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岭南陶瓷的发展, 是岭南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而在岭南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 历代从岭外迁入的移民, 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 几次移民高潮
( 1) 秦始皇时期。北方人民大规模向岭南迁移, 自秦开始。终秦之世被强迁至岭南的中原人前后有三批。《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33年( 前214年) “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 这批被秦皇帝流放到岭南的各国贵族、上门女婿和入过商籍的人连同他们的家属, 人数共约50万。第二批是次年是一批治刑狱有过失的低级官吏,第三批“( 赵佗) 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 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这批妇女到岭南后与留戍的秦军官兵组成家庭, 他们的子女自然也都定居岭南。自秦之后, 岭南开始出现汉越杂处的局面。
( 2) 两汉、两晋南北朝时期。自秦亡后的南越国到两汉, 迁到岭南的移民绵绵不断, 其中有落籍的汉军; 有避乱的士民; 有流放的贵族。经过王莽篡政之后的战乱, 全国人口减少了17%, 而岭南人口却大幅度攀升。如南海郡在西汉元始二年( 公元2年) 到东汉永和五年( 公元140年) , 增长了166%, 苍梧郡更增长了220%[ 1]。汉末“群雄争中土, 黎庶走南疆”, 黄河流域的汉族群众, 更是大量南迁。西晋“八王之乱”和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南移, 使得世居中原的士族豪门和一般汉人, 纷纷南徙, 南迁的浪潮一直持续到南朝刘宋元年间, 前后150年。明《广东通志》载: 自建安至于永嘉, “中国之人, 避难者多入岭表。”同书引《交广记》云: 315年“江扬二州……民多流入广州”。广州和韶关出土的晋代砖刻, 亦有“永嘉世, 九州荒( 凶) , 如广州, 平且康( 丰) ”。当时移民的入粤通道三条: 一是沿浙闽沿海进入粤东, 是为粤东“河佬”、“福佬”之始; 二是沿湘江、漓江、西江进入桂东粤西与粤中; 三是沿赣江进入粤北和粤东北。
( 3) 五代和两宋时期。唐后五代纷争, 中原又出现人民流徙的局面, 其中大批迁向南方,由于北方边境长期不宁, 而岭南一直相对安宁, 大批百姓纷纷迁居岭南, 福建虽然安定, 但由于人多地少, 也有大批人移入广东和海南。苏辙被贬雷州时, 见“其耕者皆闽人也“( 《栾城后集》卷五《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序》) 。由于唐代打通了大余岭通道, 南逃难民多走大余岭入南雄, 南雄州的人口于是大增。宋末元初, 元人在江南杀掠, 大批难民逃移岭南, 形成规模空前的移民高峰, 早先迁至南雄珠玑巷的移民和粤东北的“客家”人也再次南迁, 珠玑巷移民主要由北江水路南下清远、珠江三角洲以及高、雷等州; 客家人分迁至粤东、粤北、粤中。另外, 南宋末年十余万军民退守广东抗元, 失败后都定居广东沿海地区。
( 4) 元末明初时期。元朝末年爆发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 长江流域更是杀伐不绝。兼之自然灾害不断, 江淮浙赣的人民不少南迁, 原先居住闽赣的“客人”也再度南迁至粤东北、粤东和雷州等地。《崇正同人系谱》上说: “世居渤海, 散居中州, 起厚随王朝入闽, 而又于粤潮、嘉等处”。《嘉应州志》载: 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 以耳目所接之人, 询其所来自, 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 其间亦有赣州来者”。《海康县志》卷八记载: “自汉末至五代, 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 今衣冠礼乐盖斑然”。由于人祸天灾, 珠玑巷移民也继续南迁至珠江三角洲一带。《元史•地理志》载至正15年( 1355年) 南雄路有10792户, 而到《大明统一志》里只有5610户, 人口省耗过半, 这一半都往南迁徙了。
( 5) 明末清初时期。明末由于统治黑暗兼连年灾荒, 民不聊生, 义军蜂起。清军入关后,一路向南屠杀不肯屈服的汉人。所以, 明清之际流民四徙, 再一次出现南逃浪潮。南逃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明朝的遗臣残兵、宗室后裔、豪绅贵族。清兵进入闽赣后人民抵抗失败, 原居粤北、粤东北的移民进一步南迁, 史载清初南雄“百姓十存二三”。梅县、兴宁、大埔等地的“客家”人, 分迁至粤中和滨海地区。
除上述五次高潮。此外, 清同治年间, 受广东西路事件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 部分客家人从粤中部南迁于高雷钦廉等地和海南岛。岭南还是历代流放之地, 大批罪徒罪客被放逐到岭南, 便如《隋书》多处提及“配防岭南”, “西防岭表”。“分徒岭外”, “徒南海”。
汉人南迁岭南很少是一步到位的, 多数是一段一段地往南迁。先是一逾岭就停留下来,如迁到粤北的一般先在南雄珠玑巷居留若干年乃至几代; 迁到粤东北的, 就在那里定居成为“客家人”, 而后再伺机南迁。南雄和梅县、兴宁、大埔等地, 是北方汉人移民岭南的中转站。
海南岛最早居民是黎族。大陆的苗族、壮族、汉族不断迁入, 其中汉人最多, 其中以两晋时期由海路南下的闽南一带的汉人数量最多, 故形成近似闽南话的海南方言。
2. 移民与岭南社会文明的发展
历代移民对岭南经济文化和社会文明的发展, 起了极大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 1) 增加了岭南的人口, 加快了开发步伐。人口对于古代来说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 移民对岭南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人口。岭南开发得比中原晚, 其中一个原因是地广人稀, 一些山区更是人迹罕至。例如, 西汉时期今广东境内每平方公里仅1人[ 2]; 南朝时期人口密集的粤北, 每平方公里也只有0. 4～0. 5户, 而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以及兴梅山区每平方公里还不足0. 1户[ 3]。梅州的人口直到唐代每平方公里还不足2人。源源而来的移民, 使岭南人口迅速增长。李伯林编著的《梅州史纵横》载宋代梅县户数较唐代增长近8倍。据《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记载, 北宋100年间, 南雄州保昌、始兴二县由8163户跃至20339户,为原来的两倍多。北宋后期广东境内人口客户234672户, 占总户数的39%, 这样, 较唐代增加1. 7倍, 其中仅客户户数就已多于唐代广东的总户数。由于人力资源增加了, 岭南从北部山区到珠江三角洲和滨海地区, 都得到开发, 据阮元《广东通志》载, 明洪武24年( 1391年) ,广东人均耕地仅7. 9亩, 只及全国水平的半数, 嘉靖年间, 广东人均耕地12. 9亩, 万历年则为16. 1亩, 由此可见广东开发的步伐[ 4]。本来被视为蛮荒瘴疠之地的岭南, 没有多久就赶上全国发展水平。
( 2) 给岭南带来的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以及生产方式。延至秦世, 岭南还一直保持“火耕而水蓐”的原始耕作方式, 秦代大批徙民, 首次带来铁器工具和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岭南的社会生产开始发生重要转折。及至汉代之后, 移民又将北方的犁耕技术和畜禽饲养技术带来岭南, 使岭南的社会经济得到大发展, 从发现的陶模陶俑看, 两汉之后岭南的社会生产已向北方看齐。粤北、粤东北山区曾是土著居民的活动范围, 生产方式仍为“食尽一山则他徙”的游牧农业, 自从珠玑巷移民和客家移民到来之后, 发生根本变化, 落后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淘汰, 生产力大为提高。迁至潮州的“河佬”“福佬”, 将河洛地区以及福建沿海的生产技术带到潮州, 使本来十分蛮荒的潮州逐渐改变面貌, 成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南迁人口中, 有不少各种行当的能工巧匠, 他们给岭南带来先进的手工工艺, 极大地促进了岭南各种手工业的发展, 同时也加快了岭南的商业和贸易的发展。
( 3) 传播中原文化, 促进汉粤融合。源源不断移向岭南的汉族人民, 不只是流离失所的难民, 其中包含有大批主动南迁的世家名门、衣冠望族以及遭贬放的官员、士人, 总之人口素质较高。他们不仅给岭南带来汉族的生产技术, 还带来汉族的生产方式、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以及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等等, 在岭南传播中原文化, 使汉族文化逐渐在岭南占据统治地位。
由于受到汉族文化的长期影响, 百越民族除少数迁入偏僻的山区之外, 绝大多数居民逐渐被同化, 极大地促进了汉粤融合, 使岭南地区从一个远远落后于中原的“化外之地”成为中国一个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 到后来社会文明程度甚至走在全国的前列。海南士人丘睿说: “魏晋以来, 中原多故, 衣冠之族, 或官或商, 或迁或戍, 纷纷南来, 聚庐托处。熏染进化, 岁异而月不同, 世变风移, 久假而客反为主”( 《丘文公全集•南溟奇甸赋有序》) 。反客为主, 使岭南“世变风移”, 发生巨大的文化迁跃, 正是历代岭南移民的巨大功绩。
二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为陶瓷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社会物质基础,为陶瓷工艺和陶瓷生产得以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和条件。移民推动了岭南社会文明的发展
进程, 也推动了岭南陶瓷的发展。例如,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多、生活方式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 陶瓷产品的社会需求量也就大幅度增多;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 商业、贸易日益趋向活跃, 作为商品的陶瓷也就越来越丰富多彩, 越来越向前发展, 具有市场竞争力。
不仅如此, 历代移民与岭南陶瓷的发展还有着密切的直接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给岭南带来北方陶瓷发展信息和技术
秦汉以后, 岭南陶瓷的釉色、造型、装饰和烧成技术等等, 紧紧跟在北方陶瓷的后面, 北方时兴的釉色品种、器类款式、装饰题材与手法, 很快就传到岭南, 很多窑场的陶瓷产品, 程度不同的带有北方一些名窑名瓷的艺术与工艺特点。例如, 梅县发掘的三座唐宋窑, 显示出定窑和越窑的影响; 唐宋潮州窑的青瓷、白瓷明显有越窑和福建窑的特色; 大埔最早生产仿龙泉釉仿自浙江枢府窑。宋代是全国陶瓷发展的高峰, 岭南也如是, 其中广州西村窑产品, 汇集北方名窑名瓷, 特别显示出耀州窑和磁州窑的影响。宋代广东海康窑、广西容县窑、永福窑器物带有耀州窑、定窑特征。永福窑的瓷腰鼓施釉方法采用了唐代长沙窑的传统工艺。明清广东各窑场的仿龙泉瓷和青花瓷, 可以从分别从越窑和景德镇等江西窑找到源头。石湾窑以陶胎遍仿天下名釉, 可谓集名釉之大成。古时候没有报刊、邮电等信息传播手段, 只有靠人员往来和口耳相传。从北方向岭面传递陶瓷技术信息的, 除了商贸人员以外, 就是南下的移民了。岭南陶瓷发展较快的地方, 如广州、佛山、粤东、粤东北、惠阳、雷州、南雄等地, 恰恰是移民最多的地方, 这就充分证明了, 移民给岭南带来了北方陶瓷发展的信息和技术, 促进了岭南陶瓷的发展。
2. 给岭南带来了北方的陶瓷生产方式
陶瓷生产与一般手工业生产相比, 生产工序多, 投资较大, 更需要专业化分工, 追求规模效应。所以北方的陶瓷窑往往不是单独出现的, 而是成群成片地出现, 形成一个个大的窑区,在这个窑区里, 经营者彼此形成相互配合、协作的关系。钧窑、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等都是如此。又由于投资大, 需要的人手多, 个体经营往往有困难, 需要与别人合股、合作形成作坊, 需要雇佣工匠和一般劳动力。迁到岭南的移民, 把北方陶瓷生产的方式带到了岭南, 使岭南陶瓷朝着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一个个窑区规模都比较大, 例如, 宋代潮州笔架山瓷窑“沿江十里, 烟火相望”, 有“百窑村”之称; 宋代石湾奇石窑沿东平河绵延3公里; 明清时期石湾陶窑更多达107座。此外, 大埔、饶平、惠阳等处的瓷窑也是大范围地密集分布, 规模都很大。
石湾窑全盛时, 雇工五六万人, 分22个行会, “陶有窑, 窑有户, 户有工, 工有作, 作有家”, 形成了经营者之间、顾主与佣工之间的生产系统。岭南古代窑址出土陶瓷器产品, 大都在器底或器肩刻画有符号或者商号、姓名等字款, 有的在同一个窑址里还有多种字款的器物, 这些字款, 或者代表制瓷股东, 或者代表窑场, 或者代表制作的工匠, 总之反映出了分工合作关系、合股关系、雇佣关系等等陶瓷生产方式。从北方传来的陶瓷生产方式, 极大的促进了岭南陶瓷的发展。
3. 给岭南输送了发展陶瓷的生力军
历代南迁的北方人民中, 有不少手工业者, 其中包括陶瓷工匠。明代嘉靖之后, 瓷都景德镇灾荒、瘟疫、兵灾接连不断, 民不聊生, 兼之“官搭民烧”的制度, 强使民窑搭烧官器, 极大的加重了民间窑场的负担, 迫使大量窑工流散迁移。广东与江西相邻, 且社会局面又较安定, 故窑工们基本上往广东迁移。他们不仅带来陶瓷发展信息和技术, 带来陶瓷生产方式, 还直接成为岭南发展陶瓷的生力军, 或进入当地人窑场, 参与烧造, 或者径直自己开窑场。石湾窑仿烧名窑器始于元代。这是因为元军占领钧州时, 那里的窑工逃到还是太平的广东, 所以石湾的许多窑工是宋元官窑、钧窑器制造者的直接后裔。石湾故老传说, 元代时有钧窑的工匠在佛山设窑, 当时石湾村姓封者佣于该窑场, 后该窑它迁, 此姓封者于是在本村集资设窑, 烧造仿钧器。现在封姓子孙犹在石湾[ 5]。据考证, 南宋以后, 有十多个姓氏避乱迁居于石湾, 其中有的经营陶瓷业, 如石湾“霍氏, 原籍山西, 南宋时迁于南雄, 宋咸淳九年( 1273年) 再迁于佛山石湾”, “霍氏三世祖原山公烧缸瓦窑一座, 土名莘村岗, 窑名文灶”[ 6]。
饶平九村烧制青花瓷器的历史, 当地工人传说有400年, 是江西瓷工南下传技的。九村瓷器的特征均见于明嘉靖时期江西乐平窑场遗物, 饶平九村古窑址的时代, 北部内山较南部外山早, 这说明是由北向南发展的, 首先是北方移民发展起来的。九村窑址中二三期青花瓷器全是“沙足”。明代青花瓷的“沙足在江西乐平窑址中也有发现, “沙足”的起源可能在江西,广东地区的“沙足”只是这种技术的推广所及[ 7]。1982年广东考古人员在九村老窑坷窑调查时, 发现有一座清代末期窑工供奉其来自江西祖师的小庙[ 8], 证明饶平制瓷技术确实是来自江西的。
大埔窑的兴起也是与移民有密切关系的。宋末元初, 浙江、福建、江西的大批人民迁移到了大埔、梅县一带。潮州军民的抗元斗争失败之后, 潮州一带的难民顺着韩江逃到大埔避难。
我们知道, 浙、闽、赣三省和潮州的陶瓷业历来十分发达, 所以, 这些地方的南下移民中, 自然包括有很多陶瓷工匠。元末明初以及明末清初, 长江流域人民和闽赣“客人”再一次南迁大埔, 这就为大埔的陶瓷生产积蓄了雄厚的技术力量, 于是瓷业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成为粤东重要陶瓷生产基地。大埔最早生产的青釉瓷, 釉色与笔架山宋窑器基本相同; 仿龙泉釉瓷带有浙江枢府窑风味; 青花瓷带有江西窑青花的特点, 这都表明, 大埔的瓷业发展与移民输送陶瓷人才是分不开的。
香港新界大埔碗窑青花瓷场的创办与中兴, 更是明显与移民息息相关。大埔碗窑窑场前期是文、谢二姓经营管理的。据说, 文姓人是文天祥同辈兄弟文天瑞后人, 原籍江西吉水县,于元末明初时辗转迁徙至现在的新界大埔。江西是陶瓷业发达的地方, 吉安、吉水一带的制瓷技艺也相当精良, 文姓族人中不乏懂得烧制瓷器的工匠, 所以明代此窑的产品的工艺水平和装饰艺术, 带有江西青花瓷器的风格, 质素也较高。碗窑位于海边, 清初受朝廷迁界令的影响, 文谢二姓村民被迫撤离窑场。迁界令解除后, 文姓人纷纷返回, 同时大批“客家”人也移居而来, 原居长乐县( 今五华县) 的马彩渊连同族人向文姓购买瓷窑恢复生产, 窑场很快中兴起来。由于窑工中多有粤东北“客人”, 所以清代碗窑的瓷器不仅受景德镇民间青花瓷的影响,还与闽南青花瓷和大埔、饶平青花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 例如都有相似的福字和天官, 都有团鹤和过墙龙纹样等等[ 9]。
《舆地纪胜》记载: “( 南恩州) 民庶侨民杂处, 多闽瓯人之”。闽瓯是陶瓷制造业最发达的地方, 其中自然少不了原先从事陶瓷制作的。在移入客户较多的广州、潮州、惠州、雷州等地,都有大型瓷场, 这不是偶然的。杨少祥先生在《广东瓷器与国内外瓷窑的关系》一文中说: “正是这些历代流入广东的客民和工匠, 带来了各地制瓷技术, 使广东窑场表现了外地相似的瓷器”, “位处当时客家人聚居地梅县市水车窑、瑶上窑, 潮州市北郊窑上埠窑、南郊竹园墩窑、海康、遂溪县宋元窑, 明代仿龙泉釉的大埔县余鲤村窑、惠东县的马山窑、兴宁县滑圹坳窑,和大埔、饶平县青花瓷窑, 出现仿外省瓷器, 都应与此有密切关系”[ 10]。
广西北部和东部陶瓷窑场出现和兴旺, 也与移民有关系。这一带北宋年间窑场剧增, 现在发现的有40多处, 但从分布上看, 大体分两大类, 桂东的藤县、容县、北流、桂平等地烧青白瓷( 影青瓷) , 桂东北的桂林、永福、兴安等地烧青瓷, 这“说明两个地区的工匠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他们烧造的产品也不相同”, 青白瓷“很可能是从江西景德镇迁徙来的窑工所烧造”,青瓷“大部分应当是湖南方面迁徙的窑工所烧造”。例如, “永福窑田岭宋代窑址内的发现的瓷腰鼓残片上写有‘蒋子弟’、‘供庙用’的字款, 这里的‘蒋子弟’可能就是湖南衡阳蒋家瓷窑址内的蒋姓窑工的后裔”, 蒋家瓷窑是长沙铜官窑晚唐衰落后, 部分工匠南移后兴起的。北宋后“或因为衡阳一带地区的瓷窑土枯竭, 或因为烧造的产品成本过高, 销路不广, 或因为当地瓷窑工匠过多, 不利于大批量的发展生产, 因此湖南衡阳一带的部分工匠又继续南下至广西开辟新的窑场[ 11]。广西全州永岁乡发现蒋安岭北宋青瓷窑址, 桂东北一带的蒋姓人都说祖先是从湖南迁来的, 也证明广西一些窑场是湖南移民兴办的。
强调指出移民对岭南陶瓷发展的重要作用, 并不等于说, 岭南陶瓷全是北方移民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 早在新石器时代, 粤西桂东、粤北、粤东和珠江三角洲的岭南先民, 就有着发达的制陶术, 先秦时代富有百越文化特征的几何印纹陶, 其成就堪与比中原陶器比美。岭南陶瓷的发展是本地区固有的制陶制瓷传统, 与来自北方的陶瓷技术相互融合的结果, 这种结合, 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开始, 粤东的“浮滨类型”陶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为这个文化类型的陶器, 是一部分来自中原的移民与属于百越系统的粤东人、闽南地区越族先民相互融合的产物。秦汉之后, 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增多, 北方陶瓷技术及其生产方式的影响力加深、加大, 从而加大岭南陶瓷发展的速度。岭南陶瓷发展的进程, 体现出中华文化发展的轨迹。
三
北方移民来到岭南后, 之所以能够极大地推进陶瓷生产的发展, 是因为岭南有着发展陶瓷的优越外部条件。
1. 原材料丰富
烧制陶瓷首先有陶泥、瓷土、釉料与松木、杂木燃料。古时交通工具落后, 烧制陶瓷的这些原料不能靠运输, 只能就近取材, 而这些原材料在岭南是非常丰富的。关于九村窑场起源的一个传说, 形象生动地表明, 丰富的原材料为移民来岭南后发展陶瓷提供了可能性。邓开颂、余伟思主编的《客家人在饶平》( 广东饶平客属海外联谊会1994年编印) 中有这样一个传说故事。传说一个江西老表从闽返赣途径九村迷了路, 在莽莽苍苍的山林里转悠了三天三夜, 精疲力竭, 倒地入梦。梦中他看到周围全是一座座白花花的银山, 山上的银子一块一块地流进他的口袋。醒来赶紧去模口袋, 原来是南柯一梦。这时, 他眼前一亮, 发现一只兔子在蹦跳。人们常说银鬼会变成各种白色动物逗引人, 现在白兔出现, 这不是赐福给他吗? 于是连忙去追白兔, 可是白兔突然遁没, 老表在白兔遁没的地方拼命扒土, 扒起来的却是一堆洁白细腻的瓷土。老表手捧瓷土恍然大悟地笑了, 在做瓷的人看来, 如此好的瓷土, 满山遍野的山林, 不就是银子么?第二年春天, 这位江西老表带着族人长途跋涉迁到九村, 在此建造了第一座窑。
传说是“口耳相传”的史料, 虽然还不足以作为历史证据, 但它有史实的渊源, 有时甚至比加工过的正史史料更为质朴可信。事实上, 岭南地区大凡移民发展陶瓷的地方都有丰富的原材料:饶平九村蕴藏有丰富的优质瓷土, 燃料也十分充足; 潮州笔架山及附近的飞燕山、大旗山蕴藏有丰富的瓷土和燃料资源, 其中飞燕山质量比景德镇还好。
大埔瓷土蕴藏极为丰富, 《潮州志》载: “大埔瓷土产高陂, 环河东数十里之山皆是, 最佳者山坪、雷公坪”。其实大埔瓷土的产地远远超出上述记载, 除高陂区外, 桃源、光德、湖寮、三河坝、安乐等地都蕴藏有瓷土。大埔为山区, 有茂密的树林草木。
梅县炳村田心出产青花釉料, 此外各地还广有制釉用的谷壳灰、石灰和各种矿石粉等原料。
石湾东南北三方面的山岗和东平河磨苟岗等多个低矮山岗, 蕴藏丰富的陶泥和制陶所需要的岗沙, 石湾附近的澜石也有陶泥和岗沙, 离石湾不远的南海、番禺、东莞蕴藏有丰富的瓷土。
惠州北宋古窑址四周地底蕴藏有丰富灰白色瓷土和石英沙粒, 现在窑址附近的几个湖泊, 传说是古代窑工挖瓷土挖成的。现在地层下还蕴藏有大量瓷土。
香港大埔碗窑乡蕴藏的瓷土矿有两种, 一是高岭土, 一是高岭岩。一般的瓷土矿还要加入长石和石英粉才能制瓷, 而碗窑所产的高岭岩已含有这些成分, 与高岭土混合舂成粉末并经淘洗提炼后, 即成优质的制瓷原料[ 12]。
2. 水力充足, 交通便利
古时候粉碎瓷土一般都是用水碓, 因此开设瓷窑需要水力条件, 而且淘洗、提炼瓷土也需要水。陶瓷是容易破碎的物品, 因此设窑的地方还必须交通便利, 以便烧成后运销各地,特别是要通畅的水路。移民在岭南发展陶瓷的地方, 都具备水力充足、水路便利的条件:
潮州是粤东大邑和交通要冲, 地处韩江下游, 笔架山窑区和后来的枫溪窑区就在韩江边上, 水力充足, 水陆交通方便, 特别是水运向南可直通南海, 沿途又有众多的支流纵横交错,有一个以韩江水系为主的庞大水运网沟通各地的往来。
大埔和饶平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 地处韩江上游, 多溪涧, 有丰富的水力资源, 水陆交通方便, 顺韩江而下, 可直达潮汕各地。《潮州志》载此地向来有专营过载转运之业者, 他们从闽、汀、杭等地“挑运来邑, 设行栈以收集囤积, 复转付水路以达潮汕”。本地有专营土产贩运的, “营此业者, 以高陂之碗行为最大”。
石湾位于东平河边, 水力充足, 临近广州, 位于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的中心, 往东船只通广州、番禺、东莞、惠州; 往西船只可达肇庆、封开以及梧州、南宁各地, 北面可通清运与粤北的韶关等地, 南面可直下江门、珠海和海南岛, 交通极为便利。
惠州是东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位于江河三角地带, 水力充足, 有水道与东江及其支流相通, 大小船只往上游可达河源、紫金、龙川、惠东等地, 往下可达博罗、石龙、东莞、广州等地,陆路交通更是四通八达。
香港大埔碗窑乡有丰富的水源, 几条溪涧从山上流下汇成碗窑河, 附近就是海湾, 水路连同珠江三角洲, 乃至东南亚。
至于岭南最重要的陶瓷产地之一的广州, 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交通就更不用赘述了。古代岭南凡是烧制陶瓷的地方, 其交通条件都较好。例如, 宋代瓷业兴旺的广西的桂平、藤县、容县、永福等, 均濒临西江、漓江水系或与西江、漓江沟通的河流两岸; 平远县古代陶瓷产地仁居虽属偏远, 但地接闽赣两省, 有水路连通到韩江; 宋元以来瓷业兴旺的海康、廉江和遂溪, 都有河流经过, 一些支流也能通航, 并且离出海口不远, 靠近南海和北部湾以及海南岛。
3. 商贸发达
陶瓷业属商品经济, 它的发展有赖于商业和贸易。而岭南的商业和贸易自南越国时代起就一直是比较发达的。到了移民大量南下的宋代以后, 岭南商业日益发达, 广州“舟行陆走,咸至舟而辐揍焉”( 《永乐大典•广州府》) ; 潮州“舶通瓯吴及诸番国……以故殷甲邻郡”( 《永乐大典•潮州府》) ; 英州“舟楫所通……富家乐商贩”; 连州“人物富庶……商贾阜通”( 《舆地纪胜》) , 商业活动还播及乡村城镇, 墟市非常活跃。明清之后, 岭南的商贸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粤北的南雄商路“商贾如云, 货物如雨”( 雍正《广东通志》卷四十) ; 粤东北大埔商路“商贾赴京入闽及江浙……络绎不绝”( 嘉靖《大埔县志》卷三) ; 佛山“往来驿站, 骈踵摩兼, 廛肆居民, 楹逾十万”(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 成为当时全国四大镇之一。各地农村墟市更得到广泛发展, 城乡形成密集的商贸网络, 至于岭南优越的外贸地位, 悠久的外贸传统以及陶瓷的大量外销, 这里就不用说了。岭南发达的商贸活动, 既给了移民发展陶瓷商品生产提供了市场, 同时又进一步培育了他们的商品意识, 商品意识又促使他们不断创新发展, 不断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除上述几方面的外部条件, 还有几个重要的内部原因, 这就是移民的人口素质较好, 其中不乏富有商业头脑和开拓精神的人, 并且拥有开设窑场的资金、技术等。历代南下岭南的汉人中, 除了一般被迫逃难的平民百姓之外, 还有不少随流亡政权南下留下来王公贵胄及他们的家属, 更有不少主动避祸南迁的贵族地主、名门世家, 广东历史上就有“衣冠望族向南而迁, 占籍各郡”( 道光《广东通志》卷九十二) 的记载。这一部分移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 至于历代贬谪到岭南的“罪官”、文人则更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他们都喜欢使用和广泛见识过各种名瓷制品,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 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出路之后, 就有了创业的冲动, 在岭南开拓自己的事业, 延揽移民和当地的陶瓷艺匠, 开办窑场烧制陶瓷, 至于那些由于战乱失去工作的窑工艺匠, 到岭南生活安定下来之后, 更是重操旧业, 集资开窑, 香港大埔碗窑的兴起和中兴,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文中所叙过的太原霍氏在石湾创设名曰“文灶”的陶窑仿烧钧瓷的事实, 和奇石窑遗址中有“太原囗”等的店号, 也说明以上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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