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早年的抗婚经历

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70年》一书中收录的3封书信,首度披露了许广平早年抗婚的一段经历。在鲁迅逝世70周年之际,征得周海婴先生同意,我们特发表他对这段历史所作的解说,以纪念鲁迅和许广平。———编者按

这三封信,是许广平随哥哥从广东到天津,进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也叫天津女子师范学校),1921年时所写。她抄在一本10.5×16厘米暗绿色的直立小练习本里(本内没有其他内容),足见她的重视。

从抄件笔迹分析,它是信稿写成后的留底,因为极少修改,且抄录的速度较快,字迹紧密。原稿是用毛笔蘸着紫色染料墨水写的,虽过了八十多年的时光,色彩尚未湮淡,是为幸事。这三封信用的都是文言,直行没有标点,前后也没有任何说明,又加字迹有些拥挤,籀读起来颇费斟酌。先请了王建中先生初定,使我们减少许多疑难。整理稿只是试加标点,并按时间先后,整理了原稿第二、第三信的次序,亦不敢妄加臆断,而是略出几条校注加以说明,如此庶几可免以讹传讹之弊。

许广平早年抗婚的材料,研究界始终未见直接的材料,原信自然已是渺不可寻,那么这份抄件便成了唯一的直接材料,我们认为很有整理问世的价值。

许广平说:“我从来也不喜欢对人述说自己,也尤不喜欢述说自己的困苦;专门拿自己恶的境遇,述说出来,博得一般同情或怜恤,在我以为是懦可耻的事,虽则这困苦中不少争斗在里面,还是藏起来的好。”(《我的斗争史》)确实如此,像抗婚这样对她人生道路尤决定性影响的大事,她也只是在《我的斗争史》中提到过,而且就是这篇文章生前也没有发表。1960年冬,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打算拍摄《鲁迅传》,请于蓝饰演许广平。为演好这个角色,于蓝曾四次访问许广平。后来电影虽然没有拍成,却留下了于蓝的访问日记《许广平的风采》这篇文章可作许广平的回忆录看,其中也提到抗婚的事。根据这两篇文章及相关回忆,我们可以对这三封信及许广平早年抗婚的事作一点串解。

1898年,许广平出生在广州高第街一个仕宦之家。她的祖父曾经做过浙江巡抚,那可是官居二品的封疆大吏,因此许家称得起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族。她的父亲因系庶出,在这个大家族中处于受歧视被排挤的地位。他虽然是评定诗钟的好手,又自称为诗人,但却没有功名在身,终生未能做官。他是个半开化的绅士,从小就具有叛逆精神的许广平经过斗争,居然被允许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学官话、上学堂,连缠足的罪也免了。许广平的父亲一生中做过的最大错事大概就是,许广平出生才三天,他便在与朋友的喝酒碰杯中,把她许给了香港的一个马姓人家。从此,这门娃娃亲就像梦魇一样,压在许广平、许父乃至整个许家的头上,正如许广平信中所说:“生时即屡见慈父重锁双眉,家人亦颦蹙密语。细审其故,乃官府之催迫,皂隶之临门。噫!我父何辜何罪,至于此极!则闻马家事,以至终生终世抱病含愁。”

马家虽然被许家的人称为“乡下人”,但并不是老实诚朴的农民。如果说他们经常在乡里炫耀“省城大户人家的小姐将要做马家的儿媳妇”还是人之常情,那么“拦街劫抢,掳人勒索”,则是典型的土豪劣绅的行径。照那时的眼光看,马家与许家结亲已是门不当、户不对,何况马家又不是什么好人家,而是横行乡里的劣绅,因此许广平懂事后,就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当她十五岁时,听说马家来了人,以为是对方的父亲,她自己和妹妹商量好了,自己出来,推开门行了一个鞠躬礼说:‘我父亲同你碰杯订亲,但我自己不同意。’父亲大怒,骂着:‘出去!出去!’自己反正话也说完了,她又行了一个礼出来了(其实这人是马家的亲戚)。”(《许广平的风采》)不仅许广平,渐渐地许家上下也不支持这门亲事,只有她的父亲内心虽然也很痛悔,但迫于“道义”,仍然坚持着,最后连他也动摇了。这下马家坐不住了,马父特地赶到省城来找许父商定亲事,许父几次避而不见。马父“迫得藉邮寄意”,向许父发出“最后通牒”,这便是抄件的第一封信。

这封信没署时间,但据信中“往事迄今二十载矣”之语,可以推定1917年,正好许父去世之前。“往事”即订亲之事,发生在1898年,许父去世于1917年,1898年至1917年,正好“往事迄今二十载矣”。马父信文字虽欠亨通,心思却至为老辣。他先承认“继缨门第,寒士何敢高攀”,但接着又说,许马结亲,许氏主动(虽然是在酒中),他则“迫于友谊”,遂“效秦晋之婚联”。对许氏悔婚的迹象,他也不明言斥责,而用“礼义之家”、“孔氏书、周公礼”架住许氏,又用“自由一倡,女权横暴,种种羞辱、暧昧之事”来旁敲侧击。其意若曰:如果许氏悔婚则辱没“礼义之家”的门风,越出“周孔范围”,没准受女权、自由之染而发生“种种羞辱、暧昧之事”。而他呢,有媒有证,处处占理,所以义正词严,咄咄逼人。据后面许广平的信,此事还真惊动了官府,官府还真认可了他所谓的理,故有“官府之催迫,皂隶之临门”之语。

后来,许广平的二哥出面,不知经过怎么的周折,总算退掉了这门亲事(也许只是暂时平息,不了了之),许广平则北上来到天津的姑母家,并于当年考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但马家并未死心,1921年马氏子千方百计打听到许广平的信址,写来一封卖弄文词、轻佻肉麻的信(即抄件的第二封信),继续催问亲事。信中还附有一张相片,并要求许广平也回赠相片,说什么“仆旦夕常思慕颜色,恨未能一睹丰仪,若能惠以照像,则捧之若璧,尊之若师,旦夕对之稽首皈依也”,活脱一个厚颜无耻的浮浪子嘴脸。许广平给兄嫂的信(即抄件第三封信),实际上就是针对马氏父子的。她用“婚姻自愿”的新理来痛驳马氏所谓“孔氏书、周公礼”的腐理,对马氏父子加在她身上的种种猜测、诬蔑之词一一予以澄清。她认为自己退婚天经地义、光明正大,对马氏父子无理、无耻的纠缠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和蔑视。这封信是许广平的“舒愤懑”之作,它把不幸的订亲、艰难的退亲带给她的阴影一扫而空。许广平说:“电网是我从生下来就早已安设好,因此我能够呱呱地叫喊出来,已经给电网重重围住了。”(《我的斗争史》)但她叛逆着,反抗着,终于冲破这重重电网,并投身到时代洪流中,开始了她冲决更大罗网的斗争。

文献资料来源:2006-10-24   羊城晚报-B4

作者:周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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