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 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广东地区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 出现共同发展的好势头。这是由于它们在地理上接近, 居民有共同历史来源, 文化一致, 语言相同, 彼此间有着水乳交融的亲情乡谊。两地商品化程度都较高, 商业意识较浓厚。这些独特的文化因素有利于两地的经济文化发展。香港回归祖国后, 两地资源结合, 相互补足, 必将形成强大的经济体系。同时通过更广泛的文化交流, 香港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更深的影响, 把东西方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 创造出更有特色的区域文化。
一
历史上的广东包括今香港、岭南的中心地区, 它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自己的特点。秦汉时期中原汉族南迁, 与当地的南越族群及其文化相融合, 与周边文化以及外来文化长期交流,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广东汉族有三大民系: 广府、潮汕和客家, 他们创造了同源于汉族又有各自特点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 还有少数民族文化, 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汉族三大民系中, 广府民系主要分布在珠江流域和西江、北江、东江三大干流地区, 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西部粤语区、广西东部和东南部也属这一民系, 港、澳居民大部分都属广府民系。潮汕民系主要在广东东部, 以韩江流域为中心。客家民系主要在广东北部和东北部, 同时分布到大多数县市。三大民系都是北方汉族南迁形成的。
北方汉族在不同时期迁到广东的不同地区, 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 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形成了不同民系和各有特色的文化。先来的是广府人, 潮汕人稍后, 客家人来得晚一些, 这时平原上已有人居住, 因此他们主要分布在山区。广东三大民系文化是以南迁汉族带来的中原文化为基础, 与当地土著的越人文化相融合, 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特质而形成的。广府、潮汕、客家文化同源于汉文化, 有共同点, 又各有地方特色。
这里主要介绍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府文化, 其中包括香港文化。香港居民以广府民系占多数, 其文化内涵以广府文化的特色为主, 也包括潮汕和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以及包含广府、潮汕和客家文化的水上居民( 蛋家) 文化, 此处均从略。
二
广府文化, 分两方面说明, 一是广府文化与珠玑巷, 二是广府文化的特点。
1、广府文化与珠玑巷　广府地区各姓氏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粤北南雄市珠玑巷, 珠玑巷是北方汉人南迁到广东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居留地。先秦时已有楚人来到今广东地区, 考古发现春秋中晚期楚墓。秦始皇50万大军征岭南,15000名民女随军缝补衣服, 这些汉人部分落籍在此。汉代这里曾建南越国, 为汉武帝平定。两晋时期, 中原战乱, “衣冠南渡”, 士民迁至江淮, 远达广东, 经历南朝梁、陈。历史上有隋朝俚族著名的首领冼夫人和汉人冯宝结婚, 冼夫人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曾作出过贡献, 冯宝之父冯融的墓就在今台山市。唐五代时, 北方汉族越过大庾岭后多停留在南雄盆地。唐玄宗时, 丞相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梅关新道, 此后成为最重要的入岭驿道。粤北成为岭南较发达的地区。
两宋时两次大迁徙, 北宋末、南宋初, 从北方来的避乱者越岭后入居南雄, 他们的后代则在宋末、元初从南雄南下珠江流域一带。元、明、清时期都有移民继续南迁。
近年出版的《珠玑巷丛书》, 其中《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和《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等, 搜集了粤中近30个市县的140余姓氏的族谱和家谱。族谱、家谱记载宗族和家族的历史, 是研究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屈大均《广东新语》和范端昂《粤中见闻》等, 是研究广东地区社会文化的重要著作。
两个月前, 笔者登梅岭, 看“南粤雄关”, 访珠玑古巷。古巷如今还保留古朴的风貌, 居住着20多姓、300多户、1700多人, 保留着许多个姓氏的古老宗祠, 有唐、宋、元、明的文物古迹。这些都成为珠玑人后裔寻根问祖、联络乡谊的桥梁和纽带。
南迁汉族在南雄盆地居留后再次南迁, 有做官、经商、天灾、战乱等原因, 而各姓族谱都记载一个传说故事。前人已经指出, 这个故事是从宋人“说部”如《齐东野语》、《咸淳遗事》等记载演变而成。《宋史•贾似道传》记述咸淳八年胡贵妃之父触怒权臣贾似道, 帝出胡妃为尼。传说演变为胡妃( 或苏妃) 被禁冷宫后潜逃, 扮作游妇, 随商人黄贮万归南雄牛田坊。宫廷行文各府县访查, 黄贮万家丁泄露胡妃踪迹, 兵部尚书恐上查究, 诈称牛田坊有贼作乱, 拟在此地建筑寨所, 设兵镇守。珠玑巷居民罗贵得知此事, 97家人商议南迁。南迁的人们结竹排、木筏, 沿河流汊道到北江、西江、东江的三角洲地区, 遍布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 以后分布更加广泛。
2、广府文化的特征　南迁士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灿烂的中原文化, 在珠江流域建立起新的家园, 与当地住民相结合, 经过长期发展, 形成了源于中原汉族而又有自己特色的文化, 体现了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交融。文化不是静态的, 而是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 应以文化的形成和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来了解广府文化。
( 1) 生态环境。广府民系以珠江三角洲为聚居中心。这里背负五岭, 面临南海, 地处南亚热带, 四季常青, 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河道众多。河流带来的泥沙淤成河口冲积平原, 形成沙田。这里的原住民古越人先后与南来的汉人相融合。沿海的考古遗迹显示出古越人的文化特征, 如有肩、有段石器, 几何印纹陶, 越式铜器, 干栏式住房, 蛇、鸟、蛙图腾, 拔牙习俗等。
( 2) 语言。语言是族群的重要文化特征。广府民系说粤语方言, 以广州话为标准音, 说粤语的全世界有7000万人。语言学家李新魁等研究, 早期来此的汉人语言为当地语言所同化, 后代学会了粤语, 也发展了粤语方言。魏晋南北朝时粤语逐渐“长大成人”, 形成独特方言; 唐至宋,粤语“自立门户”; 元、明、清至近代, 与现代粤语方言已相当一致。〔1〕粤语区有众多的方言点, 其成因, 有些西方人类学家如M. Freedman, J. Potter, H.Baker, J. Watson, F. Blake等认为, 农业和商业发达, 社会长期稳定, 人口密度大, 都与存在宗族组织传统有关, 而聚落的长期稳定则导致粤方言的多样性。粤方言保存大量古汉语语词,保存越语的特点, 借用外来语多, 还有本方言的一些特有词汇。近年曾出现粤语时髦的现象, 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与当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建设发展较快有关。但方言代替不了民族共同语。广东人需要学习普通话。如深圳是个移民社会, 讲粤语适应不了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 现在深圳主要以普通话为交际工具。香港人学普通话的热情日益高涨。
( 3) 经济生活。其特色, 一是多元农业经济。越人稻作鱼捞。佛山澜石东汉墓出土陶制水田模型, 水田旁有小船, 富有珠江三角洲农业特色。我们在顺德调查, 农户大多有小船, 划船去基塘劳动、搞运输。广州西晋墓铭砖刻有“永嘉世, 天下荒, 余广州, 皆平康”, 中原战乱, 这里相对稳定, 社会经济发展, 但南朝时这里还是火耕水耨, 至唐代, 其水稻生产水平还很低。宋代大批汉人南迁, 到达三角洲水网区, 停留于沙洲、滩地, 人们开始修建堤围, 筑堤防洪护田, 使“潮田无恶岁”。南迁士民在发展当地经济, 传播农业知识上都作出了贡献, 农业开发取得了巨大效果。唐代广州“乏食”, 但至宋代, 江、浙、闽已食广米。
珠江三角洲特有的基塘农业, 宋代已开始, 至明代而兴盛, 顺德、南海、中山等地都很发达, 以顺德为中心。本世纪二、三十年代, 珠江三角洲蚕桑、塘鱼、水果三者面积占三角洲平原耕地的一半, 有200万人从事蚕丝业, 不少地方无稻田。
我们的调查点之一是顺德市杏坛镇桑麻管理区( 以前称生产大队) , 这里是典型的基塘区。三角洲低洼地潦水为患, 人们因势利导, 挖塘养鱼, 将泥填高成基, 基面种桑、果、蔗等作物, 按不同作物而称为桑基鱼塘、果基鱼塘或蔗基鱼塘, 实行塘四基六的耕作制。种桑养蚕, 蚕粪喂鱼, 鱼粪形成塘泥成为基面作物的优质肥料, 三者紧密结合, 保持良性循环, 形成了一个奇妙的人工生态系统。上世纪末至本世纪20年代蚕桑生产最为兴旺, 几乎家家养蚕, 家家都有缫丝机, 村里有土缫丝厂。广东的丝业、生丝市场是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 1925年广东蚕桑产量占全国1/ 3。30年代初经济萧条, 丝价大跌, 桑麻种植区的蚕丝业也逐渐衰落。30年代基面开始种蔗, 50年代种香蕉、芭蕉, 80年代改革开放后生产可以自由选择, 费时费工利润低的蚕桑生产被抛开了。目前仅在邻镇勒流保留2000亩, 由联合国支持, 供研究、参观之用。
经济生活的另一个特色是商业发达。南迁汉人给广东带来了先进的手工工艺技术, 特别是陶瓷、冶炼、制糖、造船、纺织、丝织、制盐、采矿、制葵等。珠江三角洲商业一向活跃有其历史原因。唐代已有市集赶墟, 大食商人也都来做生意; 宋代, 广州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 明代后期,广东商业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倾向; 清代实行闭关政策, 广州为全国唯一的出口通商口岸。省内外商人去佛山经营工商业, 佛山有各省设的会馆。“粤东多商”, 广东帮商人首先是广府商人,其次是潮汕商人, 这与广府、潮汕地区滨海对外联系广以及珠江、韩江三角洲平原的农业、手工业发达密切相关, 而居住于北部和东北部的客家民系商业就相对落后。
广府人借助于珠江三角洲的自然条件, 创造了多元农业经济。与中国传统的自然农业社会的一元经济、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不同, 多元农业经济使商业贸易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赋予广府人重商的精神。顺德在19世纪初就向外国出口蚕丝, 有相当程度的多种经营, 产品高度商业化, 咸丰《顺德县志》载, 全县有288个村子, 70个墟镇。如今顺德的乡镇企业成为顺德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不少企业闻名全国, 顺德在全国百强县市中名列前茅。今天的桑麻管理区的经济情况属中下, 仅有13家工厂。全管区3839人中有3796人属农业人口, 但只有一半务农, 其余务工经商, 离土不离乡。农业生产与市场紧密相连, 生产什么看市场行情, 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比较强。
儒家文化讲士、农、工、商, 商居四民之末, 但在广东历来是重商的。今天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发达, 经济发展比较快, 固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有给予特区的政策, 同时也和历史传承的文化因素分不开。
( 4) 家族制和世仆制。汉族传统社会的宗法家族制, 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有很深的影响。近代宗族社会衰败崩溃, 但在华南地区, 特别是广东, 发达的家族制度一直保留到现代,我们的调查研究必然要触及这个问题。南迁汉族不仅带来先进的物质文化, 而且带来了家族制度。南迁汉族大多以宗族、家族集团形式集体迁来, 族谱描述人们“负神主”南迁, 祖先牌位是宗族、家族的象征。近现代珠江三角洲农村普遍存在单姓村, 多姓村也往往有一个主要姓氏。中原士民落籍此地后, 各族姓纷纷修谱, 认祖归宗, 建宗祠, 置族产。我们调查的一些村子, 解放前宗族的尝田占耕地的70-80%,甚至更多。
广东汉族三民系保留家族制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比较而言, 广府民系保留得完整一些, 这与中原汉人南迁至此的时间长, 社会长期稳定, 经济发展, 人口增长, 聚落变动不大有关。客家人举族迁徙, 在山区聚族而居, 发展宗族组织有利于加强凝聚力, 抵御外来的侵犯, 村落和围屋的布局、宅内居住的安排都体现宗族聚居的特点。潮汕民系家族制的保留, 相对来说稍微淡薄一些, 与闽南民系相仿。
我们曾调查了台山南部斗山镇浮石管理区, 这里地处南海之滨, 10个自然村, 1650多户,6500多人, 绝大多数姓赵。浮石赵氏是南宋宗室赵必次的后代, 宋丞相陆秀夫负帝于新会山赴海, 赵必次跟从, 托孤于同僚。后代隐居于新会, 至明初始复赵姓, 一支留居新会霞露, 一支立村浮石, 已660余年。浮石风光绮丽, 河流交错, 围田连片, 屋宇整齐, 村前建有雄伟的大牌坊,上书“吾族无疏”。村中祠堂林立, 至今还可以见到67座; 除始祖祠外, 各房经济条件较好的都建祠堂。解放前耕地绝大多数是祖尝田, 约12000多亩。宗族组织最重要的活动是祭祀祖先,有春祭、秋祭和冬祭, 祭毕分胙肉, 只分给男丁。《赵氏族谱》一再修纂, 内容丰富, 是研究赵氏宗族、也是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好资料。在传统宗族社会中, 士绅是领导阶层, 浮石过去由乡绅管乡中事务, 清朝时设值年办事绅耆13人, 光绪二十五年( 1889年) 改称族正。民国时期浮石赵氏宗族是一个自治单位, 有县自治法下的乡自治法。族长即一乡之长, 族正即乡正, 按各房分配名额选出, 每年农历正月中旬由乡中绅耆集会公推族长( 即乡长) 正副人选。以“吾族无疏”为祖训, 实际上实行以家族为本位的阶级统治。浮石于1933年建立国民党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很早就在这一带活动, 1939年建立中共浮石支部。赵氏宗族重视文化教育, 以族产资助考科举。1902年公办浮石学堂, 以后在广州建两所书院。历代人才辈出, 文风鼎盛。二、三十年代便建立各种学会、学社、剧社。1935年创办的浮石赵氏族刊《浮山月报》一直办到现在, 是全国优秀的乡办刊物。浮石赵氏侨居国外的人数与在乡人数相当, 月报为联系族人起着积极的作用。
解放后虽然消灭了地主阶级和族权系统, 但未能取消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族组织。村是独立的基本社会群体单位, 村中成员彼此有血缘关系, 农村生产仍然以农业手工劳动为主要方式, 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使血缘关系继续存在。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宗族、家族意识根深蒂固。珠江三角洲农村, 特别是海外华侨, 有着强烈的宗族、家族观念。华侨寻根, 要寻的是共同文化的根, 加深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感, 也包括血缘的认同感。家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汉族古代以农立国, 农业民族与土地联系在一起, 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 这种文化特点迥然不同于西方。应深入地研究宗族、家族制度在历史上以至现代所起的积极作用及其弊端, 正视它的客观存在, 对宗族家族活动给予正确的引导。
珠江三角洲存在着依附于宗族、家族制的世仆制。明清时期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东莞、三水、高要以及四邑( 台山、开平、恩平、新会) 都有世仆。解放前台山几乎村村都有, 浮石解放前夕人口5000余人, 世仆曾达到600多, 估计全县有三、四万人, 约占总人口近5%。有几位西方人类学家在六、七十年代在香港新界作过调查研究, 但他们不了解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在珠江三角洲内地, 其中又以四邑中的台山为中心。成书于清初的屈大均《广东新语》“土语”条说“小奴曰细仔”, “奴之子曰家生仔”。今四邑称“细仔”、“小子”、“下夫”, 香港新界叫“下夫”、“细民”, 东莞叫“家山娣”或“二男仔”, 南海叫“悌”。
“细仔”大多是宗族或家族买来的, 买男孩或一家人。他们对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 子孙世代为奴, 不得离开。主人拨给村边小屋居住, 几亩薄田耕种糊口。“细仔”地位低贱, 处于社会最底层。主要从事非生产性劳役, 为主人祖祠点灯, 婚丧、祭祖、扫墓, 负担一切劳役, 捡骨葬负责洗骸骨。村中某家备办筵席, 需带炊具上门应差, 一把大铜勺是服役的标志。不得与非“细仔”的“上等人”通婚, 只能在“细仔”之间婚配。
广东“细仔”制的存在, 首先与我国历代封建社会的蓄奴制有关; 其次, 与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直接联系, 考古学材料证明广东地区存在过奴隶制, 这里的百越民族也有奴隶制; 再次,北方汉人的宗族、家族集团南迁时也带来家奴, 以后又收容当地人以供役使。“细仔”的性质是世仆, 其含义是“世世代代的奴仆”。只有在解放后, 世仆制才可能被彻底摧毁, 翻了身的世仆们才能有真正的人身自由。〔2〕
( 5) 不落夫家与自梳女。珠江三角洲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地, 清初已有此俗, 存在的原因:
第一, 我国20余个少数民族有不落夫家俗, 以壮侗语族民族为最显著, 此俗存在于珠江三角洲地区, 有百越民族的渊源。
第二, 女子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婚后不住夫家, 宁可出钱给丈夫娶妾。或终身不嫁, 举行仪式后将头发梳成髻, 称“自梳女”。她们怕封建礼教的束缚, 怕生育受苦, 视婚姻为奴役和屈辱, 重视贞洁, 死后称“净女”。顺德农村妇女礼拜观音最为虔诚, 观音的故事在这里有自己的版本: 观音违抗父命不肯结婚, 受到用竹箩挑满一池水、用铁柱磨成针等的痛苦折磨, 观音修了九世才修成了一半女人一半男人身, 意味着女人很难摆脱歧视压迫, 除非修成男人。
第三, 在经济上争取独立, 自食其力。前述珠江三角洲产丝业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最为发达, 顺德女工在20年代末高达27万人, 有些工厂自梳女高达80%。随着世界性的经济萧条, 华南丝业的崩溃, 自梳女外出当佣人, 多在广州、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 结金兰会, 合租“苦力”屋, 不少人在此终老。
第四, 为父系家族献身。受传统的父系封建制文化的影响和薰陶, 自梳女们一方面反对封建礼教的压迫, 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强烈的父系家族观念的束缚。既然终身不嫁, 父系家庭自然应是自己的归宿, 她们同男子一样关注父系家族的传宗接代, 心甘情愿地为父系家族的子嗣贡献自己的一切。她们在外含辛茹苦, 节衣缩食, 却毫不犹豫地将劳动所得贡献给父母、兄弟和侄辈。如今顺德各个镇的自梳女一般不到100人, 都在60岁以上, 大多七、八十岁。我们调查均安镇的冰玉堂, 这是在南洋当佣工的自梳女们在50年代初捐建的, 为自梳女活动的场所。改革开放后年老的自梳女回来安度晚年, 但她们大多数建新房与兄弟侄辈同住。过去村中有“姑婆祠”, 每逢春、秋二祭, 自梳女们结队前往致祭。现在冰玉堂有一间屋供奉本镇大姓黄姓自梳女的牌位, 另一间屋供奉其他姓氏自梳女牌位, 生前便可申请。自梳女们有了自己的归宿。
( 6) 捡骨重葬。这是珠江三角洲的普遍葬俗。先用木棺土葬, 一两年或九年后捡骨洗净, 按人体骨架结构置入陶瓮金罂中, 另开新穴重葬。这种二次葬的风俗流行于岭南及南方其它地区, 而以壮侗语族民族和汉族广府民系最为普遍, 可以追溯到百越文化的渊源, 也与人们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关; 南方多雨潮湿, 骸骨容易腐烂, 捡骨洗净重葬习俗的产生与这种自然条件相联系。与广府地区普遍行二次葬相比较, 在客家地区, 只有广东的客家人比较多地行此俗。我们调查时目睹, 人们将金罂寄放在崖坡峭壁的洞中或置于山坡树下, 自发地将本房的金罂按亲疏关系摆放一处, 好像他们生前聚族而居一样。过去客家人长期辗转迁徙, 背负祖先骸骨, 寻觅居地, 屡迁屡葬, 这样, 在南方山区炎热、受越俗和广府人影响的因素之外, 又有客家民系的特色。而潮汕民系行二次葬的很少。
( 7) 繁多的节日和神诞。广府民系的主要节日与中原地区汉族大同小异, 除了春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等之外, 有地方特色的是节日多, 并与民间信仰相结合。例如, 正月十六抬出乡中庙宇神像巡游, 飘色, 舞狮; 二月初二土地诞; 三月初三北帝诞; 三月二十三和八月二十四天后诞; 一年四次的观音诞; 五月初八龙母诞, 五月十三关帝诞, 七月二十四城隍诞; 十一月冬至, 民间有“冬至大过年”的说法, 保留古代祭天之俗, 等等。所有这些节日和神诞中, 佛教、道教的影响都很明显。祭祀以祖先崇拜为中心。
( 8) 在艺术方面, 岭南诗派、岭南画派、粤剧、粤歌, 都极富地方色彩。
( 9) 饮食文化上, 粤菜驰名中外, 融汇南北、中西, 而又显出浓郁的南国特色。《广州府志•物产篇》载: “水陆之产, 珍物奇宝, 非他郡所及”。飞禽野味, 都能上桌。刘安《淮南子》说“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广府地区的蛇餐很有代表性, 南海大沥镇的蛇市目前还很旺盛。粤菜的烹饪技术吸收北方菜系精华, 并借鉴西法。广府人喜欢喝汤、吃粥, 品种很多, 饮食讲究食疗。茶楼有100多年历史, 粤式点心保留珠江三角洲城乡原有传统, 又吸取西式点心的长处。茶楼和饮茶的风气也传播到潮汕和客家民系地区。
( 10) 文化心理。中原汉族汉文化、当地土著文化、外来文化等各种文化特质相互交织, 表现了广府文化的风貌, 同时也体现出文化创造者的性格、精神和价值观。对珠江流域的开辟, 向海外的发展, 充分表现了广府开拓创新的精神。近代发生鸦片战争, 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坚强不屈。近代的几位重要人物, 如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都成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比较容易吸收外来文化, 使之与传统文化相融合, 表现出开放、兼容的性格, 注重实用。传统重视商业, 人们的商品意识比较强, 有拼搏精神。这些因素在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但也应看到,商品意识过分膨胀便产生消极影响。相信宿命论, 敬神事鬼之风流行, 禁忌很多, 而且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
三
前述香港居民以广府民系占多数, 文化内涵主要呈现广府文化的特色。
香港地区的历史文化与珠江流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香港古代居民与广东本土居民同属古南方越族。香港发现的彩陶, 圈足盘、碗、钵, 几何图案, 有肩石斧、有段石 , 造型、制作甚至石料都和南海西樵山石器相象, 绞、云雷纹、米字纹陶器, 在广东内地的200多处遗址有发现。青铜时代遗址遗物更十分明显地与广东以至长江以南的相似。1990年南丫岛大湾的战国至汉墓葬中出土一件玉牙璋, 牙璋是先秦一种重要礼玉, 反映香港在三、四千年前就受中原礼制的影响。香港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古文化更是一脉相承。西方个别考古学者提出《古越族的人类学定义是否成立?》, 说“越”只是一个历史名词, 人类学家也很难明白越文化的含义, 并认为香港地区的古代居民主要是南亚语系人或南岛语系( 族) 人, 而不是古代越族人。这实际上是否认香港古代居民与岭南地区古代居民的血缘关系。〔3〕
先秦时, 楚文化已对今广东地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今香港地区自秦汉以来就逐渐得到开发。宋代以后北方汉人南迁, 移入今香港新界地区的人不断增多, 有“五大家族”之称的邓、廖、信、彭、文姓, 都是宋代迁来的。现在除了其中廖姓有讲客家话的之外, 其他的都讲广府话。
清初禁海、展界之后, 全境荒芜, 雍、乾时客家人由江西、福建及广东嘉、惠、潮等地相率而至,在新界住下来, 建围村、围屋。闽系福建人、潮汕人也陆续迁到香港居住。历史上在香港地区居住的还有 、瑶等少数民族, 以 字作村名的有20多处。嘉靖《新安县志》载有大地 三村名,崇祯县志却无三村名而有“斩口”, 说明 人在明朝曾被大屠杀。被称为“蛋家”的水上居民,分别来源于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
香港地区一直处于中国历代王朝所设置的各级行政机构的有效管辖之下, 从秦始皇平定岭南起, 历代曾属南海郡番禺县、东官郡宝安县、广州府东莞县及新安县等管辖。1841年1月英军强行登陆, 英国于1842年8月占领香港, 1860年占领九龙, 1898年6月强迫清朝租借新界, 租期99年。在英占领前, 香港有渔民、农民数千人。至1937年已有100万人口, 1941年日本占领前为1639000人, 1945年8月降到60万人, 1950年为236万人, 现在有630多万人, 华人占98%, 西方及亚洲其他国家有10余万人。
香港文化的特点, 显著地表现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英国占领香港以后, 西方文化大量传入, 英人在香港的人数不多, 不算军队在内, 不到2万人, 但英国人是统治者, 英国文化的压力大, 对中国人特别是上层影响大, 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接受西方文化。但从总的方面说, 中国传统文化是基础, 西方文化的影响居次要地位。
在传统文化上, 无论是大传统的高层的文化( 一般反映上层的社会思想, 也影响广大群众) 或小传统的低层的文化( 民间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传统) , 香港文化与广东内地的文化是一致的。在某些方面, 香港保留更多的古老传统。一个家族、家庭迁居香港后, 都重视保持或重建在大陆时的家族原貌, 世代相传的家族观念十分强烈, 各姓氏建立宗亲组织, 与大陆家乡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受外来的基督教圣诞节等的影响, 但民间社会保留的节日、民俗、民间信仰比珠江三角洲还要多, 祖先崇拜居首要地位。农历六月十六日为侯王诞, 各庙举行庆典; 渔民奉祀天后, 仅在清代康、雍、乾时期就建了20多个天后庙, 现还有20多个。香港的关帝诞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 不仅民间在家中神龛供奉关帝, 商店、公司以至警署也都供奉关圣帝神位, 人们认为人际关系、商业关系都要重信用, 讲义气, 关公被尊为武财神, 而警署则以其锄强扶弱为典范。新界地区的二次葬, 扫墓习俗、祭品、仪式一如珠江三角洲。
香港文化的中西合璧现象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建筑物、酒楼、餐馆都融合了中西文化。过去结婚按传统的“三书六礼”进行, 1971年颁布婚姻改革法后, 以注册为合法, 大多数人举行婚礼采取中西结合形式, 新娘穿婚纱行礼后, 还要穿上裙褂向公婆长辈行礼, 祭拜祖先。粤剧演出最早用小提琴、吉他和锣鼓一起伴奏。使用英语比较普遍, 但讲汉语中夹带几个英语词汇却显得很不自然。
香港文化的东西交融有一个发展过程, 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过长时期的冲突。本世纪下半叶的一段时期, 大陆与香港的联系较少, 香港留学西方的人日益增加, 西方文化思想意识大量传入, 人们更多地模仿西方文化。但是, 由于有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根基, 香港文化虽然吸收西方文化而始终不会被其同比。有的研究者认为, 在影响深远的精神文化方面, 主导的是中国文化, 而不是西方文化; 有的认为香港文化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西方物质文化和殖民文化的特殊混合体。
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 竞争激烈, 适者生存, 人们以追求财富为奋斗目标。同时香港又是一个充满活力、富有生机的社会。大多数居民是不同时期迁来的移民, 他们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积极开拓, 永不停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香港取得了奇迹式的经济成就, 它成功的因素很多, 例如地理、历史的独特条件, 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和法治制度, 劳动者的勤劳智慧, 企业家、中产阶层精英们的努力等, 但新中国的强大后盾则是重要的因素。我们相信, 在香港回归后, 在一国两治、港人治港的《基本法》指导下, 香港地区将更加繁荣, 这也就更有利于东西方的优秀文化的结合, 创造出有特色的香港文化。

注释:
〔1〕李新魁: 《广东的方言》第二章,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
〔2〕黄淑娉、龚佩华: 《广东“细仔”制度研究》, 《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3〕《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 香港市政局出版, 1993年11月; 《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4年。

广东 香港 区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