再为你按摩了!随即便泪如泉涌。

廖老，你走好。你所画的悲愤漫画是不死也不能死的。它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份重要遗产。

廖冰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