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专门研究文化现象和文化体系的综合性学科, 文化学在西方已有近20 0年的历史。但在中国, 它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相对而言, 广东的文化学研究开始较早, 民国时期广东拥有几位在文化学研究领域具有全国影响的学者, 产生了一批较有份量的著作。八十年代后, 广东文化学研究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笔者试对近代以来广东文化学研究的脉络作一次梳理, 并以此求教方家。
一
历史上广东文化发轫较迟, 后来逐渐崛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广东文化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性, 近代以后, 西方思想更在广东得到较快的传播, 新式教育也在全国率先得到发展。辛亥革命后, 广州与北京、南京、武昌、成都一起成为全国五大学区。岭南大学和经常芸集南北各路学人的中山大学为核心的广州高校成为华南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心, 广东以外各地的广东籍学人也是人文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介绍民国时期广东的文化学研究状况, 不得不首先提到在这一领域产生过全国影响的几位广东学者。
梁启超 他可算是最早从事文化学研究的广东人了。梁氏对文化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文化史上。他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敏锐的新学识见, 分别于1920年和1923年完成了两部很负盛名的学术史专著: 清代学术概论 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前者重论,高屋建瓴、气势非凡; 后者重史, 侃侃而谈, 循循善诱, 均是学术史研究的力作, 对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梁氏192 2 年开始注意文化专史的研究, 他于1922年底和1923年初, 两次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做有关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的专题演讲。1925年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讲授 中国文化史 , 不久因病中断。1926年至1927年, 他又讲授 中国历史研究法, 其中用专门章节讲授文化专史的作法。梁氏匆匆辞世, 留给后人的仅是文化史的一小部分 社会组织篇和文化史目录。在这部未完成的文化史著作中, 梁氏运用科学方法, 对文化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无论体例、观点, 还是资料的搜集与使用, 均较前人有很大突破, 为中国文化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黄文山 广东台山人, 留美硕士。他从1931 年起开始在北京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作有关文化学的讲演, 此后, 在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开设文化学课程。1932 年他发表 文化学建设论 和 文化学方法论 , 引起较大反响, 因此被称作中国文化学学科的最早倡导者。1 938 年黄氏出版了文化学论文集。1947 年他在中山大学历史研究所讲授文化学体系, 次年应美国密士根大学邀请赴美讲演文化学, 同年写成 文化学的建立 一书。1 949 年他又完成 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 一书。大陆解放后,黄文山在美国、台港等地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晚年完成 文化学体系 和文化学的演进与展望 。黄文山长期追踪西方文化学研究进程, 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堪称中国文化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第一大家。
陈序经 海南文昌人, 留美博士。曾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他于1934 年出版 中国文化的出路 , 书中探讨了有关文化的基本观念。其后, 他又写了 东西文化观 、 南北文化观 、西洋文化观 、 东方文化观、 美国文化观 、中国文化观 等一系列著作。1 939 年起, 他开始在西南联大讲授文化学课程。1947 年陈氏写成的 文化学概观 , 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文化学学科内容的专著。黄文山评价此书, 虽属草创之作, 但比诸前人同类著述, 的确较有组织、有系统, 有主见 。此书连同陈氏其他几本文化研究著作均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
朱谦之 福建福州人, 他在1932 1952 年间一直任教中山大学, 所以也算民国时期的广东学者。朱谦之1932 年起在中山大学讲授文化哲学一课, 1 935 年出版 文化哲学 一书。抗战期间他以中山大学教授身份应邀到国立桂林师范学校和广西大学作有关文化类型学的报告。1948 年他又出版 文化社会学 一书, 与 文化哲学 成姊妹篇。朱氏认为, 文化哲学应在横的方面研究文化本质中的四个知识生活类型: 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 纵的方面研究神学的、哲学的和社会的科学的这三个文化阶段, 认为文化社会学则研究文化本质中四个有关社会的类型: 政治、法律、经济和教育, 它们分别受到相应的知识文化类型 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的影响与支配。朱氏以印度、中国和西洋为代表探讨了文化类型的地理分布。 文化哲学 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地探讨文化哲学的专著, 文化社会学 则是中国第一部探讨文化社会学内容的专著。此外, 朱谦之还写了 中国文化之命运 一书, 运用他的文化类型学观点, 分析中国文化的本质、构成和发展, 堪称一家之言。
民国时期广东的文化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首先是文化学理论研究。民国时期对文化学理论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学人寥寥无几,而广东学人就占了三位。作为中国文化学学科的最早倡导者, 黄文山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近代人文科学发展状况, 尤其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情况, 对把西方文化研究成果引进中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对文化学的许多基本问题都作了探讨, 提出了一些理论见解。黄氏把中国文化学的建设放在世界人文科学发展史和民族文化建设的广阔背景中而加以持之不懈的倡导, 对推动中国文化学研究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序经和朱谦之则全面介绍和系统梳理了国际上文化学的研究情况, 对文化学学科理论作了进一步探讨, 完成了中国第一部 文化学概观, 文化哲学 和 文化社会学 , 为初步奠定中国文化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作出了贡献。可以说, 广东学人对文化学学科理论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学基础理论的最高成就。
其次是文化史研究, 除梁启超对文化史作过较早的开拓性研究外, 民国时期广东还有陈安仁、罗香林、王云五、郑师许等人有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陈安仁是广东东莞人, 曾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任职任教。他于193 5 年出版 中国文化演进史观, 1936年又完成 中国近世文化史 , 两年后再写成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 。此外, 他还撰有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概论 等书。在这些论著中, 陈安仁认为文化是多元的、融合的、有机的和演进的, 中国文化受地理环境影响而自成系统, 认为经济、民族、社会三方面因素对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互动影响。他对中国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作了分类梳理, 认为中国文化的大部分现在已不能站在时代的前线, 中国民族应学习外国长处, 再造新文化。广东兴宁人罗香林1944 年写成 唐代文化史研究 , 书中除考证研究唐代几个具体文化问题外, 还对唐代文化作了宏观性的总结分析, 颇有见地。原籍广东中山的王云五于1937 年出版 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 , 从目录学的角度, 讨论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史料问题和具体研究的分类问题。另外还有广东东莞人郑师许的 中国文化史 讲义, 其在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上视角宏阔, 有独到之处。这些广东学人的文化史研究著述, 在传统的史料整理基础上, 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对文化史料进行较宏观深入的分析, 取得比较可观的成绩, 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比较突出的。
除文化学理论研究和文化史撰述外, 广东学人还对岭南地方文化作了一定研究, 主要代表是黄尊生和杨成志。黄尊生, 广东番禺人, 留法博士。他于1940 年写成 岭南民性与岭南文化 , 对广东文化特色作了一次深长的回顾, 对岭南民性及文化特征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和宏观性总结, 堪称一家之言。杨成志, 广东海丰人, 留法博士。他于1943 年出版 广东人民与文化 , 书中梳理了当时广东各县名胜古迹情况, 从文化象征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 并对广东人民的构成、成分、各族系的分布和基本特征进行了研究。应用近代人文科学方法系统探讨地方文化, 这时可算是走在前列了。
总起来说, 民国时期广东文化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相当突出的。广东很多学者经常往来各地, 任教数校, 这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他们的学术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广东一些学人能够在西方文化学尚在形成中时, 就在中国倡导建立文化学并进行初步的文化学理论探索, 文化史整理和地域文化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中国文化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 民国时期动荡复杂的社会局势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纯学术研究的发展, 一些新学科的建立更是缓慢。终其民国时期, 无论全国还是广东的文化学研究, 都尚未建立专门的文化学研究机构和创办专门的研究刊物。总之, 未能建立起独立的文化学学科。
二
建国后, 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大陆文化学研究在长达30 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萧条近于停滞的状态。进入80 年代后, 现代化浪潮形成了对传统思维定势的巨大冲击,文化问题成了关系中华民族精神复兴与再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从1 984 年下半年开始, 文化问题开始引起学人的普遍关注, 遂兴起了全国性的文化研究热潮。一些高校开始设置各种专题的文化史课程以及 中国文化通论、 中国文化概论 的选修课, 有关文化研究尤其是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学术团体也纷纷出现, 一批专题文化研究的期刊也由此产生。有关文化研究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专门辟出 文化研究 这一门类。一批有关文化学理论, 文化史和应用文化学研究的专著相继问世。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 广东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广东文化学研究走向一条独特的道路 以应用文化学为主体的文化学研究。
广东应用文化学研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群众文化学 群众文化学是研究群众文化理论, 总结探讨群众文化活动的规律, 用以指导和促进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学科。1985 年, 广东省群众文化学会成立, 并编辑出版 广东群众文化 期刊, 其后学会经常召开学术讨论会并出版有关论文集。广州市群众文化学会也于同年成立, 出版 广州群众文化研究 期刊。1994 年广东省妇联等单位联合出版 广州家庭文化建设 一书, 介绍了广州家庭文化建设的发展及其特点, 讨论了家庭文化学的一些基本内容。作为一门新学科分支, 广东群众文化学的理论研究还有待于继续深入。
企业文化学 企业文化学是研究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一门新学科。中国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始于1987 年。1988 年广州市企业文化协会成立, 这是全国第一个地区性企业文化协会。次年, 广东省企业文化协会成立并举办了研讨会。同年, 深圳市企业文化研究会成立, 同时出版 特区企业文化 双月刊。1990 年广东省企业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和中山大学的一些科研单位也将企业文化学列入研究计划。1992 年中山大学的徐文俊写成 西方文化与管理 一书, 从文化的角度透视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的发展历程, 揭示西方文化对西方管理的影响, 从哲学上探讨了企业文化学的一些理论问题。1989 年到1990 年间, 广东省三本企业文化论著问世: 姜忠主编的 特区企业文化 , 周圣英主编的 广东企业文化 和杨钦泉主编的 广州企业文化 。三本都是论文集, 作者们大都根据企业个体的经营管理经验探讨企业精神的塑造问题, 或从宣传的角度谈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少数作者已开始从文化学角度讨论企业文化的理论问题。总起来说, 广东企业文化学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 理论上缺乏系统研究是不可避免的, 继续研究的潜力还很大。
城市文化学 以城市文化特色为研究对象的城市文化学也是文化学的一门新的应用分支。广东城市文化研究目前比较突出的是有关广州大都市文化和深圳特区文化的研究。自1985 年以来, 广州市多次开展了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研讨活动。1988 年广州社科研究所(今市社科院) 出版 广州的文化风格 一书, 宏观地总结了广州的传统文化风格, 对广州当代文化的创造和今后文化发展模式都作了一定探讨。1989 年司徒杰的 广州与华侨文化 出版, 书中评述了华侨文化对广州的影响以及广州在沟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文化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次年 深圳特区文化初探 一书出版, 从多层次多角度探讨了作为特区的深圳其城市文化特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 其城市文化独具特色。城市文化学研究对科学合理地制定城市发展政策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广东城市文化学研究方兴未艾, 前景广阔。
岭南区域文化研究 广东的地域文化学是迄今为止广东应用文化学研究中实力最雄厚的一部分。1985 年华南师范大学成立了岭南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编撰 岭南近现代思想文化丛书 , 此后这个中心多次举办了有关岭南文化问题的研讨会。1992 年广州市社科院成立岭南文化研究中心, 同年广州师范学院成立岭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次年由李权时主编、十几位学人共同撰写的 岭南文化 出版, 书中从总体上评述了岭南文化的特征、发展线索和构成内容, 对岭南文化的发展历史和各具体门类都作了总结性分析, 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同年司徒尚纪的 广东文化地理 面世, 作者采用地理演进的研究方法, 从纵向上研究了广东文化的起源、变异、演进和扩散以及各阶段的发展特点, 又从横向上探讨了广东文化各因素及其组合在各断代地域分布上的状况, 分析了广东各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和联系。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区域文化地理的专著。1993年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创办了 岭南文化时报 , 此外,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从1993 年开始着手组织编撰 岭南文化志 。近年来, 在更细的区域文化研究上也有一定开展, 比如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研究, 都有一些专著问世, 并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
在应用文化学中, 还有各种民俗文化的研究, 因属于民俗学范畴, 在此从略。
除应用文化学外, 广东文化学理论研究也有一定开展。8 0 年代中期以来, 广东学人在文化讨论热中发表了不少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论文。李宗桂先后出版 中国文化概论 和 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 中国文化出路探讨 两书, 以观念形态的文化为研究对象, 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了理论分析和价值评判, 并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1984 年深圳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 开始出版 中国文化与哲学丛书, 次年该研究所与上海社科院东西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在深圳召开 东西方文化比较协调会议 。1990 年广州市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成立, 将文化学的基础理论纳入研究计划。1991 年中山大学承办了国际交替文化研究第四届学术讨论会。1992 年广东省社科院成立中西文化研究中心, 同年广东省文化学会和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相继成立。1993 年中山大学成立了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同年,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创办东方文化 杂志, 这是一份高品位的综合性文化期刊。1995 年广东老子文化研究会成立。进入90 年代, 随着广东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 有的学人开始从理论上思考广东文化的现状。他们对商业机制大量介入文化领域, 流行文化日趋卑琐化等现象进行了反思,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1993 年广州几位青年学者出版的 左岸文丛 。
另外, 在文化史研究上, 1984 年暨南大学成立了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主要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和岭南地方文化史。80 年代后广东的文化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岭南地方文化史的研究上, 且大都包含在岭南地方文化的综合研究中了。
总起来说, 广东80 年代后的文化学研究有这样几个明显特点:
1. 全面铺开, 注重实际, 讲求应用。8 0 年代后广东文化学研究从理论到应用都有开展, 除少数学人从事一些理论文化学研究外, 大部分文化学研究都集中在应用文化研究上。这些应用文化学的发展反过来又对广东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2. 多短平快式的研究。综观广东80 年代后的文化学研究著述, 可以发现有关文化问题的论文和随笔要大大多于系统的研究专著, 为数不多的专著中, 有相当部分还是集体合作完成的, 成书大都比较快。简短的心得多过深长的思考。这种短平快式的研究,好处是切合实际, 注重效用, 应变能力强, 反应速度快; 缺点是太注重局部具体的现实应变而缺乏理性的长远系统的把握, 比较追求表层的新意而缺乏深层的创造, 这就使得文化学研究缺乏系统性和足够的深度, 研究方法也不够多样。
3. 文化学基础理论研究严重不足。这方面要落后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80 年代以来, 广东还没有产生一本文化学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专著, 高校至今也没开出专门的文化学研究课程, 已经问世的文化理论研究著述有一些尚缺乏全面系统性。全省有关文化研究的学会和机构不少, 但研究成果有限, 且上乘之作不多。是以当代广东文化学学科基础建设十分贫乏, 而理论研究的薄弱也极大限制了应用文化学研究的深入。80 年代至今, 广东文化学研究一直是零散的发展, 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专业学科领域, 总起来说, 仍处于起步阶段。
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 对于文化问题的综合研究, 已成为本世纪人文科学研究的前沿。欧美的文化学研究, 已取得较大的成绩。当今中国的文化学研究刚刚重新起步。处在东西会通、新旧交替的时期, 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的文化课题, 建立一门独立的综合性文化研究学科, 已势在必行。广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改革的前沿和新文化的重要生长点, 文化学的研究更有必要加强。笔者认为, 广东文化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要通过提高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水平, 来加强文化学的基础理论建设。虽然西方文化学早已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中分离出来, 但中国尚处雏形的文化学研究仍要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现代人文学科相互关联紧密, 很难想象,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薄弱的情况下, 会有高水平的文化学出现。广东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起点都比较早, 本世纪30 年代初就开始了学科建设, 80 年代后这两个学科都得到较快恢复, 到现在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致力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很少像哲学界学人那样广泛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文化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今后广东文化学的发展还有赖于相关学科的携手共同发展和通才型学者的更多涌现。
2. 文化学研究应改变目前的浮泛笼统状态, 加强实际调查, 注重个案研究, 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研究, 增强科学性。广东学人应充分利用广东的独特有利条件, 努力进行新的文化现象的研究, 并在短平快式的观察分析基础上, 穿过文化现象的表层, 深入进行追踪研究, 养成专才的精神和素质。
3. 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广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经济要同国际接轨, 学术研究也应同国际接轨, 众多广东籍的台港澳和海外学者应该是有利的中介。应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文化学研究的成果, 拓宽我们研究的视野, 丰富我们研究的角度和层次。另外, 要清醒地看到, 80 年代以来广东文化学的学科基础理论在全国范围还是比较落后的, 应注意向内地同行学习, 取长补短。
4. 创造更加民主宽松的研究气氛, 以利于文化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各持己见的争论, 应允许各种不同流派的存在。国际上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一直存在众多的流派, 其研究的出发点、方向、范围各有不同, 解说各异, 争论激烈, 变迁亦繁, 同时也相互交叉、呼应和合流。文化本是互为联系的有机体, 只有通过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多角度的交叉探讨, 相互补充、相互渗透, 才能完整、全面地研究一个文化系统或一个文化现象。所以应允许在文化学研究中大胆探索, 使文化学研究方法多元, 成果多样。
注释:
笔者借编写广东文化学著述志的机会试对广东文化学研究状况作一次整理。关于文化学研究内容的划分问题, 存在不同观点。黄文山把文化学研究从上到下分作文化哲学、综合性文化学、叙述性文化史和各种应用文化学。( 见黄著 文化学体系 ) 郭齐勇则把文化学研究分作理论文化学、文化史、应用文化学、比较文化学和文化现实研究五部分, ( 见郭著 文化学概论) 。而金辉则把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及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也纳入文化学研究的范围。( 见方鸣等主编的 廿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 ) 笔者根据广东文化学研究的实际情况, 在文中把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分作文化学理论研究、文化史研究和应用文化学研究三部分。见黄文山 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 年5 月版,第23 页。
主要参考资料:
1 . 方鸣、金辉等主编的 廿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6 月版。
2 . 郭齐勇著 文化学概论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3 . 刘守华主编 文化学通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4 . 覃光广等主编 文化学辞典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年版。
5. 黄文山著 文化学体系 ( 上、下册) 台湾中华书局1986 年第四版。
6. 陈序经著 文化学概观 商务印书馆1947 年11 月版。
7. 李权时等主编 岭南文化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12 月版。
相对而言, 广东的文化学研究开始较早, 民国时期广东拥有几位在文化学研究领域具有全国影响的学者, 产生了一批较有份量的著作。八十年代后, 广东文化学研究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笔者试对近代以来广东文化学研究的脉络作一次梳理, 并以此求教方家。
一
历史上广东文化发轫较迟, 后来逐渐崛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广东文化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性, 近代以后, 西方思想更在广东得到较快的传播, 新式教育也在全国率先得到发展。辛亥革命后, 广州与北京、南京、武昌、成都一起成为全国五大学区。岭南大学和经常芸集南北各路学人的中山大学为核心的广州高校成为华南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心, 广东以外各地的广东籍学人也是人文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介绍民国时期广东的文化学研究状况, 不得不首先提到在这一领域产生过全国影响的几位广东学者。
梁启超 他可算是最早从事文化学研究的广东人了。梁氏对文化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文化史上。他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敏锐的新学识见, 分别于1920年和1923年完成了两部很负盛名的学术史专著: 清代学术概论 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前者重论,高屋建瓴、气势非凡; 后者重史, 侃侃而谈, 循循善诱, 均是学术史研究的力作, 对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梁氏192 2 年开始注意文化专史的研究, 他于1922年底和1923年初, 两次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做有关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的专题演讲。1925年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讲授 中国文化史 , 不久因病中断。1926年至1927年, 他又讲授 中国历史研究法, 其中用专门章节讲授文化专史的作法。梁氏匆匆辞世, 留给后人的仅是文化史的一小部分 社会组织篇和文化史目录。在这部未完成的文化史著作中, 梁氏运用科学方法, 对文化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无论体例、观点, 还是资料的搜集与使用, 均较前人有很大突破, 为中国文化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黄文山 广东台山人, 留美硕士。他从1931 年起开始在北京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作有关文化学的讲演, 此后, 在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开设文化学课程。1932 年他发表 文化学建设论 和 文化学方法论 , 引起较大反响, 因此被称作中国文化学学科的最早倡导者。1 938 年黄氏出版了文化学论文集。1947 年他在中山大学历史研究所讲授文化学体系, 次年应美国密士根大学邀请赴美讲演文化学, 同年写成 文化学的建立 一书。1 949 年他又完成 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 一书。大陆解放后,黄文山在美国、台港等地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晚年完成 文化学体系 和文化学的演进与展望 。黄文山长期追踪西方文化学研究进程, 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堪称中国文化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第一大家。
陈序经 海南文昌人, 留美博士。曾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他于1934 年出版 中国文化的出路 , 书中探讨了有关文化的基本观念。其后, 他又写了 东西文化观 、 南北文化观 、西洋文化观 、 东方文化观、 美国文化观 、中国文化观 等一系列著作。1 939 年起, 他开始在西南联大讲授文化学课程。1947 年陈氏写成的 文化学概观 , 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文化学学科内容的专著。黄文山评价此书, 虽属草创之作, 但比诸前人同类著述, 的确较有组织、有系统, 有主见 。此书连同陈氏其他几本文化研究著作均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
朱谦之 福建福州人, 他在1932 1952 年间一直任教中山大学, 所以也算民国时期的广东学者。朱谦之1932 年起在中山大学讲授文化哲学一课, 1 935 年出版 文化哲学 一书。抗战期间他以中山大学教授身份应邀到国立桂林师范学校和广西大学作有关文化类型学的报告。1948 年他又出版 文化社会学 一书, 与 文化哲学 成姊妹篇。朱氏认为, 文化哲学应在横的方面研究文化本质中的四个知识生活类型: 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 纵的方面研究神学的、哲学的和社会的科学的这三个文化阶段, 认为文化社会学则研究文化本质中四个有关社会的类型: 政治、法律、经济和教育, 它们分别受到相应的知识文化类型 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的影响与支配。朱氏以印度、中国和西洋为代表探讨了文化类型的地理分布。 文化哲学 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地探讨文化哲学的专著, 文化社会学 则是中国第一部探讨文化社会学内容的专著。此外, 朱谦之还写了 中国文化之命运 一书, 运用他的文化类型学观点, 分析中国文化的本质、构成和发展, 堪称一家之言。
民国时期广东的文化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首先是文化学理论研究。民国时期对文化学理论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学人寥寥无几,而广东学人就占了三位。作为中国文化学学科的最早倡导者, 黄文山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近代人文科学发展状况, 尤其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情况, 对把西方文化研究成果引进中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对文化学的许多基本问题都作了探讨, 提出了一些理论见解。黄氏把中国文化学的建设放在世界人文科学发展史和民族文化建设的广阔背景中而加以持之不懈的倡导, 对推动中国文化学研究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序经和朱谦之则全面介绍和系统梳理了国际上文化学的研究情况, 对文化学学科理论作了进一步探讨, 完成了中国第一部 文化学概观, 文化哲学 和 文化社会学 , 为初步奠定中国文化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作出了贡献。可以说, 广东学人对文化学学科理论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学基础理论的最高成就。
其次是文化史研究, 除梁启超对文化史作过较早的开拓性研究外, 民国时期广东还有陈安仁、罗香林、王云五、郑师许等人有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陈安仁是广东东莞人, 曾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任职任教。他于193 5 年出版 中国文化演进史观, 1936年又完成 中国近世文化史 , 两年后再写成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 。此外, 他还撰有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概论 等书。在这些论著中, 陈安仁认为文化是多元的、融合的、有机的和演进的, 中国文化受地理环境影响而自成系统, 认为经济、民族、社会三方面因素对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互动影响。他对中国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作了分类梳理, 认为中国文化的大部分现在已不能站在时代的前线, 中国民族应学习外国长处, 再造新文化。广东兴宁人罗香林1944 年写成 唐代文化史研究 , 书中除考证研究唐代几个具体文化问题外, 还对唐代文化作了宏观性的总结分析, 颇有见地。原籍广东中山的王云五于1937 年出版 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 , 从目录学的角度, 讨论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史料问题和具体研究的分类问题。另外还有广东东莞人郑师许的 中国文化史 讲义, 其在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上视角宏阔, 有独到之处。这些广东学人的文化史研究著述, 在传统的史料整理基础上, 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对文化史料进行较宏观深入的分析, 取得比较可观的成绩, 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比较突出的。
除文化学理论研究和文化史撰述外, 广东学人还对岭南地方文化作了一定研究, 主要代表是黄尊生和杨成志。黄尊生, 广东番禺人, 留法博士。他于1940 年写成 岭南民性与岭南文化 , 对广东文化特色作了一次深长的回顾, 对岭南民性及文化特征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和宏观性总结, 堪称一家之言。杨成志, 广东海丰人, 留法博士。他于1943 年出版 广东人民与文化 , 书中梳理了当时广东各县名胜古迹情况, 从文化象征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 并对广东人民的构成、成分、各族系的分布和基本特征进行了研究。应用近代人文科学方法系统探讨地方文化, 这时可算是走在前列了。
总起来说, 民国时期广东文化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相当突出的。广东很多学者经常往来各地, 任教数校, 这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他们的学术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广东一些学人能够在西方文化学尚在形成中时, 就在中国倡导建立文化学并进行初步的文化学理论探索, 文化史整理和地域文化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中国文化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 民国时期动荡复杂的社会局势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纯学术研究的发展, 一些新学科的建立更是缓慢。终其民国时期, 无论全国还是广东的文化学研究, 都尚未建立专门的文化学研究机构和创办专门的研究刊物。总之, 未能建立起独立的文化学学科。
二
建国后, 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大陆文化学研究在长达30 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萧条近于停滞的状态。进入80 年代后, 现代化浪潮形成了对传统思维定势的巨大冲击,文化问题成了关系中华民族精神复兴与再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从1 984 年下半年开始, 文化问题开始引起学人的普遍关注, 遂兴起了全国性的文化研究热潮。一些高校开始设置各种专题的文化史课程以及 中国文化通论、 中国文化概论 的选修课, 有关文化研究尤其是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学术团体也纷纷出现, 一批专题文化研究的期刊也由此产生。有关文化研究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专门辟出 文化研究 这一门类。一批有关文化学理论, 文化史和应用文化学研究的专著相继问世。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 广东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广东文化学研究走向一条独特的道路 以应用文化学为主体的文化学研究。
广东应用文化学研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群众文化学 群众文化学是研究群众文化理论, 总结探讨群众文化活动的规律, 用以指导和促进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学科。1985 年, 广东省群众文化学会成立, 并编辑出版 广东群众文化 期刊, 其后学会经常召开学术讨论会并出版有关论文集。广州市群众文化学会也于同年成立, 出版 广州群众文化研究 期刊。1994 年广东省妇联等单位联合出版 广州家庭文化建设 一书, 介绍了广州家庭文化建设的发展及其特点, 讨论了家庭文化学的一些基本内容。作为一门新学科分支, 广东群众文化学的理论研究还有待于继续深入。
企业文化学 企业文化学是研究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一门新学科。中国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始于1987 年。1988 年广州市企业文化协会成立, 这是全国第一个地区性企业文化协会。次年, 广东省企业文化协会成立并举办了研讨会。同年, 深圳市企业文化研究会成立, 同时出版 特区企业文化 双月刊。1990 年广东省企业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和中山大学的一些科研单位也将企业文化学列入研究计划。1992 年中山大学的徐文俊写成 西方文化与管理 一书, 从文化的角度透视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的发展历程, 揭示西方文化对西方管理的影响, 从哲学上探讨了企业文化学的一些理论问题。1989 年到1990 年间, 广东省三本企业文化论著问世: 姜忠主编的 特区企业文化 , 周圣英主编的 广东企业文化 和杨钦泉主编的 广州企业文化 。三本都是论文集, 作者们大都根据企业个体的经营管理经验探讨企业精神的塑造问题, 或从宣传的角度谈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少数作者已开始从文化学角度讨论企业文化的理论问题。总起来说, 广东企业文化学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 理论上缺乏系统研究是不可避免的, 继续研究的潜力还很大。
城市文化学 以城市文化特色为研究对象的城市文化学也是文化学的一门新的应用分支。广东城市文化研究目前比较突出的是有关广州大都市文化和深圳特区文化的研究。自1985 年以来, 广州市多次开展了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研讨活动。1988 年广州社科研究所(今市社科院) 出版 广州的文化风格 一书, 宏观地总结了广州的传统文化风格, 对广州当代文化的创造和今后文化发展模式都作了一定探讨。1989 年司徒杰的 广州与华侨文化 出版, 书中评述了华侨文化对广州的影响以及广州在沟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文化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次年 深圳特区文化初探 一书出版, 从多层次多角度探讨了作为特区的深圳其城市文化特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 其城市文化独具特色。城市文化学研究对科学合理地制定城市发展政策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广东城市文化学研究方兴未艾, 前景广阔。
岭南区域文化研究 广东的地域文化学是迄今为止广东应用文化学研究中实力最雄厚的一部分。1985 年华南师范大学成立了岭南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编撰 岭南近现代思想文化丛书 , 此后这个中心多次举办了有关岭南文化问题的研讨会。1992 年广州市社科院成立岭南文化研究中心, 同年广州师范学院成立岭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次年由李权时主编、十几位学人共同撰写的 岭南文化 出版, 书中从总体上评述了岭南文化的特征、发展线索和构成内容, 对岭南文化的发展历史和各具体门类都作了总结性分析, 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同年司徒尚纪的 广东文化地理 面世, 作者采用地理演进的研究方法, 从纵向上研究了广东文化的起源、变异、演进和扩散以及各阶段的发展特点, 又从横向上探讨了广东文化各因素及其组合在各断代地域分布上的状况, 分析了广东各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和联系。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区域文化地理的专著。1993年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创办了 岭南文化时报 , 此外,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从1993 年开始着手组织编撰 岭南文化志 。近年来, 在更细的区域文化研究上也有一定开展, 比如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研究, 都有一些专著问世, 并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
在应用文化学中, 还有各种民俗文化的研究, 因属于民俗学范畴, 在此从略。
除应用文化学外, 广东文化学理论研究也有一定开展。8 0 年代中期以来, 广东学人在文化讨论热中发表了不少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论文。李宗桂先后出版 中国文化概论 和 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 中国文化出路探讨 两书, 以观念形态的文化为研究对象, 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了理论分析和价值评判, 并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1984 年深圳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 开始出版 中国文化与哲学丛书, 次年该研究所与上海社科院东西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在深圳召开 东西方文化比较协调会议 。1990 年广州市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成立, 将文化学的基础理论纳入研究计划。1991 年中山大学承办了国际交替文化研究第四届学术讨论会。1992 年广东省社科院成立中西文化研究中心, 同年广东省文化学会和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相继成立。1993 年中山大学成立了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同年,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创办东方文化 杂志, 这是一份高品位的综合性文化期刊。1995 年广东老子文化研究会成立。进入90 年代, 随着广东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 有的学人开始从理论上思考广东文化的现状。他们对商业机制大量介入文化领域, 流行文化日趋卑琐化等现象进行了反思,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1993 年广州几位青年学者出版的 左岸文丛 。
另外, 在文化史研究上, 1984 年暨南大学成立了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主要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和岭南地方文化史。80 年代后广东的文化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岭南地方文化史的研究上, 且大都包含在岭南地方文化的综合研究中了。
总起来说, 广东80 年代后的文化学研究有这样几个明显特点:
1. 全面铺开, 注重实际, 讲求应用。8 0 年代后广东文化学研究从理论到应用都有开展, 除少数学人从事一些理论文化学研究外, 大部分文化学研究都集中在应用文化研究上。这些应用文化学的发展反过来又对广东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2. 多短平快式的研究。综观广东80 年代后的文化学研究著述, 可以发现有关文化问题的论文和随笔要大大多于系统的研究专著, 为数不多的专著中, 有相当部分还是集体合作完成的, 成书大都比较快。简短的心得多过深长的思考。这种短平快式的研究,好处是切合实际, 注重效用, 应变能力强, 反应速度快; 缺点是太注重局部具体的现实应变而缺乏理性的长远系统的把握, 比较追求表层的新意而缺乏深层的创造, 这就使得文化学研究缺乏系统性和足够的深度, 研究方法也不够多样。
3. 文化学基础理论研究严重不足。这方面要落后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80 年代以来, 广东还没有产生一本文化学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专著, 高校至今也没开出专门的文化学研究课程, 已经问世的文化理论研究著述有一些尚缺乏全面系统性。全省有关文化研究的学会和机构不少, 但研究成果有限, 且上乘之作不多。是以当代广东文化学学科基础建设十分贫乏, 而理论研究的薄弱也极大限制了应用文化学研究的深入。80 年代至今, 广东文化学研究一直是零散的发展, 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专业学科领域, 总起来说, 仍处于起步阶段。
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 对于文化问题的综合研究, 已成为本世纪人文科学研究的前沿。欧美的文化学研究, 已取得较大的成绩。当今中国的文化学研究刚刚重新起步。处在东西会通、新旧交替的时期, 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的文化课题, 建立一门独立的综合性文化研究学科, 已势在必行。广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改革的前沿和新文化的重要生长点, 文化学的研究更有必要加强。笔者认为, 广东文化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要通过提高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水平, 来加强文化学的基础理论建设。虽然西方文化学早已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中分离出来, 但中国尚处雏形的文化学研究仍要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现代人文学科相互关联紧密, 很难想象,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薄弱的情况下, 会有高水平的文化学出现。广东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起点都比较早, 本世纪30 年代初就开始了学科建设, 80 年代后这两个学科都得到较快恢复, 到现在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致力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很少像哲学界学人那样广泛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文化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今后广东文化学的发展还有赖于相关学科的携手共同发展和通才型学者的更多涌现。
2. 文化学研究应改变目前的浮泛笼统状态, 加强实际调查, 注重个案研究, 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研究, 增强科学性。广东学人应充分利用广东的独特有利条件, 努力进行新的文化现象的研究, 并在短平快式的观察分析基础上, 穿过文化现象的表层, 深入进行追踪研究, 养成专才的精神和素质。
3. 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广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经济要同国际接轨, 学术研究也应同国际接轨, 众多广东籍的台港澳和海外学者应该是有利的中介。应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文化学研究的成果, 拓宽我们研究的视野, 丰富我们研究的角度和层次。另外, 要清醒地看到, 80 年代以来广东文化学的学科基础理论在全国范围还是比较落后的, 应注意向内地同行学习, 取长补短。
4. 创造更加民主宽松的研究气氛, 以利于文化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各持己见的争论, 应允许各种不同流派的存在。国际上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一直存在众多的流派, 其研究的出发点、方向、范围各有不同, 解说各异, 争论激烈, 变迁亦繁, 同时也相互交叉、呼应和合流。文化本是互为联系的有机体, 只有通过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多角度的交叉探讨, 相互补充、相互渗透, 才能完整、全面地研究一个文化系统或一个文化现象。所以应允许在文化学研究中大胆探索, 使文化学研究方法多元, 成果多样。
注释:
笔者借编写广东文化学著述志的机会试对广东文化学研究状况作一次整理。关于文化学研究内容的划分问题, 存在不同观点。黄文山把文化学研究从上到下分作文化哲学、综合性文化学、叙述性文化史和各种应用文化学。( 见黄著 文化学体系 ) 郭齐勇则把文化学研究分作理论文化学、文化史、应用文化学、比较文化学和文化现实研究五部分, ( 见郭著 文化学概论) 。而金辉则把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及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也纳入文化学研究的范围。( 见方鸣等主编的 廿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 ) 笔者根据广东文化学研究的实际情况, 在文中把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分作文化学理论研究、文化史研究和应用文化学研究三部分。见黄文山 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 年5 月版,第23 页。
主要参考资料:
1 . 方鸣、金辉等主编的 廿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6 月版。
2 . 郭齐勇著 文化学概论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3 . 刘守华主编 文化学通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4 . 覃光广等主编 文化学辞典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年版。
5. 黄文山著 文化学体系 ( 上、下册) 台湾中华书局1986 年第四版。
6. 陈序经著 文化学概观 商务印书馆1947 年11 月版。
7. 李权时等主编 岭南文化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12 月版。
文献资料来源：1997年 出自《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作者：蒋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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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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